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沈从文无疑是一位极具分量的作家，无论其情感经历还是文学创作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从乡村到城市，不平常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的心理历程也定不同寻常。总的来说呈现出一个“乡下人”从自卑自怜逐渐走向自尊自信，继而病态忧郁的心理轨迹，以1933 年沈从文结婚和 1946 年作家重返北平为两个分界点。
关键词：沈从文 自卑 自信 忧郁
Cultural mentality of Shen Congwen’s compositions
Abstract: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 Shen Congwen isundoubtedly a blockbuster of the writer, regardless of his emotional experience orliterary creation is a legen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From rural tourban, unusual experience makes his mental process destined to be special. Generallyspeaking, it ranges from inferiority of a "country bumpkins" to self-esteem and endswith melancholy, which can be pided into three parts by his marriage in 1933 andreturns to Beijing in 1946.
Key Words: Shen Congwen; Inferiority; Self-esteem; Blue
目 录
引言
一、自卑自怜
二、自尊自信
三、病态忧郁
结语
参考文献
引言
沈从文，1902 年出生在一个湘西军人世家。家道的中落迫使他在 15 岁时就离开家庭进入部队，开始在一条绵延千里的沅水上闯荡。然而军队生活并没有给沈从文带来满足，相反让他有点反感。在《从文自传》中，作家这么说：
“好坏可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被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1923 年，他走出大山，奔向了北京那座拥有着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开始寻找他的人生理想。乡村和城市不平常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作家的心路历程也非同寻常。总的来说，呈现出从自卑自怜逐渐过渡到自尊自信，继而又产生了病态忧郁的心理。作家的三个时期是以 1933 年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1946 年作家重返北平为两个分界点。本文通过研究沈从文的具体作品，分析三个时期独特的文化心态。
一、自卑自怜
沈从文总是喋喋不休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乡下人”。“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老实人》）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他又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早期沈从文“乡下人”的角色认知是伴随着自卑情结而产生的。首先从地域来看，沈从文出生在湖南凤凰，一个偏僻的湘西小镇。自古以来湘西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历代征苗征蛮之役不断，尤其是“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苗民长时期以来被屠杀、被歧视的屈辱在他们身上积淀了浓重的民族文化自卑情结。其次，家道中落让沈从文感受到世态的炎凉。他从一个小少爷、一个想象中的将军跌到现实中的士卒小兵，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今非昔比，身份的自觉让他害怕、躲避那些坐在轿子里的女孩子和骑在马上的长官，这些昔日的朋友，今日的上司。当然，部队的生活也并不如意。身体瘦弱的沈从文只能充当小小书记员，“将军梦”完全无从实现。军营中他孤独、寂寞，目睹了太多的残暴和丑陋，所在部队打着“清乡剿匪”旗号在一年多时间里杀了两千多人，而大多数都是善良无辜的乡民。“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沈从文在刚好知道“人生”时，知道的就是这些事情，使他活下来“永远不能同读‘子曰’的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他渴望挣脱有形无形的压力，摆脱人身依附，获得生命的自由。而“女难”事件可以说是催化剂，促使他逃离原来的环境。“必得走到一个使人忘却了我的存在种种过失，也使自己忘却了自己种种痴处蠢处的地方，才能够再活下去。”
1923 年，沈从文来到北京这座大都市。他自述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来北京寻求个人理想的，然而究其原因，应该还是出于对湘西生活的逃避。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用“自卑情结”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自卑感’是寻找‘优越感’的动力源泉，‘优越感’又是‘自卑感’的补偿”。在他看来，人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对自卑感的补偿和超越。沈从文在湘西这个环境里已感觉不到任何优越，他需要摆脱自卑，重拾自信。他希望通过读书提升自己，实现自我超越。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沈从文满怀希望，风尘仆仆赶到北京来实证他的理想时，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求学无门、求职无望、食不果腹、衣不避寒……还忍受别人无止尽的羞辱和奚落。“一个陌生少年，在这茫茫人海中，更何处去寻找同情与爱？”（《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城里人视他为贫穷、愚昧的乡巴佬，自己的一身土气在面对城里人时常常自惭形秽。沈从文作为一个苗人，一个乡下人，身上照例有一种无法规避的文化自卑感。一系列的不幸遭遇使沈从文更加领悟到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漠，形成了“城市边缘人”的感知，产生了前所未有了自卑感，竟曾一度稀里糊涂地跟在和他面临同样生存危机的人后面，差一点再次当了兵。
