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城市是人类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的物质空间载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从未缺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及其历史命运的思考中，形成了城市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新范式，并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以生产方式为出发点，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城市观的基本维度，批判工业化城市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破坏，积极探索并投身实践，寻求解决工人阶级城市生存问题的根本路径，为未来工业化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历史唯物主义城市观的基本内涵，挖掘恩格斯的城市哲学思想，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城市观的发展脉络，寻找解决工业化城市问题的理论工具，也是对恩格斯伟大思想的当代回应。
关键词： 恩格斯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城市观; 工业化城市; 人与自然;
Abstract： Urban is the material space carrier of the human civilization, especially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which has never been absent in the Marxist theory. In their reflections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fate of the working class,Marxism and Friedrich Engels constructed a new paradig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aking mode of produc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Friedrich Engels constructed the basic dimens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the city,criticiz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between man and man by the industrialized city,actively explored and put into practice in finding out the basic way to solve the urban survival problems of the working class,and the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ed cities. To clarify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to explore Friedrich Engels' urban philosoph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to find theoretical tool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ed cities,is a contemporary response to Friedrich Engels' great ideas.
Keyword： Friedrich Engels though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dustrialized city; man and nature;
2020年是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诞辰200年。恩格斯的一生辗转于19世纪的欧洲城市，是最具革命性的市民。考察欧洲新兴阶级的城市生存状况，思索其未来，成为恩格斯与马克思一生共同的伟大事业。虽然在恩格斯与马克思浩瀚的着作中并没有以城市为主题的独立篇章，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着作中，城市(新兴工业化)始终在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独一无二的空间载体与言说背景。城市空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从未缺场，“他的长期合作者和伙伴费雷德里克·恩格斯对地点却有着深刻的理解”[1]，恩格斯思想的轨迹贯穿着以城市为主线的空间场域，以城市空间展现工业革命以来人地关系的基本矛盾。伴随着工业革命与城市化进程，城市成为现代文明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是人类的工具”[2]，学术界对城市及理论的认识，经历了王权城市观，宗教城市观以及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城市观;技术-经济城市观，田园-文化城市观以及社会-政治城市观[3]等。综观各家之言，每种对城市的认识均是以“单一”要素为主要特征而形成的，恩格斯则力图以生产方式为出发点和归宿，“率先开辟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与形成的‘近路’”[4]，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城市观。
当全球进入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城市困境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背景下，恩格斯的城市哲学思想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一、恩格斯城市哲学思想的“实践”起点
恩格斯从城市生活实践中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来源。我们重温恩格斯的城市生活轨迹，可以发现许多重要的节点，这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要素。恩格斯的城市生活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即恩格斯从出生到1843年的青少年时期，可谓恩格斯的前革命时期，从实践中体察时代与环境的变化，以审视的目光，反思宗教教育与环境问题;第二个时期，1843—1883年，是恩格斯与马克思相识、互信与密切合作的时期。这40年间，恩格斯从法国巴黎、德国科伦到英国曼彻斯特，与马克思一起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建与实践活动;第三个时期，1883—1895年，恩格斯回到英国伦敦，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完成了《自然辩证法》等主要的哲学论着，并积极地建立了第二共产国际。这些均构成了恩格斯城市生活的基本路径。
