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蜀文化的战略位置
重庆是蒙古骑兵西征时，以合川钓鱼城之役，改变文艺复兴以前世界史进程的英雄城；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以坚韧的胆魄承受日本无区别的狂轰滥炸，陷大量日军于中国泥潭而改变世界格局的英雄城。李白有《送友人入蜀》，讲的是从剑阁山路进入四川盆地：“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展示了巴蜀文化之古老和巴蜀地势之险要。李白又有《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讲的是对巴蜀山水明月的留恋，以及出川的痛快淋漓。在如此一个有英雄城把守，有险峻可拱卫，有江流可进取的地方，谈论地域文化与文学，材料不难随手拈来，实在令人体验到“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得其所哉。笔者近年一直在探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学术工程，之所以用“地图”这个概念来讲中国文学，就是讲求在文学发展的完整性上展开其巨大的运行空间，展开其地域文化脉络的丰富性，展开其中的民族、家族、作家个人及其群体的生存流动聚散等等空间上的联系，从而动员更加丰富生动的资源，探讨我们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完整、丰富、异彩纷呈的文化精神谱系。
在重绘中国文化地图的命题中，重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生命持续发展，没有中断，跟巴蜀地区非常有关系，而且是一种关键性的关系。蜀中也为中国文学的盛世输送了司马相如、李白、苏轼等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大家。李白《蜀道难》算得上是“蜀中第一诗”,贺知章一见，就称赞李白为“谪仙人”.他一开口就用川江号子或开山谣的高调门，高呼：“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蚕丛、鱼凫时代政治虽无与中原“通人烟”的记载，但文化消息已有所交流。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及成都平原大量的古蜀文化遗存，足以令人惊心骇目。那几乎等人高的纯金卷包的金杖，几乎两人高的青铜人像，似乎高耸云天的太阳鸟青铜神树，以及众多的突眼、巨耳、耸鼻、阔嘴的青铜面罩，都令人想起晋代常璩《华阳国志》的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只有李白那种雄奇不羁的诗性想象，才能与之匹配。清人顾炎武《日知录》说：“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及玄宗西幸，升为南京，则又为诗曰：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亦时为之矣。”这种诗歌题旨的转折，说明巴蜀地理区块足以牵系整个国家的安危。清代放开眼光看世界的湖南邵阳人魏源，受了蜀人李白神奇想象的启发，也作《蜀道行》：“君歌《从军行》，我唱《行路难》；君奏《巫山高》，我弹蜀国弦。蜀国周遭五千里，女娲遗石横南纪，共工怒首触不开，水束山盘自终始。鱼凫四万八千岁，不与人间共天地。不遭洪水辟九州，尧禹岂识开明帝！神丁凿山山忽摧，鳖灵劈江江水开。望帝高飞云表去，秦兵一夜从天来。金牛道，木牛蹂，白帝城，赤帝守，蛙声不断鹃声又。万古剑门与夔门，惟见千夫荷戈走。书生不用叹征袍，英雄失路同儿曹。变化风云长头角，时穷天地皆荆茅。君不见，六国龙扰劫灰日，青牛紫气函关客。神龙首尾何有哉，流沙一去无消息。蜀国弦，弦以哀，问君西游何时回？”想象驰骋于天地之间，思考着国家、蜀道与人的命运。
巴蜀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与其险峻的高山四周环抱，中间展开广阔丰饶的平原，以天府之国的富庶，作为中原地区的后院；又以雄踞长江上游，俯窥江南，居兵家用武之要的地理形势，具有深刻的关系。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六（中华书局版）如此分析道：“四川介在西偏，重山叠岭，深溪大川，环织境内，自相藩篱。且渝、夔东出，则据吴楚之上游；利、阆北顾，则连褒斜之要道；威、茂、黎、雅足控西番，马、湖、叙、泸以扼南僰，自昔称险塞焉。秦人并巴蜀，益以富强。汉开西南夷，边壤益斥。……盖东南噤领，尝在巴蜀矣。后唐同光初，荆南帅高季兴入朝，唐主问季兴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曰：宜先伐蜀，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宋牟子才言：重庆为保蜀之根本（此就江道言之），嘉定为镇西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然而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详陕西汉中府总论）。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患者也。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宋人保东南，备先巴蜀。及巴蜀残破，而东南之大势去矣。《志》称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又地多盐井，朱提出银，严道、邛都出铜，武阳、南安、临邛、江阳皆出铁。”中国其他地域可以有其他地域的优势，但是巴蜀地区这种天然屏障、雄踞上游、土沃民殷的优势，却是其他地域难以兼备和代替的。
因此，中华民族于秦汉开拓大一统的格局之后，在二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生命过程中，往往重复着“谁兼并巴蜀，谁就赢得大一统”的现象，这一点为多次改朝换代、南北冲突融合所证明。为什么中国五千年文明不曾中断？过去很多学者专门从概念上讲儒释道交融互补的价值和功能，但实际上的问题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和空泛。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民族除了拥有黄河文明之外，还拥有一个长江文明，有这“两河文明”的相互推移和交融。在中世纪的北方崛起了一个“草原帝国”,其疆域从兴安岭一直到欧洲。在冷兵器时代，草原骑兵纵横驰骋，骁勇善战，如“秋风扫落叶”,很多古老的农业民族都被它摧毁了。但是唯有中华民族还奇迹般地坚守着，百折不挠地发展着。《儒林外史》作为“楔子”的第一回，开场诗中有一句：“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接着还追问：“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要看得破，就要思考“前朝树”吹倒了，为何根基不拔，“后朝树”的新芽为何又在原来的根上茁壮地生长出来？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由黄河、长江这两条母亲河哺育。这两条江河具有丰富的生存屏障、众多的资源和人口、多姿多彩的文化智慧以及广阔的回旋余地。比较起来，古埃及文明只有一长条的河谷绿洲，所以阿拉伯人来了，马其顿人来了，它就缺乏回旋余地，容易中断。中东的古巴比伦也有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两河流域，但中华民族的黄河、长江这两河流域比它大了七倍，腹地很大，底气就很足，这在民族博弈和发展中，提供了进退的余地和回旋应对的弹性，从而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包容了本来的文化和新来的文化，并在更高的层级上进行兼容创新。
在此巨大的江河腹地及其周边，地理状貌和气候的差异，形成了游牧、旱地农业、稻耕农业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古代中国大规模的民族冲突融合，主要表现为南北民族碰撞和疆土推移。北方少数民族进犯中原，在平常的时候长城是可以抵挡一下的。有此长城雄关驻兵设防，想破关南下，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边境平静的时候，可以开关贸易，互通有无。但是当北方少数民族真正强大到极点，建立大面积的统一帝国之后，长城就难以招架了。在中原国力不振，节节败退的岁月，什么东西挡住了北方骑兵的铁蹄呢？是长江。有所谓“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又所谓“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中国出现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南北朝，试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长江“天堑”,中华文明就可能失去地理屏障，为驰骋万里的铁骑斩断了。明人杨慎《廿一史弹词》中有《临江仙》（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开场词）唱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此词为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时，作为卷首词。又作为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唱遍大江南北。
