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她一生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张爱玲的论文的范文，供给大家研读赏析。
关于张爱玲的论文范文第一篇：女性视域下张爱玲小说人物的命名意蕴
作者：邓楠宁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向来雅致精细、韵味无穷，女性人物在众多创作元素中堪称核心，其命名不仅是作者创作心理、创作手法等的具体体现，还具有范围广、意蕴深的文学意义。探析女性视域下张爱玲小说艺术化的人物命名，并以此为基点向外辐射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是又一个解读角度。总之，张爱玲小说中的命名将作家话语体系和读者审美取向及阅读期待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文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思考在今天仍然值得探讨。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人物；命名意蕴；
作者简介：邓楠宁（1999-），女，四川宜宾人，本科生。；
Abstract:Eileen Chang's novels have always been elegant and exquisite with infinite charm. The female characters are the core of many creative elements, whose names are not only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author's creative psychology and creative techniques, but also have a wide range of literary significance with deep implication. It is another interpretative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artistic names of characters in Eileen Chang'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ale and to radiate them to a broader social level. In a word, the naming in Eileen Chang's novels closely links the writer's discourse system with the readers' aesthetic orientation and reading expectation, and some thoughts expressed in this paper are still worth discussing today.
Keyword:Eileen Chang; novel; female character; naming implication;
小说的题目是连接作者、文本、读者的重要环节，它既是作者表达的第一展现，也是读者阅读的第一窗口，作者的命名与文本内容构成了许多相互指引的关系，有着特殊的文学意义。罗兰巴尔特曾明确指出："文学的第三种力量，它的严格的符号学力量，在于玩弄记号，而不是消除记号。"[1]符号构建的好坏，即命名的好坏是衡量作者的创作水平及作品价值的重要体现。
学界关于张爱玲小说命名的研究几乎都放在题目上，缺少对人物名及其他深层次的探索。本文将把目光聚集于此，在女性视域下探索女性人物名，并在文学文本意义之外试析其文学中的社会意义，补充 "命名"领域的研究。
一、文学文本中的意蕴
鲁迅曾说："因为读者大众对于某一作者，是未必'批评'或'批判'同仇敌忾的，一篇文章，纵使题目用头号字印成，他们也不大起劲，现在制出一个简括的诨名，就可以比较的不容易忘记了。"[2]张爱玲虽不取"诨名",但她笔下人物的名字总是以韵味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说："我对于人名实在是非常感到兴趣的。"因为"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3]张爱玲在《传奇》初版卷首题词上，曾做过说明："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 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以上可以表现出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灵魂作用，而作为灵魂的代号--名字，就体现出了与其他作家的其他小说在相同领域里不一样价值探讨。
（一）隐含人物性格
1.《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传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会鹊桥相会，女孩们会在这天晚上乞求织女赋予自己美满的姻缘，所以七夕节也被称为乞巧节。
关于曹七巧的名字，文中只说是"七月里生的",后来一个"巧"字，大概也不仅是个巧合。分析曹七巧心理畸形、悲剧成因的文章很多，在这里只根据名字来看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情感。"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 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 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然而如果她挑选了他们之中的一个，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4]但她嫁给了一个封建大家族里的残疾人，她正常的心理和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情欲与财欲最终把她的人格变得扭曲。她其实爱过小叔子姜季泽，然而他到头来打的都是她家产的主意，她打他骂他逼走他，可依旧留恋他的背影。可见，即便曹七巧半生费尽心机都是为了谋得家产，但当钱财与爱情搅绕在一起的时候，后者带来冲击的也是巨大的。
