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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与文学批评(2)

来源:学术堂 作者:周老师
发布于:2015-08-21 共8117字

  在德里达看来,任何言说和书写都不可能把自己限定在一种固定的、精确的意义上,毋宁说,意义是在延异中生成的,或者说是一种差异游戏的产物。因此,任何概念和意义都是开放的、撒播的,因而也是无中心的、不可还原的。德里达反复强调,所谓“撒播”就意味着意义不能被界定,意味着“不再还原到父亲的东西”,不再把某个东西当作“文本的终极诉求、中心真理或终极真理”来加以把握,因而也意味着把注意力放在文本的多元意义或多元主题上。[1]33因此,德里达打破了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界限,几乎是鼓励人们用阅读文学的方式来解读哲学文本,因为正是在那些文学文本中,通常才充满着语义含混、难以确定的隐喻和修辞。

  由此可以理解,德里达何以总是在形形色色的文本中,热衷于解构那些词语。而通过他的解构,那些原本似乎清晰明了的词语,竟变得语义双关、疑窦丛生了。《柏拉图的药》(Plato's Pharmacy)一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如上所述,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曾讲述过一则故事:图提把他发明的文字献给国王,称它是医治记忆力的良药。但国王却认为,人们一旦掌握了文字,就只会认真书写,不会再努力记忆,因而拒绝了这一馈赠。德里达发现,柏拉图在此反复将文字比喻为“药”(Pharmakon),其实大有深意。文字的发明者把它作为一剂良药献给人类,苏格拉底却把文字视为一种危险的毒药。

  这样“,药”一词便具有了双重意味。不仅如此,德里达进一步指出,“药”(Pharmakon)还与“魔术师”(Pharkeus)、“替罪羊”(Pharmakos)等词语相接近,而苏格拉底后来正是被人以蛊惑青年人的罪名,作为“替罪羊”被迫饮下毒药而身亡的。正如驱逐“替罪羊”(Pharmakos)是为了净化城邦一样,驱逐文字的“毒药”(Pharmakon)则是为了净化言语和思想。于是,在这一文本中,Pharmakon的多重意义便在撒播中弥散开来,解构了柏拉图的本来意思。德里达由此指出:“正是基于这一游戏或运动,柏拉图终止了各种二元对立和差异,Pharmakon就是差异(生产)的运动、地点和游戏。”[6]

  

  论及解构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到德里达当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那篇着名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66)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他后来享誉英美学界的起点。从此,解构理论在美国风靡一时,德里达也定期到耶鲁大学讲学,从而形成了以保罗·德曼、J·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哈罗尔德·布鲁姆为代表的耶鲁解构学派。

  尽管《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论题看似与文学批评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其批判矛头主要指向了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但在那个结构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德里达的这一演讲却好似当头棒喝,警示人们更清醒地去审视当下学术潮流。德里达指出,作为一个概念,结构与西方的科学和哲学有着同样古老的年轮。这一概念总是被要求赋予它一个中心,而“这种中心也关闭了那种由它开启并使之成为可能的游戏。中心是那样一个点,在那里内容、组成成分、术语的替换不再有可能。组成成分(此外也可以是结构所含的结构)的对换或转换在中心是被禁止的”[7].因此,尽管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试图超越欧洲中心论,但当他以结构主义方法来研究“乱伦禁忌”时,他仍然未能摆脱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仍然陷入了在自然与文化之间依违两难、无所适从的境地。

  德里达认为:“中心并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场在者的形式去被思考,中心并无自然的场所,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替换无止境地相互游戏着。”[7]505既然如此,一切不过是符号之间的相互指涉,一切都只是符号替换的游戏。而列维-斯特劳斯尽管比别人更好地显现了符号的游戏,但他的工作依然怀旧般地追逐着中心。由此,德里达指出:“因而存在着两种对解释、结构、符号与游戏的解释。一种追求破译,梦想破译某种逃脱了游戏和符号秩序的真理或源头,它将解释的必要性当作流亡并靠之生存。另一种则不再转向源头,它肯定游戏并试图超越人与人文主义、超越那个叫做人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在整个形而上学或存有神学的历史中梦想着圆满在场,梦想着令人安心的基础,梦想着游戏的源头和终极。”[7]524对于这两种不可调和的阐释策略,虽然德里达声称他并不想作出选择,然而,从他后来对一系列文本所作的解读来看,他显然更倾向于第二种阐释策略。德里达通过解构的游戏,对大量西方学术经典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和阐释,并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超越,但他却无意于去破译那个“真理”的中心。

