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子嵩、陈村富等先生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是宏伟的学术工程，在绵延近三十年后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修订版更正了原版中的少许文字错误，对全部四卷的人名、地名、文献名的译法进行了统一和规范，增补了凡例、索引、英文目录，全书的学术功能由此得到进一步增强。
最有资格对《希腊哲学史》多卷本做学术总结的当然是作者本身。但《希腊哲学史》的作者们由于身在其中，可能也有看不清的地方。以往学界对《希腊哲学史》的评价比较多地强调其资料丰富、内容充实。这种看法固然不错，而我的看法是，《希腊哲学史》的最大特色和贡献在于它的方法论。我认为，《希腊哲学史》的主要方法论特色可以总结为跨文化的视野、发生学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文本解读。
跨文化传播与文化间交流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文化信息在时空中流动、分享和互动，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传播与交流。
跨文化传播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活动。正是经由跨文化传播，维系了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促进人类社会的整合、协调与发展。没有跨文化的传播，没有文化间的交流，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中国学者研究希腊哲学，跨文化的视野是必备的条件。这是因为，希腊哲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本身就是跨文化的产物，带有跨文化的性质，更是因为，我们对希腊思想的解读本身也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我们的思维成果必将带有跨文化的性质。《希腊哲学史》的作者们具有跨文化视野，因此也能把希腊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揭示出来。阅读整部《希腊哲学史》，我们可以理解希腊哲学的跨文化性质，准确地把握希腊哲学精神，拓宽我们的学术视野。
运用发生学的方法研究希腊哲学是《希腊哲学史》的又一方法论特色。人类对发生问题的思考其实很早就已开始。最早的希腊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猜测说 :“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很像鱼。”（残篇，D11）亚里士多德撰有“动物四篇”,其中一篇是《论动物的生殖》（Generation）。此外还撰有《论生成和消灭》一篇。他们说的“产生”或“生成”,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发生”.他们是当代发生学思想的源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发生学的方法兴起于自然科学研究，然后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体系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发生学观点。
《希腊哲学史》从一开始就强调“古代希腊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开始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历史”,“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前言，1页）。“范畴是人认识现象及其关系的纽结，因此当人的认识不断前进和深化的时候，原来的范畴也要随之改变，或者是在原来的范畴上添加新的含义，或者是提出新的范畴来代替原来的范畴。”（前言，7 页）可以认为，整部《希腊哲学史》是作者们运用发生学的方法对希腊哲学进行反思的结果，《希腊哲学史》是发生学的方法在哲学领域中运用的典范。
历史主义的文本解读是《希腊哲学史》的第三点方法论特色。近年来，中国学术界颇为重视所谓“古典语文学”（ClassicalPhilology）的方法。然而熟悉希腊哲学研究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古典语文学的方法在西方学术界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在中国学术界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中国学术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强调的“钻研原着，论从史出”的方法论原则就已经涵盖了古典语文学方法的精髓。文德尔班说过，哲学史研究“必须避免任何的先入之见，并且通过对传统的细致研究，借助古典语言学上的精确性建立起哲学学说的内容。它还必须借助历史学方法的各种手段来解释这些哲学学说的起源。更进一步，它还必须澄清这些学说与哲学家们的个人生活之间，以及它们与整体的文化之间的关联性。通过这种方式，哲学史方才可以澄清哲学的实际发展历程”（文德尔班 :《古代哲学史》，詹文杰译，上海三联书店二○○九年版，5页）。“黑格尔按照其理想的目标创造了哲学史这门学科，但是，只有在他之后的学者们通过古典语文学方法取得的不带先入之见的文献资料，才为这门学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古典语文学方法在记录古代哲学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古代哲学史》，7 页）文德尔班在这里已经讲清了古典语文学的作用及其在古希腊哲学研究方法论中的地位，古典语文学的方法与其他方法之间的关系。
古典语文学的方法在古希腊哲学研究方法论中是基础，不是全部，它起的作用是“记录”,不是“分析”,更不是“综合”.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那么无法达到哲学史研究的根本目的。近现代欧美学者的研究作品中有大量的古典语文学方法的运用，也有对经典文本的义理分析。正因如此，他们的这些作品对我们的研究才具有了参考价值。如果他们的见解缺乏文本依据，那么我们会视之为研究者自身的观点 ;如果他们的研究止步于文本的语文学研究，我们不会视之为哲学史家。《希腊哲学史》的作者们克服种种困难，对希腊哲学文献做了精深的历史主义的文本解读。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希腊哲学研究者缩短了与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上的差距，具备了与欧美同行交流的水平，也向国际学术界奉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成果，把“希腊哲学”变成了中国的“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