曹七巧的一生被黄金打造的枷锁牢牢锁住，并且还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 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傅雷曾说："爱情在-个人身上不得满足， 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5]所以她的一双儿女也备受折磨。个人和家庭的双重悲剧交融，更突出一股凄凉的味道。
2.《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
流苏又称穗子，为一种下垂的，以五彩羽毛或丝绒等扎成的饰物。离了婚、没有积蓄，白流苏在家里受尽冷眼与嘲笑，"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没念过两年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4]既然没有自保的力量，那就只能凭借身段容貌--流苏一般的装饰品。在徐太太的提点下，她想到只有通过婚姻这种手段才能去谋生。她和范柳原的爱情博弈，胶着点一直都在婚姻上。
婚姻是什么？对白流苏来说，是不再飘摇的安稳、是可以做一个有保障的附属物的安心。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她认为女人形成"第二性"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即经济、"出嫁意识"和"第二性"的传统观念[6].这三方面，白流苏全都有。对于流苏的第一次婚姻，白三爷的话是："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4]上海--香港的两度辗转，若不是有一把战火助力，白流苏不一定能获得想要的安定。对于她来说，爱情不算什么，婚姻及其附属物才是最重要的保障。
"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白流苏一直都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第二性",她坦然接受了这个社会观念而且还积极主动地要把握这个观念。她最后和范柳原结婚了，然而只是想着"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4].可见，她心里还是不稳定，一点风就能吹动的流苏，哪能这么容易安稳下来？
（二）融合地域色彩
《浮花浪蕊》里的"洛贞",根据人物自述为家乡话里的"老汉女儿"的意思，这种带有传统地域特色的人物名字容易营造小说环境，也让读者感觉到真实亲切。《桂花蒸 阿小悲秋》里的命名带有吴方言的特征--常以"阿"加名字中的一个字来互相称呼。苏州娘姨阿小，既是一个农村妇女，也是一名都市女性，她每天都在操心生活琐事，可转过身后又能讲着英语应付雇主的红颜知己们；她为李小姐的聒噪而感到厌烦，为哥儿达疑心她偷窃而愤怒，但同时她又同情一心付出却难得回报的李小姐，以及坚定地在外人面前维护雇主形象。她是大上海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她于炎热难耐的"桂花蒸"天气下辛苦工作，她是如此不起眼，所以尽管这样渺小的人物有着一些记挂的事情、一些类似于伤春悲秋的情感，也似乎都不值一提。
这正应了张爱玲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的写作初衷。女主人公名"阿小",她的婚姻不为乡下亲族认可，只得远离亲人孤身漂泊于城市，她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经历恰恰应了一个"小"字。然而她可以冲破传统乡村的落后婚俗、她可以在面对外国雇主哥儿达时游刃有余、她可以挣钱养活自己与儿子。区别于一般意义上以风景名胜、民风民俗等为表征的地域特色，这里除了主人公的名字带有地域特色外，她在"小"的命名下，在大城市的波涛汹涌中依旧能够活得"不小",她的人生经历与转变以点带面地表现了地域之间的搏击。
（三）形状与色彩的深层性
1.《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两朵"玫瑰"
"蕊"的本义是植物的生殖器官，后来也有花苞的意思。王娇蕊曾是一个"交际花","玩了几年，名声渐渐不大好了，这才手忙脚乱地抓了个士洪".然而结婚之后还在到处"沾花捻草",比如佟振保、悌米孙，确有些"放荡"之意。娇小、花苞，既是对她年龄也是对其身体的写照。所以即便她在男女关系上有些"不拘小节",但总归是天真狡黠，"小孩子心性".她后来写信向士洪坦承与振保的关系、再嫁朱先生等，依名字看，就没什么可惊奇的了。
孟烟鹂的外貌"给人的印象是笼统的白。一直线下去，仅在有无间的一点波折是在那幼小的乳的尖端，和那突出的胯骨上"[4].人物面貌像一阵烟般隐约或似一场梦样的模糊，"孟"和"梦"同音。别人要她做个决定，她总说要问问振保的意见，像烟一样的无处依傍。黄鹂，多为留鸟，很少到地面活动。孟烟鹂对丈夫是怯懦逢迎的，就像一只胆小的黄鹂。她出嫁后没有自己的社交，振保娶她原是为其温顺，然而这份温顺寄居的平淡的家庭情感经不起时光的推敲，以至于她和振保离得越来越远。
2.《茉莉香片》里的言丹朱
言丹朱名字里的红色意味很浓，这与她热情阳光的性情和几乎人见人爱的交往情况相对应。小说里她与"红色杜鹃花"相互映照，聂传庆第一次出现就是抱着一束杜鹃花站在车后，这样的出场也暗示了他和言丹朱的纠葛。在公共汽车上，杜鹃花的"受了震""簌簌乱飞"都隐含了丹朱面对传庆冷漠对待时的心情变化，而当她终于下车去了，"前面站着的抱着杜鹃花的人也下去了，窗外少了杜鹃花，只剩下灰色的街。"[4]情绪的起伏已经以杜鹃花为中介从丹朱传到传庆。言丹朱之于聂传庆是一个矛盾，小说也通过细节描写以聂传庆的角度曲笔式地勾勒出了女主人公的气质。"他在正中的红木方桌旁坐下，伏在大理石桌面上。桌面冰凉的，像公共汽车上的玻璃窗。窗外的杜鹃花，窗里的言丹朱。"[4]言丹朱的个人形象因为其带了颜色字和形状字的名字，在小说中展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气质，使文章更具韵味。
