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源批判式的文化姿态及其东西文化质疑

现代文学史论文第七篇：陈源批判式的文化姿态及其东西文化质疑

 

　　摘要：陈源是一个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较难书写的文化名人。他用自己先行的理念挑剔地观照当时正处动荡中的中国,用批判的文化姿态,表达出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焦虑、愤怒、困惑和矛盾,他体味着当时现实光景的落后,理念和现实的落差构成了他对东西文化的双向质疑。但是无论从何种侧面来说,其最终的精神归宿是期望中国未来实现真正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陈源; 东西文化; 双向质疑; 批判; 文化资本; 无锡;

 

　　On Chen Yuan's Two-way Questioning o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HU Xiao-wen

 

　　一定意义上说,讨论陈源(1896-1970)作品是有难度的,长期以来,他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图像较为灰色。这不仅仅因为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以“现代评论”为主阵地与“语丝派”的那些论争,还因为其特殊的海外经历与转型期特定的本土社会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对照和冲击,形成了他较为复杂的路径选择和论述话语。

 

　　陈源希望建立起良好的能动态平衡的社会秩序,包括政策法制的、伦理素养的、文教规范的等等。他以批判式的文笔,广泛关注着社会,其背后是深沉的文化思索。其先行的文化理念和现实社会的落差,其知识理性和割不断的文化根基产生的冲突,构成了对东西文化的双向质疑。他在焦灼中批判,从一个旁观者、文化人,到后来从教从政,最后封笔,也许是他这一类型文化人的时代宿命。但是不可否认,其批判和质疑的背后是希望整个民族文化自信的到来。

 

　　一、陈源早年经历及其“闲话”

 

　　陈源出身教育家庭,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师从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教授,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青年陈源的这段英国留学经历,基本奠定了他的价值观,他推崇英文化中的有序和理性,也深切地理解西方文化制度的弊病。他在英国社交广泛,曾受到英国作家威尔斯(H.G.Wells,1866-1946)、罗素(B.A.W.Russell,1872-1970)、萧伯纳(G.B.Shaw, 1856-1950)等人赏识[1]113,又与哈代(ThomasHardy,1840-1928)、法郎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等人交往。

 

　　1922年回国,长期活跃在文教界。刚开始他写剧评和译评,1923年起,他在《晨报副刊》《太平洋》《小说月报》《现代评论》等发表了多篇短文,初显辛辣文笔。1925年5月9日《现代评论》第22期开始,陈源正式成为“闲话”栏主笔。“闲话”不闲,他对时事的关切异乎寻常。后被结集为《西滢闲话》,初版(1928年6月)颇受欢迎,后一版再版1。

 

　　对陈源及其作品的众说纷纭,“闲话”开篇即始。三十年代温源宁评其文笔“那样轻松、那样明净”(《陈通伯先生》)[2]65。1963年台北重印《西滢闲话》时,梁实秋应凌淑华之邀作序,文称陈源为新文学运动以来其特别欣赏的五个散文作家之一,文笔“晶莹透剔,清可鉴底”[3]141,意为洗练不世故。钱穆评《闲话》是“一本有很高价值的历史参考书”[4]114。曾经的现代文学史中,并不正面提及他。到了80年代稍有变化,阎纯德教授在《作家、画家凌叔华》[5]183中还原陈源教授身份,不再言必称“反动文人”。吴三元老师对著名的“呸!”[6]9提出新解,认为陈立场“始终是在被打的车夫和警察一方”的,实是反对“徒作大言,怯于行动”,力图“针砭国民性,希望民气昂扬,同仇敌忾”[7]。南师大甘竞存教授在《我们应当怎样评价陈源》中认为陈源是“具有爱国思想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8],其言行矛盾“反映着他的阶级立场与世界观的矛盾,而并不是出于伪装公正”[8]。林志浩教授撰文“林语堂、梁实秋、陈源等人……都是专家、教授,不是政客、官僚, 不是国民党当权派, 而是民主个人主义者”[9]。评论家阎晶明说“近些年来,学术界已经时有文章发表,对陈西滢及其‘闲话’作了客观的、全面的、学理的论述”[10]129。

