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和地域特色对湖湘现当代作家有较大影响，沈从文和韩少功堪为代表。湘楚巫术文化与神话传统既渗透到了湖湘作家的血脉中，又自然地使得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一种神秘感。韩少功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寻找楚文化的流向，将楚辞的神秘、奇丽和孤愤融会到其小说创作中，造就了一种含蓄又朦胧，幽美而深邃的境界。关于韩少功小说神秘倾向的研究现状及其包含的神秘巫鬼幽灵氛围、各色人物的神秘色彩等内容，笔者已在他文中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需要补充的是，学术界大多关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创作，研究重点集中在内容、形式和语言，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进行阐释的很少；研究韩少功 1985 年来的中短篇创作，集中在主题、艺术手法的转型及其成因的分析上，发现了韩少功创作的神秘倾向，但并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论述。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韩少功 1985年至 2002 年创作的小说，以神秘倾向作为切入点，从言与象背后的神秘暗流、文本表达后的神秘叙事两个方面，集中呈现这一阶段其小说创作中表现突出的神秘性。
一、言与象背后的神秘意蕴
语言与意象背后，常有言外之意或象外之象与巫风楚雨相连，组成一股涌动着的神秘暗流。《马桥词典》探讨词语背后的意义系统和信息功能，是对语言的建构；《暗示》揭示具象背后隐藏的人类意识的暗区，是对具象的解构。
建构与解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都传达了自我内心深处原创性和丰富性的思想情感，体现了作者挑战言说的理性思考和审美方式，在拼接化的词条和章节叙事过程中完成了词语揭示生活的内在蕴含，发现了具象背后隐藏的社会真相。我们抛开作者强劲的理性思考和认识，循着巫楚之风的余韵，不难发现，《马桥词典》和《暗示》都蕴含着神秘或魅惑因素。
《马桥词典》看似严谨的字词解释中，隐藏着指向神秘世界的深意。它解释词语的意义，或引经据典，使我们对词语的原义深信不疑；或沿生活习惯，深入马桥人的心灵世界；或体现理性思考，表达作者深层次的观点。“作家不仅在每一个词条的写作中都注入了对方言的辞源、词义和语言环境等的注解，而且通过词条与词条之间的有机组合，在拼接化的叙事过程中完成了关于马桥的历史沿革、文化风俗、社会结构及其价值观念的系统化展示”，这些看似与神秘二字背道而驰。但细读此书，词语揭露的是马桥人远离现代文明的神秘世界，隐藏在理性背后的神秘，如汩汩清泉溢出文字，正如作者在词条《觉》中所说：“其实，每一个对义的词，都是不同理解的聚合，是不同人生实践路线的交叉点，通向悖论的两极。这样的交叉点隐藏在密密语言里，不时给远行的人们增添一些犹疑。”此外，《马桥词典》中各种人物的“神”，纷繁复杂中往往兼具神秘莫测。
《马桥词典》由一百一十五条词目组成，没有意义关联的词目看似孤立，实则作者用孤立词目巧妙地将人物命运发展串联起来，形形色色马桥人的生存方式跃然纸上。他们的生存斑驳芜杂，有犟牛般的执拗，有出格的选择，有小聪明的机灵，有愚昧的偏执，各式人生因为有了个性特点卓尔不群，也剖开了马桥人神秘独特的一面。小说第二个词条《罗江》推出摆渡老倌子，他虽无姓无名，但对于摆渡收钱有着无比的坚持，纵然追回的损失抵不过失去的收入。他劳神费力地追了四五里路程是为了要回知青赖掉的三角多钱，而不顾一群等待摆渡的客人，也没有考虑收支的损益，他固执地认为乘渡出钱天经地义，任何的反对或违背都会遭致他不计后果的奋力争取。摆渡老倌子的行为用马桥人使用的“神”这个词可以得到解释，“马桥人的‘神’用来形容一切违反常规和常理的行为”，摆渡老倌子的“神”也拉开了马桥各式“神”人生存的序幕。盐早是忍辱负重的傻瓜，肩上没有空着的时候，挑空担子也要放上几块大石头，常年遭受农药侵袭的他成了毒怪，百毒不侵，血液能毒死蛇、蚯蚓等动物。如果说他的身体是最能负重的，他的精神也是如此。