面对种种挫折，沈从文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感伤。为了发泄苦闷情绪，也为了维持生计，他写下了一系列作品，成了一个“多产作家”。然而，这时期的作品，文字拖沓散漫、语言贫乏、结构不紧凑，很多小说给人的感觉是唠唠叨叨的叙述，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运用都尚缺火候。因此早期创作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很多文章寄出后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凌宇在论及沈从文这个阶段的小说创作时，称“终究不过是一种特殊民俗、风俗、自然风光的表象展览，——一种素朴而简陋的忆往的记实，多数甚至算不得小说”，实缺少深一点的内涵。苏雪林对这一时期的小说批评得更是至为中肯：“次则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练，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数百言还不能表达出‘中心思想’，有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到他的痛处。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章，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可不失。”就连沈从文自己在谈及早期作品时也只是用“习作”来说明，并且，绝不给自己第二次阅读的机会。可见他对这时期的作品不太自信，不愿别人提及。
细读沈从文前期作品，我们不难发现相当数量的作品都是用不同的笔名发表的：休芸芸、小兵、凤哥、茹、远桂、焕乎、璇若等等。这种频繁更换笔名的行为从一个侧面也证明沈从文的自卑。他害怕读者、编辑的嘲弄。1980 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再度提及某编辑对他的羞辱，并大加挖苦说“当时一个好编辑的义务，是把我们那类的文章，安置到一个特备的字纸篓里去。”（《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事隔几十年，沈从文对此事依旧耿耿于怀，可见当时对他刺激之大。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劳累，不停地流鼻血，让沈从文成天想到死，诅咒这了无意义的人生。“我无家，我是浪人，”“我成了一张小而无根的浮萍，”“生活之绳，看看是要把我扼死了”“我不能奋斗求生，未必连爽爽快快去结果了自己也不能吧？”（《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一种不良的思绪时时扼着沈从文的心，令他焦灼不安。在 1925 年写的一篇散文《狂人书简——给到×大学第一教室绞脑汁的可怜朋友》中，他更直言写作不过是“比卖淫的女人还不如的事业”。你们这些可怜的朋友应当去当兵，或绝决地去死，不必对生如此眷恋。沈从文不过是小人物中的一个，这种为生活挣扎，受他人排挤、冷落不被认可的失落感，使他躲进自作的厚厚蚕茧中自怜自艾。
沈从文自卑的文化心理，首先表现在早期的一些都市小说中。这些小说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有学者认为，沈从文早期的“作品倾倒出自己的个性，而不是创造别人的形象”。沈从文自己在谈及早期创作时，也曾有过极为明确的告白：“早期作品写的都是真事，那时还不会虚构。”这些主人公身陷都市，穷困潦倒，他们其貌不扬、敏感忧郁、行为怯懦。《焕乎先生》中的焕乎先生，一个退职誊录生，“在北京城所谓许多年轻穷人中把作小说来抵抗生活的年青人之一”，一个终日沉迷于幻想的“精神生活者”，在脸貌上的自信等于零，在爱情上更是怯懦无能，毫无自信；《老实人》中的自宽君，一个落拓光身汉子，穿的衣服虽为丝织物，却已旧到容易使人怀疑是天桥的货色了，足下一双旧白布靴子，为泥为水渍成一种不美观黄色，脸庞儿清瘦，憔悴如三十岁的人。和当时许多小人物一样，为了活下去作着每千字五毛钱左右的文章，每天很规矩地过着日子。可就是这么个安分的人，面对自己的读者，尤其还是两个模样可人的女子，他心起波澜，幻想能得其中一位做妻子，竟还做起了尾随女子这等大胆的事。当然，由于他唯唯诺诺，缺少那份必需的自信和勇气，这位“老实人”糊里糊涂地被拘留了三天。同一时期的创作《篁君日记》、《怯汉》、《十四夜间》等都真实记录了沈从文初到北京时生活上的困顿，尤其是无女人爱恋的苦恼。“女人这名词，同一个无用的在为生活作文章的穷人，隔得有多远女人为甚生来要‘高贵’这类名词作装饰？就是为得女人以外有我们这类人在”（《老实人》）每个女人擦身而过时都能把他的心带去一片儿，对异性的强烈欲求让沈从文感到“心的罪孽”，“我太无聊了我病太深了我灵魂当真非找人医治不可了”（《到北海去》）更使他常常翻爱为仇，将女人视为“敌人”、“鬼物”。面对都市女性，沈从文表现出了难以遮掩的可怜、自卑。生活得不到满足，心理得不到安慰。因金钱和女人两方面的压迫而产生的卑微感支配着这个“乡下人”，他把自己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了纸上，唱了一曲“卑微者之歌”。
沈从文早期作品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对家乡往事的回忆，《往事》、《夜渔》、《腊八粥》、《玫瑰与九妹》、《雪》等等。写到了幼时栽花、吃腊八粥、玩水车、逃学、逛街……无不充满了温情。在这个由妈妈、兄妹、叔叔、姨婆等所组成的世界里,沈从文享受着充分的温暖与安全。这种对过去生活的怀恋和眷慕，我们可以间接地理解为是作家对都市生活一种本能的精神逃避。他在这个大城市受到了太多的挫折和屈辱，他需要一种寄托，精神的慰藉，消解骨子里那份自卑所带来的痛苦。可以说，对往事的回味成了他在都市生活下去的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沈从文并没有长久地消沉下去，更没有被城市的冷漠打败而退还乡下。他发愤着书，像一头被刺了无数花剑的斗牛，拼着最后一点力气不肯倒下去。因为他要超越，要独立，要在都市立足，要给那些瞧不起乡下人的都市人以有力的回击。也因为他的努力，他的作品相对于早期写个人苦闷、怀念家乡的作品有了很大突破，题材广泛，文笔也愈加娴熟。