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的葬礼》(以下简称为《葬礼》)是霍达迄今为止最有力度的代表作品,也是我国第一部成功地表现回族人民悠久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具有民族史诗的品格和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与审美价值"?.《葬礼》曾因此而获得诸多殊荣,比如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长篇小说奖,建国四十周年北京市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小说被多次印刷,畅销不衰,也曾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畅销海外.尽管当今人们阅读热点跳跃多变,但是《葬礼》一直稳居在畅销书之列,这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
然而,再三细读并细致推敲,笔者却发现《葬礼》这部小说并非完美之作,它在人物构建、造词遣句、某些细节、宗教习俗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足与缺陷.虽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不管它是如何优秀与出色,都是难以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但是指出这部小说所存在的失误之处,无论对于其今后修订时在艺术上的逐步完善,还是对于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人物形象构建:转承仓促、配角处理粗糙
《葬礼》虽然成功地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碧、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一系列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但是如果从较高的美学境界来要求,其人物形象的建构和描写不无瑕疵.比如韩子奇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就远非完美.黑格尔在谈到希腊古典悲剧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悲剧的区别时曾这样说道,古典悲剧中矛盾冲突是在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性格之间展开,在近代的悲剧中,性格本身发生分裂,两种对立的意志在同一个性格之中进行斗争,矛盾冲突同时是在性格内部展开的[1].韩子奇就是这样一个对立冲突的悲剧性人物,他原是个出生在汉人家庭的孤儿,被穆斯林老人吐罗耶定收养后就一直跟随老人漂泊四方,他们游历了众多古寺,一直朝着自己心目中的圣地克尔白走去.直到他们来到了京都的"玉器梁"家,韩子奇被玉器深深吸引而决定留在梁家.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自己的理想毅然拜别抚养自己长大成人带着自己跨过千山万水的巴巴,这需要何等的决心与勇气.梁亦清的猝死,韩子奇为了重振"奇珍斋",再次毅然诀别师傅的遗孤,投奔仇敌蒲寿昌,这又需要何等的智慧与心计.他在重振家业赢得"玉王"称号的过程中,又显现出何等的智谋与手段.从小说的前七章中的玉魔、玉殇、玉缘、玉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韩子奇:能言善辩、顶天立地、有胆有识.而作为矛盾对立体的另一个韩子奇则为了保玉和女儿,在妻子的面前则是低声下气、惟命是从,这样一个懦夫形象却可以和一个近乎完美的早年奇珍斋主结合为一体,不能不令人惊叹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和悲剧力量的强大性.但是合上书本之后,我们又不得不问:除去战争阴影、"英伦之恋"破灭,在前七章中,作者是否少了对这样一个有着风云叱咤作风与愁肠百结柔情矛盾聚合人物个性揭露的铺垫?诚如韩子奇在伦敦与梁冰玉的那场怦然爆发的痴恋,韩新月与楚雁潮惺惺相惜突如其来的爱情等等.由于小说缺少了充足而必要的铺垫而显得有些仓促和突兀,从而也就不能达到所谓的出神入化的境界了.
在小说中塑造得比较成功的还有梁君碧这个"母亲"形象.梁君碧是一个极其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她对待生活、命运都是基于教规教律,同时小市民的习俗观念又根深蒂固.
她傲物自恃玩弄权术,又残酷自私冷漠异常,但仍存有一丝善良的本性.她是一个非理想化的人物,但是她的性格存在具有必然性,即其具有存在的扎实土壤和本真色彩.但也有学者认为,梁君碧这个形象过于黑暗,背离了穆斯林的生活现实,比如伊斯哈格#马彦虎在《葬礼为谁举行——评3穆斯林的葬礼4》中就认为:"虔诚看守斋拜的穆斯林妇女大都性格和蔼善良"[2],王延辉在《回归与认知:回族散杂居地区回族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本民族特性之关系》一文中也指出:"回族是一个心事太重的民族,她善良缄默,,"[3].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作者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并不十分具备普遍的存在意义和永恒的典型价值(这个问题在下文部分还有讨论).但如撇开这些,君碧这个形象的塑造仍是最能体现作者笔力的成熟与老练.
梁冰玉是小说中众多人物中一个最具现代叛逆色彩的人物形象,她虽同姐姐君碧一样从小生活在穆斯林家庭中,但她追求个性,追求婚姻自由,勇于去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在面对姐姐的冷酷和韩子奇的软弱时,她可以清醒地说出:"我是一个人,独立的人,,女人也有尊严,女人也有人格,,".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时代色彩和清醒头脑的知识女性,在她再次离家出走之前给女儿留下的那份信笺里,却用了英国诗人布莱克的那首短诗来怒骂韩子奇!"欺骗永远只能秘藏在心间,守法、守礼、道貌岸然,它除开利益,什么也看不见,永远为思想铸下铁监".根据上下文和当时冰玉与韩子奇彼此之间的了解和深情来分析,梁冰玉是绝对不会置疑到韩子奇对自己的爱是具有欺骗性质的.