他千方百计地伺奉母亲，得到的却是母亲莫名其妙的叱责与厌恶，可他仍然毫无怨言地付出，默默承担母亲的乖张。他背负汉奸的罪名娶不到婆娘，姐姐让他尝一下女人滋味，他逃命似地窜出去忍受性苦闷。来自社会、家庭和自身的精神压力使盐早苦不堪言，他与命运做着决绝的反抗，最后以失语的方式反抗一切，成了哑巴。铁香是作者重点着墨的女性，作为九袋爷戴世清的女儿，她生就乞丐的厚脸皮，具有丐王的勇气与胆识，主动下嫁有党员身份但穷得叮当响的支部书记本义，仅仅只为了改变阶级地位。她天生狐媚花眼，喜欢在男人堆里浪来浪去，也勾引过不少男人，村民大跌眼镜的是她最后与村人最瞧不起的、父母也嫌弃的三耳朵私奔，怀上三耳朵的孩子客死江西。铁香的种种出格行为，被人称为神魔附体，我想，神魔附体不仅仅是铁香，还有摆渡老倌子、万玉、盐早，更有我没有详细举例的诸多人物，比如“宝气”的岩匠志煌，犯了嘴煞、一辈子生活在负罪阴影下的会计复查，贫穷而处处卖弄小聪明死得离奇的兆青，借种不成功反打一耙的仲琪，生活得行云流水的“科学”马鸣，有阿 Q 精神的“泡皮”魁元。他们都是马桥的子民，他们的生存现状纷繁芜杂，体现着马桥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山村的精魂，正如词条《神》所说的，他们都是马桥的“神”。他们的性格特征和行为动机，常表现得神秘莫测，无法得到清晰、理性的解释。
含混模糊的时间观和万物有灵的互渗观，融会在日常化的语词叙事中，这也使《马桥词典》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马桥人的时间观不是纪年的，时间的存在是以多种事件为基础构成记忆镜像。如光复对“一九四八年”所发生的事情含混不清，他迷失于自身暧昧的情绪和感知，就像最后的词条《官路》所描述的，“我”走在官路上，踏入了马桥的时空，也走进了马桥的混沌与模糊。马桥人的万物有灵观念，同样显得神秘兮兮。马桥地处偏远之地，崇山和水域阻挡了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也阻隔了马桥人向外瞭望的好奇心。在马桥的天地里，马桥人亲近自然赐予的无生命、有生命之物，与之融为一体，万物有灵的互渗观已化成他们安身立命的朴素自然观。“肯”字广泛运用于与马桥农事息息相关的田、柴、船、天、锄头等物，比如“肯长禾”、“柴不肯起火”等等，“马桥人特别习惯对它们讲话，哄劝或者咒骂，夸奖或者许诺，比如把犁头狠狠地骂一骂，它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比如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用酒气熏一熏，它砍柴时烈劲就足够了。”马桥人赋予这些无生命之物情感和思维，“肯”字的表意说明一切是有生命意志的，人类敬之、爱之才能与它们和谐相处。“枫鬼”讲述的是矗立马桥村头的两棵枫树，它们的存在使马桥遭受了日军飞机的轰炸，树上栖息不走的乌鸦也使枫树成了不详之物，而砍伐后制成的椅子使马桥人患上了“枫癣”，枫树也就成了马桥人心中的“枫鬼”。植物有灵性，动物也有通人性的一面“，三毛”犯错对着志煌流泪、“黄皮”半夜迎接晚归的知青、蛇是“红娘子”都好色等等。至于人，当然也有灵魂和鬼神，马桥人观念中人、灵、鬼是合一的，比如“走鬼亲”中黑丹子自认为是铁香投胎转世，轻车熟路地拿起本义家的锅瓢盆碗淘米做饭，“飘魂”认为兆青死得离奇是因为他的魂魄跟着梦的先兆飘出去了。
如果说《马桥词典》偏于从语言选择和组合来展示神秘色彩，那么《暗示》、《家乡》、《场景》、《情绪化》、《红太阳》等则多从具象出发，隐晦含蓄地流淌着各种神秘元素。从具象出发，旨在打破人类固有的思维习惯，揭示具象背后隐藏的幽暗领域，作者在一百多节的叙事片段中引经据典，多处引入分析性言论，比较与考证随处可见，正如作者所说“写着写着就有点像理论了”，《暗示》的理论意味是很浓厚的。但是，深入《暗示》书写的生活信息、生命情态的潜流，在作品的最深处还是流淌着神秘因素，只是理性过滤后的神秘因素显得隐晦、含蓄，具有暗示性和多义性。
《暗示》中开篇的《场景》、《家乡》两节说明了处所、位置这些平常事物蕴含的神秘魅惑。《场景》中我“便咬咬牙一歩一滑地踏着雪中小道去了书记的家”，请求书记在我回城的推荐表上签字。书记一家数口挤在火塘边，家里弥漫着炭灰味、烟草味、姜茶味以及湿袜子味，我就预感会成功，因为“平时总是黑着一张脸的书记，在家里要和善得多”。果真“，由火光、油灯、女人、姜茶、邻居、柴烟等等组成的家居氛围，似乎锁定了一种家庭的亲切感，似乎给所有来客都涂抹了一层金黄色的暖暖亲情”，书记与我迅速达成了情感上的沟通与思想上的默契，我久而未决的返城问题得到解决。《家乡》写当年的大队书记在异地当上县委书记贪污受贿两百多万，家乡人几十号男女自动去法院为他请愿求情，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四满伢子是贪赃枉法之徒。
