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是古希腊着名的哲学家，着作的内容涉及哲学、伦理、美学和文艺理论等方面。柏拉图的思想论着多以对话形式出现，柏拉图本人并未出现在对话中，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似是他的化身，是他思想观点的代言人。柏拉图着作对话内容并不艰涩高深，相反，语言平实、道理浅显，推理方式有问有答，环环相连，但许多情况下，很难得出结论或者结论过于绝对或者就没有结论，在《大希庇阿斯篇》的结尾，甚至引用一句谚语来结束关于美的讨论，“那就是更清楚地了解一句谚语：美是难的。”（1959：167）柏拉图有关文艺理论的观点散落在一些对话篇中，主要想解决的还是早期希腊哲学家所留下来的几个主要问题：首先是文艺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其次是文艺对社会的功用。此外，还有他所涉及的艺术创作的原动力的问题，即灵感问题。
一 文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对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柏拉图认为文艺不管是画家还是诗人的作品都是对现实的模仿，这里的模仿是指文艺作品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根据他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的论调，也就是说，现实世界是由理式世界产生而来，理式世界是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而现实世界与真理隔着一层，那么文艺作品即诗是对现实世界的临摹，文艺作品与真实的理式世界隔得就更远，所以文艺作品的内容就是不真实的，是不可信的。
在《理想国》卷十里，他认为万事万物的根源或本质是一个“理式”，即现实世界的根源是来自一个“理式”，这才是我们认识事物时要认识的真理，而文艺创作与“理式”这个真理即所谓的真实世界隔着现实世界这一层，所以不能认为是对真实世界的再现，是不真实的。“理式”永恒存在，不受现实世界的任何影响，是万物之本。他本人以“床”为例：“那么，床不是有三种吗？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是神制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我想神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愿造某某个别的床，而要造一切床的理式，所以他只造了这样一个床，这床在本质上就只能是一个。”（1959，P57）从此可知，柏拉图的文艺观与他的哲学观密不可分，一脉相承。柏拉图认识到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即普遍存在与个体存在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问题是，柏拉图的理式世界先于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即外在的物质世界，这本质上是上帝造万物的学说，上帝创造了大千世界，先于万物而存在，这是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然而，根据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物质世界是人类思想意识思考的对象。物质世界先于意识世界或者说没有人的意识世界照样存在并且发展着。再用柏拉图的例子，木匠所造出的各种各样的床是物质世界，根据床的具体存在形式，意识世界总结出床的一般特征，所以当我们说到床的时候，不用眼前必须要摆着一张具体的床。抽象与具体，普遍与个别的关系应该是根据具体的事物总结出一般特征，而这些一般特征又在具体的事物上能体现。而且，为什么木匠造出的床是不真实的呢？那我们睡在一张不真实的床上，岂不是滑稽可笑。
那么，柏拉图如此学说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首先，不难看出，他要否定文艺的真实性。其次，是要维护神权的神圣，即神就是真理。最后，我们还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要否定真实的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当时的社会现实已经发生变革，出现了民主派，危及到贵族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而柏拉图出身贵族，力图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所以不难理解他对现实世界真实性的否认。总之，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也好，形而上学也罢，都是为其政治目的和利益服务的。
二 文艺的社会功用
《理想国》（卷二至卷三）明确提出彻底讨论“说什么”和“怎样说”这两个问题。谈到“说什么”这个问题时，柏拉图是站在政治上统治者的角度，认为文学创作的内容应该成为政治统治有用的工具，成为教育年轻人的有力工具，他列出了许多不允许在文学中出现的内容。诗歌或故事只能是颂神诗或赞颂神的勇敢、正义等优良品质，关于神的一切不好的恶行，不好的品质的故事和诗行都应该删除，让年轻人只接受神的崇高、神圣，只接受正义和勇敢。“我指的是赫西俄德，荷马和其他诗人所做的，他们做了一些虚构的故事，过去讲给人听，现在还在讲给人听。”（1959：18）柏拉图指出文学作品的虚构性，认为荷马等诗人在说谎，欺骗听众，因而否定荷马史诗中亵渎神灵的片断。我们说，文学创作是带有虚构的成分，但是不是在说谎，值得进一步探讨。柏拉图认为文学作品种虚构的部分应该删除的真实意图是要维护当时贵族阶级的统治，维护他们的宗教信仰，是要重新编一套符合他们阶级利益的故事或诗歌，是要年轻人坚决拥护贵族阶级的统治。可是，柏拉图主张编的这些符合理想国法律规定的诗歌，难道就是所谓真实的，完全可信的吗？
“所以只有城邦的保卫者可以说谎，来欺哄敌人或公民，目的是为着国家的幸福。此外，一切人都不能说谎。”（1959：P32）换言之，城邦的统治阶级可以做文学来教育城邦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所以，各种各样的文学创作只要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才会被统治阶级接受、宣扬和传授。柏拉图虽然陷入自己所设的悖论，却深谙文学的社会价值、现实功能和教育意义。
