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因果关系的明证性
因果性问题要成为现象学的课题本身也需要加以分析，这是由现象学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显然，在现象学中，对象只是在对我而言的意识活动中作为显现的显现者才能得到其意义和有效性。能够成为现象学的问题，是因为它不是将一切可以被证实的对象简单的当作可研究问题，“而是将它们作为被包含在现实的和可能的意识之对于它在课题上的具体化之中的对象，作为意识的意向性成就，当成课题； 这种成就的‘情况’如何，这种成就以某种方式纯粹 主 观 地 实 现，就 是 这 种 科 学 要 研 究 的 问题”[4]226.这就是说，只有如同前述的纯粹意识，特别是在意识的意向性引导下，才有可能得到关于因果性问题的现象学分析。
在胡塞尔看来，休谟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难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完全未看到真正的绝对物，即纯粹意识本身。因此没有注意到把物理自然，把进行逻辑规定的思维的这种意向相关物绝对化时所陷入的悖谬性”.他批判地考察了休谟因果性的悖谬所在，指出休谟实际上将“本质上属于被构成的意向世界关联体并只在该世界中有效”的因果关系当作物理现实世界的基本连接结构。胡塞尔举例说，有时候我们把一个事态引起的赞同、反对如半人马或者纯想象的风景引起的美或者善这样的关系当作外在的因果关系，实际上这是将经验的必然性联系强加于意向关系，因为意向客体在这里只是意向客体，不可能是在我之外现实存在并且实在地、心理的规定着我的心理生活的东西。这种赞同或反对不属于作为物理原因的某一事态，而是在与此有关的行为意识中从属于作为显现着的事态。因此胡塞尔认为这样根据经验逻辑方式规定直接直观到的物世界，反而使被认知的自然最终成为不可把握的。
在肯定休谟将因果推论还原到观念联想的同时，胡塞尔指出因果性断言在经验中可以自在自为地被给与，而这一点是明证的。但明证本身如果只是简单的实现着，就仍然不能说明问题，因此胡塞尔进一步指出必须是现象学态度下的对自身有足够反思的明证才足以说明因果性问题。也由此只有在纯粹意识的领域中，在其作为意识的意向性成就时，因果关系才是有意义的。胡塞尔阐释了休谟提到的掷筛子的例子。当我们投掷一粒四个面带有图案的筛子时，出现图案在上的一面的可能性大于空的一面。
从这个例子中，胡塞尔说至少有两点是明证的，一是做出这一判断和另外一个随便说出的命题区别在于前者具有经验的根据； 二是每一个能记起来的过去经验以及其数目的增加为我们的判断不断增加砝码。通过这两点明证性，我们就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明证性并因而确认因果性的客观有效性。
3. 因果性的客观有效性
如果我们以现象学方法面向被给予的东西，就能在观念化的抽象中直观到本质必然性，从而认识到因果性的客观有效性存在于“相应的普遍意识的理想可能性”,进而理性在观念与观念的关系领地中存在才是可以理解的。
胡塞尔对因果性的有效性论证是从两个方面的对比展开的，即物理世界的因果性和现象学中的因果性的对比。在胡塞尔看来，物理世界的因果性既不同于生活世界的因果性更不同于现象学中的因果性。物理世界的因果性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确立其意义和有效性，它实则是某种“理念化活动的成就”.显然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它是如何确立的这一问题，这样一来，问题将追溯到对因果性问题的现象学分析中去。
由于休谟曾经考虑过是不是可以用或然性原则来为因果性判断提供辩护，当然最终休谟以为或然性判断与因果判断一样来源于心理学原则而放弃了这种想法。但胡塞尔同样以或然性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他还是从前面的掷筛子的例子出发，进一步阐释道： 从前面的两个明证完全可以得出如下情况。
即下面这个情况是明证的： “在 U 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个 W,这一事实已经自在自为地给予了‘一般说来在 U 的情况下会出现 W’这一断言以类似砝码的东西，并且这一砝码随着经验场合的数码而增长。”[6]455这个断言也应当是一个有根据有分量的或然性陈述。因此他说，这里没有一点从心理学而来的东西，相反，直接朝向被给予的东西看，“朝由过去经验的砝码所做的普遍假定中获得的可体验到的性质看”,并且在观念化的抽象中我们就可以直观到处于“本质必然性的或然性原则”.因果性与此并无不同。因此最终胡塞尔说： “一个经验性的断言，如果它正是通过这样一条原则而得以建立起来，也就是如果这条原则保证了它的证实的理想可能性，就是有理由的。”
三 胡塞尔现象学分析因果性问题的启示
胡塞尔对因果性问题的现象学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如康德那样去寻找因果性问题的先天根据，论述其如何可以适用于经验对象，反倒就是从经验中得到了其客观有效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所反应出来的严肃态度。一般而言，解决因果性问题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跳出休谟所规定的问题域，以全新的角度阐述这一现象，但这种解决方式并没有使原问题就此解决。
