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文本内外的多重意蕴与历史语境(2)

　　二 从“葬歌”到“挽歌”:作为文化记忆的《茶馆》。
　　
　　1956年8月，在听取焦菊隐、曹禺等人的建议之后，老舍放弃了原本的四幕六场话剧《秦氏三兄弟》，转而以其中第一幕第二场茶馆里的戏为基础创作了一出《茶馆》。《秦氏三兄弟》的剧本选取了戊戌政变、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和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四个典型的时代背景，以主人公秦伯仁“五十年的革命教训”及其家庭变故为主线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来之不易，意在“教育后代，配合宪法的宣传和实施”.33如果说后来的《茶馆》是“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此前的《秦氏三兄弟》则是正面地描写了政治人物和革命历程。可见，“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的老舍也曾试图“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34在众人的提议下，向来积极配合时事宣传的老舍，明知此番将“配合不上”,仍选择了自己所熟悉的题材。此外，老舍也曾试图延续《龙须沟》的新旧对比模式，将解放后的茶馆带进自己的创作之中。然而，50年代北京的大茶馆已然遭到取缔，生活经验的缺失直接造成了老舍的创作困境。同样在他人的建议之下，正在为“没有生活”而发愁的老舍立马决意放弃这种既有的创作模式。35但是，这并不意味是此类偶然性事件促成了《茶馆》。在《茶馆》的创作过程中，老舍对于意见的取舍有着自己的考量。与其说是老舍听从提议，毋宁说是老舍在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诉求的矛盾中所做出的取舍。这其实是一个逐渐摆脱政治束缚的条条框框而转向遵循自我创作经验的写作过程。
　　
　　进入1949年以后，老舍一直主张与时俱进的现代题材创作，也身体力行地写出了《西望长安》《春华秋实》《全家福》《女店员》等多部剧作。老舍一方面急于歌颂新社会的新人新事，另一方面却因为缺乏生活经验而感到力不从心。在《十年笔墨与生活》《我的经验》《题材与生活》《谈现代题材》《生活与读书》等文章中，他多次提及自己几年来勤于现代题材的戏剧创作，却始终没有写出优秀的作品。他声称虽然自己没有写出优秀的作品，但并没有因此感到泄气，也为自己的笔墨生活同社会生活的步伐一致而感到高兴。36他表示自己“不肯弃新务旧”,认为“旧事重提，尽管也有些教育价值，但总不如当前的人物与事物那么重要。昨天总不如今天更接近明天。我喜爱别人写的历史戏和革命回忆录，但我自己乐意描写今天”37.然而，一系列失败的剧本，也使老舍“深受题材与生活不一致之苦”,感悟到“题材如与自己生活经验一致，就能写成好作品；题材与生活经验不一致，就写不好”.38在创作环境有所宽松的1957年，老舍在《自由和作家》一文中表达了与他此前此后的发言都不太一致的言论：人人都该写他或她所熟悉的东西。我们不该强迫自己去写我们不大了解的事情。写当今的社会是好的；但是写历史题材也同样是好的。应该允许一位作家用他选择的方式写他爱写的东西。39正是在这期间，老舍用他所熟悉的题材创作了《茶馆》的剧本。其实，老舍早在美国期间就已开始酝酿着要写老北京的茶馆。40正如他自己所言，《茶馆》里的人物好像都是他给批过八字儿似的。41对于老舍而言，消失多年的老北京茶馆及那些旧人旧事，早已融于个体生命之内。
　　
　　当谈及《茶馆》的创作时，老舍如是写道：我的较好的作品，也不过仅足起一时的影响，事过境迁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是的，起一时的影响就好。但，那究竟不如今天有影响，明天还有影响。禁不住岁月考验的不能算作伟大的作品，而我们的伟大时代是应该产生伟大作品的。42言外之意，老舍清楚地知道他关于新人新事的题材作品不过是应景式的写作，对于《茶馆》则是暗藏了一种经典化的期待。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被老舍断然拒绝。周恩来提议将《茶馆》的时代背景改为更具典型性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二七年北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而老舍也以沉默表示拒绝。对于北京人艺第二次排演《茶馆》所添加的“红线”,老舍更是黯然无语。43老舍虽然热衷于新社会的政治宣传，但深谙创作之道的他也明白，“如果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简单地片面地强调政治，而看不到根据生活的经验写作的重要性，作品自然地会受到损害：充满千篇一律的概念和干巴巴的公式。”44因此，面对这些关于如何提高《茶馆》革命性和政治性的意见，从来乐于接受意见的老舍一反常态地选择拒绝。据扮演过常四爷的演员郑榕回忆，老舍曾表示“《茶馆》要演出文化来”45.事实上，对于《茶馆》，老舍在表达“葬送三个时代”的政治意图之外，也暗含了一种再现老北京的文化诉求。