二、文学社会的意蕴
张爱玲身处20世纪中叶，在特定背景下结合自身体验与周遭的见闻形成了自己的女性意识，更以女性笔触表达了对社会中女性生存和发展的思考，而这些对于今天仍然有一些启发意义。
（一）以婚姻为中心表现女性被"命名"的传统命运
现代的婚姻观念是自由平等，而在张爱玲身处的时代除了婚姻的价值和意义较单一而浅薄外，还表现为男女两性认知的巨大差异。
《琉璃瓦》是作者直面婚姻的典型作品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该篇小说的男性角色不像张爱玲的一贯风格--令其边缘化或者失语，"父"的形象尤为清晰。姚先生有七个"模范美人"女儿，他倒不重男轻女，面对亲友打趣只是道："我们的是琉璃瓦。"他为每个适龄的女儿仔细留心其婚嫁事宜，而这操心并不只是建立在父女情谊的基础上，他更多的是想通过女儿"嫁得良人"的方式来换取更优渥的生活。他极力撮合长女铮铮和富家子启奎，为二女曲曲嫁了一个普通人而大动肝火，当三女心心"错爱"他人后更是气病了，还放出再添一个女儿养一个淹死一个的狠话。
父亲之外，该篇小说以启奎为代表的"夫"的形象也让人印象深刻。回门时铮铮和启奎是何等浓情蜜意，然而坐车回家时，他又感到"忧虑"--害怕铮铮是"孝女",即嫁给他是为了给父亲谋职业。所谓"孝女"不是现在普遍认为的善待父母，在文中体现为牺牲自己来为父亲谋利益，本身就带有讽刺意味。先不说启奎的"忧虑"是不是一种计策，但毫无疑问这种认知带着极大的男权色彩，他们认为女性只是男性往上攀登或者彼此联系的工具，很少具备自主意识。"启奎渐渐地把手移到前面，两手扣住了她的咽喉，轻轻地抚弄着她的下颔。铮铮只是不动。"[4]这种带着威胁和轻佻的动作明显地表现出了以启奎为中介的男性主导权。
值得注意的是姚太太成天督促先生给三女儿物色一个出类拔萃的的对象，但并不是担心女儿的终身大事没有着落或遇人不淑而受苦，却是想"争一口气",想要"于娘家有益".一般来说，母亲的爱最纯粹，姚太太当然也爱心心，但是她仍然被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男女等级意识所禁锢。姚太太的态度及行动可以看成是女性加诸于女性的枷锁，而这种"婚姻是手段""低男人一等"的自我认知将随着血脉延续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茉莉香片》里，聂传庆本对言丹朱有好感。然而在表白失败后他表露出了最真实的想法--"毕了业，她又能做什么事？归根究底还不是嫁人！"[4]丹朱有着教授父亲，本人在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里也算出类拔萃，然而在自己的男同学眼里其出路仍然只是结婚--因袭了传统观念。所谓的新知识分子还是没能看见女性的自我价值，仍然把其列为"他者".很显然，这不是因为自身能力出众而获得的优越感，深层的原因是男性根深蒂固的性别等级意识。所以人们习惯用婚姻的方式去命名女性，通过这样的转换之后女性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附属品，女性自己的名字就变成了X太太，然后"嫁鸡随鸡""一损俱损".
（二）体现女性"反命名"的斗争
张爱玲小说里面很少对男性有正面的描写，这里的"正面"主要指欣赏或者褒扬的态度。《第一炉香》里俊俏富家子乔琪乔潇潇洒洒万花丛中过，但小说形容其脾性的时候又是"脾气有点阴沉沉的，带点丫头气".《心经》里引两个年轻少女倾慕不已的许峰仪有一张男扮女装的照片，并且其逼真地被旁人误以为"这是伯母从前的照片".说一个男人外貌带有女性化特征，本来可以只理解为其外表稍微独特于传统的对男女外表的认识，但是当小寒的朋友们发现了这张照片之后，她的反应是"不准对我爸爸提起这件事！"后面"众人一齐大笑起来"[4].女性气质在这些地方就成了贬义，作者用被男权社会限定了性质的有关女性的形容词反用到男性本身，并对男性命名的权力或者说赋予语言的权力进行了嘲弄。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是典型的女性"反命名"者，丈夫在世的时候她并没有遵循"出嫁从夫"的"女德"观念，她可以不顾全家的避讳说姜二爷是"骨痨",她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熬死丈夫和婆婆后分得家产。对于儿子长白，她既不"夫死从子",让长白替她烧鸦片烟的时候反而说道："我把你这不孝的奴才！支使你，是抬举你。"同时她也没有去扮演"父亲"或者做一个普遍认识下的"母亲".曹七巧对儿子已经生发出了一些有悖人伦的念头，"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4]曹七巧的独特性在于她不同于张爱玲小说中的其他不能独立的女性人物，她的家庭没有干涉到她，父、夫、兄都被边缘化了，再加上自己拥有钱财也就有了很多事情的支配权，具备了"反命名"的条件。
三、结束语
命名不只是符号学观点中的构成人物能指的识别标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文学中还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本文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命名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从文本本身的内涵延伸到了社会意义，扩大了"命名"的意蕴。由此也可以看到张爱玲对其小说独具匠心的考量，这为文本解读和分析又提供了新的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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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浩沉淀于无声处的灵魂喧嚣一-浅析张爱玲 《心经》[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9（11）：81- -82.