而在长江天堑的攻防中，雄踞上游的巴蜀之地，是其关键与要害处。清·吴之振等《宋诗钞》之《止斋诗钞》载陈傅良《闻叶正则阅藏经次其送客韵以问之》写道：“顺水去吴会，逆水来夔门。万古逆顺舟，以斗占旦昏。”长江三峡的夔门，直通中游及下游的三吴之地。因此，明朝洪武年间的马德华赋有《蜀山图》一首：“翠壁苍压峭入天，雨余芳草带春烟。锦江东去夔门险，剑阁西来鸟道悬。丞相旧图砂碛里，文翁遗庙夕阳前。回看匹马经行处，似有猿声到耳边。”只要南方朝廷能够固守“锦江东去夔门险，剑阁西来鸟道悬”的巴蜀地区，占领黄河流域的游牧民族的战争压力，就有可能依凭长江天堑被化解。
二、民族共同体与英雄城
正因为有了长江的阻隔，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时，汉族的一些大家族迁移到长江流域，把长江流域发展得比黄河流域还发达。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浸染中原的汉族文明，住在未央宫比住在帐篷里舒服吧，所以它就逐渐地被汉化或华夏化了。中华民族向来有一种维护国家统一的向心力，人心不死，自然会趋于新的统一与融合。《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了一个东晋初期发生在吴地丹阳新亭的着名故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对于这个新亭故事，明代戏曲《玉镜台记》第十二出“新亭流涕”中，作了如此唱词和对白上的发挥：“自羯虏窥觎神器，胡尘四塞迷。顷刻把中原板荡，冠履倒置，黎民无孑遗。……是何时，从头收拾山河旧，天外重将落日挥。仰见三辰失位，神京九鼎移。（自从虏马饮江，沧桑迁变，指顾江山，漫非旧日之景。可伤，可伤。）携手凭高睇盼，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流泪介〕……我与你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对泣乎！……国破裂，君难急，青衣之耻犹未雪，逋臣此恨何时竭？壮怀激烈，甘为嵇侍中血。天柱折，地维缺，一江南北乾坤别，遥看朔漠心如噎。只愿江左群寮，心孚契结。徇国忘家，忠肝似铁。收疆土，恢帝业，麟阁图形，燕然勒碣。寸心迫切，衷肠似火濆，听取江流，声如哽咽。”这些充满激情和忧患的对白和唱词，是几个人物轮番说出，或合唱的，从而表明在“一江南北乾坤别”的民族危机中，收拾山河，克复神州，重整乾坤，是南渡过江的中原士大夫的意志和共识。
百折不挠地将这种追求统一、反抗分裂的民族意志，注入长江、黄河的文明腹地，这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史上气壮山河的南北“太极推移”,你推过来，我推过去，越来越深地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在南北对峙之后，出现了更高程度的南北融合。巴蜀在二千余年的南北对峙交融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堪称“太极推移”中的“太极眼”.历史上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颇有几处：一是长安所在的关中。《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留侯张良讨论定都的时候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免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二是金、元、明、清定都的北京。明人谢肇淛《五杂俎》说：“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耳。”
清代福格《听雨丛谈》说：“自来论形势者，必曰关中负山面河，不啻拊背扼吭，足以鞭挞四裔。其次则河、洛居天下之中，金陵有长江之险。盖皆因仍而言，未必具有独识也。燕京之地，《战国策》已称其天府之国，富弼称其士卒精悍，与他道不类，得其心可以为用，失其心可以为患。”清代朱彝尊、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五说：“是邦（幽燕）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究其沿革，唐虞则为幽都，夏、殷皆入冀地，周封尧后于蓟，封召公于燕，正此地也。厥后汉曰广阳，晋曰范阳，宋曰燕山，元曰大兴，国朝初谓之北平，而为燕府龙潜之地，寻建为北京，而谓之顺天焉。”清人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一引述：“明谢肇淛云：燕都称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三是地方人士称其故土。《北齐书·唐邕传》称并州城，或曰：“此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明·屠本畯《闽中海错疏》说：“闽故神仙奥区，天府之国也，并海而东，与浙通波，遵海而南，与广接壤，其间彼有此无，十而二三耳。”四是巴蜀之地，“天府之国”的称呼，于此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传主与刘备作《隆中对》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二百十五记载，陈子昂《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说：“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弋猎田池，而士多豪侈。”比起关中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燕京的“燕都称百二山河，天府之国”,并州的“金城汤池，天府之国”,闽中的“神仙奥区，天府之国”,巴蜀的“天府之国”另是一番景象。有若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一“太祖平夏，元顺帝至正十五年春，徐寿辉将明玉珍据成都”条记载：“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来聘，使者自言：其国东有瞿塘三峡之险，北有剑阁栈道之阻，古人谓”一夫守之，百人莫过“.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财富利饶，实天府之国。”
素称“天府之国”的巴蜀以“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历史上常可奠定一代“王业之基”.秦始皇统一中国，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他登基前半个世纪，秦人就占领了巴蜀。巴蜀的开发，使秦国的土地和国力增加了一倍。他们利用巴蜀的财富源泉，支撑战争，收买列国重臣，势如破竹地兼并山东六国，统一天下。汉高祖击败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除了善于收罗、驾驭和使用杰出人才之外，依恃的也是关中的兵，巴蜀的饷。汉以后出现了三国，晋朝统一全国也是首先拿下了蜀国。原先曹操与孙权打仗，曹操进攻孙权，曹操必败，孙权进攻曹操，孙权必败，因为一者长于陆战，一者长于水战。但是一旦拿下蜀国和襄阳，就雄居长江上中游，可以建楼船，练水师，一旦东吴有变，就顺流而下，统一全国。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所写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就是展现这番情景。隋朝结束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也是由于隋据有巴蜀。南朝梁发生侯景之乱，西魏乘机占领荆襄、巴蜀，北周取代西魏之后又灭北齐。此时的南朝陈只有三峡以东、大江以南的土地，因此隋文帝篡夺北周帝位，消灭陈叔宝也就水到渠成了。正如清人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十所说：“以势言之，先江南而后蜀，非策也。江南虽下，巫峡、夔门之险，水陆两困，仰而攻之，虽克而兵之死伤也必甚。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埽叶得势故也。”