四满伢子在家乡是一位温情、朴实的人，他“每次回家探母，见人犁田就帮着犁田，见人打禾就帮着打禾”，他富贵仍不忘旧友，在破土房里与老同学挤一床被子通宵叙旧情，如此“道义”的人又怎么会贪污呢？作者的解释是“也许，家乡有他的童年和少年，有一个融合了他童年和少年的规定情境。特定的一道门槛、一棵老树、一个长者的面孔、一缕炊烟的气息，都可能苏醒一个人的某些感觉而暂时压抑这个人的另一些感觉，使他在特定的舞台背景下回到特定的台词和动作，比方使他到山上去找牛或者到小土房里去喝酒。”《场景》、《家乡》叙述的场景改变引起人的情绪、思想的转变，大队书记在家里变得通情达理，异地为官暴戾贪污，回到家乡不失淳朴温情本色，场景的本质揭示了人深不可测的意识潜流，人神秘不可测的意识变化也给场景蒙上了神秘之感。同样，《座位》里的司机小王平素说话办事小心翼翼，木讷少言，一旦当上司机坐在驾驶员位置上，脾气骤然变得暴躁横蛮，满嘴粗痞话，可只要一离开司机座位，他就变成了一个不声不响的人；《情绪化》中的文弱书生易眼镜在一次争执中拿钢条把警察砸成重伤，起因是警察向他喷了一口带着痰沫子的烟。位置、处所的改变引起人的情绪甚至性情的转变，说明了具象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神秘暗流。
场景的转换拉开了揭示具象背后潜藏的隐秘信息的帷幕，当作者的笔触深入历史记忆、文化形态、主流意识深处，具象符号与它们共同产生出来的意义不仅充满了各种诡秘的、不稳定的信息，超出了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而且常常形成互相错位、相互颠覆的倾向。老木是《暗示》中极少能捕捉到完整形象的人物：他是一位老插友，在修水库炸石头时受伤留下一只独眼；他出身反革命，小时候就不老实，曾经窥视过澡堂洗澡的女人，为了等待心中的女孩穿着招摇的军装被红卫兵痛打一顿；九十年代，他钻政策空子发了大财，积聚了比他资本家父亲更多的财富，他有一位富婆妻子却在外面拈花惹草，“放倒了母亲还放倒了女儿，放倒了女儿还放倒了女儿的表姐”。这样一位人物，他可以穿遍世界上各种昂贵奢侈的名牌时装，不可思议的是他“还是经常身着深色呢子军上衣”，“打开了一千多块钱一瓶的 XO 之后，最爱唱的卡拉 OK 就是俄国的《三套车》、美国的《老人河》，还有《红太阳》里那些革命歌曲”，当“三陪小姐不会唱这些歌，也不觉得这些歌有什么意思”时，他立即翻脸，大发火气，“踢翻了茶几，把几张钞票狠狠摔向对方的面孔，‘叫你唱你就唱，都给老子唱十遍《大海航行靠舵手》’。”老木狂热地喜爱军装、革命歌曲，这些象征着知青苦难与悲伤岁月的代表物，仍然深深地刻在他历史记忆深处，在现实生活中，他真的怀念那激情与荒谬共存的革命时代吗？“他提起自己十七岁下乡插队的经历就咬牙切齿。他是在配合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吗？他怀揣着好几个国家的护照，随时准备在房地产骗局败露之后就逃之夭夭。”作者不惜笔墨描绘老木的畸形心态直指人类历史记忆最深处，寻找具象掀起的神秘情感之流，人类心灵暗处的神秘潜流在撕开表象后显得意蕴深邃。
除了深入人类历史记忆的深处，作者介入现代文明的各种表象，解析纷繁芜杂的时尚化、现代化具象符号背后的隐秘信息。如《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变，而老木却用文明的幌子洗净了双手的斑斑血迹，在文明的法律合同保护下借着捐款之名飞到香港，恬不知耻地干着伤天害理的商业交易，在这里，文明只是一个全球性的伪装与遮羞布，减少了人类的阵痛与无知，“却并不能从根本上取消任何一道道德难题和政治难题”。《行为艺术》中大头灵光一闪的行为艺术一下子吸引了众多的目光，抓住了大部分观众的心，他当时的样子是“很瘦，光着头，赤着脚，半裸着身子，安详坐地的样子有点像一个苦行高士”，但行为艺术只不过是向商业卑躬屈膝，只是某些才子坐地收银的肢体杂耍；还有《骨干美人》、《摇滚》、《政治意识》、《进步主义》等章节所表达的内涵，展示了光怪陆离、支离破碎的现代文明背后隐藏的不断变化、难以捕捉的信息，它们在相互矛盾、相互消解之中形成了含混晦涩的神秘之景。