二十年代后期，沈从文便陆续在《晨报副刊》、《新月》、《小说月报》、《文艺》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在都市渐渐站稳脚跟。从初入都市，连标点符号都不会，到现在可以在大学教书，被公认为是“文体家”、多产作家，我想沈从文当时一定非常自豪。他不仅以多产的作品解决了温饱问题，更是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证明了自身的价值，渐渐树立起自信的心态。相应的，随着他在城市生活中地位、角色的嬗变，他的作品淡化了早期的那种自卑自怜，更多了作为“乡下人”的自尊自豪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与都市的进一步接触中，乡下人始终与都市文明保持着一定距离。他以都市“他者”的身份冷静地观察着都市的种种人事，发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异化，尤其是都市人阉寺性的人格。“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控制”，“一切都若在个贪私沸腾的泥淖里辗转，不容许任何理想生根。”或许正是这种发现，使沈从文自觉到“乡下人”的道德与价值优势，自卑心理逐渐被“乡下人”的优越感所取代，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审美取向，创作呈现出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对都市的嘲讽和对乡野的抒情。
都市生活了几十年，沈从文始终握着一把尺。他站在“乡下人”的文化立场，以一个“乡下人”的“尺寸和分量”来衡量城里人的生命状态和伦理道德，发现的是一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许多场面上人物，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抽象和人的愚心。”沈从文不遗余力地批判都市上流社会，描绘知识阶层的虚伪做作，揭露都市两性关系的丑陋暧昧，绅士淑女、名人教授、大学生一一拥入笔下。《绅士的太太》中，绅士们表面上个个讲究风度，却尽是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寻花宿柳，醉生梦死；而太太们的生活，则是整天忙于串门、打牌、偷情、窥视捉奸；还有姨太太和少爷的乱伦通奸。绅士淑女们表面上个个讲究礼数，背地里干的尽是偷鸡摸狗的勾当。沈从文在小说前言中就明确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绅士的太太》）沈从文要用这面镜子反射出都市名流的丑陋嘴脸。对这种阉寺性的人格刻画最有力的自然是沈从文在青岛写的《八骏图》。八骏即八位教授，这些教授学识渊博，为人所尊敬崇仰，然而“从医学观点看来，皆好像有一点病。”
他们实则因为内心欲望被压抑堵塞，皆显得身心极不健全，成了精神上的阉人。
刘西渭先生这样评价过沈从文：“沈从文先生从来不分析，一个认真热情的人”；又：“沈从文先生在画画，不在雕刻。”题旨相近的还有《大小阮》、《若墨医生》、《自杀》等小说。就连城市中的鸡，也成了沈从文讽刺的对象，“我到菜场去玩时，似乎看到那些小摊子下面竹罩笼里，的确也又还有些活鲜鲜（能伸翅膀，能走动，能低头用嘴壳去清理翅子但不做声）的鸡。它们如同哑子，挤挤挨挨站着却没有做声。倘若一个从没见过鸡的人，仅仅根据书上或别人口中传说‘鸡是好勇狠斗，能引吭高唱……’鸡的样子，那末，见了这笼罩里的鸡，我敢说他绝不会相信这就是鸡”（《生之记录》）沈从文的都市文学给读者陈列了一幅幅漫画，展现了一个个丑陋的都市阉寺性人物，“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八骏图?题记》）。作家对都市的批判不可谓不尖锐，讽刺不可谓不尖刻，这种尖锐尖刻的背后，其实是作家自卑心理的体现。
抚慰自卑失衡的文化心理，似乎只有回到遥远湘西的记忆之中。相对于都市的辛辣嘲讽，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叙事显得从容淡定。作家试图寻找和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要造“希腊小庙”来供奉健康的“人性”。此时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描述已不再是对童年趣事的简单陶醉，而是对湘西民间文化一种牧歌情调的向往。在这里，一切和谐宁静、古朴自然，人们生活简单、实在，犹如未经现代文明浸染的尘世。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热情、勇敢、诚实、善良，生命力雄强。在《雨后》、《媚金?豹子?与那羊》、《龙朱》、《阿黑小史》等苗族浪漫传奇中，沈从文颂扬了乡下人的原始野性和自在强健。他说：“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这些人“行为和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不拘拘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这些人或许野蛮一点，粗俗一点，但是作者尊敬这种人，爱这种人。
《龙朱》里的男女，靠对歌择取对象，“一个男子不能唱歌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她不会得到好的丈夫。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一个多情的鸟绝不是哑鸟。一个人在爱情上无力勇敢自白，那在一切事业上也全是无希望可言”。《虎雏》中的“我”计划把一个表面温文儒雅的小兵用现代教育加以改造，当然，一切设计皆近于白费。小兵虎雏为义气闹出了人命，不辞而别。四年后，沈从文回到湘西竟意外地发现虎雏已经当上了副官，仍然保持着他的野性，敏捷强悍如同一只小豹子。作者由此发出感慨：“一切水得归到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它的生命。”（《湘行散记?虎雏再遇记》）沈从文心仪的就是这种原始的生命形态，尤其张扬性爱情爱的自然真挚。他把温爱都给了这些下层人，不论是农人小贩，还是士兵土匪，他们都充满了素朴的人性美，人情美。即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边城》）。