胡塞尔对因果性问题的现象学分析从对休谟的批判开始入手，从我们关于此现象的经验出发，说明了休谟因果性论证的荒谬所在，在批判休谟心理学的同时揭示出“从心理学出发进入现象学的超越论哲学之道路”的可能性，而在对比分析物理世界的因果性以及现象学中的因果性中，则指出了“从生活世界出发进行回溯而达到现象学的超越论哲学之道路”的可能性。因果性问题所涉及的这两条道路充分说明了胡塞尔对因果性的分析即指出因果关系的客观有效性存在于一种普遍经验的理想可能性最终必然落脚到理性的有效性，说明他关注的始终是建构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
胡塞尔对因果性的明证性的描述，为自然科学夯实了基础，突出表现了必然性之于自然科学的重要意义。在胡塞尔这里必然性等同于规律性，当他肯定了因果关系的有效性时，实际也肯定了事实科学的有效性。因此胡塞尔在将因果性回溯到“纯粹经验”或者说生活世界中时指出，“但是此外（ 如果我们仍然保持在奠定原初存在意义的生活世界中）因果性也具有了一种原则上完全不同的意义，不论所谈到的是自然界的因果性，还是心灵东西与心灵东西之间的‘因果性',还是身体东西与心灵东西之间的’因果性‘.物体就是它所是的东西，作为这种被规定的物体，它是按其固有本质在空间 - 时间上被定位的诸’因果的‘性质之基体。因此如果取消了因果性，那么物体就失去其作为物体的存在的意义，失去其作为物质个体性的可辨认性和可区分性”[5]261 -262.在批判贝克莱以及休谟等人对因果性问题的论证中，胡塞尔认为他们忽视了类似因果性这样的问题对于自然科学家而言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因果关系这样的基本预设不只在自然科学内，而且也同样是哲学领域首先需要加以考察的基础问题。因为失去因果关系连接的物也就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基础，至少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很难孤立地去分析并确认某一物理物。
因果性问题的解决，历来是众多学者关心的核心话题，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以及科学史的历程，特别是自休谟以来，大部分哲学家都对因果性问题有所讨论。但显然他们在解决因果性问题的方向上是有明显差别的。就当下对因果性的研究而言，分析哲学占有了优势地位，比如塞尔、戴维斯还有大卫刘易斯等人的研究曾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成为解决因果性问题的重要理论。然而，他们以语言分析的方法，不论是将因果性与意向性还是行为相联系，都不能体现因果性问题所反映出来的人类认识本身的困境。比如戴维森与胡塞尔一样认可源自布伦塔诺对心理、物理现象的意向性区分，但他将注意力放在了语言分析上，认为因果性问题是语言使用造成的解释困境，这样就让追寻普遍经验判断的努力失去了意义。而赛尔的意向关系因果理论作为对传统因果观的修正，不但没有解决固有的矛盾，反倒陷入了更多的难题中。
但胡塞尔从经验出发，回返到纯粹意识中来描述因果性的有效性，为前科学的生活世界奠定了基础。它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对因果性问题的解决或者说普遍经验知识确立根据，另一方面也在于为陷入危机的人类找寻坚实的意义基础。因此，胡塞尔对因果性问题的解决相对于其他哲学家而言，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除了对因果性本身的解决外，回到胡塞尔寻找某种现象学的因果性解决的意义，还更多的意味着对我们自身以及置身环境的忧思。在这种忧思中，显示出某种哲学追问的方法、动力以及态度等等多重价值。
【参 考 文 献】
[1]休 谟。 人类理解研究[M]. 关文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5:28.
[2]康 德。 任何一种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庞景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8.
[3]邓晓芒。 康德论因果性问题[J]. 浙江学刊，2003（ 2） : 35- 42.
[4]胡塞尔。 第一哲学[M]. 王炳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5]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 王炳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
[6]胡塞尔。 经验与判断[M]. 邓晓芒，张廷国，译。 北京： 三联书店，1999.
[7]倪梁康。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M]. 北京： 三联书店，2007: 263.
[8]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 第一卷[M]. 李幼蒸，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143.
[9]李 珍。 对塞尔意向因果观的批判性考察[J]. 现代哲学，2012（ 5） :99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