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形式批评的现状
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形式主义批评对我国现代形式批评的形成和发展，其影响不可谓不广，也不可谓不大。然而，从总体上说，我国现代的形式批评是在批判继承我国传统形式批评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我国现代形式批评的客观现实和基本状况。
如是说，并非试图否定西方形式主义批评在我国现代形式批评形成和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自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在我国传播以来，西方的形式主义批评及其流派，如以鲍里斯·艾亨鲍姆为代表的俄国语言学批评，以贝尔为代表的 “有意味的形式”,以艾略特、韦勒克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以卡西尔、苏珊·朗格为代表的符号形式批评，以及以鲁道夫·阿恩姆为代表的 “格式塔”批评等等，从 20 世纪初至今的一百多年间，无不在我国广为传播，也无不对我国现代形式批评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传播和影响是在批判继承我国传统形式批评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实现的。
须知，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和影响，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对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来说，则更是如此。西方的形式主义批评之所以能在我国广为传播，就在于它强调文本的内在结构、表现手法以及审美特征，与我国传统的形式批评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先驱者还是后继者，无不抱 “兼收并蓄”的态度，主张 “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从而，不但促进了我国形式批评很快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还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现代形式批评的理论和实践。如，正是由于西方形式主义批评在我国的广为传播，不仅 “陌生化”、 “张力”、 “反讽”、“细读”、“符号”、“格式塔”等等术语充斥在我国现代的文艺批评中，还开启了对诗歌、小说，尤其是古典诗词研究的新局面，同时又促进了我国现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西方现代的各种艺术流派、各种表现手法，也无不在我国现代文学艺术中有其代表的作家和作品，就是其有力的佐证。
而且，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优秀代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再强调：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3]23因此，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明确指出： 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所谓 ‘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3]24并号召全党：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
而且，还在 1942 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科学地论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继承与革新、暴露与歌颂等等关系，表明 “我们的文艺应当 ‘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5]
尤其是建国后所制定的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等等方针政策，无不对西方的形式主义批评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西方的形式主义批评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其消极的影响则集中地反映在它的 “本体论”上，即主张文艺是与社会现实、道德意义完全无关的 “独立自足体”.这种消极的影响，既反映在具体的作家身上，也反映在历次文艺界的争论之中。就具体作家而言，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三位作家是极富代表性的： 一个是清末民初的着名学者王国维，他在康德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下，曾一度认为： “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 另一个是着名作家老舍，他在 1930-1934 年撰写的 《文学概论讲义》中认为： “中国没有艺术论，所以文学始终没找着个老家，也没有一些兄弟姐妹来陪伴着。‘文以载道’是否合理？ 没有人能作有根据的驳辨，因为没有艺术论作后盾”[7]; 再一个是当代着名美学家李泽厚，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曾以 “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美学观盛名一时，但自新世纪以来却突然主张 “美在形式”.就文艺界历次的论争来说，无不反映在文艺与现实，文艺与政治，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革新等等关系的认识上。
很显然，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的本体论，与我国传统的形式批评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受到我国文艺批评家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抵制和批判。就王国维来说，虽然一度主张 “美在形式”,而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着名学者，从现存的文献来看，他不但自始至终没有否认中国有自己的文论，也从不否认文艺的功用目的，这不仅在《人间词话》中论述 “意境”时如此，而且在论述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标准时也是如此，甚至在“古雅”说和 “解脱”说中，也从未离开传统形式批评的理论； 老舍虽然对我国古代文论有所置疑，不但该文稿在 1984 年正式出版时，其夫人胡絜青曾明确指出： “在老舍的文学主张中，免不了存在语误和偏差，特别是在他全力阐述的几个中心论点中，更免不了偏颇”,[8]而从他一生的创作实践来看，并未受到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的影响，将文本视为与社会现实决然无关的独立自足体； 对于李泽厚后期美学思想的转变，我国当代着名实践论美学家刘纲纪先生曾多次撰文指出： 他的不少论述是对马克思原文的误读，乃至于曲解。如李泽厚提出的 “美是 ‘诞生在人的实践与现实的相互作用与统一之中’”,“‘实践’就是 ‘善’”, “美是自由的形式”等等，都是试图对康德的美学思想 “作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而 “去找美”,结果 “同康德和马克思的思想都发生了矛盾。”
