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意识形态"概念在法国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中出现以来,它很快就渗透至人文社会诸学科中,成为其理论工具箱中的显赫成员.就意识形态话题,齐泽克、阿多诺、拉康、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布迪厄等理论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议论纷纷.的确,男男女女不单生活于较为实在的物质环境之中,还被相对虚拟的意识形态环境重重包围."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1]341换言之,意识形态领域与符号领域相互吻合,正是各种不同符号系统的意义生产营造出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氛围.无论是语言科学中的个人主观主义还是抽象的客观主义,都回避了意识形态符号的社会属性---在解释意识形态现象时,前者个人心理至上,而后者则囿于抽象的概念法则.如果把社会性搁置一旁,那么,意识形态的理解就十分容易流于狭隘化、简单化.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统治阶级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
因为"统治阶级总是力图赋予意识形态符号超阶级的永恒特征,扑灭它内部正在进行着的社会评价的斗争,使它成为单一的重音符号."[1]358也就是说,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统治阶级总是绞尽脑汁,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来进行自我神化,以图一元独尊.针对上述偏颇,巴赫金强调:"在每一种意识形态符号中都交织着不同倾向的重音强调.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1]
357符号的不同使用必然意味着各异的生活方式,其中必然蕴含着身份、等级与权力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也暗示还有占非统治地位的思想.它们之间既可能相互印证或款曲暗通,也可能相互竞争、相互矛盾乃至激烈冲突.不管怎样,符号的生命在于社会生活中永不停歇的人际交流,在于社会生活中众多关系项的复杂互动.这也保证了意识形态可以查漏补缺、吐故纳新,不断调适、更新自我;保证了意识形态足以有效规避独白性,始终处于开放的对话状态,而不致渐成死水一潭.归根结底,意识形态的多重声音代表了多重的社会力量对过往历史、当下现实的褒贬臧否,以及它们对未来愿景的期待与想象.在意识形态家族的意义生产中,无论是"理想国"式的严词贬斥文艺,还是"文以载道"传统对文艺的勉力引导,都凸显出其不容忽视的地位.
米肖在考察当代艺术时指出:"纳粹主义通过揭示事物的英雄性质,在艺术中投射理想化的生活价值.而苏联的做法则更加脚踏实地、现实主义,或者说实用主义:艺术应该展现未来的光辉,掩盖当下的不足."[2]97尽管有着细微的差别,但它们都促成了政治的美学化,都成功地使异己的文艺流派大规模销声匿迹.从封建时代绵延不绝的"文字狱",到现代集权主义对文艺的极力掌控,都在证明统治权力对文艺的恐惧与垂涎,证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抗衡、批判、斗争、清除---不仅是针对文艺作品,有时也针对文艺家自身---至关重要.这也意味着不管文艺家多么努力避开所谓文艺之外的东西,都难免与意识形态---譬如政治、哲学、道德、宗教等之间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勾连.因此,文艺也经常被视为意识形态的风向标或消息树.正如《礼记·乐记》所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也.即是说,审美谐和与政通人和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反之,审美失调自然暗示着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权力危机.从古至今,政治秩序的维系从来并非仅靠强硬的法律、军队与监狱等,还必须依靠较为软性的文艺、风俗、习惯等审美力量.或者说,必须经由后者将前者予以审美化,把僵硬的律令融化至男男女女切身的审美体验之中.审美是一种感性活动,是肉体的生动经验,当"权力被镌刻在主观经验的细节里,因而抽象的责任和快乐的倾向之间的鸿沟也就相应地得以弥合"[3]8时,男男女女便从意识形态的询唤机制中获得想象性的自我认同,从而成为现行制度的自觉维护者,这当然是统治秩序所梦寐以求的局面.然而,在服从权力的同时,肉体中还会不断滋生出反抗权力的事物.
沿着同样的路线,审美也有足够的力量去冲击、摇撼既有的政治秩序.所以,"审美从一开始就是个矛盾而且意义双关的概念"[3]16,审美是一种危险的愉悦,它扮演着解放与压抑的双面角色.文艺的审美特征必须在文化系统中确立:"为了取得可信而精确的自我界定,审美必须与人类文化整体中的其他领域进行相互的界定","只有系统哲学以其自身的方法才能科学地理解审美的特殊性、审美同伦理和知识的关系,审美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最后还有它的适用范围"[4]317.换句话说,应该放弃形而上学的艺术观,不再把审美视为文艺亘古不变的本质,而将其看作与其他意识形态成员之间相互区别的结果.