另外,笔者对该作品人物形象的不满之处还在于,作者过于关注主要人物而忽视了对配角的安置,以至于总让人感觉作者在配角的处理上显得十分粗糙.小说中女主人公就读的北京大学西语系同班同学共有1》个,但是作者只提到跟新月同寝室的三个女生,而对班上的男生的描绘甚少,除了那个偶尔出现的唐俊生之外我们别无所知.这样一来,就让我们感觉书中出现的故事情节完全是几名女学生跟她们的异性班主任之间的"周旋".而作者对这几个女学生的描绘也是笔力欠逮布置不周.比如郑晓京,作者塑造的这个班长是个成长于军人之家的小政治家.但是即使她再怎么受家庭社会氛围的熏陶,作为一个与新月同龄又没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更没有长久的人生经历的低年级女大学生,也是不可能说出那么长串严谨刻板的政治化话语的.特别是文中郑晓京与楚雁潮之间的关于组织问题的讨论,以及郑对楚与韩爱情的质问指责,都让我们难以想象和接受,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学生怎么可能说得出那么教条化那么具有说教色彩的话语?尽管从组织上讲,郑是个党员,在思想政治上受因严重家庭历史问题而始终徘徊于党的门外的楚雁潮的"领导",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都是不容忽视的.再比如谢秋思,作者在第十二章中写了谢秋思对班主任的表白遭拒绝后,似乎遗忘了该角色的存在,对她的后来境遇也是只字不提.当然,谢秋思这个角色对于全文来说并不关键,但作者缺少对其遭拒绝之后的心理转换的交代,以及后来楚雁潮怀疑她出卖了自己以至于他和新月的译稿不能发表,但是那也只不过是个怀疑,作者并没有对此向大家作必要的解释和说明.这未免会让人觉得霍达创作的粗疏之处.
二、语言失误:遣词造句的生疏、细节安排的不慎
有学者在评论这部小说时指出,《葬礼》是一部"充满-回味.和-京味.色彩的作品"[4],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苟同.的确,《葬礼》是回族女作家创作的一个关于回族家庭》"余年兴衰成败故事的小说,其语言保留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这也就是所谓的"回味"了.但是值得一说的是除去欧洲的那十年,这部小说的人物、故事其余全都是发生在北京市内,而作者对其人物对话、社会环境的构建都非常的标准化规范化.除了少数的"告你说"、"迟累"等北京方言外已经看不出多少地域特色了,而这也是我对"京味"一说产生疑问的原因.
可能也正是因为作家刻意追求语言的标准化和丰富多彩的文学特质效果,才无意之间冲淡了地域色彩和作家自身的个性,造成了读者与作品之间的隔阂,使作品读起来没有通晓流畅的感觉.特别是由于某些缘故,作者对现代汉语一些词汇的掌握与驾驭并不是十分的熟练老道,致使文章失去总体的和谐美感.
在这一点上,笔者可以举以下几个例子.在小说第一章里,作者在讲述梁亦清的两个女儿时是这样说的:"这两个女儿都随着白氏的模样儿,一个比一个标致",这话本来没错,"标致"本来就是漂亮的同义词.可是该句话下面有交代:
"碧儿和玉儿相差八岁"、"碧儿,,刚刚十二三岁,就顶替了母亲大半",而这样一说明,我们便知道被作家称为"标致"的玉儿不过4、《岁.这么一个少不经事的小女孩,说其"可爱"是恰如其分的,但称之为"标致"则不免显得修饰太过了.另外,在第四章写新月和罗秀竹初探燕园时的情形时,作者不吝将罗秀竹比作"弄潮儿".我们都知道,"弄潮儿"在汉语习惯中多用来借代那些敢于同风险搏斗,或走在时代前列的人,而用在此处显然不妥.再则,去过北京大学或查过北大校园风景资料的人都知道,燕园里的末名湖虽不小,但是也没大到夸张的地方,而作者在该书中不惮用"烟波浩淼"、"水天一色"这样的成语来描绘它是不恰当的.再比如书中有这样几句话:"那些腰缠万贯的洋财东在她面前毕恭毕敬,如同臣民仰望公主.土财主们不懂英语,则听得目瞪口呆,心中纳闷儿:怎么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都集中在-博雅.宅了呢?"一个高雅非凡的览玉盛会,作者却用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种俗艳之词,显然与文风相背.在书中的第3》4页中:
"众人早就饿得发狂,馋涎欲滴,遂大吃特吃,风卷残云,好不快活!"尽管这些来参加韩天星和陈淑彦的婚礼的宾客并不是负面形象,但是作者还是将他们刻画得极为粗鄙与低下.
