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李》小说中牺牲者、革命者与革命的关系

现代文学史论文第四篇：《黑白李》小说中牺牲者、革命者与革命的关系

 

　　摘要：老舍1930年代发表的小说《黑白李》,是一篇主写兄弟情义、互为牺牲的主题,类似于中国语境的道德说教小说,但在其表层显性主题之下,也暗写了关于革命、革命者与伦理道德和底层人民的关系,其中看似平淡的叙述,却涉及了生存正义、伦理正义、历史正义与革命正义的关系及其装置和转换问题。联系文本内外的中外政治社会与文学史现象,对这一小说隐含的问题予以细致分析解剖,可以窥究这篇小说的内奥和老舍小说的独特性。

 

　　关键词：老舍; 《黑白李》; 1930年代文学; 人力车夫;

 

　　The Black and White Lee and the Ideological “Scenery” in Lao She’ Novels ——Re-Analysis of the Classics of Modern Literature

 

　　Pang Zengyu

 

　　School of Humanit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Published in the 1930 s, Lao She's novel Black and White Lee mainly depicts the theme of brotherhood sacrifice. It is similar to the novels of moral teaching in Chinese context. Nonetheless, beneath its superficial and dominant theme, the novel impli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volution, revolutionaries and ethics and morality and the underclass. The seemingly plain narrative is actually quite sophisticated. Intrinsically, it involv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justice of survival, justice of ethics, justice of history, and justice of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of forms and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linking the phenomenon of the political society and the literature history within and without the text, makes a meticulous analyse and dissection of the implied topics in these novels. The inner sophistication of this novel and the uniqueness of Lao She's works can be observed.

 

　　老舍的文学创作,题材种类繁多,有小说、话剧、戏曲、散文和民间文艺等,不仅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其无人能替代的价值与贡献,而且其中蕴含的思想价值也是历久弥新,就像一座思想的富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化,人们总是能从中发现以往认识不到、或尚未发掘出的有价值的思想矿藏。当然,老舍的小说不是故作高深或以思想的大纛耸立飘扬于文学界,而是在经过作家择取和构思的看似平常的生活故事中、在平白如话甚或幽默调侃的叙述中,将自己感觉到、体悟到的蕴含于日常生活叙述中的思想价值和意义,以及这些价值、意义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意义,具象地呈现出来。樊骏的《认识老舍》一文,已经对老舍创作包蕴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论述,成为老舍研究的经典之作。本人拟在有所借鉴的前提下略陈己见,以加深对老舍小说思想内涵的认识,同时也力图解释在五四以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诸多现代小说大家的创作文本中,为什么老舍的小说至今仍然受读者欢迎且不断被改编为戏剧上演?在被认为长于表现老北京市民生活特别是贫民生活及其他题材的内容里,除了人道主义的同情悲悯和寓于幽默中的沉痛批判,还有哪些可能具有永恒价值性的思想内涵“深度存在”,以至于为当代的人们接受和赓续?本文拟以《黑白李》为例,蠡探黑李与白李二兄弟形象中关于牺牲者、革命者与革命的关系,以及文本内外蕴含的更为深广的意义。

 

　　一

 

　　《黑白李》是老舍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小说。它以隐含作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北京城里一对父母双亡的哥哥黑李和弟弟白李互为对方着想、舍己利他的兄弟之情,以及在兄弟怡怡背后透露出的实质上的兄弟之间的隔膜和互不了解。老大黑李明显具有中国式家庭中长子身份和责任伦理带来的一般心理和人格征候,如现实中鲁迅的长子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留学时把弟弟周作人带去,周作人结婚花销大,他就先回国做事养活弟弟一家,再把弟弟一家接到北京住进自己买的大房子里,直到被周作人夫妇撵出家门,成为“宴之敖”者。1这样的经历,鲁迅在小说《弟兄》《伤逝》和散文及散文诗《牺牲谟》《颓败线的颤动》中都有隐晦书写和表达。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中的封建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即大哥觉新,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长子形象之一,也是对大家庭的长辈尽孝、为父母双亡的弟妹庇护而自我牺牲的典型——事实上,巴金的大哥也确实是这样一位牺牲者。老舍作为深受五四新文学影响的作家,对整个社会和知识界都知晓的鲁迅兄弟失和之事,应该是了解的,对巴金的小说,当然也是阅读和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作为“原型”和启示性的潜在文本,是进入了老舍的文学视界、思考和文本的,二者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程度的“互文”关系。

 

