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影响下的中国现代小说中,“变形”被作为一种文学母题得到延伸和发展,从二十年代的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仿徨》中的诸生到三十年代老舍的小说妈各驼祥子》中的祥子再到四十年代路翎的小说钡{主的女儿们》蒋蔚祖,在这些作品中“变形”俨然己经打上了时代社会的烙印。当时的中国新旧势力交替,社会虽己开化,但由于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自由民主的启蒙意识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在这种社会现实的压力和自身噜懂的意识下,很多的人事实上己经处于“非人”生存境地,慢慢地发生了“变形”,其中有一部分便是男性。因此,当时很多作家的小说反映了“变形”这一问题。
《辞海》对“变形”的解释是“艺术中表现对象的性质、形式、色彩、和行为方式等方而的畸变”。美国学者汤普森最早提出了母题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回从这方而而言,变形母题要具备变形的主人公以及导致变形主人公变形的具体环境这两方而的因素。纵观学界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变形母题的研究,多处于对于单个形象的零散研究状态,尚缺乏系统探讨,文章主要对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变形男性形象的特征、原因、启示进行探讨。
一、变形男性形象的特征
(一)信仰缺失,精神CL乏
中国现代小说中变形男性形象不管是作为无知者还是觉醒者出现,信仰缺失、精神CL乏的特征是他们共有的。无知者缺信仰,无知代表了当时中国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在他们身上有着当时中国大众普遍具有的一种小农阶级、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看不到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把个人的小愿望作为自己的“信仰”,这种缺乏信仰的生活必然会淹没在社会洪流的冲击中。
《阿Q正传》中的阿Q凭借永不衰败的“精神胜利法”和自欺欺人的健忘症维持着残存的生命,因此,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冲突中,它可以为自己的失败采取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和粉饰的态度。或者活在自己的臆想当中,或者是选择“忘却”,又或者转向比自己更弱的人泄愤。阿Q显然以一种畸形的“变形”生活态度生活,是完全谈不上信仰的,他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活下去而已,可是这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还是稀里糊涂的革了自己的命。《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从一开始把买车当成是自己的志愿甚至是宗教“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
买车的愿望破碎后,他又把小福子作为自己精神支柱,而小福子的死亡,又使他失去了心。祥子把买车、女人作为信仰,这确实是荒唐的、可笑又可怜,当最后的救命的稻草失去后,祥子自然会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最终走向“由人变兽”的“变形”。
觉醒者失信仰,社会觉醒者致力于伟大的社会理想,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社会根本的矛盾,没有找到正确的渠道,于是在一次次的失败打击中,终因无力承受而向现实低头,过着如同行尸走肉的生活。《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曾经是一个血气方刚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青年,但是由于多次的辗转流离,理想仍然是没有实现,他丧失了自己的社会信仰,他开始“变形”的生活:敷衍的教点“子曰诗云”、《女儿经》,做些以前自认为“无聊的事”,聊以自慰并迎合大众。《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如此,丢弃了当初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中迷失“变形”,投靠了军阀,做了军阀的军师“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于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这两个小说反应当时作为社会觉醒者的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当然这不仅仅是对于人肉体的摧残,更是“咀嚼人的灵魂”。
