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评传?徐雁称:“所谓‘评传’,往往是作者在广泛收集和深入考证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传主进行系统学术研究以后写作的传记著作。”杨正润称:“学术传记的目标主要在于学术方面,通过传记的形式进行学术研究,或是进行学术的推介和普及,也有人称为‘评传’”。以上两家定义都只强调了评传的学术特征,对评传的史学特征、选题特征和最直观的评价特征都没有做出应有的诠释。文本通过对不同版本《胡适评传》的比较研究,围绕评传的后三种特征进行考察,以期更好地诠释评传。
一、评传的史学特征
“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其中,“列传”就属于评传。《史记》虽号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但每传之后不忘加上“太史公曰”,发表作者的评断。可见评传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从一开始便用于历史的记录及研究。 写过《胡适评传》的朱文华称:“传记作品的本质属性应当也只能归入史学范畴,因此,传记作品的写作必须贯彻历史科学所必须遵循的事实与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原则,而不能望文生义地受文学的诱惑而做任何虚构、想象和夸张等等。”
朱文华将传记看作纯粹的历史文本,拒绝“任何虚构、想象和夸张”。但《史记》尚有文学渲染,纯粹的历史传记真的存在吗?朱文华为了践行自己的理论,写出“科学意义上的传记作品”,不仅在传记的内容上紧贴史料,言必有据,而且对于每个事件都带有研究性质的深度评判。在每章之后作出小结,对人物一段历史期间的活动作出阶段性的历史评价,并在全书结尾对胡适一生做出总评。以朱文华《胡适评传》第五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旋涡里”为例,每节标题都带有鲜明的历史教科书色彩,如“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基本理论主张的深浅得失”“‘整理国故’的两重性”“小结: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等。如此严肃的笔风显然难以吸引业余读者的眼球。
白吉庵《胡适传》(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在写到“整理国故运动”时,用得标题就是简单的“整理国故”;而朱文华《胡适评传》却加上了“双重性”,突出对事件的分析和研究,体现出该作的“历史眼光”和“科学意义”,旨在阐述和研究胡适本人及其所处社会的发展过程及规律。
评价历史人物,是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纵观全书,朱文华对其观点的实践是成功的,他确实奉献给了读者一本属于历史学的评传,将评传的史学特征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评传可以写作“史体”,但不是所有的评传都必须按“史体”来写。朱文华认为传记仅属于历史学,只是多方观点中的一种。传记实际并不只属于历史学,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称:“明自嘉靖而后,论文各分门户,其有好为高论者,辄言传记乃史职,身非史观,其可为人作传?……辨职之言,尤为不明事理。如通行传记,书人可为,自无论经师与史官矣。”
现如今,“书人可为”的传记文学作品已经大量充斥于图书市场,像朱文华《胡适评传》这样传记史学作品反而减少。那么什么样的评传更受读者欢迎呢?李敖《胡适评传》(中国友谊出版社,《李敖大全集》卷5,2010年)就是一例。李敖《胡适评传》特点之一便是“正文轻快,脚注详细”。轻快而具有文学色彩的正文是该作得以广传的重要原因。从该作各章标题可见一斑:“可怜的县太爷”“可怜的小寡妇”“被拧肉的时代”“努力做徽骆驼”……这些貌似小说的标题很能勾起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该作的脚注并不是一般的注释,而是具有史学研究性质的文献征引和分析考证。就连胡适本人都夸赞到:“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了!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可以说,脚注是评传学术性的象征,没有脚注的传记就不是评传。作为学术性质的传记需要文学渲染吗?笔者认为不见得需要,但可以存在。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理应保持学术作品的严肃性,优秀的学术作品同样十分具有可读性;不过对于学术的推介和普及而言,适当的文学渲染可以扩大评传作品的传播面。
二、评传的选题特征
评传的选题包括传主的选择和评述专题的选择。选择传主的标准一般包括:是否过世,是否具有足够的影响力。
首先,评传的传主理应是已过世的人。正所谓“盖棺定论”,只有人去世以后才能下结论。这一原则用到所有传记作品上还显得牵强,但对于评传而言,则属应当。之前,笔者看到过陈才生写《李敖评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着实一惊。虽然作者是做“李敖研究”的,相信有这个能力来写《李敖评传》;但在李敖在世时就公开出版他的评传,则是公然给李敖下“定论”,不仅结论下得过早,而且是对传主的不尊重。
其次,评传的传主有足够的影响力。写评传是公开地评价一个人,不是单纯的自发感慨,而是为了评给别人听,评给他人看。评论的观点需要向外界传播并引起共鸣,这才是有意义的评价。背后评人,毫无意义。那么评传在选择传主时,势必要考虑有谁来读的问题。对于非亲非故的人,我们关注他是因为他有名气和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一定非是大范围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只要是在某一时期、某一专业领域内有足够影响力,就会吸引该领域内的人来关注。因此,我们会看到有《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等带有专业色彩的评传。这些评传的传主多数算不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仍然在其所在的圈子内发挥着作用。