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在德意志莱茵省的巴门市。巴门市与爱北斐特市毗连，两市是莱茵省的纺织工业中心。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破坏了两座城市的优美风光。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大，工业发展初期对环境的破坏随处可见。大量纺织工人生活状况与生存环境恶化的景象深烙于恩格斯的视域，成为恩格斯城市思想的生长点。恩格斯在早期着作《伍珀河谷来信》中，通过对城市周边环境恶化的描述，展现城市中工业发展与环境的冲突。同时，恩格斯虽然出身于宗教家庭，但一直反对有神论，有强烈的独立思考能力，在青少年时期就通过自学实现了从有神论者向无神论者的转变，为后来与马克思的合作提供思想上的准备。1842—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曼切斯特的经历对他学术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亲自深入观察所获得的可靠材料而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记述了工人(新市民)生活的真实样貌，关注工业化城市带给他们的生活境遇，首次从城市主体与生产方式的关系上论述城市，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城市观的基本内涵。恩格斯在德国科伦担任了《新莱茵报》编辑，对欧洲革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50年11月，恩格斯再次回到英国曼彻斯特，在长达20年的家族企业经营中，一方面支援了革命，另一方面也扶助了马克思的生活。从1870年至逝世，恩格斯一直居住伦敦，摆脱了商人生涯，专心于社会主义事业，用8年时间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撰写了《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以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将全部精力投入整理《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密切关注社会主义运动，建立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并在党的建设方面也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
恩格斯的城市理论，正是其城市生活实践的映射，贯穿于恩格斯全部的着述中，成为理论言说的空间背景。恩格斯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关注城市的环境与文化，在与马克思展开合作后，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论住宅问题》，将城市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空间要素。恩格斯从试图解决城乡矛盾出发，厘清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力求解决城市生活中的最基本的住宅问题，并指出无产阶级在城市中的生存方式。恩格斯在哲学论着《自然辩证法》中，更是站在城市空间的视野中，从试图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出发到解决人与人的矛盾，而实现“两个和解”的最终目标。
二、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城市观的一般逻辑
恩格斯从城市的视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具有建设性作用。他一生都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中，基于历史与实践基础上的反思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构成恩格斯城市观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对工业化城市的批判从《伍珀河谷来信》开始展现出来，对家乡由手工作坊转向工业化生产而导致恶化的环境进行描述，随后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深入到对新兴工厂的生活现实的叙说;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真实的生活状况，对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以及道德环境的恶化进行了申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城市的历史唯物主义起源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以新兴工业城市的工人为社会阶级，探索摆脱困境求生存的可能路径;至晚年，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对其小说《城市姑娘》里描述的女纺织工角色进行了批判，看到了无产阶级自觉或半自觉地“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的令人震撼的努力”[5]。恩格斯从实践到哲学反思、再到实践的路径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城市观的一般逻辑。
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以城市构成其立论的空间载体。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6]556。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考察基点，通过城市人(新市民-无产阶级)、空间(新兴工业化城市)以及资本(机器大工业生产)的三足鼎立，架构了历史唯物主义城市观的基本框架。正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说，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个真正坚定可靠的观点……是关于城市的总体主张”[7]。
(一)新兴工业化城市的空间主体