[6]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文献来源：邓楠宁。女性视域下张爱玲小说人物的命名意蕴[J].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1,40（06）：112-114.
关于张爱玲的论文范文第二篇：论张爱玲香港时期电懋剧本的喜剧性特征
作者：李嘉欣
作者单位的：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张爱玲的电懋剧本往往运用巧合与误会、冲突与悬念来安排情节，架起整个剧本的结构框架，而在情节安排中不乏一个个令人捧腹大笑的笑料。同时，通过谐闹、急中生智的人物行为所塑造的喜剧性形象也是剧本的笑点，增强了剧本的喜剧性效果。相比小说的苍凉风格，张爱玲的电懋剧本创作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充满了喜剧性色彩，这其中除了迫于生计、市场导向的因素之外，还源于张爱玲对电影的审美喜爱以及自身的编剧才华。
关键词：张爱玲；电懋剧本；喜剧性；
作者简介：李嘉欣（1996-），女，广东云浮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Abstract:Eileen Chang's script in Hong Kong usually used coincidence and misunderstanding,conflict and suspense to arrange the plot,and build up the structure of the entire script,with this plot arrangement full of hilarious laughter. In addition,the comedic image presented by humor and wit is also a hilarious point in the script,enhancing the comedic effect in it. Compared with the desolate style of the novel,Eileen Chang's creation of electric screenplay script has applied the opposite path-full of comedic color. Apart from factors to afford her livelihood and market orientation,it also stems from Eileen Chang's aesthetic love for movies and her screenwriting talent.
Keyword:Eileen Chang; Electronic script; comedy;
张爱玲那一句"我喜欢悲壮，但我更喜欢苍凉"[1]92奠定了她小说作品的基调。"悲壮"运用了极端的色彩，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对照，而"苍凉"则是用平和的色彩、参差对照的手法对平凡人生的无限呈现，从而谱写出一曲曲浮世的悲欢。在小说的"苍凉"色调之外，张爱玲的剧本却给我们展现了欢愉、幽默、俏皮的柔和。从小爱看电影和写影评的经历使张爱玲与电影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她的小说文本中也呈现了大量电影手法。"出于环境和自身对电影的喜爱，张爱玲将创作延伸到编剧上，使她瞬间就以最具体的影像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2]73深谙电影技法的张爱玲，在迫于生计之下走上编剧的道路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宋淇的帮助下，张爱玲开始为香港国际电影懋业公司写剧本。她为电懋写的十个剧本中，有八个拍成了电影，其中上映的有《情场如战场》（1957年）、《人财两得》（1958年）、《桃花运》（1959年）、《六月新娘》（1960年）、《南北一家亲》（1962年）、《小儿女》（1963年）、《一曲难忘》（1964年）和《南北喜相逢》（1964年），还有未拍摄的《红楼梦》和《魂归离恨天》。被拍摄成电影的八个剧本当中，《小儿女》和《一曲难忘》虽不算喜剧，但这两个剧本中存在喜剧性因素，如景慧与孙川的相遇，南子与伍德建在钓鱼时所产生的冲突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剧本都带着喜剧性的尾巴，是令人称心的大团圆结局。欣赏喜剧，"可以将我们从烦琐、平庸的生活事务，从麻木、沉寂的感情状态中兴奋起来，使我们意识到和感觉到自己生命的存在。"[3]84张爱玲的电懋剧本着眼于中产阶级的小人物，聚焦于他们令人捧腹大笑的日常，并把它们呈现在观众面前，在生活压力沉重之余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一、结构模式的喜剧性
