刘永济的《唐人绝句精华》编选于1959至1963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此后多次重印。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繁体字本。在卷首的《缘起及取舍标准》中,刘永济强调,这部《唐人绝句精华》的宗旨是要纠正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的偏颇:“我自一九五九年夏患风湿性关节炎后,不良于行,承大学党委关注,暂不开课。但我自考虑,虽一时行动艰难,然坐着做研究工作是无妨的,因念王士祯的《唐人万首绝句选》一书流行虽久,今日读之,尚有当改选之处,久思新选一书而无暇,何不趁此时为之。考王氏素以神韵之说为诗家倡。其说出于司空图、严羽两家,曾编《唐贤三昧集》以张其说。虽人多宗仰,目为大家,而过求空灵,过于矜饰,以吞吐为风致,其流弊所至,遂有‘肤廓’与‘缥缈无著’之讥。”有意味的是,刘永济一方面对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的不足明确地予以提示,另一方面又从多个角度阐述了王士祯神韵说的历史缘由,其阐述既有助于读者全面认识王士祯神韵说,又有助于读者体会刘永济本人评判历史文化遗产的辩证态度和《唐人绝句精华》的特点所在。
一、刘永济论王士祯神韵说的历史缘由
刘永济论王士祯神韵说的历史缘由,着眼于诗学自身的发展脉络和诗学背后的社会人生两个方面,用时髦的话说,前者属于内部研究,后者属于外部研究。就诗学自身的发展脉络而言,刘永济认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宋荦《漫堂说诗》的论述,指出王士祯的宗旨是以神韵救清初宋诗派之弊,因前贤对此讨论已多,刘永济不再展开;就诗学背后的社会人生而言,刘永济颇多心得,故卷首的《缘起及取舍标准》用了较多篇幅加以说明。
关于王士祯神韵说背后的社会人生原因,刘永济尤为关注王士祯家族在明清鼎革之际的特殊经历以及清初文网所造成的王士祯的强烈畏祸心理。“考王氏生于明崇祯七年,明亡时方十一岁,照理未必有故国之思。但当明亡之时,其伯父曾壮烈殉国。而新城被清军攻陷后,其家中人多有受害者。王氏母亲亦险遭不测。王氏对此,必然印象甚深,感动甚大,故其二十四岁所作《秋柳》诗,即含凭吊亡明之意。
《秋柳》诗中寓意甚深,尤显著而易犯忌讳者,莫如诗前的《序》。《秋柳》诗原《序》有‘仆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杨柳,同小雅之仆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远者’等句。湘皋远者,用屈原《九歌·湘夫人》篇‘将以遗兮远者’,暗中乃指明末逃亡的政府。”以王士祯的特殊人生经历,强烈的故国之思不可能不存于胸中,何以他后来反倒要把这些内容从他的诗里驱逐出去呢?不但他本人不再写这种直指社会情状的诗,而且大力倡导神韵说,号召其他诗人同样远离社会人生呢?刘永济指出,这是因为王士祯怀有强烈的畏祸心理。“盖当清初,汉民族常思反抗,因之清廷对于其时知识分子猜忌百端,文网至密。文人著述,即其所最注意之处,故每易触其忌讳,甚至杀身灭族。试考清初诸大文字之狱,不难知其镇压手段之残酷。其中如康熙初年庄廷鑨之狱,为王氏所亲闻见,自不能不有戒惧之心。”“其刻《感旧集》时,竟将此《序》(指《秋柳》诗前的《序》)删去,一种惧祸之心理,至为明显。即其平生所作诗歌,凡有关当时政治良否、社会情状,绝少反映”,“若其自编诗集,其中大部分系游览山川古迹之作,此等诗篇除运用典故,描绘景色,谐协声律,敷设藻采,别无可观,而尤可怪者,其自编诗集,特以歌颂统治者的《对酒》篇居首,命意何在,固极明显。”
刘永济的上述说明,其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王士祯倡导神韵说的社会原因,还引导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王士祯以神韵说主盟诗坛,神韵说得以风行全国,与这种社会原因之间有何关联?盖王士祯的诗坛地位即建立在他身为神韵派盟主的基础上,何以朝廷和士大夫阶层都予以认可?