　　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文学和思想资源的老舍,在其小说《黑白李》中塑造的黑李形象凝聚了他的生活、思想与价值观交融构成的独特质料。黑李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大家庭中长子形象的特点,如潜在的“代父”意识和立场化为哥哥的伦理责任感,无微不至地照顾弟弟和为弟弟忍让、牺牲一切,哪怕弟弟抢走了自己喜欢的女人也不计较,只要弟弟喜欢和不分家。正像古训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样,父母留下的家和房子无论如何是不能分开的,即使都给了弟弟也行,就是不能分,这已经成为他的人生哲学和信仰。传统中国文化的长兄为父的兄弟爱与父爱的混合,基督教信仰与精神,以及老舍熟悉和爱恨交织的老北京市民的凡事让三分、忍三分、退三分的作揖主义,谦和、善良、包容和包容中的安雌守弱,懦弱中的守老礼的讲究和执着乃至固执,甚至不问是非原则但求一团和气的老北京市民保守主义底色的市民伦理,即北平式的仁义与和善,共同铸造和形成了黑李的性格、人格与心理品质。如此,黑李身上又包含着老北京人自己的传统和地域文化带来的特质,与现实中的鲁迅和文学中的觉新等大哥长子不尽相同。这样的黑李不懂得弟弟同情解放下层人民的“革命”及其大道理,但他却天然地善待拉车的下层人和劳动者,乘坐自家车夫王五的车子外出时,怕车夫累着,总是找各种借口,诸如买点东西之类,中途下车,耽搁磨蹭一阵子, 目的是让车夫休息一会儿。这也是五四时期胡适写的《人力车夫》所表达的知识分子对待底层劳动者的人道主义态度。黑李不是知识分子,也不知道胡适和五四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与启蒙主义,他只是以基督教的和老北平的、传统中国人的富而仁义的善良2,力所能及地在自家车夫身上实施善良,这是一种民间的天然的人道主义情怀,但却与五四时期胡适等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人道主义,即反对整体的破坏性极大的革命,提倡一点一滴的、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积小善为大善的温和改良,具有一种精神行为的同构性和渊源性。由此不难看出,经历过五四的老舍的小说,积存着来自五四时期文学与社会的许多遗留,其中有不少与此前的社会和文学思考“互文”的现象。换言之,它们作为潜文本和前文本,不露声色地进入和融入老舍的小说中。

 

　　黑李对待弟弟的革命也是如此。他根本不了解弟弟从事的革命的性质、手段、方式、道路、理论、目的,也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正义与否、价值几何。他只是从单纯的兄弟之情、手足之义,即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作为强大的支援意识和无需证明的伦理正义和规约出发,以殉道者的成圣行为,完成保护弟弟生命、牺牲自我的伦理正义和至高道德。因此,他的代弟弟牺牲,首先是伦理道德的彻底实践和最高实现,也是以牺牲自我的方式,践行和实现了他恪守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圣”规训。其次,他是通过为弟弟牺牲、杀身成仁的方式,客观地为弟弟从事的、他丝毫不了解的革命作了牺牲。换言之,他是通过为革命弟弟的牺牲而为革命作了牺牲。这一点,与鲁迅笔下的阿Q有几分相似:阿Q向往可以随便分东西和女人,可以像赵太爷一样使役他人,误以为这就是为明朝崇祯皇帝复仇的反清革命,他一点也不知道和了解革命的性质及意义,欲参加革命而不成,最后稀里糊涂地被迫做了革命的牺牲品——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的所谓“革命者”以他的头颅来维持“革命”后的秩序和“以惩效尤”。但二者的牺牲都有意义:黑李为他不了解的革命牺牲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救弟弟的命,代弟弟而死亡,死亡中消失了生命和肉体而彰显和成就的是黑李维护践行的伦常道德。阿Q无辜送了性命、牺牲了肉体,证明了自己的愚昧和杀他的“革命党”人的糊涂,以及辛亥革命的悲剧与喜剧。

 

　　黑李同样对弟弟的革命丝毫不了解,也不想参加。他平时对待任何事物都像老北平人那样不认真,有点马虎和对付敷衍,唯独对一奶同胞的兄弟情义和伦理正义坚守较真,认死理,一条路跑到黑,最后通过为弟弟牺牲自我的方式被动参与了革命,客观地而非主动地成了为革命牺牲的“沉默的大多数”,从而通过伦理正义的实现而通达了历史和政治正义。这一点又与阿Q大不一样。但是,尽管方式不一样,鲁迅和老舍的小说通过这样两个人物形象,都极为深刻地表明:在中国,辛亥革命那样的革命,会出现革命吞噬或牺牲向往革命、参加革命的革命者或准革命者的现象,即那些所谓无意革命的“沉默的大多数”,往往成为“革命”胜利的“客观”牺牲者,他们以被动参加或牺牲的方式成为了“革命”的基石之一。老实说,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其实对革命并没有很深刻的政治认识,他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生活感受远远大于政治认识的生活哲学家和作家。他所认识的革命就是革命党人带领穷人造反,为穷人谋利益,对于革命的性质内容和革命党人的政治理论与组织并无清晰的了解。对于黑李的性格、心理、行为,他看重的是其中包含的文化和伦理价值而非政治价值。但是,形象大于思想,黑李为伦理道义替代弟弟牺牲自我,从而客观为革命献身的行为——如上所述,确有超出这个形象自身包含的更广大的历史意义。

 

　　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自《新青年》创刊以来就不断批判国民性的病弱安忍。有的作家如沈从文将其称为“阉寺”人格,并认为是中国几千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奴性等级制度和思想造成的,于是大力倡导强悍尚武、雄迈大力甚至“野蛮精神”“青皮精神”“毒蛇怨鬼”式的执着坚韧。故此,五四后的新文学不断表现和批判以阿Q为代表的愚弱的国民、巴金《家》中以大哥觉新为代表的软弱者形象,塑造敢于“扎硬寨”“打死仗”的“虎雏”和流浪汉式的人生冒险者与反抗者。而老舍笔下的黑李,作为比较典型的传统文化和北平文化育成的“凡事忍耐退让的作揖主义”者,属于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批判的软弱者,那种造成他退让忍耐的旧文化和伦理,却使他在危机关头舍生取义——兄弟的情义,最软弱的人身上爆发出最强大的勇气,这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思想与美学的双重背反——弱者在重要关头的“雄起”和大力爆发,成为老舍小说的一道重要的风景。在《离婚》《牛天赐传》乃至于《四世同堂》那里,都能看到如此的描写和叙述。何以平时不起眼的、看似懦弱普通的人最终却能够铁肩担道义、勇于任事甚至敢于牺牲拼命?这涉及老舍的思想和文学的另一个问题。