宋太祖陈桥兵变，向南方用兵，也是乘乱进入长江中游，又消灭后蜀，才从长江的上中游进攻下游，消灭了南唐李后主的小朝廷的。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载：“太祖即位之初，数出微行，以侦伺人情，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谓帝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普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共于普堂中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议。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杀人，吾今思之犹耿耿，不可用也。普于是荐曹彬为将，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帅，彬与美陛对，彬辞才力不迨，乞别选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谕彬曰：所谓大将者，能斩出位犯分之副将，则不难矣。美汗下，不敢仰视。将行，夜召彬入禁中，帝亲酌酒。彬醉，宫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抚其背以遣曰：会取会取，他本无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
盖欲以恩德来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锐，更相为助，令行禁止，未尝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圣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这就是着名的“雪夜访普”的佳话，也见于《宋史·赵普传》。一代开国君臣必须认真思考“南征北伐，成算所向”的战略方向。宋初开国，先用“王全斌平蜀”,再以曹彬平江南，然后回师灭北汉，中原、荆蜀、江南统一之后，才用全国之力，承担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其中，荆、蜀之地成为首选的入手处，这是值得深思的。
长江下游江面开阔，靠近南方朝廷的心脏区域，必有重兵把守，必遇殊死搏斗，北方的骑兵、步兵贸然过江容易失去优势，面临严重的危险。金与南宋对峙，金兵在西线遇到吴玠、吴璘的有效抵抗，一直未能进入巴蜀，这对南宋能够保持偏安局面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样金兵只能直接跨长江，而直接跨长江就吃败仗。金主完颜亮屯兵四十万，在采石矶对岸的和州，要跨长江灭南宋。有个四川书生叫虞允文，是跟张孝祥、范成大、杨万里同科的进士，他搜集零散的士兵和船只，以一万八千人就把金兵打败了。《宋史·虞允文传》详细记载蜀中隆州仁寿人虞允文指挥的这场长江采石矶之战：“金主（完颜亮）率大军临采石，而别以兵争瓜洲。朝命……允文往芜湖趣显忠交权军，且犒师采石，时权军犹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权已去，显忠未来，敌骑充斥。我师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权败兵也。允文谓坐待显忠则误国事，遂立招诸将，勉以忠义，……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将安避？……时敌兵实四十万，马倍之，宋军才一万八千。允文乃命诸将列大阵不动，分戈船为五，其二并东西岸而行，其一驻中流，藏精兵待战，其二藏小港，备不测。部分甫毕，敌已大呼，（完颜）亮操小红旗麾数百艘绝江而来，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军，军小却。允文入阵中，抚时俊之背曰：汝胆略闻四方，立阵后则儿女子尔。俊即挥双刀出，士殊死战。中流官军亦以海鳅船冲敌，舟皆平沉，敌半死半战，日暮未退。会有溃军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从山后转出，敌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劲弓尾击追射，大败之，僵尸凡四千馀，杀万户二人，俘千户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馀人。
敌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杀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闻，犒将士，谓之曰：敌今败，明必复来。夜半，部分诸将，分海舟缒上流，别遣兵截杨林口。丁丑，敌果至，因夹击之，复大战，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闻。……甲申，至京口。敌屯重兵滁河，造三闸储水，深数尺，塞瓜洲口。时杨存中、成闵、邵宏渊诸军皆聚京口，不下二十万，惟海鳅船不满百，戈船半之。允文谓遇风则使战船，无风则使战舰，数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铁，改修马船为战舰，且借之平江，命张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冲，以苗定驻下蜀为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与存中临江按试，命战士踏车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转如飞，敌持满以待，相顾骇愕。亮笑曰：纸船耳。一将跪奏：南军有备，未可轻，愿驻扬州，徐图进取。亮怒，欲斩之，哀谢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为其下所杀。”可见虞允文于水上战役中调度自如，其智谋竟然压倒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代枭雄。骄横的金主完颜亮不谙水战，锋芒屡挫，撤兵途中就被部下暗杀了，这就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宋史·刘锜传》又载：“都督府参赞军事虞允文自采石来，督舟师与金人战。允文过镇江，谒锜问疾。锜执允文手曰：疾何必问。朝廷养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辈愧死矣！”刘锜是一代中兴名将，竟然对为一介儒生的虞允文在长江水战上的作为赞不绝口，这是儒生的威风，还是长江天堑的威风？
与巴蜀、与重庆有重大关系的，是13世纪蒙古帝国灭金之后，四十年才灭南宋。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除了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西征，一直打到伏尔加河之外，在中国土地上的蒙古大军向西打破襄阳、成都，忽必烈从陇西穿越二千里山谷，乘羊皮囊下金沙江，袭破大理国。当时的蒙古骑兵被罗马教皇称为“上帝的鞭子”,但蒙哥汗亲率十万大军进攻重庆合川钓鱼城的时候，被飞丸击中而死，使钓鱼城成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上帝折鞭”的英雄城。钓鱼城本是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采纳播州（今遵义）士人冉琎、冉璞的建议，搬迁合州及石照县于钓鱼山上，屯兵积粮，修墙建堡而成。《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第四十二载：“合州，中，巴川郡，军事。淳佑三年（南宋理宗年号，公元1243年），移州治于钓鱼山。”山势险峻，环以嘉陵江、渠江、涪江之水，成了“锁钥三江”的巴蜀屏障。筑钓鱼城五年后，蒙古军分三路进攻南宋，蒙哥汗（即元宪宗）亲率主力，攻陷成都及川西北诸府，对钓鱼城招降受拒。此年，即蒙哥汗九年（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军攻城，均被守将王坚击退。六月，蒙古前锋将领乘夜攻破西北外城马军寨，与增援的守军激战。战争间歇时，蒙方前锋将领劝降喊话，为滚木礌石击中身亡。七月，蒙军在对面马鞍山筑台立桅，以窥钓鱼城虚实。蒙哥汗登桅了望，为钓鱼城上巨炮发射的飞丸击伤，留下可“克城尽屠”的遗诏而亡。蒙哥汗死讯传出，西征埃及、叙利亚和欧洲，以及南攻赵宋的蒙古贵族返回本土，展开长期的汗位争夺战，在内讧中消磨了摧枯拉朽的扩展势头。草原帝国本被喻为“上帝的鞭子”,而钓鱼城之战成了“上帝折鞭”之役，改变了中古世界局面和世界史进程。合州有被称为“邹忠介公”者，作《钓鱼城跋》云：“吾闻得国于北者，恃有黄河之险，得国于南者，恃有长江之险。而蜀实江之上游也。敌人得蜀，偏师可浮江而下，则长江之险，敌人与我共之矣，故守江尤在于守蜀也。而钓鱼城又据蜀之上游。冉氏兄弟，首划城钓鱼山之策，王坚、张珏，且战且守，岂非有见于此欤？向使无钓鱼城，别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杜，岂待厓山而后亡哉。”清人丁治棠《仕隐斋涉笔》摘录此跋之后，评论说：“文仅二百馀言，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大手笔也。钓鱼城有石刻四字，云独钓中原,或云忠介公题。”钓鱼城凭借天然险峻，在蒙古大军包围下，坚守三十余年，直到南宋灭亡之后。如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摩崖题诗所云：“魄夺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萦。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壮甲兵。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钓鱼城坚守前后，蒙古军已占领襄阳、成渝、大理，实际上已从上中游渡过长江，因而回师东南，灭宋已成摧枯拉朽之势。这就是说，元朝统一中国，也印证了先得巴蜀、后成统一的历史通则。