答案必须从那个时代的文人心态中去寻找。幻灭感是弥漫在康熙年间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时代情绪。尽管这一时期的整体政治、经济状况是比较好的,但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却是一片精神的废墟:他们以为至少还可以延续一百年的大明王朝此时突然瓦解,他们视为神圣的“夷夏大防”之观念也受到现实的质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盛衰无常,而是一种文明、一种价值体系的盛衰无常。一个有过伟大历史的民族转眼间就被另一个民族的马蹄所征服,还有比这更能触发幻灭感的事吗?这种幻灭感在当时所有的文体中几乎都有表现。在词中,有陈维崧的《点绛唇·夜宿临洺驿》,更有朱彝尊的《卖花声·雨花台》: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阑。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在戏曲中,有《长生殿》第三十八出《弹词》,更有《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且看《余韵》那段归结全剧的唱词:(丑扮渔翁)[离亭宴带歇指煞]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难丢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在长篇小说中,甚至当毛宗岗修订《三国演义》这部直接描写政治、军事斗争的历史演义时,也引了杨慎的一首词冠于卷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作品所体现的正是一种饱经沧桑后的幻灭感。有必要指出的是,朱彝尊、孔尚任并非隐士,其作品却以强烈的出世倾向为主色调,试图与现实拉开距离。作家身份与作品情调的这种时代性错位是普遍的,并非个别情形。
与上述错位相对应的另一种错位现象是,这一时期的隐士却以抒发故国之情或复国之情为主,具有强烈的入世倾向。这看似反常的现象其实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隐士多是遗民。
他们因为义不帝清而遁入山林,其作品中洋溢着持续不已的民族感情。林古度、杜濬、余怀、万寿祺、阎尔梅、钱秉镫、魏耕、朱一是、方以智等,都属于这类遗民诗人。他们以诗表达其“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的反清斗志和“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的情怀,敢怒敢嗔,敢爱敢恨,其品格迥异于传统的山林文人,也不同于清初的台阁文人。
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如何淡化遗民作家的嗔怒之气,如何疏导朱彝尊、孔尚任这类体制内作家内心深处的幻灭感,其实已成为康熙朝在文化领域的当务之急,当然也是一个诗坛盟主不能回避的职守。王士祯所倡导的神韵诗风正好大体上兼具了这两方面的功能。关于神韵说的特征与功能,严迪昌颇有眼光地指出:“王士祯的‘神韵’诗观从立身处世于社会(包括诗的社会领域)的角度言,他意在拉开与现实生活,主要是政治生活的时空间距,力图淡化意识性以至趋入无意识状态,强化‘语中无语,名为活句’,架构‘远人无目’的朦胧之境。”“他的神韵诗风的创导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皇权政治的选择,软性地整肃着清初原本郁勃横放诗坛格局,导引出某种与‘盛世’相副的诗歌风尚。”“王士祯创‘神韵’诗说,自觉不自觉地在客观上起着拉开与现实的距离,淡化‘国是’,从而导引着清诗在一个历史阶段的走向。”“神韵说淡化‘国是’,在那个特定历史时空,主要指对‘夏夷大防’的故国之思以及潜在的反清情绪、逆向心态。