 

　　二

 

　　弟弟白李,既是有传统伦理正义的好北平人,又是具有政治正义和理想的革命党人。和黑李一样,他也具有浓厚的兄弟情义和伦理仁义。他之所以不懂事闹分家等,为的都是不连累哥哥——深知自己暗中从事的革命危险性极大。不过,细读作品,会清晰地感到白李形象意义的复杂性。老舍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寄托和思考,通过叙述者的讲述和眼光,也较为复杂隐蔽和内敛深邃。

 

　　首先,白李的革命内容之一,是领导人力车夫打砸电车。这是发生在北平的一件真实事例。老舍将此写入小说,家中的车夫王五也被白李带着参加了这次革命性的造反。人力车夫集体砸电车事件,为的是不让电车取代人力车,砸了穷苦人的饭碗。从正义论的视角看,这符合生存正义即自然正义。生存正义的本质是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生存至上原则,即极度饥饿、濒于死亡的人偷盗他人粮食,抢夺不属于自己的面包,寒冷冻馁中的山民砍伐私人和国家园林树木烧火取暖,是符合自然道德和生存正义的——人本主义认为个体的和人类的生存发展是生存第一要义,是人的权利和自然道德。但是这只限于极端环境和原始性社会,有环境和文明发展阶段的条件制约。进入文明社会后,生存正义必须有伦理正义、宗教正义、历史正义和法律正义的规范制约,不能不顾及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等。就现实社会而言,穷人盗取或抢劫他人面包固然符合生存正义与自然正义,却违背了伦理正义和法律正义。从生存正义来看是合理的,从伦理正义看是不道德的,从法律正义看是犯法犯罪的。因此,白李领导车夫打砸电车,以维护人力车夫的生存,固然有符合生存正义及其自然伦理的一面,却也违反了社会伦理正义和历史正义。毕竟,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电车取代人力车也是近现代落后于世界现代文明的中国,在被迫追赶现代化的潮流中,必然会发生和不可阻挡的,且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善。善恶的内容和标准首先是历史和文明进步发展的合目的性(历史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才是道德范畴的价值判断。

 

　　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发源国英国,在19世纪的伦敦也曾经发生过马车夫阻碍汽车、限制汽车的事件并由市政府制定了“红旗法案”,规定汽车速度不能超过马车、汽车为马车让路、每隔一段路就有警察挥舞红旗,警示汽车不能超过6公里等真实而可笑的事件,也曾经发生过乡村农民不允许蒸汽火车通过田野的抗议和争执。但是,这种反现代化的行为终究阻挡不了现代化的文明步伐,即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目的行为,成为后发展国家的类宗教意识形态的大规模制度设计与组织实施的行为。

 

　　车夫造反符合生存正义而有悖于当时的法律正义和程序正义——革命者不会承认当时所谓社会的程序和法律正义,因此要大力破坏之以图建立新国家新政权的社会秩序和法律正义。革命夺权的最终目的还是在革命性领导下实现现代性,故此以砸电车为方式和目的的革命也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和文明正义,也不符合革命的根本性质与目标。这种革命的手段与暂时利益,同革命的根本性质和终极目标内在矛盾、二律背反的事实,就内在地颠覆或解构了白李及其领导的革命的正义性——合乎生存正义性却违背历史正义性的革命,是逆现代性的,甚至是 “反进步”性质的。因而白李的革命与车夫的造反,必然是阶段价值性和根本价值性颠倒的——一方面有革命正义的意义,一方面革命意义又被历史正义所消解,是历史的正剧与悲剧和喜剧的混搭。

 

　　其次,从白李的革命的手段、方式来看,白李虽然也是肯为哥哥着想、不想因为自己的革命连累哥哥、显示出北平文化的老派礼数和传统伦理道德在其身上的影响与体现。但其表现的方式却是不断忤逆哥哥使之难受尴尬,是不断的“犯浑”和对兄弟情义背后的礼教和礼数的伤害与打击。其内在的兄弟伦理与外在的表现形式之间构成了极大的对立和紧张,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哥哥的性格与行为的蔑视和自己的高人一等,内在地显示出老舍所写的白李的高傲和自大。哥哥牺牲后,逃到外地的弟弟提到哥哥时,说的是:“老二大概是进了天堂,他在那里顶合适了;我还在砸地狱的门呢!”这是对兄弟二人生死两隔的真实叙说,这叙说里其实即包含了对哥哥行为的道义高扬——为弟弟牺牲的哥哥不会下地狱只会进天堂,同时也包含对一向懦弱忍让的老北京人哥哥的几分不自觉的“低看”评价:像哥哥那样的人是难以在地狱里、现实中生存的——他们安于现状、保守无为的弱者心理与行为,只配在花团锦簇、一片祥和的天国里生存。些许的低看与无言的蔑视,就包含在这看似悲悼哥哥的话语里。老舍是以内在伦理道德禀赋和外在行为的对立与距离中,书写白李的革命者形象的。尽管除了写带领人力车夫砸电车事件以外,老舍对革命党和革命的实际内容不甚了解,也使得他没有写出白李革命者的内在世界,革命和革命者在白李身上更像是一个符号和标志,信号的意义大于信息的具体构成。

 