　　
　　茶馆是老北京市民生活的典型环境。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市井小贩、地痞流氓，三教九流云集此地。正如老舍在剧本中所写到的：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焦菊隐在导演《茶馆》时，注重茶馆氛围的营造，强调以舞台上的生活吸引观众。46因此，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茶馆》的呈现如同一卷风俗画般真实地再现了昔日的茶馆生活，散发着浓厚的老北京文化气息。然而，茶馆的传统市民文化属性注定它无法兼容革命意识形态。凡政治事件一经市民话语的稀释，其革命性也就为世俗性所沾染。面对“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这类建议，老舍的回答是“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47老舍深知老北京的茶馆作为市民活动的公共空间，不可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中心。而这种老北京文化既与革命历史的讲述相悖离，又不符合新政权的城市建设工作。1949年，北京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首都。在新政权的领导之下，这座城市告别过去，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消费的城市”转向“生产的城市”的号召下，诸如遛鸟、泡茶馆等老北京的消闲方式已遭到取缔。48“曾经遍布全城的茶馆终于退出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它成为旧社会的象征而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生活不相适宜。”49 .1960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新北京与北京人》一文提道：在社会主义的新北京，“那些捧着鸟笼子坐公园，上茶馆，或在天桥一带靠鱼肉人民过日子的’六虎‘’四霸‘一类的社会渣滓今天已经不存在了。”50显然，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绝不允许泡茶馆这样的封建陋习存在。可以说茶馆的传统市民文化属性与当时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导向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抵牾，这直接造成了老舍的政治意图与文化诉求的错位。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茶馆》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价值必定遭到遮蔽。
　　
　　自1979年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之下，对于《茶馆》的主题阐释被限定于“葬送三个时代”.然而，老舍对于《茶馆》的文化诉求，使得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诉诸政治表达的文本。随着时局的变迁，人们对《茶馆》的关注，也开始从其政治性转向文化性。在1980年的访欧演出之际，《茶馆》以其展示的“中国人古老的文化传统”和“中国气派”而广受欢迎，意味着其文化意义已开始浮出地表。51进入新时期，人们开始反思历史，重新认识传统，于是关于“老北京”的话题再度回到了这座城市。80年代，京味文学蔚然兴起。对于老北京的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也从政治批判开始转向文化审美。正如王一川所言，“随着对’文革‘的政治反思迅速深化为对中国过去更长时期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审美反思，对行将衰败的故都北京风情的寻觅与追挽，就成为长期定居北京的作家如林斤澜、邓友梅、刘绍棠、汪曾祺、韩少华、陈建功等人不约而同的自觉选择。”52而老舍则被追溯为此类京味文学的奠基人。这时候，作为京味话剧的经典作品，《茶馆》的文化性更为突显。尤其，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老北京的城市景观及其市民生活正在这座城市日渐消逝。1999年林兆华重排《茶馆》，最为明显的改动是舞美处理上将茶馆门口的街景搬上了舞台，目的在于更为充分地展示北京的历史风貌，以营造更为厚重的历史气息和文化氛围。53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城市同质化的威胁，老北京的文化记忆可用来展示城市的独特性以延续人们的城市认同。在关于老北京的记忆已然淡去的今天，《茶馆》甚至承担起保存、展示一个民族和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的功能。也正是因为舞台上是一片浓郁的京味文化，唯独长于“京味”的北京人艺能胜任《茶馆》的演出。