 

　　观《西滢闲话》,满纸的针砭时弊,对东西方文化都有一定的批判。其锋芒毕露曾受亲人的规劝,其妹陈汲曾对他说“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11]1,他也有自察,对张奚若的评价2有夫子自道的味道。徐志摩说“他那核心里往往藏着直觉的纯璞”[12]165,是一个“君子”。温源宁说他显示了不少的“骄傲与偏见”[2]65。梁实秋评之“忠厚”[3]140。钱穆为陈源写的挽联道出了对他的总体性评价“每于和平见耿介,特从笃厚发光辉”[13],他的批判和“耿介”中有对民族文化繁荣的期待。

 

　　二、批判式的文化姿态

 

　　徐志摩曾说陈源“是分明私淑法郎士的”[11]1。法郎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是法国近代文学批评家,善谈古今,长于讽刺。陈源在《法郎士先生的真相》《再话法郎士》《西方人之东方小说》等文中曾提及他,深受其影响。徐志摩说陈源“是出名浇冷水圣手”[12]204:陈源曾评论胡适“诗不能成家”、批评郁达夫小说是“生活的片段”[14]204、认为郭沫若诗歌“气魄和力量不相称”、徐志摩诗堆积得让人“感觉到烦腻”[15],凌叔华写作不敢给陈源看,怕他“冷嘲热讽”浇灭热情和灵感后“写不下去”[16]。陈源对故乡无锡的描写也似乎缺少了一点温度,“中国绝无仅有的实业区”[17]12,城中有“一座三层楼的图书馆”,有“用不着买票”的公园和私家花园(梅园),但也有“到处都看得见的”的“毛厕”——“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实业”。他批判这儿有“中国独一无二的国学专修馆”,却与“新思想、新文字”无关。此文发表于1925年,28岁年轻气盛的陈源笔意较为尖刻,如有些研究者所言,“有时候落笔时的分寸就把握不好”[18],让人无法接受。当然,其诸多“看不惯”或“泼冷水”是独立意识和深沉思索的体现,他的批判大致分为四个方面:

 

　　(一)对新旧之变的辨识

 

　　对于文化革新,陈源虽不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主流人物,但其倾向明显。他反对章士钊认为的文字“必须‘字斟句酌’,排比四六”[17]13,讽刺将“看不懂的文章当作好文章”[6]10,指出“白话文重自我的表现,文言文却重模仿”[6]11;他反对胡适“整理国故”,认为还没有到该整理的时候,此时的“整理国故”如“入鲍鱼之肆”[19],质疑其“科学方法”到底是什么。

 

　　(二)对国民性的揶揄

 

　　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是五四革新的内容之一,激烈的言辞之下,是普世关怀。陈源也不例外。他讽刺了一个赶着参加五一劳工大会的青年却用手杖去打车夫[20];他说坐洋车的和拉洋车的一样的“程度不够”,全国总罢工那天北京“没有一个铺子关上门”[21];他批判“中国人只有利害,没有是非”[22]不讲正确只讲动机会导致“谣诼蜂起”;他反感“叉麻雀”(搓麻将)和“狎妓”的这种“最普通的娱乐”活动,希望有电影院和戏园来代替[23];他发现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可邪教迷信并没断绝,少年扮演狐仙“举省若狂两三年”[24]。

 

　　(三)对中外观念的比照

 

　　早年的留学经历,使得陈源对东西观念的差异更为敏感。他说中国的“道学先生”主张“十年不窥园”,这与西方主张多亲近自然、主张游戏和休息不一样,从而批判旧文化排斥娱乐,克己太甚[25]11;他说“世界休战纪念日”,中国人的放假是真放假,外国人的放假是真纪念[26];他曾经被指责“爱管闲事,到处惹祸”,他说欧洲人经常管闲事,通过舆论倡导正义,而中国人的管闲事往往被视为受人指使、领人津贴的奇怪行为[27];等等。