沈从文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诗性的理想乐园，但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毕竟只是一个精神家园的乌托邦，只是经过作者理想化的艺术幻象，绝非记忆中真实的乡土。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肯定和对都市文明的否定本身就带有个人的情绪。显然作家自卑心理起着作用。这种自卑的文化心态影响了作家对都市文明所作的理性判断。一方面，沈从文“没有引入‘历史发展’的概念”，不是变动着的世界的比较，而是两种文化的静态的比较，是‘形态’的而非‘动态’（演变过程）的比较。”他没有意识到，他所谓的“城市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所期望达到的社会也必将经过这个时期才能到来；另一方面，作者把湘西世界作为一种参照物置于城市文明对立面，“由于其一元审美价值尺度规范下的排他性而失去了与‘他者’的比较，因而不具备客观性。”就如赵园所说的：
“沈从文全面肯定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湘西，以这种肯定来否定城市文化形态并追究‘病因’”，“在这种时候，他依自己的逻辑，连同‘蒙昧’一起颂扬着原始性，让和谐宁静与清净无为抱雌守虚联系在一起，把奴性的驯良与淳朴一并作为美德。”沈从文有意忽视乡村经济的落后，淡化乡村愚昧的迷信和情欲的放纵，就连野蛮残忍的军队此时在他眼中也处处渗透着甜蜜，诗意化了。士兵们视杀人为游戏，杀人让他们感到兴奋、刺激。“今天杀四个，全躺到那桥上，使来往过路的人也不能走路了，大家全从溪上游涉水走过。望到那些人一见血就摇头的情形，是很有趣味的。逢场杀了这些人，真是趁热闹。血从石罅流到溪里去桥下的溪水正是不流的水，完全成了血色，大家皆争伏到栏干上去看。”（《我的教育》）沈从文用平静、甚至是带趣味的语言叙述着部队令人发指的残暴和一群冷漠的看客。其实，他越是这样美化乡村，越可以见出他心虚自卑，反映出作家主体价值立场尚未建立。都市伤他太深，只有服膺于足以与城市价值标准相匹敌的另一套价值系统，他才可以坦然地在都市生活下去。而此时，经过美化了的“湘西世界”、“乡下人”的道德与人格价值优势，便成了他反抗都市的利器。这时期的小说创作大都呈现出鲜明的情感指向，沈从文自己也说这时的文章只是一种“情绪的体操”。
其实，早在离开湘西时沈从文就已意识到湘西并非净土，只是现实生活中的城市给予他的打击太大，唯有记忆中诗意的乡土给予作家心灵以慰藉。随着在都市创作界名声渐起，常常被人冠以“多产作家”、“天才作家”的名号，沈从文一向自卑焦虑，与都市之间的紧张心理得到暂时的缓释。这种自卑心理的缓释对作家创作无疑是有正面意义的。首先，在 30 年代前后，沈从文创作了几篇较为成熟的湘西题材的小说。如《龙朱》（1929）、《媚金·豹子·与那羊》（1929）、《萧萧》（1930）和《三三》（1932）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开始初步确立起理性冷静的价值立场。《媚金·豹子·与那羊》中，沈从文已经发现湘西道德体系的某些变异。豹子为了向媚金表达爱情，试图用洁白的羊羔获得媚金的爱情。羊似乎成为了爱情之外又切于爱情之中的力量。《三三》中的女主人公三三对都市青年的爱慕和单相思，似乎也给人一种不好的预兆。
其次，沈从文通过小说叙事表达了作家对人事“常与变”的思考。读完《媚金·豹子·与那羊》，我们分明可以感觉到爱情悲剧正是在一连串的偶然中发生的。最后，沈从文小说的忧郁审美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发展。从个体形而下的忧郁到对生活中偶然事件的忧郁，沈从文把忧郁审美推到了一个较高层次。“有些过去的事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他更是这样感慨道：
“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文字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沈从文已经意识到了湘西的落后，只是现在的他还无力用白描的手法直接表现湘西阴暗的人生，表现这种“抽象”。他也不愿意他信守的那个世界在他笔下轰然倒塌。此时的沈从文是一个既自卑又自信的矛盾复合体。
二、自尊自信
1933 年，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合可以说标志着沈从文真正从自卑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表现出作家应有的自信。在此之前，沈从文虽然生活上已经实现了独立，并在都市中取得一席之地，成为受人敬仰的作家和教授。事实上，他并未完全脱离自卑，对于爱情的追求一直以来就是沈从文的一块心病。第一次恋爱被骗，被骗的一千多块钱是他母亲变卖祖屋、准备用来维持后半生生计的保命钱，沈从文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第二次恋爱，从追求张兆和起，到两人终于结为夫妻，大约经历了三年零九个月。期间，沈从文写了几百封情书，可是张兆和都置之不理。从他给张兆和的情书中我们就可窥视到他的自卑心理。
在一封信中他这样说到：“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却愿意自己作奴隶，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的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我求你，以后许可我作我要作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让我有一种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这点点是你容易办到的。”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十分卑下的位置，乞求对方的爱。面对张兆和的沉默，沈从文甚至有过自杀的冲动。1933 年，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终于抵达胜利的终点。事业和婚姻的双丰收终于让沈从文感到了满足，以前那种急于抒发内心的冲动也淡化了。他开始平静、理性地观看世界，并确立了自己的主体价值，在创作方面呈现为都市白描和乡村写实。
作家主体的自信基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成熟，对待客体世界的理性认知。相对于早期的都市小说，这一时期的都市小说则在嘲讽中多了一份冷静和理智。《如蕤》（1933）中的女主人公如蕤，她厌倦了那些公式化的男子和公式化的爱情。“都市中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个模子里印出，个性和特性是不易存在，领袖标准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样中产生的。一切皆显得又庸俗又平凡，一切皆转成为商品形式。便是人类的恋爱，没有恋爱时那分观念，有了恋爱时那分打算，也正在商人手中转着，千篇一律，毫不出奇。”见惯了城市中阉鸡似的男子，如蕤渴望的是具有生命强力的男性，是在她面前能够昂然立定、永远皆不动摇的大树，是疯狂的爱情。所以，当那个年青人终于爱上如蕤，恳求她留下时，她走了，为了生命更美丽一些。很显然的，此时沈从文对都市依然是批判的态度，不过，批判中多了一份理性。