　　
　　20世纪90年代末，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指出，作为中国当代戏剧舞台上首屈一指的杰作，《茶馆》的突出之处在于，“在与时代’共名‘契合的同时，作家调动丰富的生活资源，展现了一副旧北平社会的浮世绘”54.可见，重写之后的文学史已开始肯定《茶馆》的文化意义。进入21世纪，有学者更是直接对此前的葬歌主题提出质疑，认为“与其说《茶馆》的主题是’葬送三个时代‘,不如说《茶馆》的主题是凭吊被旧时代葬送的美好事物”55.近年来又有文章将“葬送三个时代”视为《茶馆》的显在文本，指出其深层的潜在文本是“对一种逝去的文化的挽悼”,而《茶馆》之所以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文化。56另有文章则直白地表示《茶馆》的经典性“更多的归功于显性政治主题背后隐形的文化意蕴”57.可见，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曾起到重要作用的政治意义逐渐式微，而《茶馆》内在的文化意义越来越受到重视。一方面是宽松的文化环境之下意识形态话语权威渐趋衰微，另一方面是现代化进程之下对于城市文化记忆的诉求渐趋高涨，于是对《茶馆》的经典意义阐释显现出文化性压倒政治性的倾向。
　　
　　结 语。
　　
　　建构主义的经典化理论倾向于认为经典的生成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建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权力、市场导向等外部因素及其变动都可参与并影响经典的生成。回顾《茶馆》的历史命运及其经典化历程，可以看到，作为一部当代的艺术经典，对于《茶馆》的阐释和评价尤其受制于时代的文化环境。《茶馆》的艺术成就自然毋庸置疑，但《茶馆》在1979年之后的快速经典化首先得益于政治权力的选择和推动。从意识形态策略出发，明确的政治主题及其在新时期历史语境之下可供阐释的多重政治意义共同构造了《茶馆》的经典地位。然而，《茶馆》后来的经典化表述倾向于把老舍的政治意图理解为一种表象，转而将其经典性建立在对其文化内涵的肯定之上。《茶馆》的政治性显而易见，但在政治权力话语削弱之后，它的文化性又超越旧有的政治话语而赋予《茶馆》以重要意义，从而共同促成了《茶馆》在当代的经典地位。
　　
　　《茶馆》的政治性和文化性在不同时期对其经典化和经典意义的表述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意义的阐发必须植根于文本，凡是有力的意义建构也得依托文本。这归根结底源自于《茶馆》文本内部丰富的阐释空间。一方面，老舍明确提出他的创作目的在于“葬送三个时代”,而这政治意图又潜藏于老北京的人物性格和社会世相的刻画之中；另一方面，对于本该加以批判的茶馆及茶馆里那些“帮忙的或帮闲的人物”58,身处新社会的老舍又有着源自个体情感深处的怀念，于是笔下的《茶馆》依旧呈现出老北京的传统市民文化属性。老舍将政治意图和文化诉求的双重动机寓于文本内部，其中的张力和错位极大地丰富了《茶馆》的主题意蕴及其可供阐释的空间，并且二者在戏剧结构和审美内核上达成了一致。剧作所截取的历史时段，从1898年的晚清到距此十余年的民国早期，再到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既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五十年，也是本土文化急遽流失的五十年。从第一幕到第三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是世道衰败，茶馆里小人物的生活每况愈下；另一方面是文化凋零，茶馆里老北京的气息日渐黯淡。可以看到，殖民势力的逐步深入，既加剧了旧社会的败落，又严重侵蚀着本土文化。从最初刘麻子的洋布、鼻烟壶、怀表到后来茶馆里的留声机、香烟广告、电灯和老杨倒卖的各路美国货，西方事物越来越多地进入北京市民的生活之中，而老北京的穿着打扮、礼仪风度以及京剧、评书、字画等“玩艺儿”却日渐失传。此时，老舍政治葬歌的悲剧性与文化挽歌的怀旧感达成了一种奇异的协调，共同构成了《茶馆》悲凉的审美内核。
　　
　　注释：　　
　　1 林兆华：《剧院关门啦！》，《导演小人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2 潘军：《重排〈茶馆〉之我见》，《读书》2001年第5期。　　
　　3 曹嵩博、冯远征：《〈茶馆〉太经典了，以至于没有人敢触碰》，《每日新报》2014年3月14日。　　
　　4 林兆华：《将〈茶馆〉作为里程碑是戏剧的耻辱》，http:∥culture.ifeng.com/a/20140606/40620802_0.shtml.　　