作为一种风气的开创,原是潜移默化的表现,它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谋求剧变。这种风气的创导和启引,须有赖于权势地位的影响力和科举取士的杠杆力,还必须充分运用和投合文人文化的心态积淀因素,包括雅逸的风度、歌酒的酬应、清狂的冶游等生活形态的唤回、回归。更重要的是在诗艺本体方面,必须选取一个既从理论上贯承正宗传统诗教,又得在实践中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契合点。毫无疑问,‘神韵’说以及‘清远’审美趋向,在当时是最能胜任这样的承担力的。”王士祯以其神韵说确立在诗坛的盟主地位,不是偶然的。
二、《唐人绝句精华》与《唐人万首绝句选》的风貌之异
《缘起及取舍标准》在论述了王士祯神韵说的历史缘由之后,提到刘永济本人之所以在《唐人万首绝句选》之后还要编选《唐人绝句精华》,是因为《唐人万首绝句选》的选诗宗旨存在偏颇:“王氏《万首绝句选》一书,虽多脍炙人口之作,然而反映当时政治以及劳动人民生活、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剥削诸诗,几乎没有(按王选虽也有些《宫怨》、《塞上》等曲,都是合于他的艺术观点而入录的)。此固由王氏本人的阶级立场所决定,而王氏心中畏惧以文字取祸,亦占重要地位。我所谓今日读之,尚觉有待改选之处,即在于此。”从这一宗旨出发,刘永济在确定取舍标准时,各列了十条,在十条取的标准中,有五条突出了诗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依次是:“凡通过作者的思想感情反映当时政治、社会情况而加以批判者,如杜甫的《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吕温的《旱甚观权门移芍药》,李敬方的《汴河直进船》之类。”“凡描写劳动人民生活或代其呼吁者,如陆龟蒙、曹邺的《筑城》,张碧的《农父》,来鹄、杜荀鹤的《蚕妇》,李绅的《古风》,聂夷中的《田家》之类。”“凡吊古、怀古之作可为当时统治者鉴戒者,如刘禹锡的《石头城》、《台城》,罗邺的《汴河》,鲍溶的《隋宫》,李商隐的《北齐》、《齐宫》,陆龟蒙、皮日休的《馆娃宫》之类。”“凡咏物之作而有所寄托者,如李益的《隋宫燕》,李商隐的《屏风》,罗隐的《金钱花》,韩偓的《观斗鸡》之类。”“凡代征人、征人妇、宫人,或为封建制度所压迫的妇女抒写怨思者,如李白的《玉阶怨》,白居易的《闺怨》,王昌龄的《长信秋词》,张籍的《邻妇哭征夫》,卢纶的《逢病军人》,陈陶的《陇西行》,以及诸家《塞上曲》、《塞下曲》、《王昭君》之类。”这五类作品,尤其是前四类,在王士祯的《唐人万首绝句选》中,是被有意忽略了的。刘永济的《唐人绝句精华》明确地强化了这些内容,其风貌因而与王选迥异。而刘永济的“释”,也注意阐发这些诗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例如杜荀鹤《再经胡城县》的“释”:“三四句所以斥责之意严矣,非止于讽刺也。如此县官,实为民贼。盖唐末兵祸频繁,因而剥削加剧,县令乃直接人民之官,剥削人民即由其经手,剥削愈甚,则愈得上级之欢心,于是有朱紱之赐。”
《唐人绝句精华》与《唐人万首绝句选》的风貌之异不仅表现在所选诗的内容上,也表现在所选诗的美感特征上。
说到《唐人绝句精华》与《唐人万首绝句选》的美感特征之异,有必要厘清两个事实:(1)刘永济如何看待神韵这样一种诗学理念?(2)刘永济如何看待绝句这样一种诗体?
