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雅”在美学概念中的生成
在我国文艺品评着作中，最早提出“古雅”的是唐代的王昌龄。他在诗学着作《诗格》中，将诗歌审美趣向分为“高格”“古雅”“闲逸”“幽深”“神仙”五类。此外，南宋张炎极力提倡“古雅”,他在《词源》中鲜明地表述道：“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自张炎之后，提倡“古雅”的文艺理论家还有很多，但是，真正把“古雅”一词纳入美学范畴的，还是近代的王国维。
1907年，王国维发表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赋予了“古雅”新的美学内涵，使之成为一类独立的美学范畴：“‘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然天下之物，有决非真正之美术品，而又决非利用品者。又其制作之人，决非必为天才，而吾人之视之也，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古雅‘.”
“古雅”是王国维在学习康德与叔本华的美学之基础上提出的。王国维在学习康德与叔本华的艺术天才论时发现这一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因为在中国，缺乏艺术天才却拥有艺术修养的艺术创作者有许多，他们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也应该得到肯定。由此，王国维便以“古雅”概之。
二、“古雅”在美学概念中的释义
“古雅”在美学概念中的释义是内修的、博学的和人文的。
且相较于先天的禀赋，“古雅”更看重的是后天的修养。概而言之“,古雅”具备的修养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道德上的修身养性，即品性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刘勰认为，文艺创作是“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是创作者的内心的真实反映。因此，文艺作品能传达出创作者的思想感情，并体现出创作者自身的涵养气质。所以，就中国传统美学而言，没有高古风雅之品性的文人是不能创造出“古雅”的艺术作品的。
其二，学术上的博古通今，即对理论的融汇和知识的贯通。自古以来，中国儒家传统中就有崇尚博学广识的学术风气。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里就提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强调知识积累和学理研究的重要。严羽则认为：“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由此可见，所阅读的书籍范围越广，所了解的知识越丰富，则条理愈清晰，见解愈高明。
其三，艺术创作中的研习经典，即对古制的传承和对前作的揣摩。“古雅”不是指一成不变的泥古崇古，而是从古作经典中借鉴学习，再由此创新。对此，沈宗骞说：“学画者必须临摹旧迹，犹学文之必揣摩传作。能于精神意象之间，如我意之所欲出，方为学之有获。若但求其形似，何异抄袭前文以为己文也。其始也，专以临摹一家为主。其继也，则当遍仿各家，更须识得各家乃是一鼻孔出气者。而后我之笔气，得与之相通。即我之所以成其为我者，亦可于此而见。初则依门傍户，后则自立门户。”这段话深入地剖析了艺术创作中临摹前人经典与自己创作新作的关系，创作者首先需要广泛学习，融会贯通，然后再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三、“古雅”的“可学”观念及其承继发展
由于“古雅”特别强调创作者的学识、人品，要在书画艺术创作中达到“古雅”,创作者须有极高的知识修养和丰富的审美实践经验，还要有高尚雅致的人格品性、诚高诚博的学问功底。因此，王国维提出“古雅”说，是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一种继承，也是在接受西方美学思想影响后再针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一种发展，具有十分现实的理论意义。
王国维认为，“古雅”是后天可及的，并由此点明“古雅”之“可学”,即艺术才能的后天可教育性。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言明：“古雅之性质既不存于自然，而其判断亦但由经验，于是艺术中古雅之部分，不必尽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苟其人格诚高，学问诚博，则虽无艺术上之天才者，其制作亦不失为古雅。……若宋之山谷，明之青邱、历下，国朝之新城等，其去文学上之天才盖远，徒以有文学上之修养故，其所作遂带一种典雅之性质，而后之无艺术上之天才者，亦以其典雅故，遂与第一流之文学家等类而观之。”这段话明确地提出了“古雅”或艺术才能的后天教育的重要性，“非天才者”亦可通过自身坚持不懈的后天学习而创造出与天才之作“等类而观之”的“古雅”之美。
综上所述，“古雅”所强调的经验和后天的修养是一种沉淀和内敛的结果，是一种积极的、追求自修的儒家美学精神，有如孔孟的“仁义”与“养吾浩然之气”,都是提倡自身学识、涵量的修养。同时“,古雅”在教化“众庶”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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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宣庆坤。从“古雅”、“境界”理论论王国维与中国美学。安徽大学学报，2001（6）。
[5]闫峰。古雅在中国美学上的位置。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