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 1762 －1814) 作为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常常被误认为处于伊曼努尔·康德( 1724 －1804) 与乔治·弗里德里希·威廉·黑格尔( 1770－ 1831) 之间的过渡人物。这种误解非常让人容易理解，由于康德与黑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贡献无与伦比，他们的光彩才在无形中将费希特掩盖。但是，随着后来人们对德国古典哲学历史以及费希特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研究的逐渐深入，费希特的价值才慢慢地被人们所认识。费希特的哲学思想涵盖了许多领域，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认识论，另一个是他的政治哲学中的国家主义思想。
对费希特国家主义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两篇著作中: 一篇是《论马基雅维利》，另一篇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换句话说，费希特借用马基雅维利之口向整个德意志民族发出了抗击外来侵略，促进德国统一的号召。
马基雅维利主义作为费希特国家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忽视的决定意义的作用。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费希特与马基雅维利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和民族理想是相同的，促进祖国统一是他们共同的追求。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意大利遭受瓦洛亚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双重外来威胁。法国与奥地利的交相侵逼，亚平宁半岛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罗马帝国的辉煌一去不返，意大利民族惨遭蹂躏。马基雅维利耳闻目睹了各种政治事件背后的惨烈真相，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崇高目标，他奋笔疾书，写下了《君主论》《佛洛伦萨史》《论李维》《战争的艺术》等光辉著作。
他研究历史与战争艺术，呼唤一个强权的人物用铁腕统一意大利国家，拯救罗马人的后裔。他将书献给了佛罗伦萨的城主洛伦佐·美蒂奇。书的命运和作者的命运迥然不同: 马基雅维利在郁郁寡欢中告别了他深爱的意大利，直到三个世纪后，这只深入地中海的靴子才在法国与奥地利的政治交锋中，借助加富尔的智慧与加里波第的勇气实现统一。而他的《君主论》一出版便在欧洲掀起惊天巨浪，成为专制君主及其辩护者的攻击对象，成为一切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们的打击标靶。待到两个多世纪后，第一个站出来为他正名的便是费希特。
二
费希特的《论马基雅维利》是一篇篇幅不长的著作，他像歌德纪念温克尔曼一样来纪念这位崇高的佛罗伦萨人。
费希特在文中将马基雅维利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偶像和他本人政治哲学的理想先知来描述。
首先，费希特为马基雅维利的“理智”和“道德”进行辩护。他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切身体会以及对历史的深入分析。马基雅维利的道德并不是一种自我的内在的封闭式的修养，而是包含了多种维度，这是为了将纯个人的道德行为，也就是私德提升到与国家理想和民族事业相一致的高度，这就是一种私德向公德的转化。
如此一来，君主的个人德行若与国家的前途相左，那么这种德行即使不应当被批评，也是不值得赞美的。《君主论》中所揭示的正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 统治者的个人行为必须对国家负责，必须服从并服务于他的政治目的，否则，他就不配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君主论》中，作者不是在教唆，而是在劝告统治者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只有深刻理解了马基雅维利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才能洞悉其著作的本质含义。费希特当然了解马基雅维利当时所面临的状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费希特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悄悄地注入到他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
其次，费希特通过比较马基雅维利关于共和制与君主制的观点，得出如下结论: 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哪一种制度，而是它有没有一位强权的智慧的领导者。这位领导者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离开了这一核心目标，共和国与君主国能够提供给他的人民的仅仅是让他们脱离无政府状态。但在实际上，任何一个具有起码政治常识的观察者都会对国家内部的运行以及各种社会关系有一种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告诉我们，在事实上缺乏良好治理的社会，只会处于一种分裂和对立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需要、所追求的就是一位优秀的统治者来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以确保社会本身的安定团结。从这个层面上讲，共和制与君主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费希特主要凸显了马基雅维利著作中作者对共和制的批评，毕竟，我们知道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君主论》是“献给”①佛罗伦萨的统治家族，即当时的领袖洛伦佐·美蒂奇的。
再次，费希特从现实主义政治的角度出发，将马基雅维利作为一位政治哲学的先知去理解和认识他的著作。他指出，马基雅维利的时代，那个距他 3 个世纪之遥的时代，意大利的人们享有 19 世纪享受不到的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
费希特之所以这样去描述一种可能在意义和价值上与他自身所处时代并不相同的自由，是因为拿破仑的入侵压制了德国的言论自由，普鲁士的专制阻碍了自由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以至于后来的黑格尔需要他的批判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去揭示他用晦涩难懂的哲学术语悄然掩盖的自由精神。