而类似的例子全文还有很多,笔者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在这部荣获第三届矛盾文学奖的作品中,这类的失误不下十处.比如"亲切"、"熠熠生辉"、"无私"等.当然,这些不当都可能是作者在力求整部作品的绚丽雅致时过于注重对丽辞亮语的堆砌而造成的.
说罢了选词,我们再来说说这部小说在细节处理上的缺陷.为了让大家有个更清楚的认识,我将作者在处理细节方面的不慎作了以下几个归纳.
首先是忽视了作品的可信度.在《葬礼》中,韩子奇不仅是北平的玉王,也是伦敦的玉王,作者为了证明韩子奇对玉的痴爱(当然并非是为了证明他的富有),在文中集中两处罗列了他所珍藏的二十多种玉:有五千年前的玉铲、四千年前的玉璜、汉代的玉卯,明代陆子冈的茶晶梅花花插等等.根据作者的交代:"没有一件晚于乾隆时期的,没有一件不是稀世珍宝".试想一下,如此价值连城的玉器,谁要能得到其中的一件,恐怕都富有无比了.而韩子奇只不过是一介普通玉商,他再怎么家资雄厚不可能将那么多的宝物尽归囊下!这样的失误还出现在对主人公年龄的编排上.就以冰玉为例,在作品第292页,韩子奇跟妻子讨论自己是否要出国时,提到自己初进梁家认梁亦清为师傅时冰玉才三岁,但是回头看看书中第一章的记载,联系上下文我们却不难推断出当时比姐姐小八岁的冰玉已经是四、五岁了,而这样的前后矛盾全文又是为数众多.
其次是忽视必要的交代.可以说"玉魔"的出现为文章增色不少,但是作者却并未将其完整地呈现给读者."玉魔"死后,作者曾两次提到他的怪叫声"我可扔了,我可扔了",但是作者在给读者带来悬念的同时却未为大家作很好地解答,而只是草草地以天星的出世作为怪叫消失的封笔.这就让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究竟这种怪叫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作者这样构思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这些也就不得而知了.
再则,在"玉归"这一章中,韩子奇携冰玉及幼女回国,由于他们不为家庭所容,无奈之下冰玉只得再度离家出走,新月也被迫留在被称为"大姨"的家中,然而作者在这里却又忽略了对君碧从"大姨"到"母亲"角色转换过程的交代.纵然,孩子年幼不大记事,这一点可以被大家接受,但忽略对其街坊邻居对此的反应和看法的交代却是不该.
再次是常识性问题.霍达在《葬礼》的后记中说:"文学,来不得虚伪、欺诈和装腔作势,也容不得污秽、肮脏和居心不良,,谁也不能改变历史、伪造历史."作者是这样跟我们说的,我们也是这样感受着的.可能是由于作者的粗心,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部小说的史实描述有一处有失公允,甚至从一定的角度上说还相应地改变了历史.在文中的31》页:
"当年七月七日晚上,,守城卫兵发现了登城日军,立即开枪,清脆的枪声震破了北平沉睡的夜空,一场为期八年的血与火的搏斗,开始了!"我们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打响中日战争第一枪的并不是中国士兵,而是日军.另外,也有论者指出,霍达在该宏篇大着中还犯了一个错误,"作者认为伊斯兰历二百九十五年是西历(公元)九十六年,计算下来伊斯兰纪元成了七百零三年;而历史教科书上写的是六百二十二年."[《]关于这一点,笔者也曾翻阅大量的书籍,但因伊斯兰历与公历的换算方法实在过于繁琐,在此只能摘录该论者的原话让大家共评之.
最后是引用不够恰当.该文引用本无可厚非,但有些地方稍欠妥当.比如文章所引用的欧#亨利《最后一片叶子》的那个比方,老贝尔门用画笔为病重的少女画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叶子,而之前少女琼西已经丧失了求生的欲望,她等着在最后一片叶子飘落的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之所以说作者此处引用不妥,是因为当时韩子奇并不知道女儿已经得知自己的病情,也并不知道新月已经写了绝笔信给楚雁潮.
三、《葬礼》的文化特性:宗教习俗上的陌生感
《葬礼》是一部具有丰富文化特性的小说.这种文化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北京地区回族的穆斯林传统,即渗透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和仪礼中的宗教习俗;二是玉器制作和鉴赏方面的知识.客观地说,这些内容详尽丰富,新颖耐读,极富审美情致.然而,站在更高的层面上说,作者在这方面的构建也并非无可挑剔,尤其是上述的第一点,即宗教习俗方面与传统的现实生活中的穆斯林习俗存在着一定的出入.也许,这样去看待评价这部作品实在是过于苛刻,因为它毕竟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穆斯林的教科书.但是《葬礼》自出版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以史为文"的长篇小说,因此笔者又觉得很有必要来谈谈《葬礼》中这方面的不足.