1926年,刘永济曾在《学衡》第56期发表过一组诗话,其中一则论及神韵:“渔洋论诗重神韵,自是高论,然不可过视为秘奥。直不外道所欲道,言所能言,而有所不道不言者存而已!不言者能于所言者中想象得之,悠然而神适,翛然而意畅。如作字然,振笔而下,笔之落纸者皆中锋一气转折,及其行分白布,波就点成,其或为钟、王,或为颜、柳,或为刚健,或为婀娜,自在其中,而不可执行白波点以求之,斯得之矣。”晚年作《默识录》,卷二有《王士祯亦知专主神韵之失而未能改》一条:“王氏《蚕尾续文》曰:‘自昔称诗者尚雄浑者则鲜风调,擅神韵者则乏豪健。’按渔洋此语,似其晚岁亦感专重神韵之失,而其作风终未能改,何邪?”在《缘起及取舍标准》中,刘永济引了施闰章、沈德潜、蒋士铨、宋荦、袁枚、纪昀诸人关于神韵说的议论,其中沈德潜、宋荦的见解或即刘永济所本。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序》曰:“新城王阮亭尚书选《唐贤三昧集》,取司空表圣‘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沧浪‘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意,盖味在咸酸外也,而于杜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宋荦《漫堂说诗》曰:“近日王阮亭《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原本司空表圣、严沧浪绪论,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妙在酸咸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习,良于风雅有裨。至于杜之海涵地负,韩之鳌掷鲸呿,尚有所未逮。”毫无疑问,刘永济对神韵说的看法与沈德潜、宋荦相近,认为神韵就是一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这种境界与雄健豪迈的风格往往不能兼容。
绝句是古典诗的体裁之一。关于绝句的产生和来源,历来存在多种不同看法,或者认为是由律诗截取四句而成,或者认为与律诗一样,是由古体诗演变而来。现在一般认为后一种看法比较接近事实。从体制上来说,绝句的格律规则与律诗基本相同,如每联平仄相对,两联平仄相黏,押平声韵等。但在两个方面较律诗灵活:绝句可以不讲究对仗;绝句容许同一个字在一首诗中重复出现。这种遵守格律规则的绝句,即通常意义上的绝句。这种绝句,在与“古绝”相对而言时,称为“律绝”。所谓“古绝”,又称“古绝句”,是古体诗的一种。每首四句,讲究押韵,平仄比较自由。南北朝常见此体,《玉台新咏》中即载有《古绝句》。需要注意的是,唐以后有些用乐府旧题写的绝句,如李白的《玉阶怨》《横江词》《越女词》《秋浦歌》《静夜思》《襄阳曲》等,遵守律绝的音律规则,是律绝,而不是古绝。《唐人绝句精华》所说的绝句,指的是律绝。与其他诗体相比,律绝在艺术上的特点是什么呢?
刘永济《缘起及取舍标准》就此作过讨论:“绝句之体裁虽小,诗家皆认为难工。盖必作者的艺术手段甚高,概括力甚强,方能于区区四句之中,将客观的事物反映在作者思想感情上最切要、最精彩的部分,或作者主观中对于其所接触的客观事物有着最足以感动人的处所,概括出之,又或即使是小小景物或生活细节,皆人人意中所有而未尝形之笔墨者,能写来明白如话,光景犹新,读者由其所已写者可以推见其未写者,由其部分可以推见其全体,即能于吟咏之余,觉其情溢词外,状呈墨中,犁然有当于心,自能意味深长。刘禹锡所谓‘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梅圣俞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尤于绝句为至要之论。王氏论诗,谓‘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亦于绝句为尤宜。”这里,刘永济在神韵与绝句之间确立了一种关系,即:对于律诗和古风来说,神韵未必是最好的境界;但就绝句来说,讲求神韵确实是最为得体的。故《唐人绝句精华》在解读具体作品时,其用心所在,多是努力揭示其神韵所在。例如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刘永济“释”云:“此诗写别情在三四句。故人之舟既远,则帆影亦在碧空中消失,此时送别之人所见者‘长江天际流’而已。行者已远而送者犹伫立,正以见其依恋之切,非交深之友,不能有此深情也。善写情者不贵质言,但将别时景象有感于心者写出,即可使诵其诗者,发生同感也。”
