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列·斯托洛维奇的专著《审美价值的本质》问世后，“审美价值”这个术语开始在美学家之间广泛流传并使用。“对象的审美价值既取决于‘它本身的样子’，又取决于它‘使人想到的那种东西’”。而当代文学在发展历程中，不仅为我们记录了历史的曲折发展、描述了人类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更为我们的心灵提供给养，促使我们自我生命的感发。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从创作到被接受的整个过程中，它给我们带来的美感是直接触碰我们的心灵的，或是惊涛拍浪的激越与壮美，或是折戟沉沙的阴郁与悲凉。这份沉重而美好的记忆值得我们去追寻它美的脚步，探讨其价值。
一、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及审美特征
（一）创作主体的广泛性和题材的丰富性
文学的历史从未中断，它的繁衍依靠的不是个别作家而是依靠一代代作家以敏锐的心灵、优美的笔端叙写生命的篇章。即使一批作家因种种原因退出文坛，还会有新的旗手勇敢地站出来扛起对时代的责任；即使在政治最为紧张、人心最为混乱的的年代，他们仍暗自写作，以唤醒麻痹的灵魂。总之，文学能如蒲苇般柔软而韧性地生长着，这离不开创作主体的坚守与不懈的努力。
50 年代是一个“转折”时期，众多保持“五四”传统的作家被迅速“边缘化”，比如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等作家，而从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作家”。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与党紧密连结，写作具有非常强的政治目的，作家的文学活动，被高度组织化，洪子诚曾指出：“从作家个人的方面说，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政治体制，他们面对的将是能否保持某种精神独立性，保持思想艺术探讨活力，保持对于现实的‘质疑’、‘纠正’立场的严峻考验”。显而易见，面临频繁而残酷的考验，大部分作家自觉地向毛泽东思想靠笼，为工农兵写作是他们的职责，所以，当时最受欢迎的题材是革命历史题材，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都是直接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生活，塑造了一批革命英雄形象。其次是反映农民生活和工业发展状况的小说，比如赵树理的小说，丁玲、周立波的小说，柳青的《创业史》、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等。但吴秀明曾指出：“十七年”文学在高度组织化之外，又是“充满着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
比如沈从文的《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它运用象征手法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所呈现出的另一种精神状态。陈翔鹤的《陶渊明写 < 挽歌 >》和《广陵散》，借助历史人物传递渴望疏离政治中心、疏离主流群体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出来是“孤独、无力、无奈和渴望精神自由的因素是时代主旋律中最不和谐的音符”。
但经历了“文革”后的文坛无论是创作群体、主题的开拓，还是形式的探索，多元选择和争奇斗艳的局面已经形成。初期文坛的创作重任主要由“归来”一代和“知青”一代来共同承担。“归来”一代作家的成分稍显复杂，曾有论者将“归来”一代的作家统称为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三代作家，即在延安及其他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作家、20 世纪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的作家。比如王蒙、张贤亮、丛维熙、刘心武、蒋子龙、谌容等，他们大多数人是抚摸着往日的伤口、带着悲喜交加的情绪重返文坛。虽然遍体鳞伤，但不容否认他们的创作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积压了那么久的社会历史问题需要他们去正视去反映，积累了那么厚的情绪情感需要他们去抒发去宣泄，人到中年的他们既有以往的创作经验，又有坎坷的人生经历，于是“归来”一代作家众望所归引领了风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潮流。他们大多选择的是控诉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给他们带来的创伤，但大难不死、绝处逢生的结局使得他们的作品又总是呈现一种乐观的基调，一个噩梦般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这是在他们作品中传递出的信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的态度也导致了伤痕文学的局限性，只有感性的宣泄，缺乏理性的思考和批判，使得伤痕文学就像一个伤心过度的孩子，哭完之后却不知出路在何方。