　　就是这个内在与外在构成对立紧张关系的革命者白李,他的革命行为的过程和结果,也是动机和结果的背离——他想保护哥哥不至于因为自己的反抗旧世界的行为受到连累和伤害,结果却出人意料地让哥哥反而为保护自己而丧命。张扬强悍的弟弟和看似软弱无能的哥哥,两个人都互为保护和牺牲,结果却是哥哥黑李送命。这道德动机与事实结果的背离,也对白李的革命者形象及其革命行为的价值和意义,构成了一定的内在消解。言外之意可以表述为,真正秉持兄弟伦理的弱者哥哥能够真正为伦理大义、为弟弟牺牲,同样具有但显然弱于哥哥那样强烈伦理情义的、因性格和革命而显强悍的弟弟,保护哥哥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葬送了哥哥。软弱者实际成为强悍者的保护者和牺牲者,保守者成为激进者的牺牲者。白李的革命及其结果是牺牲哥哥、革命行为的动机与结果之间的背离、革命者身上的新道德与被牺牲者身上的旧道德的善恶冲突,这些内涵于其中的问题,是小说思想深刻性的构成要素之一。

 

　　如上所述,在五四启蒙主义性质的文学里,叛父者和牺牲者的软弱大哥,是常见的形象和叙述的主题。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已经出现了殷夫那样的参加革命的富家子弟,与哥哥代表的旧世界势力告别的诗篇——《别了,哥哥》。诗中的哥哥和现实的殷夫的大哥,与其说是旧世界和统治阶级的代表,毋宁说只是技术官僚,而且自小到大一直对弟弟关照有加。但是与旧世界决裂和宣战的殷夫,却把大哥当作了要永别决裂并埋葬的敌人,大哥不再像巴金小说里那样值得同情。老舍不是左翼作家,更不曾参与任何革命与阶级斗争性质的政治,小说《黑白李》的革命者白李也丝毫没有把哥哥当作革命对象、要决裂和埋葬哥哥的政治伦理和阶级斗争大义,但是,爱着哥哥的革命者白李及其行为,依然是客观上把哥哥推进了地狱。

 

　　在这里,天堂与地狱,似乎也还包含着另一种历史性的复杂意义。在老舍教书于英国和回国后的时期,不论是欧洲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评价,还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界对苏联革命的认知,都有对于苏联革命及其政治装置里地狱与天堂的争论和不同评价。中国知识界当时在“仇俄”抑或“友俄”讨论中的这种认识和评价,自然会影响和传播到社会中,成为一种思想的现实,而这样的思想现实,在老舍的此篇小说中革命者白李的语言和语言背后的知识与思想的谱系中,似乎也隐约地存在和表达出来——白李的革命动机和目的不是先造地狱再造天堂,他是一开始就要砸烂拆毁地狱,但结果是把他不希望受到地狱之害的哥哥送进了地狱。这种非革命者白李所愿的结果,其实正好揭示出“地狱”旧社会的残酷和黑暗,也是老舍在《骆驼祥子》等小说中擅长表现的社会的整体性黑暗对善良人民的无所不在的压迫和戕害,同时也说明白李领导穷人砸电车闹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对此,小说虽然没有充分揭示,却也客观呈现出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黑李那样的过于忠厚乃至于无用的好人都杀害的社会,还不应该通过革命将其砸毁吗?

 

　　三

 

　　从白李作为革命者的思想与对待底层人民的行为方式看,老舍的此篇小说还透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内在深刻”——老舍可能没有清晰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不了解革命、党派与阶级政治的老舍,没有写出革命者白李的任何革命的思想与理论。从全部的描写来看,白李属于中产阶级的、贵族范儿的革命者——类似于俄国文学中的贵族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现代的中国革命,也曾出现大批的富家子弟和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事例,像韦君宜所写的那样一大批抛离富贵权势家庭参加革命的“丽莎”们,艾青诗歌写的农民之母养育了地主之子的故事3,地主之子就是艾青自己。这样的革命者具有天然的民粹主义关怀,和为穷人的利益与阶级的解放翻身敢于“砸烂地狱之门”的奋斗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老舍笔下的白李这样的革命者,算不上大富大贵,至多算个老北京城里的中产之家,但却同样关心人力车夫,鼓动和领导他们造反砸车,舍弃家庭和阶级地位带来的利益和自我的幸福,为广大人民谋幸福,几乎丧命却不改革命意志。这与现实中老舍其实并不多么熟悉和了解的那些真正革命者的思想与行为路径异曲同工。

 

　　然而,小说里却以车夫口吻说了这样的事情:过于忍让懦弱仁义的哥哥出门坐车时,总是找各种借口下车,为的是让车夫王五休息一会儿,免得过于劳累,又不伤及车夫的面子。这种爱屋及乌、慈悲为怀、融佛教和基督教之仁爱为一体的善举,显示出黑李的天然的人道主义和儒者爱人的仁义情怀。相反,白李坐着车奔走,忙于革命,带领穷人们造反,有一种“安得广厦千万间”、为穷人舍得一身剐的大关怀,但他却从未想到、也未做到让辛苦奔波的王五停下来喘口气,抽口烟,擦擦汗,喝点水,休息休息。这样的小事小善不屑为、没想到、只忙革命大业——有父母留下的产业和哥哥为之操劳的革命者白李,以往在优渥富裕的生活中,不会想到关心下人、洒扫庭除之类的小事,也没有这样的积习,以至于在干革命的时候,自然不会为这些小事操心费心。这些不经意的细节描写和叙述,揭示出内在包蕴深广的关于革命、关于革命者的有意味的问题,那就是:这种贵族范儿的、富家出身的、高尚的革命者,他们对于革命的认识和献身,是出于宏大性的政治信仰和理想关怀,是从接受并强烈信仰的政治和革命理论、理念出发,从而产生了阶级论的、政治化的为人民解放献身的类民粹主义的思想并付诸革命行动,因此他或他们会强烈关注阶级与政治理念中天然代表历史和社会正义的、广大的下层民众及其利益,为理想化的、信仰中的、革命理论中的人民,以及他们代表的集团和阶级的整体的解放而奋斗。