现代的巴蜀在支撑国家命脉和完成统一、独立的大业中也发挥了无以代替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南京、武汉相继沦陷，重庆成了战时陪都，被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司令部。而且新中国建国的十大元帅中，巴蜀出了四个---朱德元帅、陈毅元帅、刘伯承元帅、聂荣臻元帅，他们在全国解放统一中立下彪炳史册的功勋。在巴蜀可以找到一个极佳的立足点和精神关注点，总览维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命的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冲突融合，总览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且往往是“谁得巴蜀，谁得一统”的历史进程。关注巴蜀文化，实际上是关注中华民族发展合力的一个关节点。
三、巴渝歌舞与竹枝词
重庆近年随着三峡水库的修建，抢救发掘出大量巴人文化的遗存，建立了巴文化博物馆。重庆、川东一带，古称“三巴”:渝州为巴中，绵州为巴西，归、夔、鱼腹、云安为巴东。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卷一述及三巴的政治建制：“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刘）璋乃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巴东，徙羲为巴西太守，是为三巴.”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州郡”五则解释三巴得名的缘由：“渝州（今理巴县）古巴国（《左传》西巴师侵鄾,注云：巴国今江州县也。其爵曰子），谓之三巴（《三巴记》曰：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谓三巴）。”《三巴记》乃蜀汉大臣谯周所着，因而他对地理形势是熟悉的。蜀人李白有《宣城见杜鹃花》（一作杜牧诗，题云《子规》）诗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三巴是巴人的原住地，在《左传》中，他们多次以“巴子”“巴人”的身份出现，与楚国或联盟，或相争。在战国七雄称王时，巴亦称王。至于他们的起源，大概是来自巴人的口头传闻，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馀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巴蛮的分支，有板楯蛮，有别名为賨人。这个以白虎为图腾的部族，是能歌善舞的。还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如此说：“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馀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珍。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旧唐书·音乐志》也证明这一点：“汉高祖与项籍会于鸿门，项庄剑舞，将杀高祖。项伯亦舞，以袖隔之，且云公莫害沛公也。汉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项伯衣袖之遗式也。《巴渝》，汉高帝所作也。帝自蜀汉伐楚，以版盾蛮为前锋，其人勇而善斗，好为歌舞，高帝观之版盾蛮为前锋，其人勇而善斗，好为歌舞，高帝观之曰：武王伐纣歌也。使工习之，号曰《巴渝》。渝，美也。亦云巴有渝水，故名之。”
巴人的歌舞崇尚勇武风气。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别本》（卷六·蜀录/文渊阁四库丛书本）记载：“巴人谓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及高祖为汉王，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不愿出关，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更名其地为巴郡。土有盐铁丹漆之利，民用敦阜，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爱其舞，诏乐府习之，今巴渝舞是也。”巴渝舞是巴人的名牌，因与改朝换代时期的开国雄主相联系，影响相对深广。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如此记述：“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宋代曾慥《类说》则说：“武王伐纣，歌，使工习之，号《巴渝之美》。”一旦冠上周武王、汉高祖的名头，巴渝乐舞就成了全国性的乐舞，由俗入雅，获得贵族的青睐。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十一·乐部一/四库全书本）涉及汉代风俗：“《盐铁论》曰：贵人之家，中山索女，抚流徵于堂，与鸣鼓巴渝交作堂下。”到了六朝，梁简文帝有《蜀国弦》乐府诗，称赞巴渝舞姿之妙：“铜梁指斜谷，剑道望中区。通星上分野，作固下为都。雅歌因良守，妙舞自巴渝。阳城嬉乐盛，剑骑郁相趋。”梁简文帝又有《舞赋》曰：“酌蒲桃，坐柘观，命妙舞，徵清弹……奏巴渝之丽曲，唱碣石之清音，扇才移而动步，鞞轻宣而逐吟。”在这位以“文”为谥号的帝王心目中，巴渝乐舞简直成了妙舞丽曲的代名词了。巴渝歌舞由汉高祖称赞的“武王伐纣歌”,蜕化成妙舞丽曲，也可见南朝文学风气趋势之一般。
无论是崇尚勇武也罢，妙舞丽曲也罢，既然巴渝歌舞上连周武王，下连汉高祖，便不能不引起历代史志的谈论和探讨。宋代郑樵《通志·乐略》称：“按鞞舞，本《汉巴渝舞》，高祖自蜀汉伐楚，其人勇而善斗，好为歌舞，帝观之曰：武王伐纣之歌。使工习之，号曰《巴渝舞》。其舞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曰《安台》，四曰《行辞》。其辞既古，莫能晓句读。魏使王粲制其辞，粲问巴渝帅而得歌之本意，故改为《矛渝新福》《弩渝新福》《曲台新福》《行辞新福》四歌，以述魏德。其舞故常六佾，桓玄将僭位，尚书殿中郎袁明子启增满八佾。梁复号《巴渝》。”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八“乐考”,则判定巴渝乐属于“武乐”,并探讨其体制：“巴、渝鼓员三十六人（师古曰：巴，巴人也。渝，渝人也。当高祖初为汉王，得巴渝人，并趫捷善斗，与之定三秦，因存其武乐也。巴、渝之乐，因此始也）。”杜牧说得很干脆：“巴渝夷俗，慷慨豪健，形于乐曲……”明人杨慎《送樊九冈副使归新繁》写得很深情：“别君于南云碧鸡之泽，追君于东城金马之坡。酌君以莲蕊清曲之酒，侑君以竹枝巴渝之歌。”清初的吴伟业提起巴蜀，就在《阆州行》中发了如此感慨：“四坐且勿喧，听我歌阆州。阆州天下胜，十二锦屏楼。歌舞巴渝盛，江山士女游。”清代中晚期的蒙古旗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柏葰，宦游巴蜀，作了《重庆府》诗云：“十七门楼压翠鬟，西南一线走严关。波涛交汇三江水，井邑高凌万仞山。吴楚帆墙来日暮，巴渝歌舞艳人间。时平不用夸形胜，戍鼓无声白昼闲。”不管是称“盛”,还是称“艳”,巴渝歌舞流传了二三千年，依然是巴渝地区的文化符号之一。
究其原因，巴渝歌舞是汲取民间营养，始终接上“地气”的。周朝采诗，未及巴渝与楚之江南，反而在这些地方为《楚辞》和巴渝歌舞留下了发展空间，此之谓“边缘活力”.因此，巴渝歌舞又生长出《竹枝词》的分枝。唐人顾况《竹枝小序》说：“《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禹锡曰：竹枝，巴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唐人皇甫松《竹枝（一名巴渝辞）》却采取七言二句为一首的形式，其一是“槟榔花发鹧鸪啼，雄飞烟瘴雌亦飞”;其二是“木棉花尽荔支垂，千花万花待郎归”;其三是“芙蓉并蒂一心连，花侵槅子眼应穿”;其四是“筵中蜡烛泪珠红，合欢桃核两人同”;其五是“斜江风起动横波，劈开莲子苦心多”;其六是“山头桃花谷底杏，两花窈窕遥相映”.明万历年间的俞彦又有一种同样奇特的《竹枝》，谓“孙光宪、皇甫松俱有此体”,诗云：“巴江迎神（竹枝）打鼓鼙（女儿）。山花红英（竹枝）女巫衣（女儿）。……巴童爱唱（竹枝）巴渝曲（女儿）。巫神夜归（竹枝）巫庙宿（女儿）。”这些《竹枝》歌词，通俗甜腻，语意双关，在心照不宣中别具风情。