而知青一代在面对理想、面对信仰时，表现的不再是自信和一往情深，而是变得迷茫和暧昧。曾扬言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他们在回城潮中露出真容，曾立志要拯救中国却发现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得他们开始理智地看待历史，反思人生。正如陶正、田增翔所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可谓空前绝后。它的旗帜是杂色的，它的标志也像立体画面一样，可以随着视角而变幻不定。真理与谬误滚成了一个雪球———它的剖面，足以让人目瞪口呆！”
面对复杂的剖面，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比如以王安忆、张辛欣为代表的一批知青作家，着力描绘当下知青生活的困境，《69 届初中生》中的雯雯，回城后的第一个发现便是：“这是一个人及其能的时代”，可自己一无所能。而张承志、梁晓声则是将知青当作虽败犹荣的英雄来写，其作品始终贯穿的是坚守理想与信仰的声音。王蒙曾这样评价张承志：“他坚持着他的理想主义，坚持着他对于形而下的蔑视和对于形而上的追求。
”随着他们写作的深入，渐渐意识到知青和知青生活虽然特殊，但它只是人生命中的一段变奏，而非全部。所以在后期他们纷纷扩大了文学视野，在“寻根文学”的浪潮中，我们依然看到知青一代的身影，他们转向那片曾经令他们爱恨交加的土地，去寻找民族的“根”。“阿城‘三王系列’演示了传统的圣贤境界，贾平凹的‘商周系列’阐扬传统文化的博大、神秘，韩少功、王安忆的作品阐述了传统文化构造的精妙。”
“寻根文学”的创作可以看做是知青一代最后一次群体亮相，随着文学的多元化，人情感的复杂化，“知青一代”的创作或人生选择逐渐分道扬镳。
与“寻根文学”同时出现的还有先锋文学，一批青年人受欧美现代派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自觉地抛弃了所谓的重大历史题材的写作，而沉迷于个人化文学话语的构建。这批年轻人大部分出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比如马原、苏童、格非、余华、北村等人。他们运用叙事的颠覆性和解构性对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进行挖掘，关注的是形而上的主题，甚至带有情绪独白和语言游戏的倾向。当这批作家沉浸在语言的自我狂欢时，伴随的危机也相继而出，“以形式和叙事方式为主要目标的探索倾向，不可避免地走向‘形式的疲惫’”。读者的流失、商品经济的冲击，迫使“先锋派”作家在 90 年代后纷纷突围，重新重视人物情节的发展。90 年代后的文学创作是以个人风格而不是集体风格完成接力的，以至于使很多作品不能简单归类，比如陈忠实的 《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格非的《欲望的旗帜》、阿来的《尘埃落定》、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陈思和曾用镜子的比喻来形容文坛的变化，“一面大镜子，有一天突然碎了，散了一地的碎片映照出世界的零零碎碎，而无数的碎片和粉末，正是 90 年代的文学本相。”
于是新生代作家纷纷选择通过个体生命的存在际遇来窥视历史的沉重和悲凉，自觉地把自己定位在“文化边缘”地带，书写现代人的异化、痛苦和苦难。
（二）创作形式和技巧的多样性
1.现实主义的不断深化
文学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艺术性反映，不会游离于社会之外，恰恰相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勇于“载道”，始终关注着历史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性的完善。法国新小说派的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在谈到现实主义时毫不含糊地说：“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现实世界永远对作家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他们的工作，就是要竭尽全力地创造‘现实’”。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是现实主义不断深化的过程。十七年的文学是对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沿着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的新中国的文艺方向，实现了文学为现实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佳作。无论是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红日》、《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还是反映农村题材的《创业史》，都成为现实主义的经典性作品而流传。然而，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拔高人物和神化人物的文学。直至文化大革命，“三突出”等僵硬死板的创作原则，使得文坛犹如一潭死水，在静静地等待于“无声处”的“惊雷”。