作者在《葬礼》后记中也曾说:"我无意借宗教来搞一点-魔幻.或神秘气息,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宗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它时时笼罩在精神的气氛之中."?可见,她选择的是文化学意义上的宗教,注重在文本中营造富于宗教意味的文化氛围.其实霍达并不善于阐释伊斯兰文化,于是,她选择了另一条捷径:以这种文化特性基本作为背景和前提去描写这个回族家庭六十余年的颠沛起落.在一定程度上说,她成功了.但是成功的同时又暴露了她的另一个缺陷,便是她小说中穿插了大量对中国穆斯林历史渊源、伊斯兰的教规教义、婚丧嫁娶的礼仪习俗的嫁接式描写.这类描写在给人新鲜别致之感,但又让人觉得极为生硬,显得非常不自然,仿佛是作者为了烘托自己的主题而生搬硬套上去的,而并未融入到作品的肌质中去.
从细处上说,此作中的服饰描写是最没有特色和典型性的.《葬礼》中的韩太太是一个恪守教规的虔诚信徒,她对待任何事情都是谨循教规教义的,因此,在服饰上也更理所当然地多加注重.然而,作品中对韩太太服饰的描写,如"方口布鞋"、"灰色暑凉调长裤"、"短袖大襟上衣,露着象牙色的胳膊"等等,呈现的是在着装上已经完全汉化、京化的中年妇女形象.对这个虔诚的信徒尚且如此,我们就更不能去苛求韩新月、韩子奇他们的服饰了.
再来看看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描写.《古兰经》中有明确训示,赌博与饮酒、立偶像、求签一样,都是"秽行",认为赌博不仅"使你们制造仇恨和对立",而且还"阻止你们纪念真主和谨守拜功",是"魔鬼的行为".中国着名阿訇哈德成先生也曾在《回教对于赌博》一文总结说,"赌有十恶",会"坏良心、丧品行、伤性命"等等.由此可知,在回族人民心目中,赌博能使人变得卑鄙龌龊.但作者似乎忘记了穆斯林的这条清规戒律,让韩太太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沉湎于麻将桌上.这不仅与穆斯林生活现实不相符,而且从中也充分显现出了作者对穆斯林习俗的陌生感.
作品对于宗教习俗上的陌生感还表现在贯穿于全书的爱情悲剧的描写中.《葬礼》写了三场爱情悲剧,韩子奇与梁冰玉的爱情悲剧、韩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悲剧、韩天星与容桂芳的爱情悲剧.后两者是前者的延伸与扩展,是悲剧意义上更大的悲剧.三者都是男女主人公对自由爱的权利受到梁君碧身上所体现的伊斯兰传统文化负面的阻挠而造成的.
从这个角度上说,《葬礼》认为伊斯兰传统文化是束缚新一代回族子民美好爱情的枷锁,是造成这么多悲剧的罪魁祸首.
然而,当我们深入了解该宗教精髓之后便会发现,伊斯兰从未禁止过与任何民族之间的通婚,虽然它鼓励一夫一妻制但也允许有限制的多妻(不得多于四个).因此可以说,作者对这些情节安排失误,原因是对穆斯林婚俗不熟.
此外,学者伊斯哈格#马彦虎等人从作品的主题思想的角度对《葬礼》提出了严厉批判,认为作者是以极端民族xuwuzhuyi态度错误地为读者描绘了一场回族的悲剧,并且极大地错误地夸大和揭示了回族今后的命运[2]87)89.但是,作者在后记中已经说自己无意在作品中阐发什么主题,只是把心中要说的话说出来.换句话说,主题思想本身并不是作者刻意追寻的主旨,因此,在这里讨论作品的主题是否正确是否健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这部饱蘸激情、饱含作者心血的作品中读出生命的价值.
总之,《葬礼》的确存在着不少缺点.我们既不能因为它曾荣获那么多奖项特别是矛盾文学奖就特别追捧,也不能因为它自身存在的不成熟不完美而过分地贬低.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它,对其优长和成就给予某种程度的肯定,同时也应该指出其不足与缺陷.这无论对于其修订时在艺术的逐步完善,还是对于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均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00)305.
[2]伊斯哈格#马彦虎.葬礼为谁举行——评《穆斯林的葬礼》[J].民族文学,1993(3):87)89.
[3]王延辉.回归与认知之路——散杂居地区回族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本民族特性之关系[J].民族文学,2005(6):115)118.
[4]马丽蓉.走向“葬礼”之前——霍达成功之我见[J].宁夏大学学报,1995(3):9.
[5]李子迟.《穆斯林的葬礼》与矛盾文学奖[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