对于“湘西世界”的描绘，沈从文注重价值和道德叙事，对乡村文化、现实进行深刻透视。叙事中多了一丝嘲讽，并夹带明显的论辩色彩，而不单单只是先前的客观叙述。这也预示着沈从文小说中抒情性审美特征的形成。随着作家文化心理的成熟，沈从文的现代性意识越发自觉：如今的湘西已非记忆中的那个湘西，更不是他早期文章中所构筑的那个湘西。在现代文明的浸染下，那个充斥着生命力的乡村世界正逐渐失去那素朴的生命力和人性美。有官的地方，种族中慷慨直率的品性全会消失，“人人成天纳税，成天缴公债，成天办站，小孩子懂到见了兵就害怕，家犬懂到不敢向穿灰衣人乱吠，地方上每个人皆知道了一些禁律，为了逃避法律，人人全学会了欺诈。”（《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1934 年因事还乡，途中的所见所闻更是加深了他的这种认识。那个同作者一起钓过蛤蟆、一心想做副官娶绒线铺女孩的伙伴赵开明如今已被时间和鸦片烟毁了,显得孱弱衰老；那个曾经异常爱惜鼻子、发誓要做伟人的“印瞎子”
也失去了对鼻子的信仰，在鸦片烟中安分地过日子，躬行着他先前所憎恨的一切；原先热闹的东门桥现在有十家烟馆、五家卖烟具的杂货铺……“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长河?题记》）为了将这二十年来湘西农民是如何为内战所压、为鸦片烟所毒害，失去了原来的纯朴型范，走向堕落和灭亡呈现给大家，沈从文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灵魂溃烂的乡村小人物形象：师部衙门顾问赵颂三因为擅长逢场作趣深得长官的信任，获得了催款委员这个抢手的差事，通过从底层农民那捞钱，部分孝敬上级，部分私吞，一步步地从一个“知识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顾问官》）；保安队长对橘子园主人滕长顺的敲诈勒索，以及对他女儿夭夭的心怀不轨（《长河》）；黑子作了公务员后，总觉得比起同街人身份高了一等，变的蛮横不讲理，买东西连抢带骗；鼻涕虫“立志”要当营长，原因是作了营长后就可以胡作乱为，作许多无法无天的事，局长县长都怕他。要钱就有钱，有了钱，就可以买烟抽，审案时一面抽烟，一面叫人打板子，威风、气派（《小砦》）。
湘西的命运似乎正如《边城》所描绘的那样，洪水过后，老船夫死了，白塔坍毁了，渡船消失了，“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湘行散记?箱子岩》）
沈从文对湘西的失望悲观和忧郁，并不意味着他的绝望，相反正体现出他高度的清醒与理性。在目睹了无数杀人如麻的残忍和乡民的愚昧无知后，他萌发了对民族精神的重造。他希望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乡下人”既能保持人格道德上的纯正，又能自为地加入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湘行散记?箱子岩》）。沈从文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不再拘泥于个人的、个别民族的情感，而是上升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和广度，向人生远景凝眸。
创作主体成熟、自信的文化心态以及主体价值立场的确立，使得沈从文的创作达到了巅峰状态。作家的经典作品可以说都是出自这个时期的创作。如小说《边城》（1934）、《长河》（1938）以及散文《湘行散记》（1936）等。可以说研究沈从文，这些堪称文学经典的作品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与此同时，沈从文开始频繁地发表文论，批判文坛时弊。此时的沈从文，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皆已得到满足。审美需要逐渐上升成为一种“优势需要”，表现为对于文坛和创作形成出一套自己的审美价值标准：对于“纯文学”的坚持。
文坛地位的上升赋予了沈从文评论其他作家、作品是与非的权利。他信守自己的创作理念，并以此来观当下文坛，不免看到时下文坛不良风气的肆虐猖獗，对此他给以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
1933 年 10 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对“玩票”、“白相”文学家极尽讽刺，批判他们对写作所持的不严肃态度：一切只为宣传，标榜成名。或对自己作品写出很好的批评，自吹自擂；或相互吹捧，揄扬吹嘘。总而言之，“力图出名”、“登龙有术”。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
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然五四以来，正是这种装模作样的“新文学作家”，日见其多，“实占了作家大多数”。他们“玩票”、“白相”的文学态度败坏文坛风气，妨害文学的健康发展，对于“伟大”作品的产生毫无帮助。
1934 年《论“海派”》一文指陈文坛的海派风气，不仅存在于上海，也流行于北京。并指出“海派”只是某种文坛风气的代名词，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引申为“投机取巧”、“见风转舵”。文中沈从文还以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为例，来说明何谓“海派”。这位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乱猜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
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摄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海派”一词很快引起了京、沪文坛的关注，鲁迅也据此发表了《“京派”与“海派”》，对之加以阐说引申。沈从文的本意也就是要造势，他期望通过问题的讨论阻止这种恶风气的蔓延，扫荡海派风气的坏影响。然一个月来各种刊物上虽也刊载了不少讨论文字，皆不过是一些“趣话打诨”、“游戏”态度，所谓“只在那么幽默一下”的表示而已。
