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曾经把文艺学学科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分支，其中认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但是，应该看到，文艺学是一个开放性、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它既随着文学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也会因为新的方法论工具的引入而重构学科内部的话语秩序。从古典文论到现代文论，再到当代中国的文论建设，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历时性地囊括了古往今来几乎一切文学实践与理论建构；从心理学转向到哲学转向，再到语言论转向和文化转向，异质方法论的不断引入在表面上打破了文艺学以文本为唯一基点的研究框架，使文艺学学科出现了不断扩容的趋势。
同时还要看到，无论是文学实践的发展还是新方法论的接引，虽然实质上加速了文艺学边界的游移，但这种游移实际上是由新的文学实践所决定的，也是由对文学的不同解读视角决定的，它们都立足于文学本位，在不断完善着文艺学的学科建制和增强文艺学话语的阐释力，在这种情况下，韦勒克对于文学理论学术对象的划分还有其规约力。
然而，本世纪初掀起的一场引爆学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问题的争论，却动摇了文艺学的这一理论根基。一些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张目的学者提出要以泛审美的社会实践作为文艺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持反对意见者则指责这种做法大大偏离了文艺学学科的文学本位，使文艺学的扩界成了“越界”。“日常生活审美化”从本质和表象上都不是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它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引发了文艺学学科内部潜藏已久的反思话语的发声。因此，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并非文艺学的内部问题，而是关于文艺学的问题。
在这场讨论中，文艺学的边界问题和研究范式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而这两个问题，从韦勒克的立场来看，在最终都带上了矫枉过正的嫌疑色彩。
今天回顾这场论辩，对于重新厘定文艺学的研究路径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缘起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学术舶来语。较早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进行理论概括的是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与传播学教授迈克·费瑟斯通。他在 1988 年 4 月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作了题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演讲，指出使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命题：首先，它指的是那些艺术的亚文化，即在一次世界大战和本世纪20 年代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在这些流派及其活生生的生活事件中，它们追求的是消解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其次，日常生活审美化指的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包括波德莱尔、唯美主义、福柯等探索新的生活方式的实验，他们致力于把生活与艺术品位相结合，构建一种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第三层意思是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也就是消费文化发展的中心，在这个意义的审美化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超现实的东西就是今天的现实本身[2]。可见，在费瑟斯通的定义中，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两种表现形式都是具有先锋性质的反传统的艺术实践，显示的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与庸常的社会现实对决的精英姿态，后一种表现形式则明确表明，与其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是大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表现出的一种审美趋势，不如说这是一个在技术成熟到一定程度，由社会化大生产暗中控制、由各种艺术家、策划人、经营者共同操纵的后现代文化事件，三者的合谋关系促使符号影像取代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感知，造成一种虚假的审美现实，从而实现经营的利润化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化。
另一位对日常生活中审美泛化进行理论分析的是德国后现代哲学家沃尔夫冈 · 韦尔施。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分析了西方社会“美学的勃兴”的社会现象，认为“审美化最明显的见之于都市空间中……购物场所被装点得格调不凡，时髦又充满生气。这股潮流长久以来不仅改变了城市的中心，而且影响了市郊和乡野。差不多每一块铺路石，所有的门把手和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逃过这场审美化的大勃兴”，甚至认为审美成为当代哲学的核心和出发点，是不容忽视的美学、社会学现象，但同时他也指出，“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最肤浅的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大都服务于经济的目的”[5]，批判了在审美化背后的庸俗性和资本性。
最早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引入中国学界的是南京大学的周宪教授，但真正将这一概念引入文艺学的则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先生。2002年，《浙江社会科学》第2期刊发了陶东风的长篇论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此文一出，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哗然，争鸣文章不断涌现，论争时间长达七年，成为新世纪文艺学的热点话题。