　　5 新一代秦仲义的扮演者杨立新语。翟志鹏：《“演〈茶馆〉是个特殊的挑战”》，《天津日报》2014年2月21日。　　
　　6 34 47 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8~759页。　　
　　7 梨花白：《也谈茶馆》，《戏剧报》1958年第11期。　　
　　8 20 张庚：《“茶馆”漫谈》，《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9 李健吾：《读“茶馆”》，《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　　
　　10 赵起扬：《老舍与〈茶馆〉（摘录）--纪念老舍诞辰95周年》，《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3期。　　
　　11 于是之：《关于〈龙须沟〉和〈茶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4期。　　
　　12 25 焦菊隐：《导演的构思》，《〈茶馆〉的舞台艺术》，刘章春着，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3 14 58 焦菊隐、赵少侯、陈白尘、夏淳、林默涵、王瑶、张恨水、李健吾、张光年：《座谈老舍的〈茶馆〉》，《文艺报》1958年第1期。15 16 35 40 43 45 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5、126、101、101、124、116页。　　
　　17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8 刘芳泉、徐关禄、刘锡庆等：《评老舍的〈茶馆〉》，《读书》1959年第2期。　　
　　19 老舍：《我热爱新北京》，《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7页。　　
　　21 黄维均、周瑞祥：《辉煌的艺术殿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五十周年》，中国书店2002年版，第169页。　　
　　22 23 夏淳：《〈茶馆〉导演后记》，《〈茶馆〉的舞台艺术》，刘章春着，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1页。　　
　　24 26 苏叔阳、张锲：《葬歌·镜子及其它--重看老舍同志的〈茶馆〉》，《人民日报》1979年4月16日。　　
　　27 夏淳：《写在重排话剧〈茶馆〉之时--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人民戏剧》1979年第2 期　　
　　28 胡絜青：《关于老舍的〈茶馆〉》，《〈茶馆〉的舞台艺术》，刘章春着，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页。　　
　　29 [德]乌韦·克劳特：《〈茶馆〉在西欧》，《人民日报》1981年1月13日。《人民日报》于1981年1月8日至23日分十次连载《〈茶馆〉在西欧》，介绍《茶馆》欧洲之行的演出盛况以及国外媒体的相关报道。　　
　　30 [德]乌韦·克劳特：《〈茶馆〉在西欧》，《人民日报》1981年1月23日。　　
　　31 [德]马尔蒂娜·蒂勒帕波：《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莱茵·内卡报》1980年9月30日；刘章春：《〈茶馆〉在世界》，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32 周巍峙：《“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茶馆〉在西欧·代序》，《人民日报》1982年1月12日　　
　　33 舒乙：《从手稿看〈茶馆〉剧本的创作》，《十月》1986年第6期。　　
　　36 老舍：《谈现代题材》，《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7页。　　
　　37 老舍：《我的经验》，《老舍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49页。　　
　　38 老舍：《题材与生活》，《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3页。　　
　　39 44 老舍：《自由和作家》，《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5~626、624页　　
　　41 老舍：《戏剧语言--在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1~532页　　
　　42 老舍：《十年笔墨与生活》，《老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46 焦菊隐：《排演〈茶馆〉第一幕谈话录》，《焦菊隐文集》第3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48 《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人民日报》1949年3月17日。　　
　　49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50 田原：《新北京与北京人》，《人民日报》1960年1月31日。　　
　　51 周瑞祥、任宝贤：《〈茶馆〉在国外》，《中国戏剧年鉴1981》，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136页。　　
　　52 王一川：《京味文学：绝响中的换味》，《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53 夏晨：《我不会克隆老〈茶馆〉--林兆华访谈录》，《〈茶馆〉的舞台艺术》，刘章春着，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　　
　　54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55 周光凡：《〈茶馆〉的主题真的是“葬送三个时代”吗？》，《戏剧艺术》2005年第3期　　
　　56 曾令存：《〈茶馆〉文本深层结构的再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5期。　　
　　57 曹书文：《政治葬歌与文化挽歌的有机统一--重读老舍的〈茶馆〉》，《文艺争鸣》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