1935 年 8 月，沈从文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对上海的各种文学刊物进行了评述，尤其对幽默小品文的盛行提出了较多批评。指陈《论语》旨在给读者以幽默，作者随事打趣，读者抱着游戏的心态去看。幽默，相去一间就是恶趣；《人世间》提倡“性灵”，尊重“袁中郎”，宣传小品文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文章便不可避免会慢慢转入“游戏”。为幽默而幽默，不庄重的文体带来趣味的恶化，离“朴素的美”越来越远。在文章中沈从文还批评了一些刊物（如《太白》、《文学》、《论语》等）为引起读者注意，“针对着一个目的”，向“异己者”加以无节制的嘲讽和辱骂。充斥在刊物间的争斗、“私骂”培养了读者喜欢看戏、不喜欢看书的不良习气，影响文学健康发展。
1936 年 10 月，沈从文又提出了当时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号召作家们要摆脱这种一元现象，去人云亦云，去“一尊独占”，坚持文艺的自由发展，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沈从文这种“反差不多”的主张集中反映在他的以下几篇文章：《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一封信》、《再谈差不多》。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文运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等几篇文章，更是相继表达了沈从文“反对作家从政”的一贯主张。
这就是沈从文，他不擅奴颜苟安，秉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要求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文学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沈从文都不能忍受。在他看来，文学与政治、与商业的联姻必然使文学陷于纯粹的政治功利和商业功利的泥淖，成为政治、商业的点缀品。而他需要的是绝对的皈依，文学的发展“道德的成见与商业价值无从掺杂其中”。判断一部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也只能是文学作品本身。中国实需要的是一批能将文学作为一种宗教，并存心用最诚实最素朴的态度来对待的殉教者。在 30 年代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国民党正加紧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围剿，中央通令查禁的书籍就多达二百种。
沈从文无恐于政治压力，勇敢地在报纸上发表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禁书问题》等文章，直率批判国民党当局可耻的“暗杀政策”及对文学书籍检查与禁止的行为。“当不良风气黑暗势力已到一个国内外知名的文学作家可以凭空失踪，且这作家可以永远失踪，从各方面我们皆找寻不着一个能为人权与法律的负责者，也找寻不着一个为呼吁人权尊严与法律尊严的负责者时，你们是不是也感觉到些责任？”并希望当局作出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辞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免得后人将这件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沈从文这种“纯文学”的文学观不免使他置于左、右两种文学势力的夹击之中，而且卷入了一系列的论争之中：“京派”与“海派”之争，关于“差不多”的论争等。在 30 年代特定的中国环境下，沈从文在文艺界掀起了一股股论争大潮。这种敢于论争，敢于有违普遍固持自己独到观点的做法恰恰正说明了沈从文的成熟、自信。即使在局势动荡的战争期间，他始终保持了相对超然的姿态，向生命深处探索，创造了一批富有哲思的散文：《烛虚》、《水云》、七色“魇”等等。“我还得在‘神’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水云》）在 40 年代大部分人都投入到抗战救亡中去时，沈从文把目光投向了更久远的未来。他始终坚持整个民族需要一种较高的情感，用这种情感去实现民族道德精神的重建。他自信凭着“一颗能为一切现世光影而跳跃的心”（《水云》），就可以梦想一切并实现它。“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
三、病态忧郁
当然，在自信中沈从文也时不时地流露出他的忧郁。对现实政治的忧郁，对个人命运无法把握的忧郁。“我这个手爪，这时节有些什么用处？将来还能够作些什么？是顺水浮舟，放乎江潭？是酺糟啜醨,拖拖混混？是打拱作揖，找寻出路？是卜课占卦，遣有涯生？”（《绿魇》）这种忧郁在 1946 年沈从文回到北平后逐渐发展为一种病态。
回到阔别九年的古都，北平的现实让沈从文感到紧张。走在大街上，看到的是用来屠杀中国人的美国坦克，满载新征壮丁的卡车和面对军警盘查气定神闲的故都人民。许多人一眼看上去都差不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精神力不足。“俨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形中，脸上各部官能因不曾好好运用，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北平八年沦陷，实增长了一批人的奴性。在沉重历史暮气下，沈从文希望能发现一点叫做“野心”的东西。
当然，毫无满意结果。另外一种，就是油滑，“市侩乡愿官僚侦探特有的装作憨厚混和谦虚的油滑”（《北平的印象与感想》）。生命为物欲控制，“现代政治的包庇性”与“现代文化的驵狯气”相结合（《黑魇》），导致人性极度异化、扭曲。在明朗阳光和澄蓝天空下，沈从文开始回忆起住过近十年的昆明景象。现实是“耳目所及，无不为战争所造成的法币空气所渗透”（《从现实学习》），一切人事皆变得虚伪俗气市侩腐败，“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挤挤挨挨，皆为利来。”（《云南看云》）多数所谓专家、教授、知识分子，在做人意识上，皆不过是一个“生物”。而所谓“建设”，所谓“新生活”，来到农村，也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进步的旗号行着荼毒人类思想的勾当。对此，沈从文深为痛心。他希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能更像人一点，能对自己的“生命”有所意识，而非仅仅满足于口腹之美。他们应该具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感、勇敢的进取精神，向人类的远景凝眸。“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爱国需要生命，生命力雄强者方能爱国。然而，在现世空气下，沈从文看到的只是整个社会精神状态的萎靡、堕落。他为现实，为国家、民族、人类的未来堪忧。