 

　　与此同时,有些富家出身的贵族范儿的革命者,却往往对其阶级政治信仰和理论之外的人民中的个体的穷苦人、具体境遇中的具体的底层劳动者及其生活,缺乏具体的关心和爱护。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为一种政治和阶级理论体系中抽象化、概念化、正义化的复数的人民及其利益,萌发正义冲动、革命热情甚至革命狂热,不惜牺牲自己为之革命和奋斗,不少人往往可以干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但在现实中,在自己的生活中,却不会“多能鄙事”——关注具体的个人是否苦累艰辛、需要休息,关心一个具体人的具体生活,不会像黑李那样“琐碎”和具有婆婆妈妈的小“人道”。总之,白李这样的革命者就其以往的生活积习和思维方式来说,为了大多数人谋幸福,连个人的生命安危都置之度外,自然就没有余暇去关心具体和个体的车夫是否辛苦劳累了,这由此显示了白李作为革命者所具有的那种“大情怀”。

 

　　老舍在英国教书期间,理性的英国人对法国大革命、对罗伯斯庇尔等革命家的行为认识、对媒体中苏联革命的报道和评价,应该是有所知晓的。故此,私下臆测这种中国和世界性的思想的背景与风景,也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到老舍的思想和写作,所以会在白李的革命行为中写出这样的细节,并且把黑李与白李对待车夫的行为作了对比性描写和展示。虽然是细节,但兹事体大,意旨深远,意在文内又意在言外,其中蕴含超出细节的重要且有深意的东西:对白李这样的革命者的全面认识和评价,以及这样的描写和评价的历史与思想史价值。如果老舍不是受到风靡世界的中外思想界关于苏联革命与现实的知识和认识的思想影响,而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察中得到的认识,那就更饶有意味了。老舍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读书获知中形成的北京市民意识里,带有某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内存,他既不反对时代的大变化和历史的大趋势,但也以市民的眼光质疑现代的时髦,这在小说的叙述关系中和不同层面上可以透析出来。

 

　　值得思索和指出的是,车夫王五作为下层百姓和需要照顾和解放的穷人,他自己对黑李的照顾自己的“小善”行为感谢而不感佩,反而对白李的为自己所属的阶级的利益而奔走革命的“大善”、坦然地让自己拉车奔跑而毫无体恤的革命党人的行动,并不计较,却很佩服白李的“革命范儿”。黑李体恤照顾车夫、坐车还担心车夫累着,王五觉得他只能解决自己具体的眼前的劳累,而无法解决电车通行会砸了很多人力车夫饭碗的大苦难,因而和黑李在一起,感觉他和气温婉,对他只有感激之心而无敬佩之意。相比之下,他更愿意跟着白李没黑没夜地奔跑,觉得那才畅快有劲头有奔头,快活敬佩在心里头。尽管跟着白李闹革命的结果可能是牺牲,可他依然尊敬景仰并愿意听从白李的调遣,拉着他满城跑,跟着他造反和闹革命。用他的话说:“二爷来的小,四爷来的大。四爷不管我的腿,可是管我的心;二爷是家长里短,可怜我的腿,可不管这儿”,“用烟卷指着胸口说:‘这儿,咱可是爱四爷’”。王五觉得二爷黑李对待自己再好,“一看天气热就叫我多歇会儿”,但彼此还是主仆关系,而四爷白李“就不管这一套,多么热的天也得拉着他飞跑。可是四爷和我聊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凭什么人应当拉着人呢?他是为我们拉车的——天下拉车的都算在一块儿——抱不平”。这样的细节和情节,实质也触及和揭示了同情与悲悯底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与以暴力方式试图根本解决社会公正和底层民众生存之道的革命——两种截然不同的善举善行的社会性反应和效果差异,以及穷人对待良善好人和革命者的价值认同度与取舍,探究了穷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同个人命运和历史走向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环境下底层大众要求经济和政治解放、但少有人本主义的个人价值和个体自由诉求的思想状况。自然,受到英国式的人道主义和保守主义、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老舍,他自己在生活和文学中,是更为看重黑李和宗月大师那样具体地解决和体谅穷人苦难的好人善人的,这在他的为人和文学书写中都有诸多的表现。而这样的思想与文学的价值倾向,在《黑白李》兄弟形象的塑造和描写上也不动声色、自然而然地“内存”和流露出来,成为一道看似微不足道、信手拈来的细节和“小道”、实则意蕴深远的文学现象背后的思想风景。

 

　　如果再引申开来,黑白李对自家车夫的态度和车夫对待他认为代表小善与大善的黑白李兄弟俩的不同态度,实质也触及了五四启蒙主义的历史吊诡和难题,即涉及到了现代史和思想上一直存在、使五四新文化启蒙集团和知识分子纠结的问题: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与救亡和革命的关系,以及何者对现代中国而言更为紧迫和重要、成为历史大潮和主旋律?启蒙和人道主义何以在人民眼里只是枝节性的小善而非根本之图的大善和“道”?人民大众更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和拯救、更需要跟谁走?五四式的启蒙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救治及道德同情、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何以衰落退场?