刘永济关于张继《枫桥夜泊》的解读尤其意味深长。原诗如下: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枫桥在江苏省苏州市阊门外十里枫桥镇。桥南面不远即六朝古刹寒山寺。第一句是整首诗展开的时空背景。月落、乌啼、霜满天,三个并列的意象,渲染出迷蒙的夜景,使读者不知不觉沉浸在一片清寒逼人的无边夜气之中。紧接着,江中的点点渔火浮现出来,画面顿时显得活动起来。然后由景入情,淡抹出主人公置身于这种氛围中的情怀。后两句是全诗的重心,集中描写“夜半钟声”,透过听觉形象表达作者此时的感受,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激赏不已。张继此诗一出,枫桥和寒山寺亦随之不朽,此后“南北客经由,未有不憩此桥而题咏者”。
但“夜半钟声”的细节真实问题却曾引起反复不已的争论。或以为实有“夜半钟声”,或以为“夜半不是打钟时”,都以是否合乎日常生活的事实作为论诗依据。而刘永济读《枫桥夜泊》,却不关心是否实有“夜半钟声”,只就诗的机杼着眼:此诗所写枫桥泊舟一夜之景,诗中除所见所闻外,只一愁字透露心情。半夜钟声,非有旅愁者未必便能听到。后人纷纷辨半夜有无钟声,殊觉可笑。
确实,张继诗的核心是透过夜半不眠来表现作者的旅愁,故是否实有夜半钟声是无关宏旨的。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曾说:杜甫诗曰:“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张继诗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均从对面落笔,以半夜得闻,写出未睡,非咏巴童舟、寒山寺钟也。
比照刘永济和纪昀的说法,可见他们的思路大体相同,但刘永济说得更为明白,更为显豁,算得上后出转精。而这一例子足以说明,刘永济对神韵说所推崇的那种美感特征,体会甚深,确能说出个中精髓。在这方面刘永济与王士祯是一致的。
刘永济与王士祯的差异在于,他不仅深知神韵说的精髓,对神韵说的不足也同样有深入的体察。就《唐人绝句精华》而言,他一方面选录了大量具有神韵之美的绝句,并以其解读精彩地揭示了这种神韵之美,另一方面他对那些与神韵的美感特征不一致甚至很不一致的作品,也同样选了不少,并以其解读精彩地揭示了其异于神韵诗风的美。例如杜甫的绝句。《唐人绝句精华》选杜甫绝句共43首,倒是王维只选了15首,王昌龄只选了12首,李白只选了21首。这个比例是相当引人注目的,盖王维、王昌龄、李白一向被视为唐人绝句的代表诗人,而杜甫的绝句则被视为另类。明代的杨慎曾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拘则未成之律诗,而非绝体;汩则儒生之书袋,而乏性情。故观其全集,自“锦城丝管”之外,咸无讥焉。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在杨慎看来,律诗与绝句是两种不同的诗体,律诗以沉郁顿挫见长,适当运用对偶和典故是必须的,绝句以风神摇曳见长,拘于典故和对偶,刻意雕琢,语意分明,反而成了短处。杨慎的这一看法,响应者甚众,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刘永济的看法有所不同。在杜甫《戏为六绝句》的“释”中,刘永济指出:“元稹作杜甫墓志铭,称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似矣,但未能说明杜‘尽得古今之体势,兼人人之所独专’之后果在能融化以自成一家,为后世开出无限法门,为诗歌发展上付出大量努力。其诗之可贵与其不同于并世之李白者亦在此。盖李崇古而杜开今也。此章虽在勉人虚心以取益,实自道其诗学成就,与其对于文学发展之正确看法。即就绝句而论,绝句一体在杜手中,凡抒情、写景、记事,以及议论,皆能运用自如,其风格体态亦变化甚多。惟其如此,后世论绝句者,每以为杜之绝句乃变体,王世贞且以为不足多法。彼辈正坐不识杜甫具有变古开今之才,而囿于李白、王昌龄两家之作风,非定论也。”