张爱玲的剧本大量运用巧合与误会、冲突与悬念的手法来安排情节，这一运用增强了剧本的喜剧性。巧合与误会是故事叙事中的黏合剂，能把原本不相连的人物、事件穿插起来，使故事呈现为完整统一的整体。波折与悬念同样也是剧本安排情节的结构模式，它们所造成的紧张心理使观众聚焦于剧本中的人和事。通过一连串的巧合与误会、波折与冲突造成的意外事件，可以促使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产生突变，从而使情节曲折生动。当得知这些巧合与误会、波折与冲突所带来的是一个个令人捧腹大笑的笑料，便会形成轻松、幽默的氛围。
（一）巧合与误会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没有巧合，就没有故事，巧妙地运用巧合，就会显得曲折新颖，富有幽默色彩的喜剧性效果。《情战》（即《情场如战场》，电懋剧本集题为《情战》）中的一个小巧合，增加了戏中啼笑皆非的喜剧性。文炳在榕生手中借来玮芳家在青山的别墅钥匙，为了追求玮芳，便把玮芳约到青山别墅。文炳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一个又一个借口来伪装自己是别墅的主人。从别墅的装潢颜色、树上刻的玮芳的名字到找客厅时发生的窘境以及照片事件，文炳都一一瞒过去。知晓真相的玮芳将计就计，在一旁看着文炳笑料百出、落荒而逃。这一个巧合的情节安排在整部戏的开头，对引起观众的兴趣有很大的帮助。《南北喜相逢》中，简良已经约好采苹和汤父等人，就等姑妈的出现，不料简良的姑妈回香港的时间延期了。正愁得发急的时候，穿着女装的阿林"名正言顺"地成为了简良的"姑妈".倘若阿林没有逃债来到简良的宿舍，或许结局便是汤父认定简良和吴树生这两个穷小子是在诓骗他的女儿和侄女。更加巧合的是，简良的姑妈和阿林长得一模一样，阿林假扮的姑妈的滑稽样貌已经让人发笑，结局那容貌一样的巧合更令人捧腹大笑。
《小儿女》叙述了景慧与孙川的巧遇。在公交车上，景慧误认为孙川对她轻薄，后来发现是螃蟹钳住了她的衣服才恍然大悟，而孙川和景慧碰巧又是同学，两个人的再次相遇以及后来的相爱便从此开始了。景慧与两个弟弟对后母的心结也是在一个巧合中解开的。景慧为了爸爸，打算只身跑去青州岛教书，不料李秋怀与景慧在不知道对方真实身份之下互诉衷肠。由于秋怀的关心，两个弟弟也从原来的抗拒到接受。除了巧合造成一系列的笑料，误会也在张爱玲的电懋剧本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人财两得》中穿插的两个小误会增添了剧本的喜剧性。老杨在电话中催促之棠的配音作品，之棠没完成只好拖延时间，无奈湘纹了解情况之后在一旁插嘴，让之棠按时交稿。之棠心中认定不能按时交稿的原因在于湘纹的打扰，便大发脾气，这时老杨以为对他发怒，最终老杨一怒之下挂了电话。还有一个小误会就是翠华叫理发师到厨房等候并嘱咐他无论孙先生如何反抗都要给他理发，接着裁缝也来到厨房，于是发生了理发师与裁缝两人挣扎、追逐的闹剧。
"偶然性的误会和巧合在这里比任何喜剧结构模式中都更为重要，只是由于它的存在，毫不相干的事物才开始发生冲突，没有关系的东西才能够统一成为可笑的事件和情节。"[3]57形形色色的人和物只因一个小小的巧合和误会，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邂逅，有的制造一段浪漫美妙的相遇，有的不小心撕破他人的面具，也有的造成一系列给生活调味的笑话。无论这一个巧合或是误会发生着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对于整部戏的结构模式以及情节安排都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巧合和误会这种非主观与主观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种巨大且无形的合力，使原本不相干的事物和人物联系在一起，不谐调的对比便可以增加故事的喜剧性。
（二）波折与悬念
张爱玲在《论写作》中提到："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1]82冲突、磨难、麻烦所造成的一系列波折与悬念在张爱玲的剧本创作中很常见，张爱玲的情节安排就是不能平静进行故事的叙述，要把情节处理得一波三折，悬念迭生，才能够极大地吸引观众的眼球。波折与悬念激活了观众的紧张和期待，使他们能够对人物、事件产生关切的心理，在这一系列的波折与悬念当中增添笑料，那么观众紧张的心理也会随着笑声而消失。