工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城市的主体。恩格斯通过参与工人生活，调研工人的生存状态，证实了工人阶级(城市人口的大多数)虽然被动地成为新兴工业化城市的空间主体，但缺乏基本的空间正义。新兴工业化城市汇聚了新社会成分，形成新秩序。社会呈现出两大阶级，即由银行家、工业家、金融家和机械发明人所组成(少数)的资产阶级，以及由乡村进入城市(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早期工业城市使用固态燃料，环境污染严重，城市中的水与空气都受到工业废物的侵害，“这条狭窄的河流泛着红色的波浪……烟雾弥漫的工厂厂房……它那鲜红的颜色……而是完全源于许多使用土耳其红颜料的染坊”[8]。与恩格斯同时代的法国作家狄更斯，在《艰难时代》中描绘的焦炭城几乎是每座城市最好的时代符号，而取得如此“成果”最直接的贡献来自于工业城市的人口聚集，这一过程实现了全球人口的重新分布与人口增殖。“大租佃者的竞争把小租佃者和自耕农从市场上排挤出去，使他们穷困潦倒;于是他们就变成雇农和靠工资生活的织工，这些人大批流入城市，使城市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扩大起来”[9]96。整个19世纪，世界上早期的工业大国，城市人口增长2倍至20倍不等，工业化与城市化飞速发展起来。当英国人口中的大部分成为城市人口时，城市中产生大量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都解体了;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从乡村到城市，从农村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10]。工人阶级(新市民)的生存状况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起点。
(二)新兴工业化城市的空间生产
城市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空间底色，从人类文明的视角给城市以高度关注，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明的时代特征。恩格斯语境中的空间生产是在城乡对立、物质聚集与资本集中的基础上展开的。人口因工业化生产集聚，实现工业化大生产的同时，也为工业化城市的空间生产提供了不竭动力。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描述工业革命结束了中世纪时期农民安静的“史前阶段”“城市也没有多大差异，只有伦敦是一个较大的商业所有地;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方，都还不值一提”[9]96-97;也结束了中世纪的庄园主的生活，大量农业人口进入，使得欧洲早期的城镇或新兴工业城市呈现出惊人的发展速度。城市与乡村是人居聚落的基本形态，城乡的土地博弈是城市空间生产的物质基础，“城市人口增加了两三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9]107。恩格斯在地理决定论的基础上，以分工为出发点，分析城乡二元对立的必然性，并积极寻找消解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途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反谷物法同盟)”[6]558。他特别探讨了工业化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从早期家乡的伍珀河谷，到火车沿路上的手工作坊，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状态，但城市空间并非与乡村或荒野相连，而是呈现出与手工作坊以及被手工业污染的自然环境相连的景象。恩格斯认为，工业化初期的城市的空间生产，正是资本的扩张所实现的，即满足新建工厂的生产需要与工人阶级(新市民)的生活需要的空间而实现的。
(三)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空间需要
恩格斯对工业化城市的认识，是通过实践并且与中世纪城市进行对比建立起来的。城市的容器功能在大工业化初期更加显着，以无可匹敌的聚集力量吸纳着工业化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工人、资本家、机器、工业生产等新元素，构成工业化城市的基本成份。各组成部分彼此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矛盾与问题，形成高速城市化的基本特征，给传统发展模式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空间对象。事实上，人类现代文明的全部物质与精神成果均产生于现代的工业化城市，按着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从原始积累时期开始就形成了以城市为基础的空间生产过程，城市化与全球化成为两大方向，“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的力量就是资本，“现代社会的起点在城市”，失地农民进入城市，机器工业与市场不断扩大，实现了城市空间生产。机器大工业以资本要素发展的城市日益代替传统的自发形成的城市(镇)，实现了人口的集聚，促进了生产资料、社会财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也借由城市空间的同质化生产，实现资本的全球化;同时形成了财富、阶级、民族冲突的反向力量，在空间生产中形成的空间对立，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城市场域。
因而，“恩格斯对马克思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出具体解释与实际运用”[11]。恩格斯从城市空间的微观层面进行研究，发现了生产力发展决定社会发展，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城市观的基本逻辑，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城市视角。
三、恩格斯对工业化城市的批判与反思
恩格斯与马克思生活在城市中，他们既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城市观的一般逻辑，同时也对当时的工业化城市进行了多维反思。
恩格斯的着作中对工业化城市问题的关注，以批判为主线，可分为青年时期、与马克思合作时期、晚年时期三个时段。恩格斯从早期经验素材的直观累积直至晚年的思辨反思，形成了从新兴工业化城市到工业化生产、再到自然空间反叛的思想理路，构成了其思考城市问题的轴心线索。恩格斯对城市，特别是对工业化城市的批判性考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篇章。然而，遗憾的是，恩格斯对城市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一直没有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一)对工业化城市空间污染的批判