刘永济对杜甫绝句的推崇,核心在于杜甫变古开今的才力,而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抒情、写景、叙事、议论,皆能做到运用自如;风格体态变化多样。从刘永济所选的43首来看,属于抒情的,如《江南逢李龟年》《赠花卿》;属于写景的,如《绝句》(十二首录五:“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等等);属于记事的,如《江畔独步寻花》(七首录四);属于议论的,如《戏为六绝句》。这些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是丰富多样的。《江南逢李龟年》《赠花卿》与李白、王昌龄的绝句风味较为相近,《漫兴》《夔州歌》较多《竹枝词》的风味,“迟日江山丽”等绝句融情入景,诗中有画,与王维的辋川绝句有相近之处,区别在于一写花卉禽鱼,一写山川风月,而《戏为六绝句》则开后世以绝句论文的风气。凡此种种,刘永济都在评释中做了具体说明。
三、《唐人绝句精华》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
刘永济是20世纪上半叶有影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之一,与“学衡派”关系密切,曾是《学衡》的重要作者之一,对民族的复兴和民族文化的复兴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在学术研究上,他是屈赋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宋词研究的大家;其文学理论著作有《文学论》,其文学史著作有《十四朝文学要略》。刘永济的丰富阅历和学术积淀,折射在《唐人绝句精华》中,使得这部选本获得了一种超出寻常选本的价值,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所选作品,而且有助于读者认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许多层面。
例如关于游侠的见解。《唐人绝句精华》选了王维的《少年行》四首(“新丰美酒斗十千”云云),刘永济“释”云:游侠是古代社会中常见之人物,司马迁《史记》专为此辈作《游侠传》。历代诗人所写之《少年行》、《结客少年场》等诗,也是描绘此辈生活习尚。此辈人从其轻生死、重然诺、舍身赴义一面看,不失为义士,然亦有“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之类,如司马迁所讥者,则今世所谓土豪矣。王维此题共四首,大抵美游侠能立边功又悯其赏功不及,观第二首“孰知”二句与第四首末句,此意显然。
这一段文字包含了三层意思:游侠是中国古代社会常见的一种人物;游侠品类复杂,其中既有舍身赴义的义士,也有侵凌孤弱的土豪;王维的诗旨在赞美游侠能立边功的豪迈气象,兼“悯其赏功不及”。王维的《少年行》四首经常出现于各种唐诗选本和唐代文学史中,而阐幽发微如此细密的,并不多见。刘永济何以能够举重若轻,看似信手拈来,却又说得如此透辟?原因在于,刘永济对游侠深有研究。早在1942年7月,刘永济就在《思想与时代》第12期上发表了《论五代任侠之风》一文,次年又稍作修改,改题为《贵侠篇》,发表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7卷第2期。豪侠何以可贵?刘永济以为,豪侠精神在五个方面有补于社会:“一曰,难莫大于今日之国难,充游侠振厄济难之心,则人人争赴国难矣。二曰,害莫甚于人皆自私而国用不足,充游侠轻财崇俭之心,则人人输财以济国用矣。三曰,义莫上于死力以捍外患,充游侠好义轻死之心,则人人舍生以为国矣。四曰,信莫重于人皆开诚相与,充游侠重信用之心,则人人精诚团结以救国矣。五曰,气节莫要于不为汉奸、不作奴隶,充游侠尚气节之心,则人人知耻有勇以报国矣。”刘永济怀着一腔救世热忱来研究豪侠,对典籍所载豪侠的情形以及豪侠的品类作了仔细分疏,王维的《少年行》四首的“释”就是在《贵侠篇》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的。
《唐人绝句精华》选了王维的名作《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刘永济“释”云:此诗经乐工采以入乐,名《渭城曲》。乐工采诗入乐时,用裁截及重叠两种方法,使整齐字句成为长短句,以便歌唱。此诗则每句三叠,故又名《阳关三叠》。