 

　　五四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对待人民,一直存在两种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居高临下的启蒙视域,视人民为精神改造、再造国民性的对象;而人道主义又使下层人民成为关怀和同情的对象,思想层面的平民主义和同情人民,与文学上的倡导平民文学与创作“下等小说”,都是这种启蒙思想和新文化的内容构成。故此,鲁迅一方面写了《狂人日记》《祝福》《阿Q正传》《药》等以现代性的“外来者”目光,探视古老中国和国民性愚弱、志在改造国民性的小说,也写了《一件小事》《明天》等悲悯人力车夫和底层人民困苦的小说。胡适也写作了诗歌形式的《人力车夫》,写以人力车夫为代表的下层人民似乎就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不绝如缕的主题。直到20世纪30年代老舍的《黑白李》和《骆驼祥子》,都把人力车夫作为文学的聚焦人物,甚至成为艺术的表现对象,如左翼艺术家沙飞的著名摄影作品,就有《人力车夫》。

 

　　不论是启蒙主义的对人民大众的精神唤醒改造还是对下层民众的人道主义悲悯,都是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写底层的思想与物质贫困,还没有写出底层人民自己对于来自知识分子的、社会历史的、现代性的批判或同情的态度与感受。同时,来自现代性知识分子的启蒙或人道主义同情,在现实和历史的发展与逻辑中,在他们的文学叙述中,已经感到无力或处处失语和碰壁。鲁迅小说中从外部、都市回乡的知识者,他们的现代性目光固然看到了古老中国和人民的落后与愚昧,却几乎无力改造和振兴,人民也拒绝接受他们的批判性视野和现代性思想,他们遭遇到的是无能为力、无法穿透的一堵堵厚墙。而对于人力车夫之类的底层人民的同情,也陷入人道主义的尴尬:同情悲悯无助于解决他们的生存困苦,至多只是伦理道德层面的小善——知识分子和教授们同情他的劳累辛苦、或从人人平等的人道主义出发感到不应该像老爷似地乘坐人力车,感到于心不忍和不公平,而车夫们面临的是不拉车就要饿肚子甚至饿死的现实困境,他们需要的是彻底解决生存困境的现实的、社会的、制度性和普遍性的实际行动——革命及其彻底翻身解放的历史的大善,而不是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改良。从鲁迅到胡适,尽管新文化启蒙集团实质的启蒙诉求存在差异,这差异是新文化运动解体的内在原因,但他们共同的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及其行为,却深切地感受到此类行为同样陷入自我矛盾和困境,自我解构和颠覆了人道主义的现实合理性和价值性。也就是说,他们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都无法真正满足和解决人民的思想与物质贫困问题。人民既不接受他们居高临下的思想启蒙,也不接受他们的这种小善——思想和道德上的同情与悲悯。因此,五四的思想启蒙和人道主义面对人民大众时出现了双重的失语与失败,必然性地退场和被压倒,不只是被救亡压倒,而是救民族国家之危亡和救人民之生活与命运的革命,这种历史和时代的大需求,远远盖过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想道德及其构成的精神现代性诉求。鲁迅的呐喊式的启蒙小说,胡适的诗歌,都内在表现出他们的思想、文学、精神改造与文化救国救民的无力和悲剧。他们思想诉求的内在差异矛盾和外在的与社会历史大趋势和要求的脱节隔膜——隔膜是五四文学的普遍主题4——这种双重的因素导致五四启蒙新文化运动的盛极而衰。而革命和翻身解放的政治与文学,成为历史与时代的主旋律和滚滚大潮,革命主张的通过改变社会制度彻底改变人民命运的宏大叙述,自然就会吸引普罗大众的响应和跟随。人民自然更需要这样的领袖,更愿意跟着革命者及其领袖走,尽管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苦难和牺牲。老舍的《骆驼祥子》出版后,某些不仅希望写出祥子的接连不断的穷苦人的悲剧、也希望写出穷人出路的读者的要求,就反映了一般人民大众的心理。故此,《黑白李》中的车夫对黑李的小善和白李的大善的态度,才会有如此的不同;对革命者白李和行仁义的好人黑李的跟随选择,才会泾渭 分明。这样的描写如果联系到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革命史的历史内容来看,同样包蕴深广——历史的丰富内容以细节的形式、以历史文本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中, 内在地表明何以底层劳苦大众对道德的同情和悲悯等小善予以历史的扬弃,而对能够带来彻底解放的革命主张作出历史性选择。如此一来,小说就以悖论的方式颠覆了小说叙事者与隐含作者对革命者和革命的质疑,换言之,对革命者及其革命正义性和正当性的怀疑和颠覆也被瓦解和颠覆。

 

　　四

 