清人王士祯等的《师友诗传录》，又对《竹枝》《柳枝》一类来自民间的诗歌形式，大发议论说：“问：《竹枝》、《柳枝》自与绝句不同。而《竹枝》、《柳枝》，亦有分别，请问其详？阮亭答：《竹枝》泛咏风土，《柳枝》专咏杨柳，此其异也。南宋叶水心又创为《橘枝词》，而和者尚少。历友答：《竹枝》本出巴、渝。唐贞元中，刘梦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其词稍以文语缘诸俚俗，若太加文藻，则非本色矣。世所传“白帝城”以下九章是也。嗣后擅其长者，有杨廉夫焉；后人一切谱风土者，皆沿其体。若《柳枝词》，始于白香山《杨柳枝》一曲，盖本六朝之《折杨柳》歌辞也。其声情之儇利轻隽，与《竹枝》大同小异，与七绝微分，亦歌谣之一体也。《竹枝》、《柳枝》词，详见《词统》。”王士祯在扬州作有《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中一首写道：“曾听巴渝里社词，三闾哀怨此中遗。诗情合在空舲峡，冷雁哀猿和竹枝。”其中既追溯了《竹枝词》的巴渝根源，以及文人采风中由俗入雅的过程；又展示了《竹枝词》在超地域的传播和写作中，被赋予“泛咏风土”的功能；并且将源于“巴渝里社词”的《竹枝词》，与屈原的“三闾哀怨”相联系，从而形成二千余年发源于巴渝、南楚的、具有深刻的民间因缘的“男音”系统。
三巴之地，本以民间歌咏风气极盛而驰名。宋玉《对楚王问》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宋玉的意思在于“曲高和寡”,但是翻转一面看问题，在巴渝之地是“曲俗和众”,而且这种带着巴人徽记的俗曲，竟然在楚国首都，已经获得了超过任何歌曲的众多知音了。宋玉在无意中，为巴渝俗曲的魅力，作了极好的证明。
唐代诗翁杜甫漂泊西南，进入巴蜀之后，也听到这种魅力动人的俗曲了。杜甫《暮春题西草堂》诗云：“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杜甫客居巴蜀，找到了安顿诗心之所。先是“五年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在成都浣花溪畔草堂，记留下他客居的忧虑，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留下了他村居的宁静，如《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他在这里作了一组《漫兴》和《江畔独步寻花》绝句，“骂春色”“骂春风”“骂燕子”“又骂桃柳”,心情放松得有点“颠狂”,人生能有几回如此心境？明·李东阳《麓堂诗话》（知不足斋丛书本）说：“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可见杜甫于此也感染了巴渝歌舞的地气。
杜甫《水槛遣心》诗云：“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
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对于此诗，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说：“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着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由此又联想到杜甫在长安时写《曲江二首》的一联诗句：“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使晚唐诸子为之，便当如鱼跃练波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体矣。”王国维《人间词话》，将杜诗的这番感受纳入他的“境界说”,谓“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可见进入巴蜀的杜甫，已经唤醒了诗性敏感的新深度，而以精细的格律与宇宙动静进行怡然自得的微妙对话了。
金代曹之谦《寄元遗山》如此评议杜甫的诗歌变化：“诗到夔州老更工，只今人仰少陵翁。”夔州，即今重庆奉节，汉代公孙述建白帝城于此。李白受永王李璘事件牵连，流放夜郎，途经白帝城，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三月遇赦东归，作《早发白帝城》诗云：“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杜甫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离开成都，次年春夏间移居夔州，距李白遇赦东归已经七年，而且李白已经在当涂逝世四年。杜甫居夔州二年，作有《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着名诗篇，共计成诗四百三十余首，几近今存杜诗的三分之一，成为他的诗兴集中爆发而登峰造极的时期。
明人陈继儒《笔记》卷二描述了杜甫寓居夔州的踪迹：“杜少陵自成都来夔门，欲下三峡，达荆襄，以向洛阳，渐图北归。始至暂寓白帝，既而复迁西，后徙居东屯。东屯稻田水畦，延袤百顷，于是卜居。今有杜工部草堂。”杜甫在夔州，已是远离政治中枢与政治事件的漩涡，他却沉下心来，观看历史，观看国家的命运，观看自己内心深处，体验着一种深刻而酸涩的“孤城感”.清人吴乔《围炉诗话》由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谈到他的《秋兴八首》，认为：“唐人谓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
今看右丞诗甚佳，而有边幅，子美浩然如海。子美群山万壑赴荆门等语，浩然一往中，复有委婉曲折之致。
……《秋兴》首篇之前四句，叙时与景之萧索也。泪落于丛菊,心系于归舟,不能安处夔州，必为无贤地主也。总不过在秋景上说，觉得淋漓悲感，惊心动魄，通篇笔情之妙也。……蜀省屡经崔、段等兵事，夔亦不免骚动，故曰孤城.又以穷途而当日暮，诗怀可知。依南斗而望京华者，身虽弃逐凄凉，而未尝一念忘国家之治乱。……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言两地绝远，而秋怀是同，不忘魏阙也。……孑居夔门，进退维谷。其曰白头吟望苦低垂,千载下思之，犹为痛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杜甫的那首《登高》七律绝品：“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对此诗作了选句细读的，有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五），他指出：“杜陵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盖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这首七绝名篇曾经引起明清两代关于古今七律孰为第一的议论。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认为：“何仲默取沈云卿独不见,严沧浪取崔司勋《黄鹤楼》，为七言律压卷。二诗固甚胜，百尺无枝，亭亭独上，在厥体中，要不得为第一也。沈末句是齐梁乐府语，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如织官锦间一尺绣，锦则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爱风急天高一章，结亦微弱；玉露凋伤、老去悲秋,首尾匀称，而斤两不足；昆明池水,秾丽况切，惜多平调，金石之声的微乖耳。然竟当于四章求之。”他提出杜诗可供七律第一的候选篇章中，四首竟有三首出自夔州诗，除了这首《登高》之外，另两首出自《秋兴八首》。胡应麟以依附王世贞得名，只是它特别推崇这首《登高》，其《诗薮》内编五认为“杜风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微有说者，是杜诗，非唐诗耳。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元人评此诗云：一篇之内，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亦似识者）”.说得同样铁板钉钉的，还有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八：“严沧浪谓崔郎中《黄鹤楼》诗为唐人七律第一，何仲默、薛君采则谓沈云卿卢家少妇诗为第一。人决之杨升庵，升庵两可之。愚谓沈诗纯是乐府，崔诗特参古调，皆非律诗之正。必取压卷，惟老杜风急天高一篇，气体浑雄，翦裁老到，此为弁冕无疑耳。”由此可见，杜甫虽然居留夔州仅二年，但这是非同寻常的二年，他在此期间拓展了诗的胸襟和境界，提升了诗的文化含量和艺术含量。夔州是有幸的，它由于有了杜甫的居留，成了中国诗歌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亮点地方。
四、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三个回归”