巴金说支配战士行动的力量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也就说,当一个人没有了信仰他就形如枯槁了。文学总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中国现代小说中对于变形男性形象这一特征的描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中大部分人精神病态———信仰缺失、精神匮乏,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不仅摧残人的肉体,而且咀嚼人的灵魂的“吃人”本质。不管是无知者还是觉醒者,他们所做的反抗都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对于人自身的反抗。当然这也反映了作家对于信仰的一种呼唤,对于读者的灵魂也是一种鞭策。
(二)性格内敛,软弱妥协
性格内敛软弱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变形男性形象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性格可以联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中“自我”“本我”“超我”。由于他们性格中这种与生俱来的软弱内向,使得他们想要消除这种软弱内向超越自我,但是超越自我的途径却有正误之分。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变形男性形象都是没有找到正确渠道的一个群体,于是他们在这种无用的反抗社会、超越自我中渐渐地走向了“变形”的道路。
阿Q的“变形”主要体现在他凭借精神胜利法活了一辈子,阿Q为什么会有“精神胜利法”?阿Q性格中有封建农民的软弱性妥协性,精神胜利法只是他反抗不得而折中的一种方法。祥子有着农村人的质朴,但是祥子性格中的封建农民的软弱性,市井小市民的妥协性,以及祥子内向孤独的性格也是不可否认的。他不善言谈,同行认为他自命清高,不愿与他一处甚至为难他,他也从来不解释;面对孙侦探的敲诈,他不敢言;面对虎妞的逼婚,祥子最后也忍了。忍是祥子反抗的一种方式,而忍无可忍的时候,祥子便会走向“变形”的死胡同。
《沉沦》中的“他”是一个爱自由、喜欢幻想、多愁善感的青年留学生,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
在这时他“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隐者”。在幻想中他达到了自我实现,“他”认为淳朴的乡间美丽的大自然是他慈母是他的情人是他的避难所。然而现实生活的不如意和幻想所造成的巨大差异终有一日会捅破那颗个压抑久了的心。《财主的女儿们》中的蒋蔚祖想要回馈父爱,想要和妻子相敬如宾,但是忧郁、优柔寡断、妥协性的性格又却只能导致他有极强的恋父情节和与金素痕的畸形婚恋,他根本无法在父亲和妻子间实现一种平衡,沉默的反抗终究会极大地推残孤独的内心。
内敛的性格使得变形男性的欲望一直处于压抑状态,软弱性与妥协性又将他们内在想要反抗的意识淡化,以至于无知者无法挣脱枷锁,觉醒者盲目的不正确的反抗也无济于事。而在妥协中人性逐渐让位于非人性,在无用的反抗中希望也不得不向绝望让步。
(三)婚姻不幸,欲望压抑
情感的不能满足,欲望的被压抑,不被理解,没有关爱是这些发生变形男性普遍遭遇的。这些基本的人性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人其实已经不能成为人了,他只是带了人的面具过着非人的生活而已。
阿Q调戏小尼姑,甚至晚上的时候想起白天调戏小尼姑“他很不容易合上眼,他觉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点古怪:仿佛比平时滑一些。不知道是小尼姑脸上有一些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指上,还是他的指头在小尼姑脸上磨滑了?”显而易见,阿Q是由于长期没有性生活,而对小尼姑产生了臆想。更令人发指的是,阿Q后来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欲,竟然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一个正常的人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也得不到满足,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阿Q显然已经处于一种“非人”的境地。《沉沦》中的“他”则完全是一个性压抑者,“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发出痛苦的呐喊“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当他在课后遇到两名日本的少女时,没说话就呼吸紧促,害怕和少女打招呼,可是心里面又后悔,后来他去了妓院。祥子和虎妞的婚姻并不是一个美满的婚姻。虎妞以假孕骗婚,他们婚后生活理想和生活态度极为不同。而虎妞的泼辣、厉害、粗鲁又严重损害了祥子的独立人格。虎妞的难产死亡又使祥子拥有最后的一辆车的愿望破产,再后来祥子爱上了小福子,但是小福子却因为现实逼迫上吊死了。《财主的女儿们》中的蒋蔚祖也是一个婚姻的不幸者,他和金素痕的婚姻是父亲蒋捷三安排的,虽然他后来“爱”上了金素痕,可是这种爱完全是一种畸形的爱,蒋蔚祖像一个孩子依恋母亲一样依赖金素痕,失去金素痕他仿佛就失去一切。