 

　　(四)对当时政府政策和时政事件的质疑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无序状态,内忧外患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北方政府不是一个能行驶有效职权的组织,更称不上是一个让人们普遍信任的公共管理部门。陈源显然并不信任当局。在他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时评及社论,体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某种社会角色。他批评嘻哈的送葬队伍,认为对于孙中山的尊敬、对于民主和自由革命的追求不应停留在口头和表面,要有“理智作根基”[28]4;他嘲讽当局的内外政策“既不刚,又不柔,既没有政策,又没有步骤”[29];他认为民气不足是当局打击民气、“取好于洋人”[30]造成的;他说大军阀之间的战争是“鸡虫得失”[31],是为了“饭碗”和集团私利;他揭露奉联飞机的军事目标对准居民区和古迹,目的是为了实行“恐怖政策”制造恐怖气氛[32]……

 

　　陈源对于当时现实的洞察与批判,有时失之情绪化的表达,他“用并不周密和恰当的言论与人交流”,“最终遭致自己不情愿地、缺少防备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思想交锋的湍流之中”,究其原因是“他对当时中国的时代主流缺少感悟和认识的结果”[10]105。人的一生,从坚硬到柔软,对生命、对社会的觉悟有一个过程,阅历增加、身体力行方可让这种觉悟更为丰富而深刻。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些批判亦可以帮助我们对于那个时代有了更直接和深入的了解。

 

　　三、先行的文化理念与东西双向质疑

 

　　(一)拉斯基学说对陈源的影响及后期偏离

 

　　19世纪中后期,以英国泰勒为代表的西方早期进化论学派冲破了神学束缚,更愿意相信人类文明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各地区文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中,而欧洲则是处于世界文化发展的顶峰,形成了固定的评判框架,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政策推行的理论基石。与其相较,当时东方农业文明显得落后和迟滞。但是欧洲经济危机频现、一战爆发(1914)和俄国十月革命(1917),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隐藏的危机及革新的可能,欧洲文化中心论受到了质疑。20世纪20-30年代费边主义、多元主义文化思想形成和传播,他们试图以温和的、民主的姿态来改造西方政治文化制度,吸引了世界有志青年前来学习,张奚若、金岳霖、陈源、徐志摩、储安平、萧乾、费孝通等都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以求思想启迪,青年陈源也在这里聆听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讲课。

 

　　现在对于英国拉斯基的评价是“工党领导人之一”,也是公认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重要理论家,其早年是一个费边多元论者,在20世纪20-40年代,其学说影响了一大批东方学者。胡适、罗隆基、徐志摩、梁实秋、叶公超等人组织了社会政治组织——平论社(简称平社),陈源也在其中,借着《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推介拉斯基学说(前期主张)。但是拉斯基到了30-40年代(尤其1945年英国工党大选获胜上台执政后),他长期入选工党全国执委会并一度出任主席,受欧洲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影响,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并更正了主张,认为国家具有强制性权利,实现和平的方式未必能实现社会主义,对付资本主义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经济安全和政治自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3。拉斯基的转变是由于他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而形成的,而陈源并没有如其导师那样积极投入实践的意愿。而此时,受早期拉斯基学说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已回国,在国内,他们没能继续受到不断变化着的拉斯基学说的影响。

 

　　(二)东西方文明的双向质疑

 