在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上，费瑟斯通和沃尔夫冈 · 韦尔施基本持有一种比较明显的批判态度，致力于揭示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的技术控1后却褪却了这一实践性色彩，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成了重头戏。其实，进入新世纪以来，文艺学的危机意识一直隐约显现在文艺学的发展过程中。最先点燃文艺学危机意识的是美国文艺学家希利斯·米勒，他在 2000 年 8 月 29 日的《文艺报》和 2001 年第 1 期的《文学评论》上分别发表文章《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文艺学的命运，提出了“文学衰落论”，对文艺学的前景抱一种悲观的看法，虽然这一观点立刻遭到了钱中文、童庆炳、李衍柱诸位先生的驳斥，但已经显示出了文艺学学科合法性的危机迹象。后来，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先生鉴于中国古典文论在当代文论话语建构中的被遮蔽状态，提出了“文论失语症”，意在呼吁将中国古典文论的范畴和话语衍生机制进行当下激活，参与到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之中，却被误读为对于当前文论界盲从西方的批评，再次引发了1面对着一连串的危机事件，如何重构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话语成为摆在每个从业人员面前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是，中国当代文艺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稳固的学科规模，从何处入手进行反思成为一个实质性、实践性的问题，而“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引入无疑成了一根救命稻草。这一问题虽然在本质上外在于文艺学学科，但它对于现行学科体制的挑战却为文艺学的反思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才在中国被遮蔽了其现实干预性而成为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导火索。
二、边界游移 ：研究对象的紊乱
文艺学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文学规律和介绍相关知识为目的的学科。自从文艺学建立学科体制以来，就致力于对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做出学理的剖析和价值的评判，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学科话语。但是，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的“现实”，陶东风先生认为这已经“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文学’、‘艺术’的定义”、“这应该被视作既是对文艺学的挑战，同时也是文艺学千载难逢的机遇”[6]，要求将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纳入文艺学的研究视野，以适应变化的审美现实，使文艺学与现实保持血肉般生动的联系。阎景娟等人也认为“：我们经验中的‘文艺'
很可能、甚至已经在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进程中找到了新的栖身之处，获得新的形态。这是因为，文学艺术活动不一定非得在文学艺术那里开展不可。”[7]极力要求文艺学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关注这些新出现的社会现象。
在以陶东风先生为代表的文艺学扩界论者那里，要求文艺学扩界的理由正是上述审美的泛化现象，也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这里就牵涉到文学与审美的区别。审美是对于美的审视与体察，而美则是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是能够使人们感到愉悦的一切事物，它既包括客观存在也包括主观存在，建筑、音乐、舞蹈、服饰、陶艺、饮食、装饰、绘画都是审美的对象，其中也包括文学。文学是一种审美，但审美并不等于文学，二者是存在严格的层级关系的。陶东风先生作为学养极深的文艺学学者，这点起码的逻辑常识还是懂的，以他为代表的论者之所以会选择用审美泛化这个拙劣的理由作为文艺学扩界的支撑论据，乃是因为其中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文学性”的关键问题。
“文学性”的概念最早见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后来成为英美新批评的核心术语。学者们提出“文学性”的概念意在冻结文论界长久以来对于文学本质、定义的追问，试图以漂浮于历史和现实各处的“文学性”来考察文学，但是这种对文学的松绑却使“文学性”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扩散、弥漫，使很多原本与文学不沾边的东西带上了一定的文学色彩，比如广告宣传中的华丽辞藻、城市规划中的结构层次等等，使“文学性”成了像“互文性”一样的无所不包的空洞的能指。但正如盖生先生指出的“：至于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如街心花园、超级市场、美女图片、时装、名车等，更是与文学不搭界，充其量可以作为文学的描写对象而不是文学本身。”
这些被论者列进文艺学研究范畴的事物都是作为直接的物质实体作用于人的感官的，既不必以语言为中介，也没有为受众预留审美想象空间，而这些正是文学之为文学的起码质素，所以，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入文学的范畴和文艺学的研究体系。
同时，虽然没有超验的文学性来保证文学行列的确定性，但却存在着文学惯例。文学惯例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关文学的基本认定，由于代代相传、积淀，几乎已经成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文艺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领、甚至制造文学惯例，但这种引领或创造必须建立在对于文学惯例的尊重的基础上，任何偏离文学惯例的创造都会被文学最终抛弃。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在读者接受美学勃兴的当下，研究者已经发现文学的惯例不仅存在于学院派的讲堂之上，更存在于大众的审美心理中，是读者接受心理的文体表现。即便某些事物在学院内部被加进文学的行列，如果得不到大众的认可，仍然无济于事。诸如广场、名车之类，在稍有常识的读者看来都不会把它们拉到文学的领域之中。