“当某种需求状态(饥渴又性欲本能等等)出现时,具有发达的神经系统的机体便感到一种不满足,机体开始寻找能够满足欲求的对象”。这是人的生理本性,就如同我们平时吃饭喝水一样,是人性中的本能需求。
而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变形男性形象则是处于婚姻的不幸、性欲被压抑的状态,便会寻求发泄的渠道,于是人往往会出现一些扭曲的行为。祥子和蒋蔚祖的婚姻都是不幸的,而《沉沦》里的“他”则是一个性压抑者,阿Q严格意义上说也是一个性压抑者。而婚姻的不幸、性的压抑又加剧了这些变形男性形象的变形,作家们有意在小说中描写这些,其实是出于一种对于人性的关怀的呼吁,作家们注意到了情欲在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要性。
正如卢梭所强调的“返归自然”的思想是一致的,“情欲”作为人的自然天性应该被重视,作家可以在小说中透过这一角度来反映社会,反映人。同时,这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缺失人性关怀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直至今天,这一点仍然是有很重要意义。
二、男性变形的原因
(一)社会现实湮灭个人理想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变形男性形象更是生活在一个水深火热的社会中,当时的中国社会新旧势力交替,社会呈现出封建地主阶级的“人伦至上”与新兴资产阶级的“金钱至上”两个标准。表面看似矛盾的两个标准,实则互相浸染渗透,合成一股力量将人心拖入是非不辨、黑白不分的深渊。在双重高压下受害的必然是手无寸铁的社会下层的人民。
吕纬甫曾经有着崇高的改良社会理想,年轻时也去城隍庙拔过胡子,但是后来在屡次受挫的经历中,吕纬甫便敷衍地教点“子曰诗云”、《女儿经》,做些以前自认为“无聊的事”,聊以自慰并迎合大众。正如吕纬甫自己所描述“我在年少时,看见蜂子或苍蝇停一个地方,给什么一吓,即刻飞去了,但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吕维甫高昂斗志在社会无形的压力下日渐消沉,他模模糊糊的活着,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他”本来是个“心思太活”的人,因追求自由个性解放,反抗专制弊风,被学校开除,又为社会所不容。在异国他乡受歧视,才华无处施展,以至于最后在大自然中寻找片刻的安宁,在性欲中寻求快乐。《骆驼祥子》中祥子努力奋斗想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但是三次买车三次遇挫,虎妞死后祥子爱上了善良的小福子,但是小福子却又在生活的逼迫下上吊死了。
祥子买车娶好媳妇的小生产者梦想彻底落空。祥子“他没有了心,他的心被人摘了去”哀莫大于心死,祥子由“那个无牵无挂、纯洁、要强,处处努力的祥子”变形成了一个“只为捡一些白薯皮和须子吃的‘狗’”。“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是轻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
“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并未完全开化,封建势力依旧很强大。而作为一个“吃人”的社会,个人的理想必然会被无情的社会所淹没。吕纬甫的崇高社会理想在社会现实面前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之所以选择逃避也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在这些黑暗现实面前的渺小,他以为自己的逃避是对于社会的一种反抗,殊不知这种反抗,其实是最无用的反抗,最后只能以自己的扭曲变形为代价。祥子的命运是当时穷苦下层劳动人们的命运,他以为自己可以凭借自己的力气在社会中混一口饭吃,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然后他们没有认识到社会是怎样的黑暗?即便是生存权利也会被丑恶社会剥夺,这也是他无法逃避的历史命运。“他”因为自己是弱国子民而深深自卑不敢与人交往,这种没有尊重没有理解没有关爱的社会把“他”拖进了痛苦的深渊,“他”的心理渐渐地走向“变形”,进而做出了一系列荒唐的事情。不管是哪一个,他们的“变形”都有一种宿命的悲哀,他们的“变形”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也是当时社会男性群体的悲剧。