《人财两得》这个剧本一开始，之棠与湘纹两个人的小吵小闹便把我们带进他们的生活中。之棠在钢琴前赶曲子、房东太太催交房租、房间乱糟糟的特写平易近人地交代出这一家人生活当中的"一地鸡毛".剧本的整个事件贯穿于湘纹生孩子的过程当中。第一次叫之棠打电话叫出租车上医院："之棠，快打电话叫汽车，我马上得上医院。"与第二次："之棠，快……快叫车子回来，我又不行了……"到最后的"你打发车子回去吧！""别打了，不用叫汽车了。"湘纹相安无事，而丈夫忙得焦头烂额的情态令人哄堂大笑，湘纹还没把孩子生出来，生孩子一波三折的经历，给整个剧本造成了紧张的氛围和为接下来翠华的登场埋下了伏笔。翠华带着秘密的登场又是剧本中的另一个悬念。翠华的三叔留了一笔遗产在一周年后给翠华或者是之棠的儿子，前提是在三叔眼里他们两个人没有离婚。于是翠华从新加坡跑来香港找之棠，打算瞒着之棠并笼络他以期拿到一百万遗产。三叔的律师找之棠，她在中间阻挠，并让赵太太帮忙翻译两人的离婚证书，令人发笑的是由于语言不通，他们的婚没离成，签名签错地方造成赵太太与赵先生离了婚，于是翠华暂时占了先机，在之棠家做起了"孙太太".犯了重婚罪的之棠仍然处于下风，然而高律师的出现打碎了她的美梦，两人的地位也随之颠倒。当高律师翻到澳洲旅行的护照时发现两人的婚姻不合法，因此也就有了之棠所说的"我们根本没离婚哪？我们根本就没有结婚！"[4]49翠华的风头俨然被之棠盖住了，两人扭打起来。但在另一面，湘纹还在生产当中，八点五十五分时，湘纹生了一个女孩子，这时三叔的遗产"再次落到"翠华手上。九点整，一个男孩子出世，翠华又再一次落空。吴律师寻找之棠为我们留下了悬念，告诉我们原来翠华大老远地跑来并不是对之棠还存有感情。相比湘纹生孩子的过程，翠华遗产继承的经历更是曲折，赵先生与赵太太的见证、高律师的介入、女婴的出生使得翠华在为自己争取财产整个过程中一惊一乍，既欢喜也无奈。在湘纹生孩子与翠华争取遗产的过程中，之棠作为连接两件事的中间人物，他的无奈与可笑在其中表现得活灵活现。
《六月新娘》整部戏则是围绕着丹林和季方充满波折的婚礼。林芒在船上对丹林的骚扰和纠缠、季方与麦勤的相识以及季方与林芒的相遇都给丹林的婚礼留下一个个悬念，显示着他们的婚礼中将会出现曲折。丹林因白锦的出现而取消婚礼，季方为了不丢董家的颜面向白锦求婚，一个个小波浪让丹林远离季方，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些充满波折的经历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最后一起幸福地走进婚姻的殿堂。《南北一家亲》同样也是讲述婚礼前的曲折过程，在这个剧本中的波折却比《六月新娘》多。1949年后大量外省人南来香港，政治、社会、文化、语言等差异都是造成南人与北人产生冲突的原因。《南北一家亲》中，张先生和李先生是南与北的各自代表，他们之间的矛盾为清文和曼玲的婚礼添上许多麻烦。张先生和李先生由一顿饭结怨，继而李先生不惜亏本抢客，张先生买通其他人去蹭啤酒券为两人的矛盾添油加醋，因得知双方要成为亲家那一刻大打出手，在他人的调和之下矛盾缓解，却又因嫁妆、聘礼、酒席等矛盾吵架，最后子女们只好密谋私奔戏份化解了他们的矛盾，最后清文与曼玲如愿以偿。充满波折的婚礼给我们展现了代表着传统的父亲对"外省人"执念很深的偏见，他们的固执所产生的矛盾就像跳梁小丑般充满着喜剧色彩。
二、人物形象的喜剧性
张爱玲香港时期的电懋剧本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充满喜剧性的人物形象图，所有角色的人生都充满喜剧性，即便当中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发生，但到最后都以大团圆的喜剧结尾收场。张爱玲通过谐趣的闹剧来突出人物的幽默、搞笑，通过化解一个个危机来显示人物的机智和聪明，用剧本中人物的喜剧行为来讲述她的喜剧故事。
（一）谐闹
电影最初产生的时候是默片时代，即无声时代，演员需要用动作和表情来告诉观众们这部电影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观众可以从演员的动作中理解故事情节，而最具典型性的动作莫过于在打闹当中发生，滑稽、夸张的动作会引发出一阵惊呼，一阵唏嘘，或是一阵笑声。通过这些带有趣味的闹剧可以告诉观众电影中人物幽默的性格以及喜剧性形象。
纵观《情战》整个剧本，所有的角色都是围绕着玮芳，可以说是玮芳一个人导演着一系列的闹剧。由于喜欢表哥榕生的心思一直没有表达出来，便把文炳和何教授耍得团团转，激将法的运用只是想要表哥忌妒。"喜欢热闹，越多越好"[4]60,并非是玮芳内心的真实想法。想法幼稚、调皮任性的所作所为都只是为了能更接近表哥。文炳和何教授更是为了追求玮芳两次大打出手，打闹过后又来了一场"不打不相识"的戏码可以说是笑料百出。玮芳、文炳和教授那喜剧性的形象特征便在这些谐趣的笑闹之中跃然纸上。《六月新娘》这个剧本中，在汪丹林和董季方两人的婚礼前发生了一个插曲，丹林认为季方瞒着自己和白锦来往，加上父亲到处欺骗他人的行径，于是对自己的婚姻产生质疑并决定取消婚礼。而另一面，林芒和麦勤两个人都以为丹林取消婚礼是因为自己，当他们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决定让一个人先去找丹林，然而谁先去是一个问题，于是三个人便继续上演一出笑剧：三人各怀鬼胎，于是想出了按姓氏笔画、歌唱比赛成绩、年龄大小、身高等排序方法决定，这些方法无疑都是对说出来的那个人有利，你争我抢的吵闹为紧张的气氛增添了一番乐趣。汪先生最后被戏弄的情节同样充满了喜剧氛围。随着故事的发展，从船上的乘客到季方、麦勤，再到白锦，凡是有利可图的人他都会打着如意算盘，想着如何把钱财欺骗到手，最后白锦配合着他，让他在实现自己的愿望的同时希望落空，汪先生爱慕虚荣的虚伪嘴脸被揭穿之后，他的闹剧也跟着结束了。