　　陈源曾目睹了西方文明顶峰阶段的诸多成果,亲历了欧洲一战时期的风起云涌,他并不认为西方的文明制度具有绝对优越性,引用威尔思(H.G.Wells)言论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是万能的圣药,认为将科举制度的旧瓶装上“新的学问”作为新酒是“值得试验一下的”,认为西方的民主主义“花十分钟”就可以被“打得落花流水”[28]5,,他抨击英国人好谈主义的实质是“要忠于自己”[33]。当然青年陈源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中没能确定什么“主义”才是更好的,他对于东西方文明有着双向的、没有定论的质疑,或许正如他所说的“真理不是绝对的,善和美不是千古不变的。在某种时期,某种环境下的善,在另一个时期,另一种环境之下,不一定是善”[34]。所以,陈源对早期拉斯基学说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及制度,他对于东西文化有着双向的质疑,而这样的质疑,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希望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复兴的早日到来。

 

　　借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资本理论,深谙西方文明的陈源,试图在他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场域中着力地进行着理智地分析和多元的探索。怎奈人类的理智始终有着局限,行动未必会错,预见也未必全对,他那并不是定论的主张模糊了自己,却也并非一定招人待见。事实上,要解决他的双向质疑,更需要用实践去实现文化理想或者佐证其文化信念。而真正参与社会实践革新,陈源是在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陈源在提倡现代文(白话文)的同时,还认为文言文是现代文的某种补充,这一点无疑是理性而有远见的;他推崇西方文艺,但更为看好已经发端的中国新诗[35]。他认为中西方文艺是“两种极不相同的文艺系统”,互相比较“徒劳无益”,只有将“欧美一系”“东方一系”和“印度一系”“这几条大河汇合在一起,才有真正的世界文学”。他的学生吴鲁芹曾回忆“通伯先生是着重通才教育的,那时外国文学系的人要必修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哲学概论、论理学等等,每年可以选修一两门中国文学的课程”(《哭吾师陈通伯先生》)[36],这是他对于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肯定,也为此作出了传承的努力,其见解和做法在中西方文化汇合融通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理念主张和现实判断产生矛盾

 

　　20世纪内忧外患,学生参与爱国政治运动非常普遍,陈源出于维护学校秩序想法表示出反对,“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25]10,认为“虚掷了”“一年半载的光阴”。他的这种“秩序主义”和“温和”的理想在当时激进的青年人心目中是落伍甚至是反动的。他对于20年代“民气”不盛、组织松散和民众尚未全然觉醒的批评不是全然没有道理,而问题就在于,在一个动荡不已且行政机构并未合法或有效确立的情况下,他的“有秩序”的设想只能囿于设想。女师大学潮中青年学生的运动是未来“民气”的一部分,他的观点(需要民气)和判断(这不是民气,是学生气)出现了某种割裂或矛盾。

 

　　民国时期,留学精英回国后很多成为了大学教授,其中的一部分兼做政治幕僚。他们能比较清醒地感受理想和现实、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却没有参与斗争的实际平台,或没有破釜沉舟的行动意向和组织资源,在如何处理实际的、具体的问题上,其中的很多人并没有清晰的答案或系统性的实践。他们是旁观者式的批评,想通过符合程序的循序渐进的修正,来实现某种信念或理想,如改造国民性、革新礼教传统、建立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等。这与激进者的非凡勇气及主张的确有差距,和内心深处的传统保守因子也不无关联。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无数个事例证明了把西方的治世策略平移到中国肯定不合适,而西方理论的未及之处更是无法从理论推演到理论开出洞见之花,特殊的年代更需要勇气,敢于实践革新,也需因地制宜、符合时情,最终接受时代和历史的选择。

 

　　纵观陈源前后的作品,他秉承一贯的“质疑”和“不附和”的批评姿态,对当时的政府不附和,对民众不附和;不但批判洋人,也批判国人;不仅批评东方文明,还质疑西方文明。钱穆认为“可惜通伯先生的那一番意见,既不站定在鸿沟之这一边,又不站定在鸿沟之那一边。……通伯先生之在当时,究是与一般新人物之间也有些距离”[37]。他在试图保持意志自由和批判精神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人的支持,人们觉得他是个“傲慢”的“正人君子”,他那期待文化复兴的初衷和实际收到的效果间有着距离。

