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林语堂
在我的书架上，《吾土吾民》、《苏东坡传》、《生活的艺术》、《林语堂文选》、《八十自叙》等书，是摆在“常用格”里的。十年前读过的，今天依然可以读出新意来，而且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
记得上学时，大陆“现代文学”课程里，除了鲁迅作品注释里“占有”被批判的“席位”之外，语堂先生和钱钟书、沈从文、梁实秋、周作人诸先生一样，是不能上“正席”的。现在看来，这实在是政治的玩笑，文学的荒诞，时代的悲剧。
后来买到语堂先生女公子林太乙着《语堂传》（中国戏剧出版社），一气读完，很是“解渴”,“走近”先生，品味其道德文章，只一声慨叹：一代大师，无可替代。
林太乙说：“我在这部传记中描写父亲的思想时，常借用他自己的文字来表述。除此之外，我参考许多资料，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找书评及其他剪报，查家庭账本，看母亲日记，四面八方打电话写信给亲戚朋友问：‘你可记得，你可知道，当时在那里是什么情形？’但大部分是靠我的记忆力，往年的见到听到感受到的，都在我的血脉中循环。”
可能正是这种浓于血的感受，使林太乙在洋洋23万言当中，较为细腻、全面地向我们展示了语堂先生彪炳史册的一生。
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学贯中西且同时用中英文创作，硕果累累的大家屈指可数。语堂先生毫无疑问在这个行列的前边。
用流利生动的英文写成的，长达382页的《吾土吾民》，第一次让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林语堂的朋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称此书是“关于中国最完备、最重要的一本书”,至今，无论中外哪一方人士仍旧可以从中“透视”中国人。
在散文方面，《生活的艺术》把哲理、幽默、生动、穿透力揉到了一起，形成一个散文的高峰。
而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在小说史上是不能不写上一笔的。
《苏东坡传》、《武则天传》等传记，当算是中国传记文学当中最不拘泥“纪年表”,最富文学创作色彩，耐人品读的着作。
先生又有如《女子与知识》、《浮生六记》等一批英译中、中译英的翻译作品。而他的《当代英汉词典》，至今为人们青睐，不啻为语言学方面的经典。
文学、语言学方面的天才成就让人惊叹之余，语堂先生居然还发明过中文打字机，在几十年前就红透美国的半边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大展才华。而作为幽默大师的他，还曾创办《论语》、《人世间》等名牌刊物并影响了两代人。
以我凡俗之辈，仰望林氏“宝库”,大有高山大海的广博和深厚。
林语堂曾在《八十自叙》中说：“我是矛盾，我喜欢如此。”这“一捆矛盾”应当是中西文化的汇合，是天才思想的进发。
先生曾说：“我喜欢中国以前一位作家说过的话：‘古人没有被迫说话，但他们心血来潮时，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时谈论重大事情，有时抒发自己的感想。说完话，就走。’我也是这样，我的笔写出了我胸中的话。我的话说完了，我就要告辞。”灵魂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为先生的尽情挥洒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一年以后的1976年3月26日，先生离开了生活过81年的世界。然而，在先生浩如江海的着作里面，我们无时不在感受着那生命的跃动，那魂灵的高扬，那无穷的魅力。
《林语堂传》的封面上有一些话：“亦耶亦孔/半东半西”、“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驱者”.这是极其中肯的评价。另有一句先生语录：“我憎恶了强力，仍不骑墙，也不翻筋斗，无论是身体的，精神的或是政治的。”
我想，无论喜爱或是不喜爱文学的中国人，都很有必要记住这句话。先做一个真正的人，再谈其他。几十年来，我们缺的就是这种原则。
二、读黄仁宇
黄仁宇，美籍华裔历史学家。2000年去世。学术、文化圈里的人对这个名字已经很熟了，一般人可能不太清楚，所以略作交代。
还是在1980年代，一次去某大学拜访一位老教授，他便向我推荐了黄先生的《万历十五年》。
现在大家都知道《万历十五年》一书是黄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颇为另类的历史着作，也有人称之为历史大散文；但在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先有英文版在美国发行）时，大陆媒体乃至学界几乎没什么反响。
也难怪，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就曾遇到梗阻。当时商业性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居学术着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后来还是耶鲁大学出版社慧眼识珠出版了。
中国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的一位编导曾感慨：几年前流行学者散文。读时颇感心情愉快。噢，散文原来可以这样写，除了学术味，还有厚重的历史感。后来又看到《万历十五年》，才知道把历史着作写得散文味，比把散文写得历史味更难。
二十多年前读黄仁宇，是从封闭、僵化、失真的历史堆中迈出一只右脚，探寻到一小片原真的绿地，正如读费正清教授主编的“剑桥历史系列”,终于看到一点历史的真相。而今天又读黄仁宇，更深地感受先生的“大历史观”,得到的启示似乎更多。
黄先生说：“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需要一百零一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九十九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援入历史的轮廓。”
我们早先的历史书籍通常以中国的纪年、断代、纪传等体例做下来，而黄先生的着作则是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史进行分析，这也是成就“大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历史。
在黄先生的大历史里，总是在考量中国历史“何以如是”,即为什么近代西方可以数字管理整个国家而中国不能？在他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制”.