温习过去历史，更是让沈从文大发感慨。“‘护国’已成一个历史名词，‘反对帝制’努力也由时间冲淡。”（《怀昆明》）昔日湖南军人蔡松坡先生住过的小房子已简陋萧条，五省联帅唐蓂赓的住宅成为了老米的领事馆。北平文物所留下来的价值也不过是供人赏玩，供党国军政要人宴客开会，历史的庄严伟大无从让人明白。八年苦战，实包含了万千忠于国土的湖南军民生命牺牲。在沈从文看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依靠的就是这些庸庸碌碌的劳苦农民。八年抗战，他们承载了战争的全部重负。为国家、为自己、为儿女努力地活着，从不逃避自己所肩负的一份责任。中国几年来的一点点建设基础，也皆是这种无名英雄作成的。沈从文从人性、生命方面观看历史，使他对这些生活认真热忱的农民特别的关爱。“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到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
（《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沿历史这条长河怅望，沈从文不去注意脚下汤汤的流水，却注目于那走在石滩上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和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湘西人民。他所关心的就是这些千年不变的小人物对于“生活”的“忠实庄严”，对于“求生”的顽强努力。在作家眼中，正是这些野史草根人物，成就、发展了历史。这种贫民史观在他 1940 年发表的《读英雄崇拜》一文中有具体阐述。他将“英雄”重新给以定义，指出所谓英雄也不过是一个“人”，而非“神”。其所以为英雄、领袖人物，不过是“有权据势”，并非由于“头脑万能”。发展他的伟大，靠的不是群众单纯的崇拜，反倒是中层分子各方面的热忱合作。然而这些对生活有所担负，对民族充满爱国热情的良民却被扣上了“匪”的帽子，湘西也被一般隔靴搔痒者误认为是匪区，自古以来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其实，只要在上的不过分苛索他们，鱼肉他们，这些勤俭耐劳的农民何以会铤而走险发生问题？况且，这些土匪也不尽是湘西人，多是受内战影响寄寓四川边境，来去不定的游民。
何以湘西就得背负这个臭名，受到历史的讨骂？历史的偏见让沈从文愤慨，为湘西的悲剧命运感到极大的忧虑。
于此同时，战争的阴霾也让沈从文感到惊惧恐慌。就在沈从文抵达北京的同一个月，内战全面爆发。大规模的内战必然导致空前的民族灾难。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黑暗，官商勾结。因战争而带来的物价飞涨，导致人们的生活陷入困顿，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在他心里滋生。在以往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沈从文对战争是持支持态度的。因为反击的对象是日本侵略者，我们是在自卫，在求生存。在他的概念里，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是要争国格，争民族人格，是正义的、神圣的。所以无论战事如何惨烈，牺牲如何惨重，这都值得。
“战争已经三年，战争虽败北，虽死亡万千人民，牺牲无数财富，可并不气馁，相信坚持抗战必然翻身。就为的是这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忍受。”（《云南看云》）而此时，战争在他眼中已经失去了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一切战争都是非理性的。每次战役下级军官几乎全部阵亡，中级半死半伤。八年抗战，湘西人民承担了筸军的全部战争重负。
眼前的一份死亡带给五千寡妇、万人父母，许多家庭将由孤儿寡妇自作挣扎
回想八年抗战，沈从文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如今，国家又因为一群富有童心者处于玩火情形之中。那些“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从现实学习》）沈从文的青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行伍中度过的，自小就谙熟征战杀戮中暴露出的人性的残酷、丑恶，对于战争的荒唐，他比任何人似乎都更懂一些。面对这种为权利争夺民族百万同胞间的自相残杀，沈从文悲从中来。他“以悲悯的眼光，审视着这场战争。他超越这次战争的具体形骸，试图从民族、人类精神的发展上，提出对这场战争的价值估量”，得出的结论是战争除了消耗民族力量、涂炭生灵以外，别无它用。并对战争，对国共领袖提出质疑：“历史上一切民族的进步，皆得取大流血方式排演吗？”“人类光明不是从理性更容易得到吗？”（《废邮存底?给某作家》）沈从文反对一切以暴制暴、源于权利争夺的战争。
国家的目前和未来需要的是爱与合作，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正是这种超越双方立场的价值关照，让沈从文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民族毁灭的危机，为国家明日的不幸忧心如焚。
灵魂愈加深刻，绝望也愈加痛苦。敏感、焦虑的心态使沈从文无法静下心来写小说。这一时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政论文的写作上。一方面，他忧心于现实人性、历史、战争；另一方面，他对文学的工具性也极为不满，秉持自己的一贯立场，反对文学与政治联姻。沈从文一直以来就不满意革命文艺，在谈及解放区文学时，他更是把革命作家与“出风头”联系在一起，称“郭沫若‘飞莫斯科’、凤子‘穿的花红柳绿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何其芳‘到延安后，把心力花费在政治上了’、‘李辰冬与光未然都沾点政治气氛’……”在那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年代里，沈从文自由主义的文艺立场，不党、不群的政治态度以及超越具象的战争观照，必然使他陷入左翼文艺阵营的批判与清算。