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2 西方体育“弱肉强食”的竞争理念
当代体育文化价值是以西方体育的竞争对抗为主流的，强调人性的发展，推崇征服与竞争。文艺复兴运动后人文思潮的推动实现了现代西方体育文化的盛行。竞技体育阐释的是“强者生存”思想，个体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击败对手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
自然资源的匮乏使得人类的竞争意识和征服精神应运而生，在这一点上日本与欧洲是类似的。欧洲的文化是绅士文化与狼性文化的结合体---骑士制度； 日本则产生了更为极端的推崇礼仪却异常凶残的模式---武士道文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日本文化和欧洲文化是存在共性的。
近代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对落后文化的征服历史，日本同样没能幸免。美国人佩里率领海军在横须贺港口的登录标志着日本国门正式向西方敞开。日本并没有激烈反抗，而是怀着对强者的敬畏之心顺从于西方，并期翼通过这一途径实现民族的复兴。西方文化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大量输入日本，西方体育同样也开始在这片陌生的东方土地上流行开来。日本本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在价值观上有相通之处，二者同样尊崇强者，同样提倡竞争精神。
日本武术通过竞技对抗来区分强与弱，并通过外在的文化符号标识出来，这实质是一种典型的强者文化，习武者在不断的挑战中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正是由于二者的相通性，西方体育东进所带来的竞争精神逐渐催生了武术段位制，后者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嘉纳治五郎在进行柔道改革时就借鉴了大量西方竞技体育理念，正如他 1898 年所说： “为了将我学习掌握的各种观点集中起来并加入我的创新理念中，我设计出一套集身体文化、道德教育和竞赛为一体的崭新系统。”
3 武术段位制蕴含的伦理学思想
3. 1 段位制是界定个体技能和修为的工具
东方武术是一种特殊的体育文化形式，武术突破了健身、娱乐、竞技的范畴，进化成为一种人生教化的工具。柔道、跆拳道、空手道、剑道等武术都以“道”命名，由“术”至“道”的修炼过程对练习者来说是贯穿人生的。习练武术的目的也涵盖了技术、体能、精神、道德等领域，其目标的外延与侧重点是有别于西方竞技体育的。段位制很好地将武术每个阶段需要学习的内容用标准的范式加以区分，让练习者依据制度逐级地锻炼，同时也将个体的技术体能状况和精神修为直观地展示出来。
顾拜旦先生认为西方竞技体育是一种“筋肉文化”,其等级的划分是以单纯的技术和体能为标准的一元评价模式，个体的练习也主要是以体能和技术为主。比赛是实现等级评定的重要方式，现在的运动员等级制度是建立在比赛基础上的。相比之下，东方武术项目的等级评定模式就要丰富得多。
对个体级别的评价模式是技术、体能体系加精神修为体系的二元模式。不仅仅重视练习者技术与体能领域的考核，更重视对其个人修养的评价。柔道运动练习时，秩序与礼节的品格培养，都必须蕴含于精神层次中的训练[9].这样的二元评价模式较之西方体育的一元模式更有延续性和生命力。而东方武术的修炼却是贯穿人生的可持续性评价体系，技术体能的下降并不妨碍精神修为的评价。以柔道为例，柔道的终极要义是作为一种自我完善，献身社会的手段[10].一个体能技术下降、年龄大的武者仍旧可以凭借其对武道的感悟和人格修养获得较高的段位。现代竞技运动的等级排名与之完全不同。而西方竞技体育等级排名是： 有上有下，曾经是，不永远是[11].