惟有在多重的关系网络中去把握文艺与审美,才可能摆脱文艺外部与文艺内部的二元对立,摆脱过度贬低或抬高文艺审美特点的习见窠臼---两者经常是相伴而生,一个高涨过后带来的是另一个的激烈反弹.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史,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路线前前后后施行了几十年,直至文艺丧失了自己意识形态的独特性,沦为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政治的传声筒,表现在文学批评中则是政治标准吞噬了美学标准.这一极端化、教条化的状况最终难以为继,随之迎来的是对政治的厌弃与逃离,回归文学本身、回到"纯文学"一时间蔚然成风,但不免渐渐堕入狭小的个人天地里自娱自乐.其实,文艺简单地规避意识形态的其他成分无济于事,因为一方面,文艺不可能完全脱离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网络,冶炼出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文艺".另一方面,所有的事物都能够成为审美对象,关键在于,这些事物必须被置于审美的视野下,必须经由审美主体体验的过滤,必须建构出富有活力的艺术空间.
二
虽然文艺与审美深深植根于红尘俗世,但它们经常被寄予超尘脱俗的厚望,浪漫主义与康德美学是其两个大宗.浪漫主义视文学为有机体,它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内在的目的---"排除了所有过渡性的、外在的因果关系;有机体发展的终极性与其本质的自我展开相同,有机体只能变成它在萌芽时期就已经是的那个样子,没有经受任何哪怕是轻微的外在影响"[5]1.除了文艺自身的固有演绎,其他一切犹如不在.显然,这种本质主义的观点把艺术神圣化了.有意思的是,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路径也达到了同样的目的.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的小说无情地揭露了其时的社会本质,部分马克思主义美学由此推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艺术是唯一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由马克思主义规定,因而也受哲学规定---不异化地看待任何阶级社会都离不开的现实"[5]427.
换言之,伟大的艺术可以居高临下、拨云现日、醍醐灌顶,令社会发展的规律一览无余.然而,当这种现实主义成为独一无二的至高法则时,却导致了文艺界的百花凋零而非百花齐放.还有一种神圣化艺术的路径是认为艺术具有揭露、颠覆人类社会异化的重大责任与巨大力量,它不愿做社会水泥而热心于社会批判,也只有这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都持类似见解.不言而喻,在他们眼里,文学、文化的商品化、产业化有百害而无一利.众所周知,康德美学在中西美学史上都有深远的影响.卡西尔指出:"直到康德的时代,一种美的哲学总是意味着试图把我们的审美经验归结为一个相异的原则,并且使艺术隶属于一个相异的裁判权.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第一次清晰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艺术的自主性."[6]175康德首次将美学从政治学中解放出来,开辟了美学的新时代.这一无功利的美学理念经由王国维等人的引介与宣扬,成为中国美学、中国文艺走上现代性道路的重要动力,并且同浪漫主义一道深刻地形塑了此后的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它始终坚守文艺自律的阵地,以审美体验抗衡着政治、道德、经济等力量的过度他律.
"人类所有的感受、行为模式、外表和排泄行为都在美感的控制中进行"[7]33.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早已成为历史,审美体验的极端政治化、道德化的情况也随之消歇.当整个社会卯足了劲开始大力发展经济时,审美与经济的密切联动日益显现出来.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商品循环过程中,审美因素的重要性趋于稳步上升.物质匮乏的时候,对芸芸众生而言,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绝对优势.而经济繁荣、商品极大丰富的年代,商品的使用价值固然重要,但它必须给美学价值出让足够的空间.不然的话,在同类商品的激烈竞争中,就会不得不向对手出让市场份额.以汽车的历史为例,福特汽车最初集中关注的是汽车的功能,它对愉悦消费者感官的东西丝毫不放在心上,因为整个汽车几乎没有任何审美性的修饰,而且它竟然可以连续 20 年生产同一款汽车---尽管取得了市场的成功.耐人寻味的是,恰恰依靠致力于满足消费者的美感期望这一点,其竞争对手通用汽车打破了福特汽车的垄断地位,获得了大众的青睐,分得了市场.美学因素可以让商品的外观形象光彩照人,凭借其美学造型的诱惑力牢牢抓住男男女女的感官.至少,面对使用价值相当的商品,美感的诱惑将是制胜的法宝.所以,设计或创意在商品的链条上所占的地位举足轻重.