事实上，正是在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形式批评的影响下，西方形式主义批评在我国传播伊始就受到批评。如，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在我国的传播，除王国维之外，宗白华先生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虽曾撰文高度评介康德美学在西方美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而在稍后撰写的 《美学》、 《艺术学》和 《〈艺术学〉（ 讲演） 》等着述中，无不坚守着我国传统的文艺观和美学观，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正式翻译出版康德的 《判断力批判》时，还特地撰文指出： “康德美学把审美和实践生活完全割裂开来，必然从审美对象抽掉一切内容，陷入纯形式主义，把艺术和政治割离开来，反对艺术活动中的党派性。它成为现代最反动的形式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源泉了。”
又如，作为英美新批评在我国传播最早的二传手之一，袁可嘉不仅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评介中就指出其严重的理论错误，还在 1960 年代撰文提出应对其进行 “全面的、严格的批判”.[11]65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当西方形式主义批评在我国的传播风起云涌之时，凡是对其本体论的批评，都被指责为是 “政治”因素造成的。如不仅认为袁可嘉在 1940 年代对英美新批评的评介是 “一方面持 ‘在服务于人民的原则下' ’坚持人民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另一方面主张 ’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是 “把新批评的艺术本体论思想同他对政治的关注强行扭结一气”,还指责袁可嘉在 1960 年代初所持的观点是“’具 体 语 境 压 力 ' 对 新 批 评 的 明 显 ‘歪曲'.”[11]63 -65由此，联想起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研究遭受冷遇时，以刘纲纪先生为代表的 “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的同仁们，仍坚定不移地勤奋耕耘； 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被指责为 “大跃进”的产物，是 “假大空”、 “高大全”作品产生的理论基础，应“予以根本放弃”时，不仅孙铭有、李国华等人在批驳中以无可争辩的史实指出，从刘勰到王国维，从席勒到高尔基，从周恩来到郭沫若、张光年，早在大跃进以前就提出了与此相似或相同的观点，并指出：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是毛泽东同志对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传统经验的科学总结、继承和发展”,是对 “中外许许多多理论家、文学家对 ’两结合‘问题探索的继续。”
而且，朱光潜先生也在其着述中引用高尔基的 “在伟大的作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时常好像是结合在一起的”来明确表示：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时代，我还是坚信毛泽东同志的 ’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主张”;[13]在有人认为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学原则已经过时，走向西方现代主义则是历史的必然时，王之望则认为：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深深扎根于民族传统的肥壤沃土之中，只要构成民族的特征基因没有彻底消失，只要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依然是普遍现实，文艺的民族性就仍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等等，这不正是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对传统形式批评反对形式化倾向的继承和发扬么！ 一句 “具体语境压力”岂能抹杀得了？ 再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方针被淡化，文艺与现实、与政治等等的正常关系遭受置疑，票房价值主宰着文艺创作，低级、庸俗的演艺活动充斥着文化市场时，党中央及时重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倡导弘扬主旋律、发挥正能量，展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这不正是我党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文艺本体论---文原、文用和文之表达的具体体现么！ 一句笼统的 “政治”因素就能瞒天过海？“具体语境压力”有没有？ 有； “政治”因素有没有？ 有。但必须首先看它来自何处。如果是来自于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来自于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不仅是应该的，而且还是必要的。
这既是我们之所以认为，我国现代形式批评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批判继承传统形式批评的基础之上的根据所在，也是我们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希望所在。因为，只有坚定不移地从传统走向未来的民族，才具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才具有坚强的民族意志和民族凝聚力，也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 沈约。 谢灵运传论[C]/ /中国历代文论选（ 第一册）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16.
[2]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C]/ /周振甫。 文心雕龙选译。 北京： 中华书局，1980: 9.
[3]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C]/ /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4] 毛泽东。 反对党八股[C]/ /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50.
[5]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C]/ /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58.
[6] 王国维。 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A]. 静安文集[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163,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