刘永济的“释”包含三层内容: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一首入乐的绝句,故有《渭城曲》之名;唐代乐工采诗入乐,需要把整齐的诗句改为长短句,改的方法有重叠和裁截两种;《送元二使安西》在用裁截和重叠法时,每句三叠,故又有《阳关三叠》之名。寥寥数语,即足以见出其丰厚的学识。据刘永济1957年1月撰写的《宋代歌舞剧曲录要·总论》,刘永济幼时曾在家藏《三续百川学海》丛书中见到一本名为《阳关三叠》的书,其中所载叠法颇多,此后数十年虽无缘寓目,但对其中两种叠法一直记得颇为清楚。第一种叠法是:
渭城朝雨,渭城朝雨浥轻尘,浥轻尘。
客舍青青,客舍青青柳色新,柳色新。
劝君更尽,劝君更尽一杯酒,一杯酒。
西出阳关,西出阳关无故人,无故人。
第二种叠法是:
渭城,渭城朝雨,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客舍青青,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劝君更尽,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西出阳关,西出阳关无故人。
20世纪六60代初,刘永济查阅《中国丛书综录》,中有明田艺蘅《阳关三叠》一卷,收在《说郛续》第32卷。“其书除类集诗词中涉及阳关曲者外,以意定三叠法。有曰‘阳关连环三叠’者,以四句回环排列。
有曰‘阳关四叠’者,以第四句叠唱之。有曰‘阳关依依三叠’者,以依依传(依依柳氏字倚玉),依依唱之也。有曰‘阳关三叠琴操’者,未举例。有曰‘阳关贯珠三叠’者,既分一为四,复会四为一,如一串珠也。
有曰‘阳关飞花滚三叠’者。大抵皆田氏所为,其中惟所谓飞花滚三叠,与唐人唱法同,即我所记第一叠法。又其串珠三叠,似合古法。其法如下:‘渭城朝雨浥轻尘,朝雨浥轻尘,浥轻尘’,皆每句三叠,与上记二叠法相异。”刘永济以其长期研究为基础,故其评释具有丰富的学术含量。
刘永济的古代文学研究注重知人论世,并认为知人难于论世。其《默识录》卷二《知人难于论世》有云:“自孟子提出‘知人论世’,后来研读古文学之人,莫不重视。然知人难于论世,盖古今相去日远,古人之学术思想,古人所读何书,何种学术形成其指导思想,何种学术思想与其指导思想相交织,不易全部明了。此其一。古人之生活习惯与尔时风俗,亦与今时不同,时世远隔,易生误会。此其二。”在这两个层面中,“其一”易于了解,而“其二”常为人忽略,故刘永济特就后者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温庭筠《菩萨蛮》中的“小山重叠金明灭”,写的是卧榻枕屏上的金碧山水,以“小山重叠”明人去之远,以“金明灭”明别时之久;有人误以为“小山”是眉样,“金明灭”为日光,与原意相差甚远。一是李贺的诗句“沉香熏小象”,“小象”指象形的香炉,而清代的顾贞观误以“小象”为“小像”。这些看起来是知识性的问题,其实涉及到知人论世。
《唐人绝句精华》在知人论世的两个方面均卓有建树。例如《唐人绝句精华》选了白居易的组诗《禽虫》(八首录四),刘永济先就白居易这些诗的“所感”、“所悲”作了具体说明,然后展开对白居易人生轨迹的讨论:“考居易自元和十年上疏捕刺武元衡之贼为王涯诬以居易母看花堕井死,居易有《赏花》、《新井》诗,有伤名教,贬为江州司马以后,每求外任,不愿在朝,实以尔时党争激烈,民生日困,而自度无力挽救,乃萌急流勇退,明哲保身之念,不复如前此之直言敢谏矣。因之其诗之作风亦稍变,《新乐府》、《秦中吟》之风格不复有矣。昔孔颖达作《关雎诗序疏》,论诗人救世之情有‘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则箴规之意切;淫风大行,莫之能救,则匡谏之志微’之说。白居易贞元、元和间所作,则箴规之意尚切,大和以后之诗,则匡谏之志微矣。盖其前少年气盛,尚有兼善天下之志,其后阅历渐深,虑患渐切,但求独善其身之念遂生。”这样的解读,对于读者深入了解白居易大有裨益。其他如释李白《田园言怀》诗,论及李白附永王璘的心理背景,释杜甫《复愁》诗,论及诗人忧国悯乱的情怀,释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论及其作者之人格,都是力透纸背的笔墨。对知人论世的第二个层面,刘永济用力亦勤,尤能见出其学力之深厚、思致之精微。如释王之涣《凉州词》:“此诗各本皆作‘黄河远上’,惟计有功《唐诗纪事》作‘黄沙直上’。
按玉门关在敦煌,离黄河流域甚远,作河非也。且首句写关外之景,但见无际黄沙直与白云相连,已令人生荒远之感。再加第二句写其空旷辽阔,愈觉难堪。”释王昌龄《闺怨》诗之“闺中少妇不曾愁”:“此写少妇春愁也。‘不曾’一本作‘不知’。作‘不曾’与凝妆上楼,忽感春光,顿觉孤寂,因而引起懊悔之意,相贯而有力。”释李白《望天门山》诗之“碧水东流至此回”:“毛奇龄谓曾见宋本《万首唐人绝句》,李白此诗,‘至此’时刻误为‘至北’:‘此是望天门山诗,因梁山、博望夹峙江广,水流至此,作一回旋矣。时刻误“此”为“北”,既东又北,既北又回,已乖句调,兼失义理。’今从毛说,改‘北’为‘此’。”凡此种种,看起来只是异文的考订,其实事关知人论世。刘永济以其深厚学力与精微思致深化了对诗的理解,是唐诗研究的重要贡献。