恩格斯对城市场域的关注正是从批判工业生产对城市空间的污染展开的，批判的视角源于恩格斯研读德国古典哲学所获得的启示，而对城市污染的关注是从恩格斯的青年时期开始的。他在《伍珀河谷的来信》中，描述染织作坊中使用的工业染料使城市周边河水变红污染，造成红色河流的景象;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写作中，20个月远离资产阶级，深入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环境，对城市工业区环境、工人生活区环境的恶化进行研究，以雇佣劳动、机器生产为特征，揭示城市环境污染影响工人阶级(新市民)的生存与生活质量。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工厂，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给城市带来了经济繁荣，但因城市的资源责权不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污染物排放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城市内与城市周边发生生态环境极度恶化的状况。以英国郞卡郡为例，历时大约百年时间，因工业化的高速扩张，郡域内从资源充沛的自然境况发展为英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环境问题也不断严峻。当时的工业生产方式以煤为主要燃料，工艺相对简单，排放设备直接，造成工厂及工人生活区空气质量严重恶化，空气污染与水质污染都成为城市环境问题中的核心。城市生活环境更加恶劣，街道中污泥、垃圾和废弃物到处都是，而且没有城市污水管网设计，到处“臭气熏天”。同时，与城市比较邻近的河流也因生活垃圾变得“浑浊不堪”。恩格斯批判式地描述，凸显工业化城市比以往手工业生产方式产生了更多的污染物。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会直接影响城市人的生活。虽然，资本家看似可以远离工业区生活，可是当欧洲大肆遭受空气、水源以及土地的污染时，所有的城市人终将在劫难逃。
(二)对工业化城市主体生存状况的批判
工业化城市生产与生活是工业化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两大社会变革，与资产阶级相比，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一直是恩格斯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他通过深入工人群体中，观察他们的生活，体察他们的疾苦，还要进一步“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而进行的斗争”[12]。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给工人阶级的压迫，从生活条件到生存环境的恶化，引发了空间正义的缺失问题。他描述了工人生活的实况:绝大多数工人生活在贫民窟中，居住空间污浊狭小，外部环境杂乱肮脏，人畜共居的情况也相对普遍;有些居住在阴暗、潮湿并且空气不流通的地下室里。工人们在衣食方面更是仅仅可以维持生存，只是活生产力的角色，完全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存在，没有尊严;同时，由于没有良好的环境，直接的后果就是工人们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空气的污染引起肺病，食物不卫生引起消化系统疾病，营养不良引起发育问题与骨病等;而生活条件的恶化又引发精神生活的匮乏，酗酒成为工人主要的娱乐活动，致使工人的平均寿命远低于资产阶级。
住宅是城市生活的必要条件，恩格斯视野中的工人住宅，并不具有真正住宅的意义，仅仅是过夜的空间而已。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详细的描述了“现代大城市”发展，土地价格升高，工人从市中心被挤到城市郊区，住房短缺成为普遍现象，大量的工人短期突然集聚于城市中，导致“住房更加拥挤，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13]。工人的食物也很粗糙，质与量上都只能维持生命的最低消耗的营养供给;同时，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只是为了适应生产进行的，或者是集中于宗教教育，让工人愿意不求回报地为资本家工作。
(三)对工业化城市空间生产的批判性反思
在恩格斯的多部文本中，可见其对工业化城市的批判，但我们并不能一味地认定恩格斯有反城市情结。事实上恰恰相反，恩格斯正是通过对城市空间及主体生存环境的反思，有意识地促进无产阶级对工业化城市的理性认知;而且恩格斯承认城市空间生产的现代性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多处肯定城市对于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意义。恩格斯正是通过对城市生活的体验以及对城市功能的考察与反思，以批判的方式给予城市极大的肯定。
1. 恩格斯肯定了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
城市的集聚功能带来工业化的发展，在新兴工业化城市中则更突出地表现为工人阶级的集合，与资本相结合，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在丰裕与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美好的生活”[14]的可能。继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6]556，更进一步明确工业化城市是工业文明的载体，预言工业化城市将代替乡村走向现代文明。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述，“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15]，从城市乡村化走向乡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凸显以分工为基础的城乡分离，以生产方式决定空间形式的新时代的到来。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城市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工业化生产促使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2.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城市是先进生产力的载体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述，“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16]，在城市与乡村对立中看到，城市是从乡村走向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空间媒介，即乡村人口集聚到城市中为工业化大生产提供了可能，促进了工业化大生产，当城市空间生产规模化，在实现乡村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又促进了工业化发展;“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商业的统治权现在也是和大工业的各种条件或大或小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的”[17]，城市成为新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载体，使新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城市的繁荣也使农业摆脱了中世纪的最初的粗陋状态。