第三,评述专题的多样化。专题性质的评传多见于评传丛书,因为丛书往往被冠以专题色彩的“标签”。正如《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限定传主为思想家,虽然从200位“思想家”的实际身份来看,“思想家”的定位显然有些宽泛,但评传的内容无疑围绕着一个主题——“思想”来评述人物,突出人物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思想产生的影响。有了思想家的评传,就会有作家、科学家、军事家、企业家等等,评述的专题可以是多样化的。有了不同的专题,就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评价同一人物,使同一人物出现多部评传。这恰好可以解决“可评之人”越评越少的问题。评传家们应选好“侧面”,敢于评述别人已经评述过的人物。《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中居然没有胡适,原因就在于同时代的《国学大师丛书》已经在1993年出版了《胡适评传》第1版(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国学大师和思想家的身份虽有不同,但太过相似,最终被《国学大师丛书》占了先机。两套丛书之间之所以会出现“撞车”,专题的相似度过高是很大因素。其实,很多历史人物具有多重身份、涉及多个领域,评传家独立创作单行本评传时,专题选择的自由度相对较大,应尽量选择区分度高的专题下笔,写出特色。
除了选题可变,写法上亦可创新。同样是《胡适评传》,李敖写得形象生动,妙趣横生;而朱文华笔风沉稳朴实;章清只针对胡适的学术思想展开探讨,不扯其他。各有特色,互不能取代,因此能并行于世,共同繁荣学术研究和评传事业。
三、评传的评价特征
对于人物的评价不仅仅存在于评传,凡是记人的作品,或多或少都要对人物做出评价。只是有人敢评,有人不敢评。有没有勇气公开评价别人,除了跟作者的性格有关外,关键在于作者有没有评价传主的资格和评价标准。评传中的人物评价是高水平的、学术性质的评价,和互联网上的贴吧论坛不是一回事。评传要求作者对传主拥有相当的学术研究成果,要有丰富的史料作论据,不能缺少成熟的理论作论点。评传是具有理论色彩的,有了理论才有评价的标准。此外,对于人物的评价要结合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因此还要具备其生活时代的相关历史知识和历史判断,对于与人物相关的人和事都要进行辅助研究。所以,从评传的写作要求上看,历史学者更适合写人物评传。
评传中对人物的评价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特征。没有纯粹主观不参照客观材料的“妄评”,也没有绝对客观不掺夹主观倾向的“定论”。主观性较强的评价往往带有“笔者认为”的字眼,《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即典型的“一家之言”。以对胡适的评价为例,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对胡适的评价就带有鲜明的主观倾向性,周策纵先生对唐著做出了恰当的评价:“德刚不信神鬼,也不怕神鬼,所以他敢说自己要说的话……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涛涛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像唐德刚这种“辣评式”的笔风,使人读来大呼过瘾;内容上又不失真实性和学术性。
笔者以为,主观性评价的优点就在于能够发表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有利于学术繁荣。当然,强烈的主观因素难免会造成评论者对材料的误读,从而引发误判。《胡适杂记》中就存在这样的误判,在《胡适杂记·夏志清先生序》中可见一二。但过于严谨客观的评价则容易给人物“定性”,僵化读者对人物的认识,因为严谨客观的评价很难引发争论。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百家争鸣,而不是共同信奉一个真理。但严谨客观的评价也有其优点,能够普及科学的知识,正确地引导大众读者对人物的理解和认识,抵制“肆意妄评”,避免误导。所以,如何在保障严谨客观的前提下,追求标新立异,是评传谋求发展的关键所在。
四、余论
对于评传特征的考察需要选取个案及参照系,本文选取“胡适评传”为个案,对关于胡适研究及评述的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特征的考察只是手段,目的在于为评传发展的方向提供参考。笔者在《中国评传发展之我见》中称:“历史精英虽然有限,但当代精英却在不断产生,因此新的‘评传高峰’依然可期。”诚然,将笔锋转向当代人物确实是一种解决瓶颈问题的方法,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后人就不能再有新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首先,通过评传史学特征的考察,发现评传可将所评人物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将人物当作历史来看待;而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历史认识,前人评过,后人依然可评。但是这种评价不是随意妄评,而是应当纳入到史学研究的范畴,遵循史学规范及学术操守,这样才能为评传营造一个健康可行的发展环境。
其次,在选题方面,评传坚持评价有影响力的人物并不为过,“大人物”事迹多,往往展现出多面人生,写“大人物”可以选择不同的侧面来写,如果一本评传打算穷其多面,难免也会“全而不专”。评传家们可以利用这一特征发挥出个人长处,专注一面,自立其说。总而言之,通过评传特征的考察,可以为评传写作及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