二、文本表达中的神秘叙事
自《爸爸爸》以来，韩少功的艺术思维和创作手法发生了转向，从客观的真实到主观的写意，从对具象的把握到混沌朦胧突变，从明晰的言说到模棱两可的表达，这是他经历自我的沉潜而羽化的审美意识突变。从此，他文学创作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进入了崭新的一页，他综合人类丰厚的历史沉淀和岌岌可危的现实，以超时空的思索和想象，穿行于梦境和幻觉、隐喻和象征、神话和寓言等神秘叙事中，构建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神奇绚丽的图画，读者在似是而非、亦幻亦真的形象中，获得似曾相识又模糊不可言喻的神秘感。
善用梦境与幻觉，是韩少功小说表达神秘性的重要体现。《说文解字》对“梦”的解释是“：寐而有觉也……《周礼》以日月星辰占六梦……”在中国古人看来，梦本身就是神秘的，与人生命运、祸福际遇相关，韩少功在创作时无疑沿用了中国梦的传统观念，用梦境的方式打破了幻与真、生与死、人与灵的界限，将故事讲述得离奇、恍惚、荒诞不经。西方流传最广的梦的定义是弗洛伊德开创的，弗氏对认为梦因愿望而引起，梦的内容即在于表达这个愿望。
此外还有一个不变的特性，梦不仅仅使思想有表达的机会，而且借幻觉经验的方式表达愿望的满足。韩少功小说的人物在非理性状态下自由出入现实世界和虚幻世界，梦呓般地实现潜意识里存在的愿望，这一点与弗洛伊德有关梦的理论相契合。中外有关梦的解释的不同侧重点反映了中西文化思维的差异，中国人认为梦与天地万物相通，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直觉思维模式，而西方人以梦与现实的联系为出发点，认为梦是白天愿望的延续和变形，实则用理性分析非理性世界的梦境。韩少功深得中西文化有关梦的精髓，用梦以及幻觉这种类似梦的表达方式，一方面增加了小说的神秘因子，另一方面剖开梦和幻觉的表层外衣，在理性思考的背后我们也更为全面的认知自我意识世界，神秘也就成了认识和思维的部分终结。
《老梦》的主人公勤保是一位梦游患者。农场食堂的饭钵一天少一个，引起农场上下的一致恐慌，从场长到职工都严阵以待找出这个神秘的盗贼。饥饿的年代里，大家争先恐后的去食堂吃饭，唯恐去晚了因为少了饭钵而丧失了填饱肚子的机会，大家也纷纷用行动和言语表示要找出盗贼的决心，伙房当班“我”想出用竹筒当饭钵，勤保坚决反对，作为民兵干部他很有“范式”的在伙房外巡视，认认真真写记录，煞有介事地点点头，还故作高深地若有所思，履行着一位民兵干部的职责和义务。平日里，勤保喜欢搜集红头文件和各式文具，闷着头抄写报纸标题，雷打不动地练习钢笔字，可惜写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名字，他是被红色世界熏陶到红得透亮的典型人物，与周围吃饱了只会干活开荤玩笑的工人迥然不同。但正是这样的一位白天里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物，会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睡梦中偷埋食堂的饭钵，搅得大家心神不宁的盗贼出乎意料地是有一颗社会主义红心的勤保。这是一个讽刺，梦境让白天和晚上的勤保判若两人，梦境的设置让我们看到一个分裂的勤保，也让故事的上半部分显得扑朔迷离。作者的讲述没有在找到盗贼后谢幕，勤保白天威严的身份被摧毁后，他丧失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尊严，也丧失了值得他炫耀的民兵干部一职，他将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多年以后“，我”故地重游后得知勤保仍然会梦游，在梦境中他会对着骨灰坛子喊口令作政治报告，实现他曾经的白日梦，这位民兵干部以往是经常作政治报告，梦还在延续，勤保依然在晚上的非理性世界畅享白日里美好的愿望，他被压抑的精神在梦中得到了发泄。但“我”仍然不能释怀，“我也渐渐入梦。一床新被子散发着棉纱的清香，又大又沉，门板一般压得我直冒冷汗。”勤保是一代闹剧的牺牲品，他正常的人格在压抑中受到了摧残，只能用梦这种非理性的方式，包裹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隐秘地显示真实的意图，这也是韩少功刻意用梦境营造的神秘之感，较为成功地复现了一个时代的荒谬与非理性。