审美刺激与审美期待当之无愧地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的衣食住所、交通与传播工具等都为此提供了丰富而有说服力的证据.毫无疑问,美学因素不能一成不变,而要不断革新,保持崭新的形象---美学革新"对于工业社会中的资本组织有着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8]40.另外,精明的商家从来不会忘记开展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把革新后的商品跟特定的身份进行绑定,制造出流行时尚,企图使男男女女对新商品形成下意识的身份认同感.
美学革新在满足整个社会需求的同时,又创造出新的需求来诱惑大众.美学革新一旦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携手同行,经济、消费的审美化或审美的资本主义化就是既成事实.在阿苏利看来,这首先是文明进步的一个症候,因为消费的审美化意味着商品需求的个性化与复杂化,意味着经济模式从外向型到内向型的转换---前者意在市场的对外扩张,而后者旨在满足国内市场.而且,这一审美化"是更深层的对社会伦理的更大进步的表达"[9]79.换言之,消费的审美化向全世界呈现出琳琅满目的商品,男男女女在购买、使用这些物品过程中获得了使用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个人独特的需求也得以实现.从整齐划一到丰富多彩,从一元独尊到多元同在,如果说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是在艺术维度张扬个性,那么,审美资本主义则是在经济维度迎合个性;如果说浪漫主义的个性是对既有意义陈规的巨大挑战,那么,审美资本主义也蕴含着不可小觑的解放能量.毕竟,很多时候,经济的扩张都需要冲破意义秩序的屏障,需要与现有的意义传统、意义禁忌进行决裂.这也暗示商品的美学革新含有强大的反作用力,它会反过来影响男男女女对世界的感知,甚至重塑他们的感觉结构.显而易见的是,审美化解构了流传甚久的工作伦理、节俭观念,享乐迅速变成天经地义的信条,成为"正常生活"、"快乐生活"的标杆.达不到这一标准的男男女女,就是鲍曼所说的有缺陷的或失败的消费者,就沦为消费社会里的"新穷人"[10]85.于是,在一个由光芒耀眼的商品所组成的审美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个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享乐主体、自己的奴隶,并由同样的原因鼓动自我解放".在一个个商品走马灯式的不停追逐中,商品的使用价值被品牌的象征价值、符号价值快速淹没.在看似自主的选择中,应予思考的是这种选择跟资本驯化之间的关系.假如"感觉战胜了道理、情感战胜了理智","愉悦变得比功效更重要"[9]136,摆在消费者面前的严峻问题是:如何避免成为资本随意摆布的棋子,在非理性主义消费的泥潭中自矜其成、自得其乐?
三
意识形态是社会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对社会的创造性认识与想象.这是一个不断运动、辩证生成的过程,各式各样的符号同台竞技,而语言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角色.因此,意识形态分析很大程度上就是语言分析,分析语言如何构筑意义,分析不同意识形态成员在意义建构方面的异同.众所周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区分了语言与言语,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它有着强烈的纸上谈兵色彩---钟情于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而把具体语境对语言的形塑晾在一旁.
这对分析藏龙卧虎的意识形态明显还不够,于是,"话语"概念应运而生,它不再是静态的或抽象的言语行为,而是动态的、具体的言语交往.在解释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方面,巴赫金既有较早的理论阐述,又有较多的案例分析,因而被伊格尔顿誉为"话语分析之父"[11]365.在他看来,话语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能够记录下社会变化的一切转折的最微妙和短暂的阶段"[1]352.