其实不少智者也早有剖析，比如说中国懂得线装书是竖排版，外国典籍大都是横排版，所以人们阅读时就出现一种状况，中国人看书时头是一点一点，外国人看书头是一摇一摇；中国人看书是膜拜、遵从；外国人看书则以怀疑、辩驳为要。
读黄仁宇，就是要从中汲取批判的精神和特立独行的风骨，这是一般中国人不太具备的东西。
在中国，但凡一个东西被看好，立马就有仿冒者出来，假劣伪满世界可见。黄先生“大史观”一出，效仿者必众，其实这远不是从字句上学得来的。黄先生自己就说：“首先要解释明白的是大历史观不是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熬才体现出来的。”读黄仁宇作品系列，与读××通史或××史不同，它是历史中的文学（指可读性），又是深具哲学意味的历史思考，宽泛地讲，它也许应当叫做“历史散文”.
黄先生在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后又毕业于中央陆军官校；还曾毕业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他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也曾与后来是“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一同起居办报”.
1964年获美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又做过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和哈佛大学研究员。《剑桥中国史》的研究班子里也有黄先生的身影。
试想，一个人有如此复杂丰富的经历，又经常在政治、经济、历史、学术等领域与一拨拨“高人”相处，加之独特的思维方式，不出一点思想成果，可能吗？
又读黄仁宇，觉得历史大可亲近；而现实的浮躁实在该要冷却一点了。
三、读林清玄
连续读了陈寅恪、吴宓、辜鸿铭、胡河清等人的着作或传记以后，感到十分的累，于是翻出早些年买的《林清玄散文》。
这感觉好像电视台采访“东方之子”,访了好几位学者老人，然后访一两个年轻俊彦，以作调适。
“林清玄”似清茶，淡淡之中有可品味的东西。
林清玄是1953年生人。30岁以前，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想做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想写出“名篇”,想升官，想发财。后来，其父去世，他于是顿悟：时间就是生命。“也许你可以一个早晨赚1000万，但1000万却买不到一个早晨。”于是他从此贯彻“倾宇宙之力，活在眼前这一刻”.
曾见不少少男少女膜拜港台影星歌星，那自然也是一种无可厚非的嗜好，一如喜吃地摊夜宵，快活嘴巴是肯定的，营养卫生就难说了。倒不如“走进”林清玄，一如风味别致而又不乏营养的餐馆，更划得来。
林清玄说他自己的写作有“三部曲”:开始，毕业后到报社做记者，写文章求的是要人感动，要人叫好；中间，把文章当表达的工具，真实地写出自认为值得一写的东西，没有风格；后来，撰写佛学题材，写作目的是希望读者能有所感受。
一位学生告诉我，“有一天情绪很坏，顺手翻到了同学床上的《温一壶月光下酒》，就看下去，结果把书看完了，那一个星期心情都清清淡淡，爽爽的。”
我想林清玄散文是有这样的“法力”的。尤其对年轻人士。他的《菩提系列》十余本书更是启人心智，开悟愚顽。
林清玄说：“一次”在松树下午睡，我被松后寺庙的钟声唤起。我坐起来，仿佛那些声音都是从我的左手流进，右手流出，在体内川流不息，我觉得自己是大地的一部分，松树也是，连庙里的钟声都是。“读林清玄，是把鄙俗的生活抛到了九霄云外，然后着一身松弛的棉布衫，心盈盈乘着海水，融解着平凡的生活。
林清玄是虔诚的佛门弟子和不疲倦的佛学宣讲者。他在创作成熟期，平均每月出一本书。当然不能说他的书本本皆精品，但至少精品在他的作品里是主流。
关于林清玄的传说甚多。什么“有人见到他以后下跪祈福”;什么“少女痴迷于他”;什么用他的书当“法药”,不一而足。他自己却说：“其实我很平凡，就像我至今还是有点不满意，为什么我太太总不拿我当作家看，老是叫我洗碗一样。”我素来以为，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有三种境界：一境为真实、取坦然；二境为独执己见，不合流俗；三境为忘我、超然。三境居其一就可爱，居其二可敬，三者皆备则可奉为永远的师友。
不敢断言林清玄三境皆备，但至少一境二境可达，所以读其文是不会有上当之感的。现如今，书海无涯，假劣伪书喧嚣热闹，益发显出林清玄的好处来。
那就来吧，在清幽的林中去找寻一份“玄意”.