  在《论解构》(On Deconstruction, 1983)一书中,乔纳森·卡勒指出,尽管德里达并未直接论及文学理论的许多重大问题,但他的解构实践却对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卡勒把这种影响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解构理论对一系列批评概念,包括文学本身这一概念的影响;二是解构理论也导致了各种各样特殊的主题批评,虽然它宣称并不相信主题的概念;三是解构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阅读方式和阐释策略;四是解构理论也改变了人们对批评活动的性质和目标的看法。[8]可惜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对此展开讨论,只能对解构批评的几个特点略加评述。

  既然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意在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因而可以想见,这种理论是与新批评的有机整体论诗学大相径庭的。正如我们所知,尽管新批评推崇“隐喻”、“悖论”和“反讽”,但对他们来说,优秀的诗歌是一个由各种因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诗歌的结构也是“一种具有意义、评价和阐释的结构;表明结构的统一原则的,似乎就是把各种内涵、态度和意义加以均衡与和谐的原则”[9].因此,在克林斯·布鲁克斯看来,阐释诗歌必须着眼于它的整体结构,着眼于一首诗的个别成分与其整体语境的内在联系。然而,对德里达来说,不仅不存在这样一个作为整体的统一的语境,而且由于文本的意义始终处于“延异”和“撒播”之中,因而总是导致一部看似晓畅明白的作品变得歧义丛生,充满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德里达对诸多文本所作的解读,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又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他的解构理论之所以在美国找到知音,看来也并非偶然。

  显然,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也是与结构主义批评迥异其趣的。可以说,结构主义批评是通过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尝试找寻文学的普遍规律和语法系统,而作为一种后结构主义思潮,德里达的解构批评却一再强调,任何文本都可能内含着足以颠覆整个系统的异质因素。而在这种情况下,解构批评便转向了对个别文本的解读,尤其热衷于发掘那些为以往批评家所忽略的边缘成分,以此挑战传统的阐释方法。正如J·希利斯·米勒所指出的,由于受到晚近各潮流的影响,当代批评家已然划分为两大阵营:

  一种是苏格拉底型的、严谨的批评家,另一种是阿波罗∕狄俄尼索斯型的、迷狂型的批评家。苏格拉底型的批评家喜欢自诩为“科学家”,以为只要基于有关语言的科学知识,便可建立一种文学研究的理想秩序。而阿波罗∕狄俄尼索斯型的批评家则与之相反,他们不再追求宏伟的科学体系,其探寻的逻辑线索伸向了漫无逻辑的、荒诞的领域。[10]

  而德里达及其追随者正是这样一些阿波罗∕狄俄尼索斯型的批评家。当然,解构并非是无端的怀疑和任意的颠覆,而是意在揭示文本内部早已存在的冲突因素,表明文本中那些边缘的、非逻辑的成分已解构了传统批评家精心建构起来的理论大厦。

  从我们特定的角度看,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常常忽略了“文学性”问题。尽管德里达曾经援引瓦莱里的见解,把哲学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主张“从它的形式结构、修辞组织、文本类型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其表述和生产的各种模式来研究哲学文本”,从而摧毁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森严壁垒,也模糊了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区别。[5]293但从总体来看,德里达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哲学领域进行的。他对柏拉图、卢梭、马拉美、瓦莱里、布朗肖、卡夫卡、乔伊斯等诸多诗人和作家的解读,更多地还是从哲学的视角切入的,不仅与通常的文学批评相去甚远,而且很少有审美方面的考虑。不仅如此,德里达甚至从根本上质疑是否存在一个名曰“文学性”的问题。他认为:“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然而,要讲述一切同时也就是要逃脱禁令,在法能够制订法律的一切领域解脱自己。文学的法原则上倾向于无视法或取消法,因此它允许人们在‘讲述一切’的经验中去思考法的本质。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11]

  由于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的建制,所以追寻它的本质和意义注定是徒劳的。德里达由此得出结论“:没有内在的标准能够担保一个文本实质上的文学性。不存在确实的文学实质或实在。”[11]39如此大胆的结论,几乎否定了无数批评家的辛勤探寻和理论追求。因此,从批评史的角度看,德里达的主要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方法,启发了人们重新认识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目的。至于要将他的解构理论转换为一种文学理论,并且灵活自如地运用于批评实践,还有待于耶鲁解构学派的共同努力。但这已是后话,姑且就此打住。

  [参考文献]

  [1]德里达。多重立场[M].佘碧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8.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7-48.

  [3]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46.

  [4]柏拉图。斐德若篇[M]//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69-170.

  [5]DERRIDA J. Margins of Philosophy[M].translated by AlanB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329.

  [6]DERRIDA J.Dissemination[M].translated by Barbara Johnso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127.

  [7]德里达。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M]//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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