《南北一家亲》中的张先生和李先生两人产生的矛盾冲突可以说也是一种带着谐趣的闹剧。李先生为了拿下马先生二十桌订餐的订单，不惜亏本也要争取过来；张先生与马先生合作了好些年，为了稳住自己的生意想方设法。马先生在两人的游说中来回穿梭，这一幕不得不说是喜剧中最常见的戏份。由于粤语与国语的差异，清文为了装作北方人不得不用国语与李先生交流，清文把"日头""石头""舌头"说成"易头""习头""鞋头"的发音使观众捧腹大笑。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形象在张爱玲的剧本中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给我们呈现出他们那滑稽可笑的性格特征，增强了剧本的喜剧性效果。
（二）急中生智
除了通过在谐趣的笑闹中刻画滑稽幽默的人物，张爱玲的剧本中也呈现了一大批聪明机警的喜剧人物形象。《桃花运》中的一号侍应生，剧本人物介绍中这样描述他："老油子，跟随杨氏夫妇多年，关系特深，极爱管闲事。"[5]55一号侍应生虽然不是整部戏的主角，但他的急中生智和随机应变为整部戏的发展推波助澜。福生为了讨好歌女丁香，买了一盒钻石别针送给她，不料礼物遗漏在饭店桌子上。瑞菁捡起别针后，福生和一号侍应生都捏了一把汗，一号侍应生主动替福生解围，说是来寻找客人忘了的别针。福生主动请缨归还后，瑞菁再次质疑，问丢别针的是男客还是女客，不料两人的口供不一样，而这时一号侍应生在急忙之中灵机一动，说"丢东西的是女客，同车的是穿笔挺西装的男客。"[5]64当丁香的男朋友乃兴拿着刀来寻仇，对着福生拔刀相向的时候，一号侍应生急忙将手里的一盆烤鸭迎上，乃兴便一刀刺中了烤鸭，他并没有就此停下，而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把菜端到客人桌上，并解释北京烤鸭的吃法。一号侍应生随时观察着福生的一动一静，为瑞菁打抱不平，并用他的聪明为他们化解危机。他的爱管闲事处处可见，他的机警也在其中显露出来。
《南北喜相逢》中若是缺少了简良和吴树声的急中生智，那么他们都会被扣上"骗子"的帽子，阿林假扮的姑妈也会很快露馅。简良得知姑妈延期后无计可施，吴树声灵机一动，想到让阿林假装姑妈来解决燃眉之急。逃债的阿林本不知情，每每在露馅的边缘游走，当阿林说要早点回去，小孩子多没人照顾的时候，由于姑妈并未结婚，于是引起倩荔的质问，而简良急忙之中找到了借口："姑妈挂住孤儿院啲细佬啫嘛。"[6]91简良和吴树声处处给阿林收拾烂摊子，并在对话中给阿林说清姑妈的情况以避免阿林再次出错。而在汤父与吴树声的对话中，更显出他的淡定与机智，汤父相约简良的姑妈，吴树声作为姑妈的"秘书","一本正经"地拿着日记本胡说八道，日记本那空白的特写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与阿林再次合作，密谋要汤父书面写出简良与采苹、吴树声与倩荔的婚姻同意书，最终任务在一场打闹中完成了。喜剧中除了幽默、滑稽，还需要在一个个急中生智中呈现出聪明、机智的喜剧人物来调节氛围。
三、喜剧性特征的形成原因
张爱玲剧本作品与小说的悲凉色调相比，所呈现的风格更蕴含着小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欢乐。为香港电懋公司编写的剧本缓解了张爱玲拮据的生活，可谓是"应时"之作，而由这些剧本拍成的电影在当时的香港往往很受欢迎，深究其中的缘由，可以说张爱玲具有惊人的编剧才华，剧本凝聚着她天才般的智慧。
（一）"应时"之作
1952年，张爱玲因时局环境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而在1955年，张爱玲离港赴美前答应担任电懋公司的剧本编审委员会委员，自此，张爱玲开始为香港电懋公司编写一系列剧本。由于张爱玲的名气以及电懋公司一贯重视剧本创作的作风，张爱玲所编写的剧本几乎很少改动。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张爱玲来说，"每篇稿子可获八百至一千元，这样的稿酬在香港已排到顶端"[7]91,剧本的稿酬是一笔可观的经济来源，可以适当地缓解拮据的经济状况。1961年，为了增加收入来承担赖雅的医药费，张爱玲前往香港编写剧本。在此期间，张爱玲为了早日回到赖雅身边，不顾身体抱恙赶写剧本。而张爱玲呕心沥血创作的《红楼梦》剧本，却被"邵氏公司"抢先推出，最终只能搁置在一旁，几个月的心血也随之烟消云散，由于经济的窘困也导致张爱玲与宋氏夫妇产生隔阂。
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的工业化快速发展，大型电影企业涌现，香港电影工业不断创新并开始走向繁荣，香港的市场导向也更加重视娱乐化。喜剧电影是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重要类型之一，而"'南北'系列喜剧，亦是这一时期香港喜剧电影中的另一重要分支"[8]196,因此便有许多否定的声音认为张爱玲所创作的剧本是为生计所迫，迎合市场的"应时"之作。柯灵"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9]21上海的沦陷实现了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心愿，而香港黄金时期电影市场更是为张爱玲所谓的"应时"之作提供了影视市场，为张爱玲的编剧之梦搭建了舞台。
（二）张爱玲：一个不可多得的喜剧编剧