我曾到日本名古屋、京都、神户等地讲学，讲了两个题目：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另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北亚人文地理》。后一个题目涉及东北亚中、日、朝、韩近百年的地理因缘、民族命运和文化选择，文学在其间成了民族精神的宣扬和民族悲愤的申诉。这对于梳理中华民族在面临危机和苦难时，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的脉络，提供了许多可歌可泣、有血有泪的材料。前一个题目，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维度和精神空间的扩展。在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重大收获，在于精神空间扩展的基本标志，体现为以“中国现代文学”这六个字命名的这个学科，要返回到它的本体和本质，在本体和本质上生长出新的学理维度和思想深度。这就是深入地追问：何为“中国”?何为“现代”?何为“文学”?这三个荦荦大端的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个返本归真的、可靠扎实的，而不是东倒西歪的出发点。
首先，“文学”要回到“文学”.自从梁启超主张“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以后，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就受到超出常规的高度重视。发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文学，政治品格就非常突出。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要求文学从政、文学从军，以拯救和更新民族为己任。文学的承担使之产生许多刚健进取，充满血性，甚至可歌可泣的作品，同时也导致其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从容不迫地思考自身的本质、人性的深度和审美的创造。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没有以平常心反思一下“何为文学”.在国家政权的更迭中，文学政治学受到了现实政治以文学作为材料，进行的愈来愈严峻的政治裁决。这种透过文学的政治冲击波，使许多作家变成政要、社会名人、受改造者或流亡海外者。其后文学领域的历次政治运动，往往把作家当成“斗士”或“被斗士”,甚至把他们过去的作品看作隐藏着政治态度的特殊档案，被简单地进行“香花和毒草”的评判。文学因此不同程度地迷失了自己。
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解放潮流，使一大批作家作品从政治或阶级斗争的附庸中分离出来，作为时代与人的审美文化的表达和想象来对待。文学当然要关心人民的心声、民族的命运，但一个现代大国应该以博大的胸怀，鼓励和推动文学按照文学的本质和方式，给人民的心声和民族的命运以丰厚而深刻的回响。文学是天地之间，对人的生命的审美表达，是一种以人的生命、情感、心灵、想象和情趣为中心和基本维度的审美文化。有伟大的文学杰作的时代，才有人的尊严，才称得上是有亮色的时代。在以原创精神建立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文学空间的需求下，以开放心胸接纳外来的批评流派的话语智慧，必然推进文学研究的空间变得更加开阔，维度、方法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坚持自主原创精神而有空间、有维度、有方法，文学就会生气勃勃地返回自身的本位。这一点，检阅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在诸多学科中首当其冲地拨乱反正、守正创新，层出不穷地涌现出一批根底扎实、气象清新的文学史和专题着作，资料建设也取得长足的进展，就是极好的苗头。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至今一年的论着的数量，几乎就相当于建国初期的十七年，这都是把文学当作文学而带来创造空间大拓展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现代回到现代”.现代文学的发展，是率先在新文学、新文体、新的白话语言形式上取得突破的，没有这“三新”,就谈不上真实存在的现代文学。
同时，文学领域的“现代”的整体性，具有多维度、多层面的文化构成。既然要谈“现代性”,就有必要认清现代性是一个历史范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既有与欧美相通之处，又有其作为和贡献的独特及独到之处。没有这种独特和独到的一面，就称不上是一个具有深厚的历史资源的现代大国文学。曹禺的现代性虽然很鲜明，但是谈中国戏剧的“现代性”,如果忽视曹禺和梅兰芳共同构成的复调式的“现代性形态”,就可能失去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考察的深刻性。过去现代文学研究中把这种“现代性”的复调形态，删除得只剩新文学甚至革命文学一根杆儿，这就可能失去大文学观所提倡的文化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历史所以深刻，正因为它复杂，在复杂的挺进、承传、悖谬、缠扭中推动历史曲曲折折又丰富多彩地前行。改革开放要恢复“现代”的本来面目，就不可回避地发现现代文学除了有新文学、新小说之外，还有通俗小说。苏州大学在这方面作出突出的建树，追寻“新体”“俗体”比翼齐飞。至于除了新诗之外还有传统诗词，虽有学者进行了相当系统的梳理和阐释，但响应者尚属寥寥，二者都应进入文学史写作，就至今还存在分歧。民国年间的旧体诗如果进行全面清理，不在十万首以下。不仅老文人、教授、书画家、政治人物写旧体诗词，新文学家中的不少人虽在公共空间写新诗，却把私人空间留给旧体诗词，成为他们精神独白和人际交往的特殊形式。这都是任何一位有深刻文化意识的文学史家，应该认真反思的。
新诗的发展就能截然割断传统，或者痛快地割断传统，新诗就能腾飞吗？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茅盾、郁达夫，都是提倡新文学的大人物，但他们都写着旧体诗，甚至有人没有写过新诗，蔡元培还主张新旧体诗并存。毛泽东到重庆山城来谈判的时候，如果不是拿出旧体诗词《沁园春·雪》来，而是拿出类似胡适发表的第一首新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这样的诗来，那就成了大笑话，当年就有讥笑胡适为“黄蝴蝶”的教授。
《沁园春·雪》宣示了一种分量、一种修养、一种雄视千古的气象，是一般的新体诗代替不了的。当然旧体诗对于一些现代生活、事象、心理、感受，也有描述不了，或者抒写不精细的，它必须进行改造，必须容纳新的诗歌形式和诗歌语言。五四时期想打倒旧体诗，近百年过去了，但旧体诗依然未倒，至今旧体诗的各种作者还以百万计。诗是文学中的文学，语言中的语言，它是抗拒翻译的。似乎没有哪位西方诗人读了唐诗宋词的外文译本，模拟作诗，就说是在写唐诗宋词。而中国的某些新诗作者，读了几本西方诗的也许并非第一流、而是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译本，就不顾中国语言的特点和滋味，就放言在写作西方某派某体诗，不知人们读后作何感想？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新诗旧诗并存，相互取长补短，融合创新，共同开拓现代诗歌形式。就像现代戏剧除了曹禺，还有梅兰芳一样，如果中国诗坛被胡适大呼一声，整个旧体诗词的大厦就轰然坍塌，都变成新诗一枝独秀的天下，这就不是有着世界上罕有其匹的诗歌传统的中国了。新诗有佳作，也存在着大量的不入流的作品；旧体诗词存在着大量半通不通的作品，也不乏佳品。作诗需懂诗，研究诗同样需懂诗，二者都是创造性的活动。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存在着一个复杂、丰富、源远流长的文学经典体系，这就注定了它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展示着一种多维度、多层面、多形式的精神文化图谱。如果我们的文学史不能展示如此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图谱而高谈什么“现代性”,那么就可能浮在历史文化的表层，就很难说已经深入到文学现代过程的真实脉络和深刻学理之中。
第三个问题，“中国回到中国”.中国文学要还原它的完整版图，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学都应有专门的研究、比较研究和相互关系研究。台港澳文学要研究，京派、海派文学要研究。抗战文学由于战争割裂了地域，出现了大后方文学，大后方有重庆、昆明、桂林、香港等文化重镇，都出现一些文学群体，展现各自不同的文学生产传播体制的地域特点。解放区延安文学往前延伸着产生共和国文学的理念和体制，以及战区的硝烟气氛，以及沦陷区文学的分化、探索和回归乡土，都出现了一些独特的文化生态和文学方式。如此众多的领域，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都重新搜集材料，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出现了不少地域文学研究的专集和丛书。我编写的三卷本现代小说史与其他文学史的有所差异之处，除了文化研究和审美体验的视角转换之外，很重要的一点进展是在大量原始材料基础上展开丰富的空间维度、地理维度。东北流亡作家群、四川乡土作家群、京派海派、华南作家群、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孤岛、还有香港台湾，一些领域都是以往文学史未曾言或言之不甚详的，但本人的小说史是将它们纳入文学发展过程的完整的立体的结构之中，以许多可靠的材料论述了它们的独特地位、发展脉络和审美文化价值。许多作家第一次在文学史上回归位置，展示风貌，这不是由于本人有何等过人的高明，而是受了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研究空间拓展之赐。