(二)内敛性格加剧个人变形
他们的“变形”是与他们内敛的性格息息相关的,在生存与精神双重困境中的人们,挣扎是必然的选择,但几千年积淀起来的封建专制坚如磐石,让挣扎者有心无力。于是性格中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就将自己的愿望理想置于一边。因此,无知者苟且偷生,觉醒者颓靡不振。在他们眼中自己所做的就是对于这个社会的反抗,但是事实上软弱非反抗,他们只能在妥协中把人性逐渐让位于非人性,在妥协中渐渐的走向“变形”。
《沉沦》中的“他”开始有着美好的理想对生活有热情但是他的理想却不被理解不被重视,受周围人的歧视与嘲笑,而内敛的性格又使得“他”不敢反抗,妥协于生活,挣扎、沉沦在性追求、性忏悔的绳缠索绑中,以至于“变形”自杀;祥子有着农村人的善良质朴,但是祥子的性格中也有小生产者的自私性和狭隘性,他开始不与其他的车夫交谈,他对外界不闻不问,他“谁也不敢招惹,连条野狗都得躲着”,但是为了买第二辆车祥子开始与其他的车夫抢生意。祥子性格中的自私狭隘则是加剧祥子由人变兽的一个重要原因。《财主的女儿们》里的蒋蔚祖是一个有着惧父和恋母情节的的青年,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封建意识在他的内心根深蒂固,但是强烈的自我意识又使得他苦苦追寻,这也就导致了他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界,无法在父亲蒋捷三和妻子金素痕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无法实现对于自我的一种救赎。他逐渐丧失自我,以至于最后成为疯子跳河自杀。
内敛的性格加剧了他们的“变形”,使得他们在那个时代更快地走向毁灭。
(三)作家个人体验影响创作
文学反映现实生活,作家个人的生活体验感悟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所以审视一部文学作品,要看作者的人生体验,要回到作家生存的环境中去感悟。
当时的中国,自由民主的思想开始传播,启蒙意识也开始觉醒,但是事实上,封建旧势力还一直存在着,甚至起了主导作用。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挣扎在死亡的边界,黑暗的社会榨干了他们的血汗,这也让处于这个时代的一些作家有着深刻的感悟。
鲁迅“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家庭变故中受到种种挫折和刺激。他的小说也表现出独特的视角:关注“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病苦”,鲁迅对于人的精神创伤与心理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拓,实质就是对于中国人灵魂的伟大拷问。郁达夫曾反复的说明一切小说均是作者的“自述传”作者的经验“除了自己的之外,实在另外也并没有比此再真切的事情”。
在郁达夫的笔下往往是像《沉沦》里的“他”一样的“零余者”形象,他们同社会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戕,也不愿与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以种种的变态行为来反抗。作者竭力抒发主人公的苦闷情怀,以及由此而生的颓废和变态心理言行,从中揭示出一种“时代病”。老舍是出身于北京一个贫寒的满人家庭,在大杂院里度过了他艰难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从小的苦难生活使他深知下层人的苦难,了解社会的黑暗。也正因为如此,因此,他们都对那个吃人的病态社会有着深刻的体悟,他用文字来痛斥社会的丑恶,揭露城市文明病对人道德的侵蚀,心灵的腐蚀。
中国现代小说变形母题作品中的变形男性形象都是作家们对于那个时代部分男性的生活状态的一个描述,揭露当时人们普遍患有的“时代病”。在这个时代里的人们似乎是注定要被肮脏的社会大环境牢牢地困住,一步一步堕落,他们想反抗命运,但是最后却又不得不屈服于命运,他们的努力是无用的,他们的理想化作泡影,最后被这个恶劣的社会毁灭了人性,走向了可悲的“变形”。事实上,作家在描写这些变形男性形象时,是对自己也是对国人灵魂的一种拷问,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文字使麻木的世人觉醒,他们都是那个病态社会的掘墓人。
三、男性变形的启示
(一)文学意义:深化人物形象
变形男性形象是这些作品中极力刻画的艺术形象,也是作品的主人公。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变形男性形象表现了20世纪的中国男性、中国人的一种生活面貌和普遍的精神状态,读者也跟随这些变形男性经历了20世纪初的风雨变化,一个人仿佛成了一部20世纪初的缩略史。
读鲁迅的《在酒楼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热血青年在经过辗转流离之后颓败落寞的样子,读老舍的《骆驼祥子》我们看到了在风雨飘摇的老北京一个人力车夫为了生存由先前的憨厚老实到后来的无耻赖皮的样子,读郁达夫《沉沦》我们似乎听到一个弱国留学生在异国他乡发出的强烈呐喊等等,尽管我们从来没有经历那个时代,也没见过那些人物,但是这些变形人物形象就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力量。