从风起于青萍之末,到狂风大作,再到尘埃落定;从萌芽到形成再到成熟及衰微;从缓慢的量变到瞬间的质变,凡此等等,所有大大小小的社会动态无不在话语上刻下印痕.话语是一种媒介,其中渗透着纵横交错的无数意识形态关系.凭借"纯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生活交际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作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等特点,话语成为意识形态研究的基本客体[1]349.具体而言,意识形态的现实即是符号的现实,所有的意识形态符号都是符号交往的物质化,而话语携带的全部意识形态要素或密码都融化在符号功能中.每一意识形态部门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符号,独特的一套表意方式,而话语则足以承担任何意识形态功能.话语是活生生的言语流,没有了社会交往,话语就不成其为话语.话语是个体意识的重要媒介,甚至成为个体的内部生活.任何的意义理解、意义剖析都离不开话语,离不开话语对意识形态或隐或显的折射.
男男女女的生活中存在着多种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多种话语,它们组成了驳杂多变的话语光谱.自古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政治话语都对文学话语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民族建设浪潮风起云涌,文学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多数时候,文学积极投身其中,或被理所当然地征用,成为革命的武器.必须补充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围绕文学如何成为合格的武器、如何保留文学自身特征等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思想斗争的结果既深刻形塑了文艺的面貌,也深刻影响了文艺家的人生命运.以苏联为例,日丹诺夫们打着"斯大林主义的美学幌子,颐指气使,装腔作势.正是他们,借助政权发起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运动,争取或摧毁了文学想像的中坚力量,造成了最可悲的后果.只有那些出于职业利益进入斯大林时代官方批评刊物和国家出版物之人,才能完全意识到纯文学和批判艺术堕落到多么不人道的空洞程度.这是绝望的单一模式:无休止地讨论这篇小说或那首诗歌是否符合党的路线;作家不断地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没有认清形势,在社会现实主义方面立场'错误';小说、诗歌和戏剧不断接到要求,应该铸造成'无产阶级的武器';作家的任务就是歌颂'正面英雄',作品中容不得一丝色情或风格的暧昧,有时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洁癖程度.确切地说,日丹诺夫主义的理想是将文学退化为集权主义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2]354 -355随着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结束,国家步入正常的经济建设轨道,上述文学跪伏于政治的态势也迅速终结.文学界开始致力于久违的形式探索,在去政治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然而,纯文学的实践好景不长,一是易于陷入狭小的天地,二是很难抵御商业大潮、娱乐之风、视觉影像等接二连三的冲击.如果说,之前面对强力的政治话语,作家是被迫臣服的话,那么,现在则是如果作家不主动迎合它们,就很难赢得市场的认可,很难获得不菲的收益.以文学的方式触碰僵化的政治禁忌而有所为,体现出作家的勇气与良知,尽管在其时会有不测之祸,但他代表着那一时代的精神高度与量级,哪怕这在时过境迁之后看起来平淡无奇.在商业、娱乐、影像等的诱惑与冲击之下,以文学的方式思考关系男男女女自身重大社会问题,不随波逐流,有所不为才是坚守良心的作家,虽然可能会有名利上的损失,但他同样堪称时代的标杆.纷纷扰扰的话语地带中,各种话语相互影响、相互博弈.它们根据世事变化调整发言的方式,调整各自在意识形态整体中所占据的分量,话语的窗口可以让人们一窥个中究竟.
事实上,话语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因为话语之外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霍尔提醒人们注意,这并不是说话语之外不存在任何事物,而是说要想有意义就离不开话语.于是,话语分析顺理成章地打开了文化研究的广阔空间."文化是由观念地图、理解框架以及所有使我们能够理解世界的东西构成的.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但其意义在我们弄明白前却是含混不清的","我们需要借助文化研究去发现意义是怎样进入事情本身的,它是怎样构成事件的"[13]223.换言之,文化研究通过话语分析告知男男女女,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事物如何把意义植入其中,其间又蕴藏着怎样的权力关系、意义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等.既然把目光转向了文化,研究的范围就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文学.那些之前根本上不了台面的话题就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学者讨论的对象,譬如,电视连续剧、洗衣粉广告、拳击比赛、地摊读物,甚至屎的历史等等.如此的意义分析可以使男男女女做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知晓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男男女女对具体事情的认知,如何形塑他们的感觉结构;知晓意识形态如何通过美感体验加固意义,而美感体验又是如何刺破意义的惯习;知晓意义并不拥有不变的本质,而是被人为建构出来的.因此,可以不断地参与其中进行改进,而这种意义改进反过来又可以重塑他们所身临其境的物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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