迫于生计、迎合市场是张爱玲编写剧本的原因之一，但深究其背后的因素，更是由于张爱玲的编剧才能，张爱玲在上海便开始接触剧本创作，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舞台剧，"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在卡尔登戏院正式公演，轰动一时。"[10]162张爱玲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不了情》"一炮打响，卖座极佳"[10]171,乘胜追击创作了《太太万岁》，这三个剧本都在当时的电影界引起轰动。张爱玲为香港电懋公司编写的一系列剧本，十个当中有八个被搬上荧幕，并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收益。王天林更称自己导演的《小儿女》"是我至今回想起来最喜欢的作品，因为它非常自然。""2005年《南方都市报》及广东电视台主办的'华语电影传媒大奖'选出的'中国百部电影'奖项，《小儿女》榜上有名。"[2]117不管是上海时期，还是香港时期，张爱玲创作的剧本所拍成的电影都很受欢迎，倘若没有一定的才华，是做不到的。
张爱玲的编剧才能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于她对电影的审美喜爱与执着。1942年，张爱玲的姑姑"在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就在大光明戏院做翻译工作"[10]111,一向痴迷电影的张爱玲接触这些从外国引进的影片就更加便捷了，加上"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时人最常接触到的外国影片就是好莱坞电影。"[11]114好莱坞影片的叙事模式和情节也因此对张爱玲的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除了看电影，张爱玲还写影评，张子静这样评价说："姐姐从小就对电影有兴趣，也有自我见解，写影评倒是很合适的。"[10]116爱看电影、写影评，从而走上编剧的道路也就不难理解了。
张爱玲对电影的钟爱从而使得电影的情节与模式反哺于张爱玲的剧本创作当中。电懋公司"借鉴好莱坞电影工业模式和类型片的套路拍制现代中国社会的电影。"[12]297这便与张爱玲所爱看的好莱坞电影一拍即合。张爱玲的剧本创作吸收了好莱坞喜剧的营养，郑树森在《张爱玲与两个片种》中谈到张爱玲剧本创作中"都市浪漫喜剧"与"现实喜剧"的成就最高[13]251-252.据冯晞乾的《张爱玲与电懋剧本》[4]21-26,好莱坞电影的故事框架在张爱玲的剧作中随处可见，张爱玲的《情场如战场》是受泰伦斯拉提根的《法语无泪》的影响，《南北喜相逢》根据英国舞台剧Charley's Aunt （《真假姑母》）改编而成。《一曲难忘》的电影名字与讲述肖邦生平的电影《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片名一样，而张爱玲的《一曲难忘》中的情节是受《魂断蓝桥》的影响。作为歌唱家的南子与舞蹈演员的玛拉同样在等待着男主的归来，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两人都为现实所迫，不得不沦为妓女。正是因为香港的市场、对电影的执着以及自身的才华才造就了张爱玲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喜剧编剧。
四、结语
运用巧合与误会、冲突与悬念来安排情节，架起整个剧本的结构框架以及剧本中通过谐闹、急中生智所展现出的喜剧性形象是张爱玲香港时期的电懋剧本中重要的喜剧性特征。张爱玲为电懋公司编写的八部电影都很卖座，作为"南北"系列的《南北喜相逢》和《南北一家亲》曾经风行一时，透视了当时北人南下香港的生活状态，而随着作为南人与北人新生代子女的联姻表明了这些矛盾与冲突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磨平。"这些电影不一定有深刻的思想性，却令人在南北文化的嬉笑诙谐中体味当年的香港味道。"[14]13张爱玲在上海时期便开始接触剧本创作，这些都可以说是张爱玲编剧能力的初现，香港时期则是大显身手的时候。由于张爱玲迫于生计，迎合市场创作的所谓"应时"之作，香港时期为香港国际电影懋业公司编的剧本往往没有上海时期的剧本创作受重视，但是电影卖座的结果便说明张爱玲的编剧才华是不容忽视的。在小说的"苍凉"基调之外，探索张爱玲剧作中的喜剧风格及其成因对研究张爱玲的整体风格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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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李嘉欣。论张爱玲香港时期电懋剧本的喜剧性特征[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21,28（02）：2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