变形主人公感染了那个时代的诟病,因此作家们把“变形”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来描摹,通过这些变形主人公我们便可以透视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挣扎在这里的人们。
作家们注重描写变形男性的语言、神态、行为,尤其是注重描写心理的变化,写他们在大环境的驱使下在个人性格的催化下,如何层层给自己的灵魂泼污水,从洁身自好到随泼逐流甚至心理的扭曲变形。这对于我们当代的文学创作是很有启发的,现如今网络文学兴起,很多的网络写手,完全不注重这一方面,文章无病呻吟,空洞无物,是值得反思的一个文学问题。
(二)美学意义:表现变形的美
“在审美的人生实践当中,人能够相对全面而自由的占有自己的本质。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不仅包含肯定的一面也包含否定的一面,所以审美活动本身包括对于美的发现和欣赏以及对于丑的揭露和批判。”变形男性形象便是属于丑的荒诞的一类范畴,而当这些丑的荒诞的方面在被我们解剖、批判、反思的时候,我们渐渐地发现他们当中其实包含了一些新的价值,这些荒诞的丑的的形态也就实现从最初的的人的异化变成审美形态。
在中国现代小说变形母题作品中,我们见到了一个个变形异化的男性,无论是《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的吕纬甫、《阿Q正传》中的阿Q,还是《沉沦》中的“他”,或是《财主的女儿们》中的蒋蔚祖,他们曾经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但是最终在社会的种种重压下,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他们不断沦陷,人性丧失,走向“变形”的道路,透过变形男性形象,我们看到了一个男性的悲哀,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悲哀,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悲哀。我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正是因为这种震撼感,我们感到了恐惧,在这种恐惧中,我们开始思考现实,思考人生。
男性的“变形”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是荒诞的,而作者却把他们拿来描摹,实际上希望读者从中发现个体人生实践的荒诞性,进而思考正常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导致了主人公非常人的生活状态?他们如何才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
(三)现实意义:关注社会人心
“文学即人学”,文学关注时代与社会,关注生活,其最终目的是关注人本身,尤其是关注人的内部状态。变形这一文学母题的作用就在于将客观的存在加以文学修饰,以更引人注目的形式摆在世人面前,展示小人物想要反抗命运却无力掌控的悲剧。文学作品中对变形形象心理状态一步步转变的剖析,正展示了一种特定时代里的“负荷者”的普遍悲剧。
“文学史是一部心理或者说灵魂的历史,那些描写一个民族的高尚心灵和伟大精神的作品,或那些对平庸卑琐心理的描写,都同样反映着一个民族某一特定时代的心灵史。因为高尚伟大的心灵往往体现着这民族的未来发展;而平庸卑琐的心灵则往往可能是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民族普遍心态的表现。”
变形男性的内心长期受压制,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而且缺乏必要的精神信仰,就在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人已然为“非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变形男性对于非人生存状态的妥协与麻木。
人的存在本是一件严肃的事,却在社会的不合理规则面前轻如草芥。变形人物的遭遇让我们为他们同情,导致他们变形的社会让我们深恶痛绝,社会中人的精神状态值得我们关注。但是在我们为这些变形人物扼腕叹息,在憎恨那个社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身?反观一下现代社会呢?现代社会提倡“快”文化,快节奏生活令我们处于一种无形的压力生活中,很多的人不堪忍受这种压力的生活,精神出现问题或有一些反常的行为。我们究竟如何在现代社会坚守精神领地、守护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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