四、读龙应台
见到不少关于“中国人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的“见闻录”或是“纪实”之类的作品，挑一些读过，不太喜欢那种炫耀中夹杂顾影自怜夸大其辞以及个人臆测式的文字。读了龙应台的《人在欧洲》，味道迥然不同。我不排除对龙应台先入为主的好感，但书中的所言所评，的确言之有物，评之有理，思之有深意。当然不是走马观花卖弄一点皮毛的“二道贩子”把戏。
这有个先决条件。l952年出生于台湾高雄的龙应台，23岁即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又在纽约的两所大学先后任教多年。l986年，她旅居瑞士苏黎士。两年后又迁居德国法兰克福。
以一个作家的实地生活经验和深厚的学识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做“底子”,来述说“人在欧洲”,那种文蕴文味是显而易见的。
更何况龙应台非“蛇应台”.“龙旋风”l985年在台湾报界、文坛以《野火集》威震宝岛，1988年这股旋风又席卷大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系列文章令两岸中国人为之一震。
与柏杨的嬉笑怒骂、李敖白眼冷视不同，龙应台把男性的犀利与女性的细腻结合到了一起，在冷峻的批评之中可以触摸到滚烫的心。
某年深秋，龙应台曾来湖南。弘征先生撰文写到这一回事。弘征先生未见龙应台之前，想象这个刮起冲天“野火”的女性“是一副睥睨天下的‘女强人'派头？还是冷若冰霜，俨然一尊大学者的模样？”一见面，却见她“一套浅色西装套裙，散淡、随意、和谐”,无一花哨饰物，“说话如细雨飘飘”,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在凤凰的街巷看到几个孩子吹泡泡糖，急忙去寻一个小摊买了一版，炫耀她在台湾5岁就吹过，嘲笑弘征刚才回答那是吹肥皂泡泡。在去湘西的途中，车在半路抛锚，正好来了一辆在乡村既载人也载货的小型农用车，她坚持坐这辆车启程，并且跟农人们有说有笑。正如她自己在《龙应台这个人》中所招认的：“难道写《野火集》的人就不会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无论读《野火集》还是《人在欧洲》，“恨恨”的文字外壳里面，细一触摸，却是博爱的内核。只是这种爱埋得很深罢了。
龙应台写到，走出法兰克福机场，见一对黑人夫妇牵着个小女孩，黑孩子一手紧搂着洋娃娃，也是个黑娃娃。这次她吃了一惊。由此说开去，她有了新见解：“种族歧视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的大汉民族要搞起歧视来，比谁都不差。不同的是，以前，我们自认为是最优秀的民族，异族非番即蛮。现在，我们接纳了白种人的世界观：先进的白人高高在上，肤色越深，层次越低。中国人自己，就在白黑两级之间。对于白人我们或者谄媚，或者排斥；对于黑人那又是另一番心态。”在12万字的《人在欧洲》中，客观地分析，冷峻地批判，鲜活地见解俯拾皆是。与《野火集》稍不同的是，你也可以把这一本书当“消闲书”来读，看欧洲人的心态，看中国人在欧洲的“形象”与“定位”.
我时常读到一些中国人在欧洲在外国如何获奖，如何受欢迎，如何获得“雷鸣般掌声”等等文字，我也相信其中不乏事实；但是，据龙应台旅欧多年所见所闻，这样的“美景”不说没有，至少是很少。因为一些国人的“吹嘘”全然忘了西方世界的基本心态。
比如龙应台所写的洛伽诺国际笔会，90篇论文，亚洲人只有两人被安排上台去念。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还被安排到最后，无人耐烦听的时候去发言。这与我平素听到的“新闻”似乎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说，《人在欧洲》又给了内地读者不少真实的信息。
一本书，给人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给人许多深刻的见解；给人许多智慧的光亮；这本书值得一读。我甚至想绝对化：龙应台的作品全在可读之列。一个作家的人品、文品，决定了其人存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