武术段位制还是练习者持之以恒地追求武术的助推器，段位级别的设置是教育心理学中“最近发展区”理论的生动阐释，段位的晋升被看作是个体综合素质的提升。高段位的师范在武术中又扮演了偶像的角色，激励练习者不断努力实现习武的梦想。
个人在武术发展中的作用甚至大于官方，东方武术项目大多是通过个人努力而推广开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武术的创立者如同宗教领袖般吸引习练者的敬仰和膜拜。柔道、空手道、跆拳道等武术段位制都是那些德艺双馨的大师建立的，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内有着深厚的资历及师承。由这些元老级的师范签署的证书才会被同行认可与接纳，考取的段位才会被承认。反观我国的武术段位证书却是由国家体育行政部门考评和颁发，这样的模式更接近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
3. 2 段位制是识别个体身份与等级的标识
伦理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划分。西方体育伦理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公平竞赛原则上的，运动员的地位和身份是平等的。在体育文化中尤其重视平等观念，球场上身价上亿和数万年薪的运动员并肩合作，甚至可以互相抱怨、互喷垃圾话； 冠军和普通爱好者可以自如地切磋交流。平等观念和公平竞赛思想让练习者突破了身份等级的伦理关系。而运动员水平的高低也无需直观地标识出来，偶像一般的膜拜让其体验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愉悦。
源于日本等级文化的段位制将东方独特的等级制度完整迁移到武术领域内，等级思想在日本武术文化中无处不在： 从馆长师范到初学者都被划分为不同的级别； 腰带颜色和色条数量揭示了练习者的技能水平和修为程度。各式物质标识直观地将练习者的水平进行了界定，并结合一系列繁杂的规章制度将每个主体置于合理的位置，不论是高段位者还是初学者都被要求谦逊地接受自己的等级。高段位者需要严格要求自身言行做到为人师表； 低级别者要认识自己的不足，对高段位者的教诲言听计从。
段位制所带来了权利与义务的差异有悖于人人平等的思想，而用明显的符号将弱者和强者区分开来更是对弱者“蔑视”.西方体育重视的是个人的公平竞争，弱者在西方体育文化中同样被尊重。个体通过努力实现从弱到强的励志过程一直是电影、文学钟爱的题材。而在日本武术段位制度下，遵守繁琐的伦理规范才能保证秩序的井然。
3. 3 段位制是规范主体义务与权利的章程
武术段位是技能与修为的标志，不同级别的练习者也被赋予了不同的义务和权利。在传统日本文化中不同阶层的人承担不同的义务，享有不同的权利。家庭成员之间的等级是森严的，男性要比女性在吃饭顺序等方面享有优先的权利； 晚辈必须学会向长辈行礼，母亲背着婴儿时就应当用手按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得礼节[8 -44].幕府时期，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中甚至规定： “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逊的庶民，可立刻斩杀”.因此在日本，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公共场所亦或家庭生活，人们必须恪守自身所属阶层相应的规范。
源于日本的武术段位制度在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基础上，还要求练习者熟知各个级别的权利与义务，安于所处的位置。一方面，不同段位者承担不同的义务。高段位者意味着更多的荣誉和谦卑之心，要起到模范作用。而作为低段位者则需要时刻保持谦卑与尊敬的心态，认真倾听高段位者的教诲。空手道的段位制度也是如此，当有最高段的师范在场时，永远都是以他的领导为准。学习柔道的人应确实遵守礼节之规范，其中涉及到等级伦理的内容有：
要尊敬师长，年资浅的要尊敬年资深的前辈，段级低的要尊敬段级高的； 另一方面，前辈要爱护后辈，高段者要指导照顾低段者。与比自己段级高者练习时应让段级高者站在上位行礼后始可行动[12].进入道场也有具体的相关礼节，与比自己段级高者练习时，应让段级高者站在上位行礼后始可练习。练习结束时，则应先向师长敬礼告别后，再向上位敬礼，始可离开道场[13].另一方面，段位制延展了个体的追求领域。不同于西方体育的等级评价模式，东方武术的段位制是纵贯习武者一生的评价体系。初级阶段主要以技术和体能作为评价标准，而随着段位级别的提升，精神修为占据更大的比重，高段位者所需承担的教化义务更加重要。东方武术段位体系中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主体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这与儒家文化影响不无关系。
4 结论
武术段位制是东方武术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构成部分，传统的等级伦理思想在其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和完美的传承。武术段位制是由围棋界延伸到武术领域，又结合了日本“各得其所”的等级文化。但是究其根源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围棋的等级制度模仿自中国古代围棋的“品级”制度，而日本社会的等级文化又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嘉纳治五郎对武术段位制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完善了段位制度还有机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其间。富含生命力的武术段位制逐渐突破柔道领域获得了日本武术界的认可，并逐渐随着日本武术的世界化发展成为多种武术流派的等级考评模式。中国武术在改革过程中也在引入和推广段位制，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对武术段位制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缺失导致我国武术段位制在推广中很难厘清与西方竞技体育等级考评制度的关系。过度宏观的段位体系如何自然融入到各个不同武术流派也是武术段位制改革的难题。定性与定量评价的合理搭配，物质载体与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更是严重制约着武术段位制的发展。武术段位制的研究对中国武术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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