空间问题，地域文化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开展研究的一个新关注点，实际上也是现代国际文化研究领域中新的精神取向。记得前几年在苏州开一个国际汉学研讨会，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问我正在作什么研究，我说：“我就是在大家习惯的文学研究的时间维度上，增加并且强化空间维度。”他非常感慨，认为欧美所谓后现代就是用空间的多维性来瓦解唯一中心的封闭性。这使我联想到阿拉伯《天方夜谭》（今译为《一千零一夜》）中那个《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虽然文学不是“懂暗语的石门”,但空间意识的深刻介入，往往使我们如念了“芝麻，开门”的暗语一样，使得文学意义之门豁然洞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里面金光灿烂的秘密。研究地大人众、地域文化资源特别丰富的中国文学而不关注空间，不关注人文地理，不关注民族和家族问题，往往会像没有掌握“芝麻，开门”的暗语一样，石门当道，难晓珍藏于其间的意蕴奥秘。自文学和地理打交道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学术原则，新的学术开发的可能性。如果只有时间维度，注意的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演进，是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阶级与大众一类社会价值判断。这些维度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强化空间维度的介入，就会关注民族、家族，作家和作家群体的迁徙，以及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展示、流动和相互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地域、民性、文学的三维空间，调动浩繁的文献、知识考古和田野调查的材料，展示丰富多彩的文化脉络，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及其精神谱系。地域文化是一种综合的文化，它囊括着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民间习俗到精英投影，不同类型的地方人物和家族群体洋溢着特殊的生命形态和生命基调，对于曾经生于斯、长于斯、游于斯、寓于斯的作家眼光和世界视镜，都存在着潜隐而深刻的影响，往往以独特的乡土情感和角度，解读生命的特质和形式。语言是文学的衣裳，文学由于语言而色彩斑斓。他们喜欢披着土地的黄色、森林的绿色、江海的蓝色等等语言外衣，走近乡土或城市世界人物的心灵，津津乐道地拉扯着饱含“地域要素”“文化风貌”和“乡土认同”的家常，体悟着此天、此地、此人的道之根、道之性。鲁迅笔下的鲁镇，老舍笔下的北平胡同茶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李劼人笔下的成都及乡下，沙汀笔下的川西北农村，张爱玲笔下的香港的上海女人，都给现代文学抹上一笔浓浓的色彩，令人倾慕，令人慨叹，令人沉思如此的中国及其命运。
鲁迅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致陈烟桥》）丹纳曾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艺术哲学》）要开拓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度，重要的是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思想方式，考察其中的地理风貌、区域民俗与语言，人群构成及其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蕴于其深处的生存哲学。俄国作家果戈理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诗人甚至在描写异邦的世界时，也可能有民族性，只要他是以自己民族气质的眼睛、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它。只要他的感觉和他所说的话，他的同胞们觉得，仿佛正是他们自己这么感觉和这么说似的。”（《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别林斯基将这种具有民族气质的眼光和感觉，用理论概念表述为“理解事物的方式”,以透视某地人物特有的灵魂。他认为：“每一民族的民族性秘密，不在于那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而在于它理解事物的方式。”（《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第八篇》）语言表达形态和滋味也很重要，必须采用适当的乡话、方言、俚语，熬出浓浓的地域风味。鲁迅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们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以地域的山川风貌、人文景观为历史现场，以民风民俗为生活方式的场景，以家常话和方言俚语为伴奏，以理解世界的特别方式为灵魂，复合而成地域文学的审美叙事形态，使读者如临其境，对特定地域的人生形式可观、可感、可梦、可思。地域文学彰显的文学的多样性，有多样性才能称文学，才能使文学扎根于广袤的充满生命力的中国。
五、巴蜀民性民风与现代文学
四川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大省，出现了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林如稷、何其芳、周文、罗淑、陈翔鹤等一批重要作家。若从地域文学的标准衡量，李劼人、沙汀属于地域色彩较重的一端，巴金、郭沫若则属于地域色彩相对淡薄的另一端。都是川籍作家，由夔门奔向时代思潮，或逆向地由夔门重返乡土，在二者的张力的弹射之间，作品的滋味甚是有别。考索产生此种张力的原因，是由于巴蜀并非全国文化的中心，或文化的中原，而是文化的内陆盆地，挣脱者用力过猛难免变形，返回者资源雄厚，另有创获。其间有两个时间点值得注意，一是辛亥革命前夕，并且作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四川保路运动；一是五四运动及其后的左翼思潮和无政府等一类外来思潮。第一个时间点之前，出现了留日的巴县青年邹容，着有《革命军》一书，使当日读者“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鲁迅谈及他对辛亥革命的舆论宣传作用，认为：“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而另一个时间点的前夕，吴虞奋起与成都闭塞、顽陋风气宣战，激烈地抨击孔学礼教，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二人印证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具有革命色彩和冒险精神的巴蜀民性。历史上称夷蛮戎狄为“四夷”,大体上夷、蛮属于农耕民族，戎、狄属于游牧民族。邹容、吴虞之流的激进文化冲击波，带有一点“巴蜀蛮”的野性。
而与这种马前卒、急先锋角色不同的，是“文学四川”的实力派老将李劼人。1915年秋，李劼人任《四川群报》主笔；1918年7月，李劼人任《川报》发行人兼总编辑，他以报人的敏感，成为推动白话小说降生的人物之一。早在1912年，李劼人创作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游园会》，发表在上海《晨钟报》上。从1915年到1918年间，他先后在报刊上揭载了短篇小说百余篇，其中鞭挞官僚政客丑行、揭露社会黑暗的系列小说《盗志》有四十余篇，以及《做人难》《续做人难》《强盗真诠》等篇什。时人评论说：“惟有那老懒君（李劼人笔名）的脍炙人口的小说，一名《盗志》，一名《做人难》，这两种小说，是人人都称赞它好得很，因为这是实写社会的缘故。”由于李劼人白话小说问世极早，近二十年发生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属于谁？”的争论。这里存在着一个时空标准的选择。李劼人的作品发表在川报，影响只及地方；陈衡哲的早期作品发表在留学生刊物，影响只及海外特定的留学生圈；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则刊发在新文化中心刊物《新青年》上，以高度的艺术力量打开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大门，启动了一个全国性的历史进程。因此，论白话小说发表的时间，李劼人、陈衡哲略先；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鲁迅居于奠基者的主将位置。