《谋杀》中未婚会计在参加葬礼时踏上幻觉之旅，她不知道死者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参加葬礼，迷迷糊糊中与同事走散，她不得不留宿这座陌生的小镇。她发现总有一个柚子皮脑袋的男人隐隐约约出现在她身边，用暧昧、飘忽的眼神盯得她毛骨悚然，她逃也似的回到了狭窄阴森的旅店单间，躲进属于她的空间，不敢脱衣也不打算睡觉。走廊中围墙外飘零着各种奇怪的声音，她似乎感觉到有人破窗而入谋杀她，那人热烘烘的呼吸、粗大如树的臂膀排山倒海地压过来，她无力挣扎，危及关头拿起刀朝床沿狠狠地扎了一下，一股滑腻腻的液体溅了她一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歌德说“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产生一个更高更真实的假象。但如果企图促使这幻觉实现，直至最后只剩下一个平凡惯见的现实，那末这种企图也是错误的。”
韩少功将未婚女会计的幻觉写得惊心动魄，也充分调动了读者的好奇心，幻觉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女会计安然无恙的度过了惊险的一晚，在第二天她回家路上见到了一起车祸，死者的脑袋泛着柚子皮的青色光辉，背上有一个伤口，警察从死者身上翻出的鸭梨也正是她昨晚渴望吃到的。至此，她幻觉中杀人的结果在现实中出现了相同的一幕。女会计紧张的神经如山河般爆发，她大声地哭起来，没有挤出围观的人群，“她逃不掉了”，她逃不掉的不是她自认为杀人的行为，而是逃不出自我设置的幻觉牢笼，从而丧失了自我认知的基本能力。
韩少功认为艺术“一开始就是心的梦幻，梦幻中免不了虚实齐观是非相因物我一体，更少一些确定性”，认为真幻共存正是艺术本身的需求，《老梦》、《梦案》以及《谋杀》等作品实践了他的想法。梦幻的不确定性使这些作品的情节跌宕起伏、悬念不断，也使作品的氛围打上了神秘因素的烙印。
多用隐喻与象征，是韩少功小说表达神秘性的另一突出特征。美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曾这样描述隐喻：“隐喻通过形象地而不是从字面上使用一个词或一些词语，承担着两个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隐喻是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使用词，这一意义不同于字典里所注出的意义。”
隐喻通过形象联系着两个事物，隐喻的思维模式是直觉的、联想的。再看象征，在汉语语境中，“象征”本意指的就是“形象征验”，它发端于原始宗教的“巫占”活动，所谓“征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意味着客观物象与观念内容之间有着某种联想的关系。梁宗岱总结出“象征”的两个特性“：（一）是融洽或无间；（二）是含蓄或无限。”换言之，“所谓象征是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藉刹那抓住永恒，使我们只在梦中或出神底瞬间瞥见的遥遥的宇宙变成近在咫尺的现实世界……所以它所赋形的，蕴藏的，不是兴味索然的抽象观念，而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
可见，象征强调的是其暗示性，其内涵侧重于感性体验的表现。从上面的分析看，隐喻和象征的思维模式有着相通之处，都注重非理性、非逻辑的感性体验，与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论”也有着相似之处，体现着原始思维的神秘互渗性。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女女女》、《蓝盖子》、《老梦》、《暗香》以及《马桥词典》等作品大量运用隐喻和象征，作者运用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审美直觉表达了自己的情绪、感情、意念和思想，同时赋予这些作品深刻的内涵和多种不确定性，从而给作品带来了多样化的阐释和多义性的理解。