这声“惊雷”终于在新时期响彻天空，新时期之初，是以恢复“五四”启蒙现实主义为开端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这些问题小说的创作，不论是批判“文革”、反思历史，还是呼吁改革，都结束了“欺”和“瞒”的伪现实主义写作，回应了鲁迅曾经疾呼的“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他们以人道主义为旗帜，寻找大写的人，虽然对人道主义的传统内容认识还不是十分深刻，但是能意识到“人道主义在中国的特殊遭遇、特殊命运并把这种遭遇和命运再现出来倒也是深刻的”，虽然仍旧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尚未摆脱紧跟形势的思维习惯，但是它保留了现实主义至关重要的品格：批判意识。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现实主义的创作面临危机，在危机面前，很多作家开始了新的探索与尝试。
首先，在内容方面，“寻根文学”淡化了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回归到民族文化传统中，以地域风俗为背景，展示民族文化之根，重塑民族灵魂。
“新写实小说”以注重生活的原生态表达和情感的“零度写作”来追究人的生存本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以琐碎、庸常的笔调消解了主体的批判意识，以“一地鸡毛”式的叙述将文学转向对现实生存状态的关注。“新现实主义”也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从新写实出发，通过小家庭真实而具体的生活来透视整个社会的变革，探讨社会贫困的社会历史原因，诸如现代化的负面性、城乡关系的不平等，具有比较强的理性精神和历史意识。近年来，王安忆、贾平凹、铁凝等作家的作品更是转向了对人类自身、人类本体的思考，通过对生命本真欲望、冲动、焦灼的抒写，来重新认识人性的原色。
其次，在主题的表现上，由表层走向深层，并着力描写底层民众的状态。比如对“苦难”这一主题的叙述，在起初的“伤痕文学”中，流露的是对苦难的控诉，到了路遥那里，苦难不再是批判的对象，而是要“热爱”自己的苦难，而到了余华和北村那里，苦难变成了一种常态，是人类必然会面临的生存困境之一。80 年代中后期尤其是 90 年代，作家毫不犹豫地抹掉了“英雄典型”头上那道神圣光圈，取而代之的是举起“欲望的旗帜”书写底层人“活着”的现状，他们将底层民众的生活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展示底层人们在磨难中善良的灵魂，表现他们生命的尊严。
最后，在形式技巧上，在再现的主旋律中融入表现的音符。这主要是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当代作家突破传统形式，运用象征或“意识流”等手法使得作品紧靠潮流。比如宗璞的“变形”小说，王蒙一系列的“意识流”小说，林斤澜的“怪味小说”，这种表现技巧给现实主义的创作增添了新的审美因素，但需要补充的是，支撑起小说思想的仍是传统的社会意识和道德观念。
2.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不断探索
从“五四”开始，现代主义文学就登上了中国文坛，但由于政治原因，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现代主义才被广泛的接纳。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当代作家在借鉴、吸收现代主义的同时，也将后现代主义一并接收过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坛呈现出一种相互胶着的状态，二者的领域存在着许多模糊地带。而中国作家在起初的创作方面，又没有完全抛弃传统的现实主义，比如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只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下借鉴西方的意识流，与真正的乔伊斯、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南辕北辙。可见，当西方现代主义传入中国时，它也深深地烙有中国传统意识，它在中西方的“混血”中成长并发展着。较早具有西方现代派意味的是张辛欣在 1981 年创作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男女主人公在生存竞争面前，表现的十分紧迫和冷漠，“每一瞬间都在防备中，紧张地窥视着对方，寻找弱点。对手是别人，也是自己”，这样的表达与萨特剧本中的生活场景极其相像。