文学肯定具有文学性，但具有文学性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文学；文学具有审美价值，但并非所有具有审美价值的都可以归入到文学的名下。这种简单的逻辑思维能力应该是研究人员起码的学术积累。
新的研究对象并不仅仅是新出现的社会现象。
在经典文艺学的学科体制中，只有那些在历史浪潮中沉淀过的经典作品才可以进入文艺学的研究范围，这种保守的学科定位使当代文学长期不能在文艺学中取得名正言顺的地位，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实践促使文艺学将“80 后”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兴的文学实践纳入学科视界，真正拓展了文艺学的发展空间，使文艺学焕发了生机。它们之所以能进入文艺学的研究范畴，扩大文艺学的边界，是因为它们既具有文学性，又符合长期形成的文学惯例，处于以文学为中心的同心圆范围之中。文艺学扩界的鼓吹者们所大力宣扬的作为文艺学新研究对象的现象，其中确实存在一些文学性因子，但它们更适合归入美学尤其是实用美学的范畴，就连频频被鼓吹者引用的沃尔夫冈也是在他的《重构美学》中论述这一社会现象的，只字未提文艺学。
三、研究范式 ：文化研究与文化转向
文艺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的，文艺学家也多是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出发建立宏大的理论体系，这也是文艺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发掘使一些学者感到这种研究方法的不足，因为用意境、结构、语言、人物等范畴难以应对复杂的审美化现象。为了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名正言顺地归入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一些学者便提出文艺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命题。金元浦曾在多篇文章中呼应了陶东风关于转换文艺学研究范式的倡议，他认为，今天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如广告、流行歌曲、健美等，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因此文艺学研究不必固守原来的精英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应该向跨学科研究、文化研究开拓[9]，要求文艺学从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以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突破文艺学的学科“局限”，重构文艺学的学科体制。
文化研究确实应该提倡，因为当今社会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越了单个学科所能涵盖的范畴，需要多个学科的协同作业才能准确进行把握。但是，多学科的协作并不意味着消除学科间的界限或将某个学科进行盲目扩容，而是需要一部分学者专门从事这种大方向的研究，因此，文化研究的学科建制迟早会得到学界的广泛承认。由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此间一展身手，文艺学的研究者当然也可以涉猎文化研究。但是，我们反对一些文艺学者打着文化研究和文艺学反思的幌子取消文艺学的边界，用文化研究取代文艺学，也反对文艺学者利用文艺学的资源（尤其是文艺学期刊）从事文化研究。这样做，一方面会挤压文艺学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会误导大众对于文学、文艺学的理解。可以想见，如果《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期刊上全部是文艺学家发表的研究都市咖啡屋、美女服饰、城市广场等等的文章，那么总有一天，人们会不再视唐诗、宋词、小说、散文为文学、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而会把咖啡屋、城市广场看做文学的经典样式，这也许是文化的胜利，却实在是文学的失败和悲哀。
其实，大部分学者在论述中都混淆了文化研究和文艺学文化转向的区别。文化研究属于广义的社会学的范畴，甚至与民俗学、人类学都有密切的联系，它的研究内容是人类社会纷繁芜杂的文化现象，要揭示的是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学、人类学成因（弗雷泽的《金枝》可看作文化研究的典范着作）。
文化研究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注，对于少数族裔文化认同的重视，对于弱势群体现实处境的呐喊，具有极强的现实干预性和意识形态性。而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意味着在文学研究中运用文化研究的视角，甚至要动用文化研究的成果，揭示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文化成因和文化意义。在此，文化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工具和方法论，是为了更好的理解文学、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服务的（比如在城市文化的背景下讨论 19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风格，在妇女解放运动的国际背景下透视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探讨“80 后”写作群体的创作状况等等，都是极有学理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方向），而非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用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就像文艺学的语言论转向是借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文学，而非用语言学取代文艺学。文化研究的价值立场应该是每个知识分子研究问题时的出发点，因为它代表了知识分子作为民众代言人的责任和担当意识；文艺学的文化转向则应该成为文艺学研究者必备的学科视野，因为文化转向所带来的广阔学术前景正是文艺学一个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学科增长点。在这个层面上，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所带来的更接近于童庆炳、蒋述卓等诸位学者一直提倡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径。