因此，在与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相同的是德意志祖国的四分五裂，不同的却是，马基雅维利拥有“自由”，而费希特却没有，尽管他能在拿破仑士兵的监视下对他的德国同胞发表关于自由的演说。
最后，费希特对马基雅维利的强权学说进行了深化，或者说推演。他向读者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在何种程度上适应费希特所处的时代。这种理论上的深化产生了一种至少在二战后的人们看来极为危险的倾向。费希特将马基雅维利的强权学说从处理国内政治关系的视野转向了国境线之外。这种变化最终使费希特成为了德意志国家主义的代言人。因此，费希特所谓的“你能保卫自己的领土，是远远不够的，你应当始终睁开双眼，坚定不移的注视一切能对你的状况发生影响的事情，丝毫不容忍在你的势力范围内发生不利于你的变化，不耽误任何一个你能把某种事情改变得有利于你的时刻; 因此可以保证，一俟对方有可能，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假如你耽误自己，你就会落后于对方。”
②在实质上，已经暗含了日后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最危险的理论武器。
当然，马基雅维利的强权政治思想给费希特以极大的启发，正如费希特本人从马基雅维利受教皇克莱门七世的要求撰写佛罗伦萨史这一事件中，认识到马基雅维利时代的巨大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一样，他绝不是将强权政治等同于专制统治。相反，费希特在拿破仑入侵德意志的历史背景下高呼自由，不但是作为争取德意志民族独立的自由，还有全社会个体的自由。他认为，即使是实行强权政治的君主，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从而实现法律之下君主与民众的和睦相处。
②这样一来，费希特极大地升华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将强权政治中的积极因素萃取出来，改造成为费希特以自由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学说。当然，他的学说必然包含了马基雅维利强权政治的主体思想。从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费希特亦如他政治哲学的先驱一样，希望借助某个强权政治的领袖人物之手，实现祖国的统一。强权政治在这里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为，正如前述内容所揭示的，费希特的目的就是为了同时实现民族和个人自由。
三
费希特国家主义观念之所以如此明显地具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特点，在于当时德国的国家命运被拿破仑主宰，这种对德意志民族自尊心的巨大伤害，是当时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的共同感受。费希特以及其他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家以及政治家和军事家们，例如: 施坦因、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等人通过各种方式对普鲁士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至少这种改革的出发点是建立一个类似拿破仑帝国的民族国家。在这种绝对处于现实的切身的政治考虑的观点，只会逐渐演化为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观。将国家间的关系视为一种绝对化的竞争关系，当然这种竞争是以民族的各种优越性来展现的。费希特提出的论点在于一个民族必须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去争取最大的利益，实现民族利益最大化是国家的首要职责。
他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基本规则: 第一，每个人都会毫不迟疑地抓住任何机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加强自己，因此，当任何一种在这个界限内威胁我们的恶还没有时间成长起来以前，人们就应当及时将它连根铲除。第二，如果人们能够强求得到一种保证，人们也绝不能信赖其他人的诺言; 但是，如果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从这时起就应当集中注意力，争取为自己获得这种保证，这样，人们就会尽可能地在短时间里得到作为抵押的单纯诺言; 人们应使自己始终处在能够强求得到忠诚和信任的情况之中; ……在没有获得保证前，在任何危险面前都不能放下武器。
②这种对于马基雅维利观点的解读，使人们听到了回荡在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之间残酷的国际斗争的号角。费希特在对马基雅维利强权理论的深化中走得越来越远，最终成为了一种鼓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政治主张。
不幸的是在 19 世纪的欧洲，国与国之间正是运用这种处事法则来调节列强之间的关系。霍亨索伦王朝用刺刀和大炮实践了费希特的国家主义学说，尽管它浸透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毒液，但是，一种仿佛被历史设定好的命运，强行的塞给了当时的国家与民族。换言之，费希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思想成为其国家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正是德国知识分子对拿破仑入侵在思想领域的激烈反抗。而费希特在当时极力地鼓吹这种有害的言论，丝毫没有考虑到它将给德国乃至欧洲造成的严重后果。从政治哲学领域将马基雅维利主义引入德意志的精神世界，这正是近代以来德国悲剧的思想根源。更为讽刺的是，费希特的“祖国”与马基雅维利的“祖国”同时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最主要的法西斯国家，这很难说是一种纯粹的巧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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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玮． 为僭主出谋与为君主献策—亚里士多德与马基雅维利论政治现实主义［J］． 政治思想史，2011( 04) ．
［3］袁继富． 马基雅维利政治学说论析［J］． 理论研究，2007( 05) ．
［4］张宝梅． 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国际思想探微［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0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