　　《黑白李》这篇小说的叙述视角和人物关系等隶属于小说修辞学的艺术问题,也是饶有意味的,完全可以用罗兰·巴特的叙述矩阵的方式予以分析。表面简单的小说情节和内容及其黑白分明的人物,其实都是内涵丰富的。黑李与白李的关系,黑李与车夫的关系,白李与车夫的关系,黑李与女人的关系,白李与女人的关系,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既作为故事的讲述和叙述者,又是在场人物,是黑白李兄弟的朋友,是车夫对兄弟二人的生活与“故事”及其车夫的评价的倾听者,是唯一直接到那个兄弟二人都交往的女性“她”那里去见面的人,是看到黑李被押赴刑场并为之收尸的人,是看到白李的消失和逃亡、后又与之在上海见过面的人,是车夫王五逃跑前请求代为照顾老母亲的人。“我”参与到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关系之中,是其中所有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表面看,“我”与他们每个人的关系都是中立客观的,没有态度和臧否评价的。实质上,通过细节和讲述,这个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作者的“隐含”作者,其实对每个人、每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发生的故事,都在向读者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不经意地表露了立场和态度。比如,对那个女人“她”,黑李表示弟弟既然爱上她,把传统兄弟伦理看得高于一切的他自然不再“争”她,为了一个女人而牺牲兄弟情义不值得,他可以让渡出去,只要弟弟喜欢高兴就行;而弟弟争抢“她”的目的是为了“气”哥哥,目的是让哥哥感到实在不能与弟弟过下去,达到分家的目的,分了家他就可以无牵无挂地闹革命而不会连累哥哥。兄弟二人的动机和目的都具有来自兄弟伦理的高尚和“禅让”道义,但在叙述者“我”的讲述中,却内在表达出兄弟高义背后依然深潜于其思想情感深处的传统道德,他们都把女性作为“他者”来对待。

 

　　而“我”为排解兄弟二人在女人身上的矛盾而前去会见 “她”的一小段场面,也披露了对于这种女性的态度:她没有具体的肖像和名目,只是个 “她”。而“我”对“她”美丑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却有直接引语构成的间接描写:替好朋友黑李惋惜,以为他找的是什么仙女,却不过是个会把自己当作商品待价而沽的自我物化的新时代时髦尤物,她对黑白李兄弟都不满,对黑李尤其不满,却不放手而把他当个“标本”和“备胎”;对白李好几天见不到,但是白李敢于强吻她的行为也照单全收,接受白李,在兄弟二人之间玩弄乱伦式的恋爱而毫不在乎。所以,“我”的心理评价就在叙述中以间接引语的方式表达出来:“她”根本就不是黑李应该配有的“仙女”,只是个在黑白李兄弟之间搞三角恋爱、朝秦暮楚的“恶女”、现代的“吃”男人的时髦女人和都市魔窟里的妖精,就像五四以后新时代“吃教育”的老张(《老张的哲学》)、“吃”婚姻的留学生(《文博士》)、“吃”祥子的红袄绿裤子的虎妞(《骆驼祥子》)一样。这是“太爱”老李的叙述者对该女的形象和内心的描写与揭示,叙述者的腔调和语句中充满对新时代以自由恋爱为时髦的现代女性的反讽。有人说老舍及其小说对女性的描写和评价是传统的和非“五四”的,老舍小说里对所有摩登、现代、时髦、时尚的人与物都流露出质疑和反讽,表现出反现代性的一面。而在《黑白李》上述的小场面的叙述中,确实不经意地表现出老舍小说里的一种对待时髦的现代女性的嘲讽,而这种嘲讽就存在于兼有叙述者和在场参与者双重身份的“我”的叙述中。

 

　　对待兄弟二人的态度,“我”在表面上不偏不倚,中立客观,但是在小说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对待黑李,“我”是更多地通过直接与他交往、看他做事和苦恼、为他的恋爱去见那个“她”,并直接作出“她”不是仙女配不上黑李的评价,表达出与黑李的友情和自己“太爱老李”的态度。而对于白李,作品只有一段直接的写“我”与他交往的情节,即白李委托我去与黑李说分家的事,劝哥哥黑李答应。在这一过程中,“我”通过几个细节揭示出要干大事的革命者的道德情怀和人品。一是运用间接引语方式暗示在白李心中“我”与哥哥是一对“糟蛋”,即时代的落伍者和不配与白李为伍的低下者;二是通过白李讲述自己与女人的恋爱关系故意伤害哥哥,披露白李式革命者的两性道德观;三是在白李与“我”的对话中,在拜托“我”去劝说黑李分家的话语中,有如下的对话:

 

　　“你是不是叫我去对老二去说?”

 

　　“一点不错。省得再吵”。他又笑了。“不愿叫老二太难受了,究竟是兄弟”。他似乎很不喜欢说这末后的两个字——弟兄。5

 

　　最后一句从直接引语转入间接引语的叙述,表露了在对待兄弟二人的感情上,兄长黑李的浓厚的传统伦理之情和对弟弟的无条件的爱。相反,弟弟白李却似乎并没有哥哥的情义浓厚,而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比兄长重要,其情感已经薄弱。“弟兄”是不能抹杀的事实,但他已经不喜欢让这样的事实和伦理关系成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而是越来越轻。闹分家、兄弟伦理已经越来越成为闹革命的手段,二者的天平早已经倾斜。最后白李的一大段要“我”对哥哥转述的劝他早结婚生娃娃、自己去做革命者、20年后再做叔叔回家当落伍者的话,说完后小说又用了间接引语方式加了一句:“他叫我明明白白的觉出来,这一句(谢谢你)是特意为我说的,他并不负说的责任。”

 

　　这一句间接引语非常之重要。它表明白李虽然也有爱兄弟的伦理,也对“我”有所信任和拜托——他知道“我”是黑李的“糟蛋”好友,故此才有话语转达,但是,一者他对“我”的谢意是聊以塞责,并非真的感谢,只是像叫王五拉车快跑一样把我当作传话的工具,并没有真正的感谢之意,或者说谢意是表面的;再者,那些需要转述给黑李劝他早分家、对女人少磕头多强吻的高人一等的话语,他说完以后黑李做不做,那是黑李的事情,他不管黑李理解与否,不再承担任何分家和占女人的责任——他没有这样的责任伦理。