有学者认为文艺学是一门应答性很强的人文学科，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政治的应答”、“对意识形态诸领域如哲学、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的应答”、“对文艺学自身的应答”[10]，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作为当今文化社会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文艺学对此做出自己的反应也是无可厚非，但是任何应答，尤其是关乎学科规限性的应答，都必须秉持巴赫金所说的对话精神，必须保持学科自身的自足性和独立性，一旦在应答中放弃了主体性，所得到的只能是学科沦为附属或者濒临消亡。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在所难免，但是由此而扩充文艺学的边界、颠覆文艺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却是缺乏学科理性的激进做法。韦勒克上世纪对于文艺学学科归属和研究对象的论述虽然在今天看来确显保守，但是它所指向的严谨的学科意识和独立精神，却是我们今天不得不继续保持的。
四、文化诗学 ：文艺学的调适
其实，早在 20 世纪末，对文艺学方法论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反思便已进入部分学者的思考范围。1995 年，以许明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提出了“第三种批评”的概念，试图突破当时文学批评的局限，并相继发表系列文章探讨这一问题。正是在这一事件的促动下，蒋述卓教授发表了《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一文，提出了“文化诗学”的命题，并指出“：文化诗学，顾名思义就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这种文化批评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中那种简单的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又不简单袭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或西方人所建立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文化批评理论。它应该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
随后，童庆炳先生于1998年在扬州会议上也提出这一概念，并发表《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等论文，对这一概念进行阐释。时至今日，文化诗学已经成为文艺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极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视野。
相较于文化研究，文化诗学是立足于文艺学本位的理论创新，所彰显的乃是一种更为宏大、整体的研究格局，是将文学置于庞大的文化网络中进行观照，从文学中洞悉文化历史的演进，也在社会文化的鼎革中关切文学的命运与表述。正是这种文艺学本位意识，使得文化诗学越来越成为更多文艺学学者的共识，并被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多个学科援引、借鉴，催生了一大批具有文化意味的文学研究成果。而文化研究，则在理论的激荡和学科的调适中渐渐退出文艺学的阵营，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从某种层面看，文化研究其实是将文化诗学推向极致的表现，这种极端化的学术倾向本就潜藏在文化诗学这一概念之中。因为一旦用文化的视野进行审视，再加上文学性的播撒，学者就很容易将具有文学性的文化对象纳入文化诗学的研究体系。所以，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争论的爆发，其实是文化诗学理论内部冲突的表征，也是文学立场与文化立场的角力，其出现有着必然的学理逻辑。
今日回顾这场论争，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若非有这场几令师生反目的辩论，文化诗学这一新的文艺学研究路径也不会如此顺利地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同，并进而成为将文艺学研究推向新境界的强大助力。经过这场争论，文艺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确证，也保障了 21 世纪以来文艺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并因而催生了文化研究这一方兴未艾的跨学科方向，着实为功不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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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迈克·费瑟斯通 .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M].刘精明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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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陶东风 .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 [J]．浙江社会科学，2002，（1）：165—171.
[7] 阎景娟 . 从日常生活的文艺化到文化研究 [J]．文艺争鸣，2003，(6)：21—24.
[8] 盖生.“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关系质疑[J]．求索，2006，（1）：175—178.
[9] 金元浦 . 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 [J]．河北学刊，2004，（4）：93—96.
[10] 王建刚 . 政治形态文艺学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9.
[11]蒋述卓.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J].当代人，19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