人们不仅开垦了大片的荒地，……使农业普遍得到了有益的促进”[18]222，城市不仅解放促进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对乡村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3. 恩格斯肯定了高度城市(大城市)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恩格斯认为大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他的城市情结贯穿其全部的理论成果，他从自身的生活实践中，形成对城市化进程的理论认知。恩格斯赞美伦敦与巴黎这样的大城市，特别以伦敦为例，赞美它成为世界的商业中心(世界级城市)，描述港口的繁荣，“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简直令人陶醉，使人还没踏上英国土地之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18]303。并且，他将当时的德国城市与法国巴黎进行对比，发现工业生产与贸易为巴黎带来惊人财富，而德国的工业区较少，没有独立港口，进而指出德国不能建立发达的商业中心。由此推知，恩格斯认为没有大规模的城市就等同于没有先进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认为没有大规模的城市是国家落后的表现;恩格斯并没有因为工业化城市给工人阶级带来的生存困境而抹杀城市(新兴工业化)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与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的空间生产给予高度的评价，以批判的视角肯定了新兴工业化城市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作用。通过对工业化城市中主体的生态境况进行考察，阐明城市工业化发展阶段中的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恩格斯解决工人阶级生存困境的路径选择
恩格斯与马克思对于城市起源的认识是从社会分工的视角出发的，认为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社会分工促进城乡分离，工业化城市应运而生。分工成为城市产生的原因，是形成城市的决定因素，是唯物主义城市起源说的基本内涵。“分工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分工，……现代的大工业城市……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6]558，空间上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通过两大阶级的对立表现出来的。虽然，新兴工业化城市的大多数人口是工人，但他们并非城市的主体。“‘要把一城市推向伟大，单靠自身土地丰饶是不够的’……要靠城市公平、开放和创造自由”[19]，恩格斯在指出工人阶级生活实践的窘境的同时，也为建立新兴工业化城市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行性路径。
(一)从消解劳动异化的角度，解决城市主体的空场问题
新兴工业化城市中的劳动分工是对工人造成阶级压迫的直接原因之一。恩格斯在工业化城市中发现了主体的空场问题，社会分工产生了城市，也奴役了城市中的劳动者。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城乡对立，指出社会分工对人的奴役，城市与乡村中的劳动者屈从于分工，“把一部分人变成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成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两者利益之间的对立”[6]556。恩格斯特别指出城市对人的改变作用，“劳动被分割”的同时“人也被分割”，为了生产的需要，进行单一生产技能的训练，牺牲了人的其他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当谈及工业化城市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时，恩格斯更是发现机器大工业生产对城市人，特别是对城市中的无产阶级的伤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比展现出工业化大生产中的社会分工强化了对人的奴役，也特别强调奇迹与赤贫;宫殿与棚舍;美与畸形;机器与野蛮劳动;智慧与愚钝和痴呆，“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20]。工人阶级成为真正的城市主体，是解决新兴工业化城市主体空场问题的关键。
(二)从消除阶级压迫的角度，解决工人阶级的精神与道德的失位问题
恩格斯透过工人恶劣的生存状况与居住条件，看到了工人阶级精神生活的匮乏以及道德水平低下的状态，分析出工业化城市对工人阶级的精神摧残。他特别指出工人阶级精神颓废、道德败坏的原因，是由于生活窘境的现实教育与学校提供的宗教与道德教育形成鲜明的对比，只使用法律的手段来“钳制”工人，工人内心中的仇恨是其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某些工人在对环境与内心的失望以至绝望的状态下，染上酗酒嫖娼等恶习，并且开始广泛传播。当工人阶级的生存受到威胁，他们便蔑视一切社会秩序，而这对贫穷工人阶级的精神损害也是致命的。其生活状态的恶化并不是因为不劳动，而是由于工业工厂劳动的强制性所造成的，与自愿劳动所获得的享受相比，强制性劳动本身就是带有侮辱性的折磨，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忍受，另一个就是反抗。恩格斯认为大城市的繁荣正是对工人身心破坏的主要原因，大城市是工业与资本家的创造，助燃了已经处于萌芽状态的对抗，使之全面地发展起来。工人们受到资产阶级非人性的对待，在无组织的、零散的反抗过程中，以自我毁灭的方式，用堕落甚至于用犯罪行为来表示自已的不满，破坏工厂，砸碎机器。虽其反抗行为频频发生，却屡屡失败。
(三)从消灭剥削的角度，解决工人阶级生存问题的场所依然在城市