1947 年初杨华《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默涵《“清高”和“寂寞”》对沈从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扫荡。面对文坛的指控，沈从文百口莫辩，选择了沉默。他已隐隐感觉到自己与“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一个传奇的本事》）。他为自己目前的处境感到伤感，甚至觉得自己真应该休息一下了。社会的非议，作品一再被扣留，沈从文愈发显得焦灼不安，甚至一稿多投（如《枫木坳》、《人与地》、《黑魇》、《绿魇》等），急切希望自己的观点被人理解。1947 年发表《一种新的希望》，重呼“学术独立”，并希望通过政治第三方面的重造建立一个“第四组织”。这种游离于国共两党以外的“中间路线”不免使他得罪了“在朝”、“在野”的所有党派。1948 年在时局已经非常显明的情况下，沈从文依旧没有变精明点，写下了日后给他带来无数麻烦的《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把地主阶级也写得温情脉脉。阶级斗争如火如荼，沈从文此时为地主阶级说话无疑会被人理解为与共产党作对，是一种“反革命”的行径，尽管他真的只是在写一种“人性”。
沈从文迫切希望被人理解，却一再被人误解，甚至遭到了有些人的蓄意报复。1948 年，一场强烈的批判风暴降临到沈从文头上。3 月，《大众文艺丛刊》
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上发表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等文章，矛头直指当时一批文学自由主义者，沈从文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在郭沫若的笔下，沈从文所写的是‘文字上的裸体画’、‘文字上的春宫’，‘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而在乃超看来，沈从文是‘地主阶级的弄臣’，他所继承的是‘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而在此之前，荃麟已经称沈从文是‘二丑的二丑’，是‘三丑’。”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批判见于报刊杂志，其中尤以郭沫若的指控最为猛烈。两人积怨由来已久，1937 年以后，郭沫若就没有放弃任何一次批判沈从文的机会。此时的郭沫若，已经成为共产党在文艺界的代言人。1949 年他主持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会名单里居然没有大作家沈从文的名字。相反，一些经由沈从文扶持走上文坛的新人却被邀请了。揣测个中原因，不能不让人怀疑有报复的成分在内。五三年间，和沈从文一向交情甚好的开明书店也正式通知沈从文说书已过时，凡是已印未印书籍皆已代为销毁。
随即香港、台湾方面也发出同样禁令，指明作家作品全部焚毁并永远禁止其发表任何作品。沈从文愈发感觉到自己的写作方式与即将来临的新政权、新生活的格格不入，他被安上了“反动”、“反人民”的封号。可是沈从文不明白，他自认为对文学非常忠诚，所信守、所维护的是“自由”，所思考的是人民，为什么自己就成了人民眼中的“反动派”？文坛的起而攻之让沈从文感到一股巨大政治压力，他开始陷入极大不安之中，忧心忡忡，疑神疑鬼，总以为有人在监视自己。他害怕被人整，害怕新政权对自己的政治处理，出自生命深处的忧虑和恐惧不断加重。家里人的不理解更让沈从文陷入空前的孤立之中。他渴望丁玲的帮助，希望她能为自己澄清冤情。可是，此时在中共文艺界正如日中天的丁玲在哪里？生命仿佛受一种来自时代的大力所控制，无从自主。一个声名显赫的大学教授突然失势，沦落到人人喊打，一切变故都若完全在一种离奇宿命中。“楚人的血液正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沈从文最终还是没有从痛苦中走出来，走向了人格分裂。他想到死，想到了彻底解脱。其实，早在沈从文以前的一些作品中，他就经常提到死亡。“众醉独醒，作人不易，到末了还是自沉清流，一死了事，”“理想同事实对面，神经张力逾限，稳定不住自己，当然会发疯，会自杀”1949 年 3 月，终于一语成真。
结语
沈从文作为一个现代作家，无论其情感经历还是文学创作，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他的文学思想和人格精神更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大瑰宝。然而，由于历史的误解，一直到 80 年代前后，沈从文才得以平反，他的作品也开始被各大出版社重新发表，掀起了一股“沈从文热”。90 年代沈从文研究的侧重点，已经由具体作品的分析阐释转向了深入细致的主体研究。人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作家创作心理中存在着一个“自卑超越”的现象，大部分学者也止于对这种自卑超越过程的研究。而我则把沈从文创作心态的研究延伸至了1946 年他回到北平以后，表现为一种病态的忧郁。这也是本篇文章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有所发展的地方。至此，沈从文创作的文化心态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变化过程。
文学即人学。一定程度上，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既反映出时代变化的现实景况，也折射出作家真实的内心文化世界。因此，考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及其心态，是对于社会现实和文化的最好记录，也是我们对沈从文最真切的认识。
参考文献
《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 1982 年版。
《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奥]阿德勒：《自卑与超越》，黄光国译，作家出版社 1986 年版。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美]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向国成，张永中等：《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凤凰人民政府、吉首大学文学院、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编 2002 年版。
李扬：《沈从文的最后 40 年》，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