讨论了“说什么”之后，柏拉图分析了“怎样说”，“就是凡是诗和故事可以分为三种：头一种是从头到尾都用模仿，像你提到的悲剧和喜剧；第二种是只有诗人在说话，最好的例也许是合唱队的颂歌；第三种是模仿和单纯叙述掺杂在一起，史诗和另外几种诗都是如此。”（1959：41）比较这三种叙述方式，柏拉图认为人只能模仿一种人，首先如果模仿很多人，人与人的特点不同，怕是做得不成功，而且，时而还要模仿品质恶劣的人的话，久而久之，容易受所模仿的人的品质影响而变坏。因此，柏拉图对诗人和故事作者下了一道逐客令：“那么，如果有一位聪明人有本领模仿任何事物，乔扮任何形状，如果他来到我们的城邦，提议向我们展览他的身子和他的诗，我们要把他当作一位神奇而愉快的人物看待，向他鞠躬敬礼；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我们的城邦里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法律也不准许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把他涂上香水，戴上毛冠，请他到别的城邦去。至于我们的城邦嘛，我们只要一种诗人和故事作者：没有他那副悦人的本领而态度却比他严肃；他们的作品须对我们有益；须只模仿好人的言语，并且遵守我们原来替保卫者们设计教育时所定的那些规范。”（1959：45）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文艺不能用来愉悦大众或听众，文艺的娱乐功能被否定，无疑，这有利于传统艺术的保留，因为传统艺术往往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显得不合时宜，不受人们欢迎。如果说不考虑观众或听众或读者对作品的反应这一点来看，当然也有一种清高的意味，比如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都是那些传统节目，却始终显得高雅而优美。文艺成了教育的手段和工具，人们从小接受高雅艺术的熏陶。当时里面不能有任何反面的人物和措词，实行的像是一种完全的军事化管理，人们按照所安排的任务工作，没有任何感情方面的宣泄，只有服从和理性。文艺作品只能有崇高的元素，不能有哀伤、悲伤之意。文学艺术变成了单一的赞歌和颂诗，长此以往，索然无味。这种观点在《法律篇》里得到重申，艺术或艺人的好坏首先要看其品德如何，而不是才艺如何精湛。“只有为最好的和受到最好教育的人所喜爱的音乐，特别是为在德行和教育方面都首屈一指的人说喜爱的音乐，才是最优美的音乐。所以裁判人必须是有品德的人，……他坐在裁判席上不是作为剧场听众的学生而是作为他们的教师，他应该敌视一切迎合观众趣味的勾当。”（1959：244）
三 灵感说
《伊安篇》是柏拉图较早期的作品，在文中，柏拉图引用了荷马史诗作为例子，说明优美的诗歌是依靠灵感而作，并不是靠技艺。荷马的史诗之所以比其他诗优秀并且受到颂诗人和听众的喜爱，是由于荷马受灵感驱动而创作，颂诗人伊安也是灵感附身才朗诵得如痴如醉。“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1959：6）柏拉图看来，靠技艺创作诗歌的人等同于渔夫、医生、驾驶人等，创作不出精彩的诗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鄙视实践劳动，认为劳动人民不懂文学艺术，创作不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不全凭技艺、理智，需要作家或诗人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情感，然而，文学毕竟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写照。荷马史诗中有描写打鱼，驾车，预言等的段落，如果荷马本人不了解这些生活经验，何以用语言把它们描写得如此详细，逼真，引人入胜？其他作品也如此，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捕鱼的过程了如指掌，若没有一定的生活经验，恐怕很难写得惟妙惟肖。再说，民间文学也出现过许许多多优秀的诗歌和其他作品。柏拉图的灵感说是以他的哲学观和政治主张为基础的。
自相矛盾的是，在《斐德若篇》中谈到修辞术的时候，柏拉图又认为在修辞方面做到完美需要三方面做到完美：“第一是天生来就有语文的天才；其次是知识；第三是练习。”（1959：127）柏拉图认识到了要写出好的文艺作品，是需要知识和练习的，即需要技艺的训练和纯熟。如果说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和文艺的社会功用这两个方面柏拉图主要讨论的是作品本身的内容，那么灵感说更多是从作者的角度来讨论创作过程，作者的创作天赋，知识背景和运用语言的能力等等。
即使如此，柏拉图所谓的“语文的天才”也是人“天生来”就有的，那是不是历史上所有的作家都是具有一般人无法比拟的创作天赋呢？还是作家或诗人后天所遭遇的环境和条件促使他具备了与一般人不同的气质、素养和洞察力？显然，人生下来是一张白纸，后天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因素逐渐让人与人有了不同的才能和遭遇，也就有了对人生和社会的不同的观察、理解和洞察力。有些人因此具备了成为优秀作家的条件。
综上所述，柏拉图是一个极力维护传统的哲学家，无论在哲学、伦理、政治，还是在文艺理论方面，他其实都是想维护旧有的体制。本文着重讨论了他的文艺理论观点，柏拉图看到了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并且深谙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
他反对亵渎神的文艺创作，主张重视为国家政治统治服务的文艺作品，因为文艺作品是教育公民的重要手段，因为文艺能为政治服务，维护和巩固政权统治。
参考文献：
[1] 柏拉图，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
[2] 拉曼·塞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等译：《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3] 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着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4]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