《蓝盖子》叙述的是陈梦桃停不住地寻找酒瓶盖子的故事。文中开篇“我”就对陈梦桃的行为怀有疑问，一个看似正常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癖？陈梦桃曾经在苦役场埋死人，战战兢兢地抬过陌生人的尸体，也抬过同住一屋的熟人，沉重的尸体压垮了他的脊梁，也导致了他心里防线的崩溃和神经兮兮的行为，一次他千方百计打开酒瓶而在瓶盖神秘失踪后彻底爆发，他的余生在寻找失踪的盖子中度过。显然，蓝盖子是一个隐喻，陈梦桃表面上寻找盖子，实质是寻找生活的尊严和良知，这与重压之下人人朝不保夕，只关心温饱维持生命的最低保障的社会心态显得格格不入，韩少功用隐喻手法曲折表达了对文革的批判。
《暗香》里的老魏在文革中曾无私帮助过许多受害者，文革结束后，那些平反的人变得高高在上，从未登门探望过病重的老魏，现实的无情反衬出老魏写的小说人物竹青的有情有义。竹青身上飘着栀子花香，这位小说中虚构的人物神奇般成了现实中来去匆匆探望老魏的故交，暗香时隐时现的香味流进了老魏失落的心灵，隐喻了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关爱和中国自古以来颂赞的知恩图报。蓝盖子和暗香都是普通存在之物，韩少功通过隐喻的手法，曲折表达了他对文革中人性压抑、人格变形的批判，蓝盖子和暗香的神秘涵义也得到了表现。《马桥词典》的马桥是一个小村落，浓缩与积淀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词典也不是真的词典，其涵义已经不再是《现代汉语词典》词条中的那个实实在在的词典了，词典只是一个幌子，或是解剖透视人的生存形态，或是以形象为主分析文化生成、演绎的方式，或是以象征形式把握世界的途径。在马桥这个悬置的时空中“，发歌”写马桥人世代相传的唱民歌的风俗，着重描述了带有原始张力与情欲的“下歌”，马桥的迷信风俗在“走鬼亲”、“飘魂”、“魔咒”等词条中表现地淋漓尽致；马桥许多稀奇古怪的说法与文明世界格格不入，比如他们认为“醒”的意思是“笨”，“你这个醒崽”不是指你聪明，而是说你人很愚蠢，“科学”居然成了懒惰的代名词，“小哥”是马桥人对姐姐的称呼，推而广之，小弟指妹妹、小叔、小伯指姑姑、姨妈，可以说，马桥人沉浸在自古就有的文化习俗中很难迈向现代文明。词典形象地阐释了马桥人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模式，象征成了这两者的联系物，也造就了《马桥词典》神秘的言说方式。
借用神话与寓言的叙事方式，使小说穿越历史，连缀古今，是韩少功小说表达神秘性的又一特征。“就神话而言，卡西尔认为，神话就是人类通过隐喻思维所表达的对于世界的认识，作为一种前逻辑思维，它延续并发展为今天形态各异的艺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正是人类一以贯之的认识世界的特殊方式，是世界的整混性与文化（文学）本身的非逻辑性的体现。”
这种隐喻思维和非逻辑，正是小说具备神秘性的原因。神话和寓言既是文学体裁，又是叙事方式，两者进入现代艺术后，已不是文学体裁，现代作家更多借鉴的是两者的思维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运用意象或画面再现我们理想中某一时期的事件，这种再现带有神秘的审美性质。韩少功的小说从体裁上讲当然不是神话和寓言，他更多的是借用神话和寓言的叙事方式，从而使小说穿越人类历史连接现代文明，呈现了陌生化和神秘化倾向。
“‘神话’是一种叙述，是故事，与辨证的对话和揭示性文学相对照；它是非理性的、直觉的，与系统的、哲学的相对照：它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与苏格拉底的辩证法的相对照。”
韦勒克转述了尼采关于神话的定义，认为神话是文学体裁和叙事的结合体，神话发现并接受超自然力量，并将它从普通世界中分离出来，通过一种想象方式讲述世界，这在韩少功小说中是很明显的。韩少功对神话的借鉴主要表现在对现实题材的非现实处理。《爸爸爸》中的鸡头寨是一个充满浓郁巫风楚雨、带着野蛮与愚昧痕迹的原始部落，有着古歌传唱、宗族斗争以及人畜相烹的习俗，而异类仁宝走出山外带进象征现代文明的皮鞋等物以及挖金矿赚钱的思想，我们无法在历史的坐标系中确定鸡头寨的位置，而当这种人事景失去参照系无法把握时，便生出了神秘感。《女女女》中正常人幺姑由人变猴变鱼，这是人类历史的逆向回溯，现代人在人类变形与变异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但作家最感兴趣的不是模仿神话外观，他借鉴的是神话本质，阐释人类深层意识和民族遗传性，从而纵向开掘人类历史。