但是与其说这部作品具有存在主义倾向，不如说这部作品主要表达的是被耽误的一代知识分子返城之后面对生存压力所产生的焦虑感以及担心被时代抛弃的危机感。直到 1985 年刘索拉张从容，杨 君：当代文学的审美价值探究《你别无选择》和徐星《无主题变奏》的出现，李泽厚认为它们标志着：“真正的中国现代派的文学作品”的诞生。在这两篇作品中，存在主义、荒诞派、垮掉的一代等现代主义的因素以一种更为内在的方式出现，并且表现了“一切就是荒诞，荒诞就是一切”这一主题。之后残雪更是以非理性、反逻辑的方式来表达荒诞的存在，她的《苍老的浮云》、《山上的小屋》、《突围表演》等已经完全不同于刘索拉把荒诞作为一种观念粘贴到扭曲的形式之中，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她运用大量的超现实的意象和梦魇来表现人格的内在冲突，表现“他人即地域”的主题。
另外，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以丑为美”、“反向诗学”。现代主义作家认为人具有恶的根源，那么他们就有责任去描写丑、揭露丑，目的不是沉溺于丑恶之中，而是“在丑的自我暴露、自我否定中肯定美，使丑升华为美，通过与丑的撕斗来表达对美的追求”，如果一味地歌颂真善美，文学就变成了一辆独轮车，那么我们的文学就总有一种欠缺。莫言曾在他的小说《红蝗》中，借戏剧家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戏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所以在他的小说里我们常常看到他对丑恶痛快淋漓甚至漫无节制的描写，比如在 《欢乐》中描写跳蚤在“母亲积满污垢的肚脐眼里爬，爬！在母亲泄了气的破皮球一样的乳房上爬，爬！”
这样肮脏、污秽的词汇刺激着我们的感官，折磨着我们的审美期待。“溢恶”这不是莫言的写作目的，他的最终目的乃是要对人性进行反思。人都是不完美的，有恶有善的，但是莫言通过对丑陋的揭示，乃是使人对自身有一个深刻、清醒的认识，人并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说：“人类区别与动物界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人类虚伪！”
这种触目惊心的自我认识，显示了作家对人性批判的深度和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但是，凡事都有个“度”的问题，一旦偏离了发掘恶中之美的主题，而是一味地对丑陋的形象进行堆积，对龌蹉、邪恶、血腥的事物进行展示，那么文学就丧失了原本的意义。比如曾风行一时的“木子美事件”，这主要是由于后现代主义与大众传媒的结合，与消费主义的妥协，使得社会的价值混乱，“今日的文化写作已经抵达了低层浅表的‘挪用’‘照搬’，一种无情怀的‘顺流而下’。是一种宁要世俗不要理想，宁要欲望不要情怀，宁要宣泄不要升华的艺术。”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体的结合，使后现代主义违背了起初价值重建的承诺，丧失了起初具有的否定批判性，走向了鄙视理性鼓吹堕落，否定精神内涵而享受感官刺激的末路。
其实，后现代主义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文化思潮之一，哈桑认为其内在核心是“不确定性”和“内在性”，利奥塔德认为相对主义、怀疑论和“去中心”是后现代的根本。所以王岳川认为后现代主义以消解性思维，“通过对语言的拆解和对逻辑、理性和秩序的重释，使现代文明秩序的话语归于失效。”
而在 80 年代后期兴起的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恰好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他们以个人独特的感觉和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在小说的文体实验上大做文章，消解了传统小说对故事和意义的阐释，而迷恋于异样的叙述方式、怪诞的结构形态、难解的语言迷津。比如受博尔赫斯影响很深的一位作家格非，他对循环式叙事的设置堪称高手，在《褐色鸟群》中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很奇怪的故事，这一故事构成了一个自相缠绕的循环。就如小说中的棋说的那样：“故事始终是一个圆圈，它在展开情节的同时，也意味着重复。只要你高兴，你就可以永远讲下去。”
这种叙述方式，让读者在面对作品的解读时茫然不知所以。因此当先锋作家以语言游戏的极端化、任意妄为的形式实验开拓了小说文本的空间时，也面临失去读者，失去市场，成为“圈内人”文学的危机。文学毕竟不是单纯的技术操作，就像谢有顺说的：“先锋作家大都不是纯粹的后现代主义式的文化游戏分子，他们显然无法承受无限度的形式自娱和语言狂欢。写作一旦沦为福柯所说的那种只指涉自身的语言游戏，它就必然带来精神意义的极度匮乏。”