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成为当时的主要斗争，它是一场世界性革命。城市成为革命的世界性活动场所，“城乡融合成为可能，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联合体，消灭阶级及对立，消除旧分工，通过城乡融合实现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21]。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城市贫民)的生存问题，实质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和解问题，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研究了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基本条件，分析出剥削是城市贫民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剥削获得解放。“这些城市平民……毫无力量的，……彼此素不相识的个人，他们无组织地同有组织、有武装配备并用忌妒的眼光监视着他们的力量相抗衡”[6]558，他进一步指出，工人们进行运动必须形成自己的组织———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与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产生的。工人们将劳动出卖给资本家，他们的祸福、生死存亡，都取决于资产阶级对劳动的需求。事实上，资产阶级对劳动的需求并非总是处于单向地增长，它自身受资本的制约，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过程中，通常会呈现出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交替，或者受制约于恶性竞争产生的波动，当劳动不再被需要时，工人阶级将会陷入更极度的贫困中。这充分说明工人通过劳动并不能摆脱生存困境，因此只有组织起来，通过工人运动，推翻剥削阶级的压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个和解”问题。1872—1893年20多年间，《共产党宣言》的7个版本的序言中有5版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完成的。他针对当时世界各大中心城市中的无产阶级运动进行了总结与分析，结论就是，无产阶级只有促使整个社会完全摆脱剥削阶级的压迫，才能使自己也解放出来[22]，指明工人阶级运动是消灭剥削的根本路径。恩格斯在《关于波兰的演说》中，特别谈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原因，是工人阶级被剥夺了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而为求生存而反抗的结果，而且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在屈服于命运或起来反抗的两条道路之间进行选择，追求人的尊严，扞卫人的权利，只有团结起来斗争才能实现。新兴工业化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社会机体问题在城市中得到了加速度发展，推动了社会智慧的成熟，消除了城市人之间的宗法关系。正如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所讲，“当所有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资产阶级剥削自由的时候，财产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18]454。恩格斯将城市问题的解决路径归于工人阶级的自我挽救，并且认为建立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可尝试的方法。俄国的十月革命，从城市开始，最早成功地实践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理论，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带动了世界上的一些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五、结论
我们从恩格斯思想宝库中挖掘历史唯物主义城市观的理论内涵，揭示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城市的基本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工业城市的内在矛盾，为未来的工业化城市发展找到理论依据。
纵观21世纪以来的世界城市，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城市化问题，恩格斯所描述状况再次跃然眼前。恩格斯在其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城市理论着述中，已经从现状、批判、反思中指明了工业化城市解决城市化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尽管理论是时代的产物，相隔200年的时代差异不可避免，但历史中展现的问题仍在继续。事实上，恩格斯开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城市哲学思想对于解决后进入工业化发展的国家，特别是解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仍然具有关键性的指导作用。我们在恩格斯诞辰200年之际，再述伟大革命导师的城市哲学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反思城市化的合理性与空间失范，将有助于人类社会更好厘清现代城市存在的问题根源，为城市聚落指明正确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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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怀玉．青年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者到都市马克思主义开拓者---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理论旅行史为线索[J]．学习与探索，2020(8):1-9．
[1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2．
[13]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0．
[14] 乔万尼·波特若．论城市伟大之至尊之因由[M]．刘晨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8．
[16] 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1．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1．
[18]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9] 马克·戈特迪纳，莱斯利·巴德．城市研究核心概念[M]．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7．
[2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9．
[21]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9．
[2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