 

　　四、结语

 

　　从性格来看,陈源也充满了矛盾:他古道热肠,曾克服困难介绍沈从文、朱东润、叶圣陶到武汉大学任教,筹款助陈寅恪回祖国任教,也曾暗助李四光归国,接洽筹办张大千在欧洲的画展等,在文化教育和文化交流等方面有一定的贡献;他的文笔却惯于讽刺挖苦,在那两篇《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下)》中,无论亲疏他总是批评多于褒扬;现实生活中的他又木讷宽厚,如对待婚姻和论战的波折,最后选择淡忘。《西滢闲话》结集出版时,他自己剪掉了有关女师大风潮的篇什,60年代之后在台湾重印,又将同鲁迅论战的内容也删去了,这多少可以看出他淡出文坛之后的一点心路历程。

 

　　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熟悉的场域中行为处事。沈从文对于湘西文化的回顾是一种文化焦虑下的文化自觉,老舍对于京味文化的描摹有着文化焦虑下的道德询唤,那陈源对于东西文化的双向质疑则是一种文化焦虑下的文化批判,其最终指向落实于文化选择及精神归属。陈源较为特殊的文化资本来源于他留学生涯的苦读,来源于对欧洲文化的观察和思索,来源于他和一群海外归来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的切磋。他不肯站定于任何一方,他对任何一方都有疑虑。20世纪的知识分子,无论有着文化自觉还是文化焦虑,都处于同一个社会发展进程当中,或者说是文化观照的一体两面。陈源曾一度无法找到真正的着力点和可倚靠的出发点,他的焦灼来自于故土。在国内时期因为潜意识没有分离的恐惧,便“责”之甚切;离开了故土,有了漂泊感,“责”则变成了温情的怀恋和意念的回归。他虽无回归的勇气,但是这份回归的意念影响着凌淑华、陈小滢及秦乃瑞4。1990年凌淑华去世后,陈凌夫妇骨灰同葬于无锡十八湾姚湾的陈家墓园。

 

　　20世纪的文化思想史,是知识分子在不同战线上向前奔跑的历史,也是不同的精神特质交汇的历史。陈源及其作品有其一定的坐标点,其朝向的是未来真正实现民族自强和民族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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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5-05-09(22)12.

　　[21] 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5-07-04(30)12.

　　[22] 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5-09-12(40)14.

　　[23] 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5-10-03(43)13.

　　[24] 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5-10-17(45)19.

　　[25] 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5-05-30(25).

　　[26] 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5-11-14(49)12.

　　[27] 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6-01-02(56)9.

　　[28] 陈西滢.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J].现代评论,1925-4-11(18).

　　[29] 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5-06-27(29)11.

　　[30] 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5-10-31(47)12.

　　[31] 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5-12-12(53)10.

　　[32] 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6-04-010(70)10.

　　[33] 陈西滢.开铺子主义[J].现代评论,1924-12-27(3)12.

　　[34] 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6-03-13(66)11.

　　[35] 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6-04-3(69)13.

　　[36]吴鲁芹.师友文章[M].上海:上海书籍出版社,2009:13.

　　[37] 钱穆.我和陈通伯先生[J].传记文学,1970(17)26.

 

　　注释

 

　　1《西滢闲话》前三版由上海新月书店发行,1928年6月初版,1929年5月第二版,1931年2月第三版。1964年1月台北文星书店再版。

　　21925年5月16日《现代评论》第23期的“闲话”栏目中,陈源曾评价张奚若:“张先生初从海外回国,对于什么问题都大胆的,直率的,毫无顾忌的说他要说的话。他说话有时过火,也正是他革新精神的表示。”

　　3此时拉基斯的观点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在于拉斯基主张的是政治实行民主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

　　4秦乃瑞(John Derry Chinnery,1924-2015),英国汉学家,陈小滢的丈夫,陈源的女婿。2015年落葬于无锡陈氏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