《爸爸爸》采用变形、抽象化的艺术形式描绘历史，对历史作了主观化和想象性的处理，复现了古老神话北方黄帝与南方炎帝的争斗及大迁徙的神话。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即把一个有着鲜明地域文化风俗特点的小山寨和整个民族、社会作一对应，把它的小史和我们的民族大史作一对应，把民族的起源、漫长文明的衍生及衰败过程浓缩在一个村寨的小史中。作品把叙事性、抒情性、暗喻性融为一体，把崇高与荒唐熔于一炉，在同一空间聚焦历史和现实，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神话原型的颇受关注是新时期小说的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80 年代初期中国小说创作陷入了困境，……是神话原型开启了寻根作家的智慧。”
寓言是人类生活经验的一种总结，“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原型”。寓言从整体上归纳总结人类生活经验，拟人化、道德训诫性、想象性是其突出特点。《暂行条例》是反思官场的寓言。语言管理局设置的本意是净化和提升社会语言环境，促使现代人变得文明守法。但语言管理局的成立一方面给社会造成了混乱不堪的局面，人们发泄情绪的骂人的通道被封闭，稍不留心就会丧失说话的权利，重者还将拘留接受教育，另一方面，讽刺了语言管理局官位设置的荒诞可笑，人人都是科长处长，人人都想争当权利的代言人，为了维持秩序大家纷纷巴结和听从一位无知的秘书长，让他管理整个语言管理局的工作。由于群众的强烈抗议和内部混乱的管理，语言管理局经历了最初威风凛凛地执法后，最后不得不宣布一个悖论性质的决议，比如“年青干部被降职前应该有两年以上的高层机关经历。各级应有培养年青干部的计划，创造条件把他们提高到高层机关中去锻炼，锻炼好了再降”，降职的人先需要升职，恐怕只有官场才能出现如此荒谬的事件，作者用变形的手法展示了官场的贪婪、黑暗与扭曲，从违背常理的纷繁现象中，我们体会到了人类社会荒诞无情的一面。《红苹果例外》是反思人性的寓言。“我”在饭店里认识的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妻子，而妻子的真实身份“我”一直无法确认，最后在一张假造的学生证中“我”模糊地认识到妻子是原来学过医，但妻子却矢口否认，人类在真假莫辩中丧失了认识自己的能力，身边最亲近的人仅为象征性的符号，人性的可悲在作者寓言式的晦涩叙述中得到了放大。
三、神秘作为审美范畴对韩少功创作的意义
总体而言，韩少功带有神秘倾向的小说创作，运用梦境、幻觉、象征、隐喻、神话等表现手法，在神秘和现实的对立统一中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对现代文明的真诚探求，“他的叙述，常常以荒僻山寨、愚昧乡野为背景，这些地方的人，其生活方式与语言，都保留着浓厚的原始文化的特征，天人合一、人神互倚，韩少功的描写，神秘、怪诞却不失动人心魄的真实性，现实与传说、真实与想像浑然一体，历史的探询与神秘文化的崇拜，共同构成作品真实而诡谲的意境。”
这种小说创作形成了神秘的审美境界，体现出民族的厚重历史和忧患意识，同时又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它既有对独立个体的生存境况的关怀，又有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神秘性小说的创作领域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审美启示。