 

　　这样的表面具有兄弟伦理情感的白李,其内心世界和道德伦理世界的更加简明而带有非道德因素的、敢于革命也敢于无情、敢于牺牲自己也敢于牺牲他人的人格结构和心理结构,就清晰地透露出来。而这样的描写和叙述方式与视角,这样的细节与情节,既内在隐蔽地揭示出白李的内心世界,也微妙地传达出叙述者即隐含作者对待二人的道德与价值评判,对革命者白李行为的动机与后果的价值态度:这样的革命者是大胆坦率的、理想主义的,也是存在传统道德的瑕疵和责任伦理的浪荡的波西米亚人。他领着穷人砸车闹革命的行为,是他作为看不起“时代落伍者”的“狂傲少年”为了“树立住自己”“他应当到处做领袖”“每一句话,他不是领导着你走上他所指出的路子,便是把你绑在断头台上”,以证明“这个时代是我的”的一种时髦选择,而生为现代人和时代的弄潮者当然就要一切“时髦”和赶潮流。革命是现代的时尚的,所以他就要把握好这个时代,等到年龄大了跟不上时代了,也愿意回家当黑李式的含饴弄孙的落伍者和保守者。当然,叙述者作为小说中在场人物,他与白李的对话和对话中的自我感受与评价性态度,无疑揭示出白李革命的时代动因和个人动因——有赶时髦的因素掺杂其中,有富家子弟青春冲动的领袖欲望,未必有极其远大的理想和信念。这个叙述和讲述者作为隐含作者,不完全等同于老舍,但有作者的寄寓和内在态度,其对革命者白李及其革命的评价标准,对黑白李兄弟的不同的道德评价,特别是对闹革命的白李的充满反讽的叙述,很大程度上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而是既有道德层面的对比与臧否,也有老舍小说经常表现的现代与传统二者的时代命运及其悲喜善恶的复杂对比和褒贬。

 

　　同样,对待车夫王五一类下层人民的革命和革命要求,下层人民对待实施小善的好人和实施革命解放大善的革命者的态度与评价,也是在与叙述者“我”的接触中直接表达出来的。王五干革命的生存正义要求及其解决穷哥们儿集体命运的朴素的政治要求,他所代表的阶级对现实社会和未来社会的诉求,是由他的现实阶级地位导致的,更有来自白李的启发和引导。小说用王五对黑白李兄弟行为的讲述及其评价的间接描写的方式刻画黑白李兄弟二人的形象,既从另外的、他人的视角深化和补充了二人的形象的丰富性,弥补了作为与王五阶级地位不同的“我”的视野不及之处,也表现了“我”所不了解的黑白李兄弟行为道德对于社会下层人的意义以及底层人民对小善与大善的态度,以及黑白李兄弟的社会价值。它们都与“我”的态度和评价构成对比,增强了小说叙述的戏剧性。而“我”在事后对王五讲述的讲述, 不仅丰富了黑白李兄弟形象性格的丰富性、真实性与差异性,也勾勒出王五作为底层人民代表与传统和现代、与人道主义者和革命者的关系,以及黑李形象的更深沉的悲剧性——不仅白李不理解他,他善待的下人也不真正需要他,不敬佩他,不会与他成为没有阶级差异的“弟兄”,传统的善德与善行被下层人民真正需要的革命需求消解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至此,通过“再讲述”他人讲述的方式,把车夫与黑白李兄弟的关系及其内含的意义,把三人的形象和关系及其意义,把隐含作者态度的叙述者对三人的态度和认知,也把王五的形象性格和叙述者对他的隐含评价——敢于革命造反、知善恶但不要小善、需要根本改变阶级命运的历史之大善、有传统的孝心、甘当革命与造反的“马前卒”——一并传达出来。人物关系与隐含作者的态度,都通过叙述者的在场参与倾听,通过他事后的追忆性的复述和讲述,客观而又有倾向性地呈现出来,把看似简单的人物形象和关系中包含的复杂意蕴,凝聚于叙述中,真正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当然,《黑白李》对白李代表的革命者和革命的认识,虽然是通过小说叙事者的“讲述”表现出来的,并不完全代表作者的观点,但其中也部分地隐含作者的立场、态度,这是毋庸讳言的。而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发现者、批判者和表现者的老舍,由于自身经历,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他批判的市民阶级的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对真实的革命和政治是不完全了解和理解的,甚至难免带有市民阶级和社会的偏见与局限。因此,其小说中描写的革命与革命者,一方面掺杂着市民阶级思想局限影响的“想象的革命”,另一方面也明显存在“失真”、油滑和概念化之弊,从而影响到小说人物塑造的丰富性和内容的真实性,这也是必须指出的。

 

　　注释

 

　　1“宴之敖”为鲁迅的笔名,隐喻他是被家里的女人即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赶走的被放逐者和被驱逐者。

　　2老舍的散文《宗月大师》,写的就是富人仁义的事情,而老舍作为穷人的孩子,就是被这样的富人改变命运的。

　　3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4叶圣陶也写过这类表现知识分子与人民脱节和隔膜的小说,1922年,他的一本小说集就叫《隔膜》。

　　5老舍:《黑白李》,老舍:《老舍小说精编》,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8年,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