在面对穷途末路的境遇，先锋作家纷纷终止了文本形式实验，开始追求精神指向，完成了从消解意义、颠覆深度向理性追求的转变，并重视对终极意义进行思索和探讨。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出现，扩大了文学的表现范围，它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对现实世界的摹写和再现，而把人物的主观意识流动、潜意识世界和以怀疑、反叛的精神审视人类生存困境纳入文学的表现范围，这种审美意识、艺术观念的变革，开放了文学的格局，使当代文学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相互交织、相互渗透中继续发展前进着。
二、当代文学的审美价值评说
（一）介入现实的强烈批判性
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把握，而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复制，只是用现实生活的材料来重新构建的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集中要表达的是作家对这个社会生活内蕴的独特理解和感悟。其中正视社会矛盾，批判假恶丑，崇尚真善美是文学创作者的职责之一，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鲁迅等没有哪个文学大师没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陶东风认为，一个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站在被历史主潮所忽视或压制的那个边缘一方，让人们看到历史主潮的合理性背后的不合理性。这样做的目的从根本上说不是彻底否定这个主潮，而是纠正主潮的片面性，使之更加完善。当文学真正地直面这个鲜血淋漓的社会时，它必然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痛斥社会弊端或为底层民众呐喊，否则便会沦为“长官意志”的传声筒和宣传品。具体来说，当代文学中既有对极左思潮的政治批判，又有面对社会普遍性问题的道德批判，也有反传统、反权威的文化批判等。这些批判可能未必能够改变现实，但是创作主体所持有的自由立场和不畏成为众矢之的勇气会潜移默化地作用于这个社会。
（二）建构人类的精神向度
文学不同于社会学和政治学，批判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它时刻面对的是与精神对话，体现其人文关怀，所以它的最终指向是追求精神自由反思人类存在境域。福克纳在发表诺贝尔文学授奖词时曾说到：“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有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
文学以思想对抗权力、以情感对抗功利的逻辑思维来开启文学中的精神生活，以现代性的眼光呼吁人性的复归。铁凝以女性的视角在《玫瑰门》中让我们看到女性在经历分离、背叛和暴力之后的宽容与内省；余华以悲悯和同情的目光让我们看到活着的艰难，并以忍耐来抗击生活的一次次打击；张承志以一种骑士精神品味孤独，并在寻找信仰的旅途中战胜孤独，找到其灵魂依托。这些作品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清明上河图”的生活画卷，更为我们展露了人类的精神旅程，在这一段段旅程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与丑陋、坚强与软弱。
（三）寻求文学自身的延展性
文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题材会更新，创作手法会更加复杂多样。比如上世纪 80 年代初是呼唤人道主义的复兴，90 年代则主要表现的是现代性导致的人类异化；创作手法方面会在传统的基础加入现代的表现手法，突破时间的线性发展，打乱情节的理性发展逻辑，以意识流的手法进行创作等。甚至在 80 年代学术界提出“纯文学”的概念，即关注的是文学形式的实验和创新，远离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等公众领域，以文体的新颖引起对文学的关注。这种实验在先锋派作家那里得到发挥和应用，到 90 年代“纯文学”逐渐扩展为精神上的“纯洁”，它不断地探索文学的表达内容，使人类得精神世界得到最深层的关照。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人们以文学为精神食粮趋之若鹜的时代已告终结，于是纯文学开始了新的选择，比如与视觉媒体的嫁接、与大众文化的妥协等。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在自身危机面前艰难突围，而大众文学因其通俗性和雅俗共赏性而受众甚多，依靠网络而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学更是发展的如火如荼。当代文学在多元共存以及相互影响下逐渐形成共时性格局，王晓明曾把今天的中国文学总结为“六分天下”的格局，可见，文学越来越多样，它的枝节碰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其自身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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