考察韩少功的小说创作历程，神秘作为审美范畴在他创作中的意义不可小觑。其一，韩少功成功突破了个人创作的瓶颈，丰富了观照世界和人生的审美视角，探索中找到了适合个人文学表达的审美方式，标志着创作上的成熟。上世纪 80 年代伤痕、反思文学风头正健时，韩少功开始思索个人文学创作是继续走社会批判的路子，还是重新开辟另一种审美方式？他沉寂了三年，在《文学的根》里发出文学“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的声音，他身体力行，写出了《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诱惑》等掷地有声的寻根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美学涵义上具有了神秘内蕴，开拓了文学的另一天地。其二，建构了文学虚构和想像的空间，带来了小说创作方式的多样化。韩少功曾说过：“文学最根本的职事，就是感常人之不能感。文学是一种经常无视边界和越过边界的感知力，承担着对常规感知的瓦解，帮助人们感知大的小，小的大，远的近，近的远，是的非，非的是，丑的美，美的丑，还有庄严的滑稽，自由的奴役，凶险的仁慈，奢华的贫穷，平淡的惊心动魄，耻辱的辉煌灿烂。文学家的工作激情，来自他们的惊讶发现，发现熟悉世界里一直被遮蔽的另一些世界。于是把人们从盲视的状态中导出，从感知的黑夜里导出。”
因此，韩少功动用各种物象词语，注重描写感性世界和表达主体心理体验，以此增强作品的审美表现力和穿透力。作品中的神秘因素描写，虚实相生、动静相谐，充满空灵与飘渺的美学气韵。比如《归去来》、《北门口预言》就反复渲染小山村，制造离奇、怪诞的氛围，表现真真假假的人生万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出走的灵魂、暴力、杀戮和战争无不蒙上一层神秘色调。
考察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审美化的神秘进入文学，必将给中国文学带来改造和提升作用。首先，促使新时期文学的转向，中国当代文学从单纯的伤痕暴露和反思走向一种远离政治的多元化视角，神秘这一中断的审美范畴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上世纪 50 年代后的 30 年文学作品的神秘倾向烟飞云散，70 年代末的伤痕反思文学只是揭露和控诉，文学的审美意识停留在再现层次，神秘则带来艺术思维和创作方式的多样化，这是对固定的社会、历史、政治模式把握世界的不满与反叛，也是对传统叙事小说总以描写现实生活为正宗的背弃，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其次，文学作品有了寓言与象征的诗性力量。神秘具有不可言说的特征，因此在审美经验上表现出诗性哲学的特性。韩少功等作家融合自然、宇宙、历史、社会、人生的丰富内涵，突出运用梦境、幻觉、隐喻、象征等手法，不仅增强了作品的灵魂感应力和现实感应力，也实现了现实世界与原始神秘世界的沟通，从而使作品达到了整体性的寓言和象征效果。这是韩少功的不少作品产生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代创作的一个重要走向。这种寓言或象征化写作，表达了作家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刻思考，《爸爸爸》中长不大的白痴丙崽，暗示了人类历史长河的神秘性；《暗香》中若隐若现的栀子花香，也给作品平添了不少生命无常感和历史沧桑感。
韩少功小说神秘倾向的确立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拓了属于个人的小说独特的审美境界，标志着他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变，也标志着他创作上的成熟；另一方面也给他的小说带来为神秘而神秘的倾向，有些篇目让人不乏晦涩之感，对读者的顺利阅读设置了很大的障碍，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者更深入、更全面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梦案》、《暂行条例》、《很久以后》大量运用梦境、幻觉拼接画面，造成小说为形式而神秘的空洞感，丧失了《爸爸爸》等作品所具有的厚重感。当然，韩少功小说的神秘倾向给读者阅读带来了想像和思考的空间，“神秘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它能给人一种朦胧、含蓄、深邃的美学感受。”
读者出没于历史与现实、纪实与虚构之间，体会韩少功小说的神秘魅力，所获得的是一种语言过于直白、主题过于单一的文学所无法提供的审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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