刘永济以诗人之眼读诗,既致力于发掘字里行间的深厚内涵,又努力避免求之过深的弊端,不粗疏,也不拘泥,在两者之间保持了适度的平衡。例如关于杜牧《江南春》的“释”: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当时已为多,诗人侈其楼台殿阁焉。”杨慎《升庵诗话》:“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名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按杨慎之说,拘泥可笑。何文焕驳之是也。但谓为诗家善立题,则亦浅之夫视诗人矣。盖古诗人非如后世作者先立一题,然后就题成诗,多是诗成而后立题。此诗乃杜牧游江南时,感于景物之繁丽,追想南朝盛日,遂有此作。千里之词,亦概括言之耳,必欲以听得着、看得见求之,岂不可笑。
在解读杜牧的《江南春》时,刘永济分别引了张表臣、杨慎、何文焕的说法,并在三种说法中表明了自己的选择。刘永济的解读,其意不在自矜一己创获,而在提倡一种读诗的方法,以免重蹈拘泥迂腐、穿凿附会的覆辙。拘泥迂腐的情形多种多样,所针对的具体诗作也不同,刘永济随时加以提示,颇有助于提高读者的素养。如韦应物《滁州西涧》一诗的“释”:“此即景之作也。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元赵章泉、涧泉选唐绝句,其评注多迂腐穿凿。如韦苏州《滁州西涧》一首,“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以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以此论诗,岂复有风雅邪!’此论甚正,从《三百篇》以来,许多好诗被此等迂腐穿凿之说妄解者,不知凡几,岂特无复有风雅,且真风雅之罪人也。”对那些自矜学养、自矜深刻的迂腐穿凿之辈,刘永济屡加指斥,几乎到了疾言厉色的程度。这些人自己写不出好诗,还糟蹋别人的好诗,对之严加指斥并不为过。而对那些因学养不足误解诗意的读者,刘永济则循循善诱,语调舒缓,表现出君子悯人不逮的风范。例如,《唐人绝句精华》选了宋济的《塞上闻笛》:
胡儿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
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刘永济“释”云:“《梅花落》,本笛中曲也。诗人言吹笛则梅花落者甚多,李白《观吹笛》诗有‘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又《黄鹤楼闻笛》诗亦有‘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之句,盖习用已久,不以为非也。”寥寥数语,就将一个诗中的意象与《梅花落》曲的联系说清楚了。又如白居易《大林寺桃花》的“释”:“此诗亦以见诗人所感与常人不同者。苏轼《望江南》词有‘百舌无言桃李尽,柘林深处鹁鸪鸣,春色属芜菁’之句。辛弃疾《鹧鸪天》词亦有‘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之句,皆与白氏此诗用意相同,可以互参。”刘永济参照其他诗作寻绎诗意,在沟通诗人用心的同时,还增加了书卷气,扩展了读者的视野,兼有普及与提高的功效。其他如李白《清平调词》的“释”,杜牧《赤壁》的“释”,李商隐《乐游原》的“释”,韩偓《新上头》的“释”,都能举重若轻,直指诗心,细腻而不拘泥,简约而不失丰富。
《唐人绝句精华》的注释简明准确,重视出典,与其他唐诗选本相比,也是一个显著的优点。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举例。书中也偶有疏略之处,如将元稹《莺莺传》中的小说人物崔莺莺视为真实的唐人,选了她的两首绝句;韦应物《西塞山》的“释”误以西塞山位于西蜀等。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这部书的学术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