本人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曾以万字的篇幅为李劼人专设章节，说“不仅比沙汀、艾芜早开始小说创作近二十年，而且是新文学作家中最早试作白话小说的一人”;并且将李劼人与沙汀、艾芜、周文、陈铨列为“四川乡土作家群”,专立一章。这些都是以往文学史所没有这样做的，受到唐弢先生的赞扬。我发现，李劼人是1930年代屈指可数的具有宏大艺术气魄的作家，他将乡土小说和近代史小说融合成一种新的艺术思维方式，在《死水微澜》上创造了“近代风俗史小说”,在《暴风雨前》上创造了“近代思潮史小说”,在《大波》上创造了“近代政治史小说”,而且三部长篇互相勾连、叠叠递进，形成了气势恢宏的“大河小说”系列。对其小说中一幅幅独特而亲切、热闹而古朴的成都地区乡土风俗画，尤为称赏。李劼人笔下的川味菜肴，如“下里巴人”的牛脑壳皮、牛毛肚子、麻婆豆腐之类，都写得使人仿佛闻到一种麻辣浓香的气味。他在《漫谈中国人之衣食住行·饮食篇》中，谈及成都北门外陈兴盛饭铺，专为推大油篓的叽咕车夫，做既嫰且滑，满够刺激的“麻婆豆腐”.《大波》第二部就让进城打听消息的顾三奶奶（即邓幺姑），专程绕道北门。又让掌柜娘向她夸口说：“我妈懂得那些（车夫）大哥是出力气的人，吃得辣，吃得麻，吃得咸，也吃得烫。因此，做出豆腐来，总是红冬冬几大碗，又烫，又麻，又辣，味道又大。……我妈脸上有几颗麻子，大家喊不出我们的招牌，---我们本叫陈兴盛饭铺。---却口口声声叫陈麻婆豆腐，活像我们光卖豆腐，就不卖饭。直到眼前，我妈骨头都打得鼓响了，还有好多人---顶多是城里的一些斯文人---割起肉来，硬要找陈麻婆给他做肉焯豆腐，真是又笑人，又气人。”作家如此不惜笔墨地写饮食文化，由于他要表现“中国人好吃的整个性格”.他有一种见解，觉得“中国人对于吃，几乎看得同性命一样重”.《死水微澜》中用了许多笔墨描述川西坝的猪肉：“成都西北道的猪，在川西坝中又要算头等中的头等。它的肉，比任何地方的猪肉都要来得嫩些、香些、脆些，假如你将它白煮到刚好，切成薄片，少蘸一点白酱油，放入口中细嚼，你就察得它带有一种胡桃仁的滋味，因此，你才懂得成都的白片肉何以是独步的。”在谈吃之中，李劼人已经渗入了成都人对饮食文化的理解和享受方式。他不是在编饮食词典，而是在透视饮食世界中的人心。
李劼人出生于教私塾、行中医的下层夫子家庭，少年时常到茶馆听说书。父亲以些微积蓄“捐”了一个江西小吏，李劼人遂随母亲到了南昌，不久母亲染疾偏瘫。他经常出入当铺与药铺，典当衣物为母冶病。不久，父亲到一些县衙门做收录、文书等差事，使李劼人有机会目睹县太爷升堂审案，往往对穷苦百姓毒刑鞭笞、敲诈勒索，对绅士财主百般袒护、狼狈为奸。父亲客死宦所，他四处托人求资，伴着残疾的母亲，扶柩回成都，寄居舅家，靠祖传药方制“朱砂保赤丸”,李劼人常走街串巷叫卖，对成都的街道、传说、风情了如指掌。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就以爱讲故事的“精公”绰号为同学们簇拥。二十八岁，赴法勤工俭学，译有福楼拜的“外省风俗”小说《包法利夫人》，成为我国最早译介法国文学者之一。因此，当李劼人动手将巴蜀风俗引入《死水微澜》的时候，就妙笔生花，写得地道而多滋味。
巴蜀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以后，“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民间生存哲学，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民间秘密结社，尤其以哥老会、即“袍哥”为主，组织严密，势力强大。辛亥革命前后，袍哥在四川遍地开花，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大“堂口”.仁字堂者以士绅为多；义字堂以商人为主；礼字堂多有匪盗、地痞和士兵；智字堂多为农民、船夫、车夫、手艺人；信字堂属于下九流，汇集卖唱、搓澡之徒。《死水微澜》写出了袍哥们凶狠的报复，强梁的情义。成都近郊天回镇上相貌丑陋、老实木呐的蔡傻子继承了父亲的杂货店，靠着袍哥表兄罗歪嘴的撑腰，娶得鲜花也似的邓幺姑。罗歪嘴好聊得，一个没有正当职业的跑滩匠竟能走官府，进衙门，打官司准能赢，滥帐准能收回，到处呼风唤雨，“纵横四五十里，只要罗五爷一张名片，尽可吃通”.袍哥即在畸形社会和民间蛮风中孵化，小说也需将之融入风俗中表演，才算高明。成都东大街元宵灯会写得何其光华灿烂，市声盈耳，花灯火炮和对联门神交映生辉，游人醉客与玉椽金簪拥挤冲撞。此时的乡下士绅顾天成到省城捐官的亲戚，却被罗歪嘴设赌局剥光银两，还挨一顿毒打，就带上刀客，在灯会人丛中与罗歪嘴，耍刀恶斗。
顾天成落败而逃，又丢失了爱女，便改奉洋教，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时，诬陷罗歪嘴参与捣毁教堂，害得罗歪嘴仓皇逃命，蔡傻子受牵连，锒铛入狱，自己却在讨价还价中将“蔡大嫂”变成“顾三奶奶”.《死水微澜》写得最出彩的人物，除了袍哥罗歪嘴，就算天回镇小杂货铺的掌柜娘蔡大嫂，此人认为“人生一辈子，这样狂荡几下子，死了也值得”,是带点包法利夫人气质的农家女儿。天回镇数一数二的老店招牌虽然暂时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但是陪伴着蠢猪般不解风情的丈夫，到底满足不了她血管里滚烫骚动的热血，唯有在剽悍豪侠、跑流跳滩的罗歪嘴身上，才能品味到爱情的颠颠倒倒的滋味。作家笔下的女性，已不再是虚幻的天使或恶毒的妖女，而是情欲真切、血气旺盛的凡俗女流。她面对男性强势，随之沉浮，也在抗争，在两性情欲中，她不再是被动的猎物，她是积极主动的母兽。蔡大嫂不惜放下良家妇女身份亲近妓女刘三金；在与情人拥抱亲昵时，目空一切，不顾是否招风惹雨，偷情也不偷偷摸摸，散发着真真切切的“川辣子”气味。在罗歪嘴成了“教案逃犯”,蔡兴顺也成囚徒之后，害得她家破人亡的顾天成上门提亲，陷入困窘的蔡大嫂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改嫁顾天成，实现了自己少奶奶梦。婚姻可以多变，活着就追求“更好地活着”,她向顾天成提出十二个条件，使这个有钱有势新任丈夫成了掌中之物。
“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们实实在在地顶起了小说世界的“半边天”.不管是白天黑天，晴天阴天，这类充满野性生命力的女性具有“礼教岂为吾辈而设哉”的直率和倔犟，成了男人如何生活，如何认识和对待情欲，如何欣赏和享有女人滋味的指导者及引路人。郭沫若说：“古人称颂杜甫的诗为诗史,我是想称颂劼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但是此史此志所载的并非贞节列女传，而是开发着下层女性的心灵，开发着她们是如何以强悍的生命力支撑着巴蜀社会。
地域是文学发生的现场，那里存在着说明文学意义的文化之根。地域文化有两项指标：一是人地关系，二是地域差异与文化共同体的关系。前者涉及地域文化的历史生成，后者涉及地域文化的理论定位。地域、国家、全球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现象中有着“三位一体”的价值整合，有助于总览和透视现代文学中地域文化构成及意义。地域文化是作家们的精神母乳。各地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规约着文学的地域性，但是所谓的地域文化差异则是中国文化“同体之异”,有限定之异。此中存在着许多影响其变化的参数，空间的变化造成了文化姿态的变化，时空交叉，又内化为新的文化心理结构。地域文化首先作为一种集体潜意识形态而存在。它影响到文学叙述焦点和视角的调度，社会结构层面的截取，民俗事像的选择，方言土语资源对言语风格的着色，自然风光对文学构成的投影。作家当然不应沉溺于地域文化不可自拔，而应入乎其里，出乎其表，以全国的和世界的眼光反观地域性，实行地域文化的结构和“解构”的双向互动，既能够以地域内部丰富鲜活的诸多类型的社群组合，向笼而统之的所谓“中国社会”或“地域社会”的空洞概念提出挑战；又能够以全球视境和人类关怀，对传统地域性进行深度的历史理性的反思。思想是在挑战和反思的碰撞中深化的。
应该强调的是，地域文学研究必须有全国眼光、全球视野，才能在总体和分别的参合中发现新问题，开掘新意义，达到新境界。比如，重庆是战时陪都，利用自身特有的资源，开展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文学的研究，就是在参合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两个不同空间的过程中，对抗战时期的文学史做出改写。抗战时期阵亡的将军有一百多位，对于他们为国捐躯的事迹和精神，共产党的报刊、国民党的报刊和自由派的报刊，都有及时的报道。但是不同党派的报刊对同一阵亡将军的叙述，无论事迹的角度、重点和修辞，都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这就使得对其叙事策略的研究，带上某种新历史主义的特征。只要把这些原始材料搜集齐全，加以比照，就可以梳理出关于这百位名将叙事的一系列异同点，从而透视抗战文学跟政治的关系、官方文字跟民间舆论的关系、历史真实和历史解释（对战争胜负之原因及责任的解释）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引发人们对历史潜流、动向和各类人等的嘴脸的深度认知。抗战文学研究还有许多待开发的领域，比如对当事人回忆录或口述历史的比较研究，报刊文献和历史档案的参证研究。学术在思路的放射和碰撞中，开拓新的视野和新的深度，于此我们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