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文艺学家 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着名观点，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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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素流动的活动过程，恰恰就是文学作品的生成过程。这一观点已获得文学理论界的广泛认可。以 M·H·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为基点，文学地理学也可以分为这样四个范畴即： 世界地理范畴、作者地理范畴、作品地理范畴及读者地理范畴。“地理这个词，很早就在中国出现了。《易经·系辞》有仰以关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词句。
唐人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解释地理的概念说：
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 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里，士大夫们的人生最高境界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士要达到平天下的最终目标，首先需要具备的条件就是要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国古代有两个重要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学问的大小，一个是历史，另一个是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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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地理知识。中国传统“地理”,主要包括政区地理、山水地理、堪舆地理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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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地理主要为政治服务，如《二十四史》中的《地方志》等； 山川地理是以山岳、河流为纲领来描述地理事物的如《水经注》《山海经》《西域水道记》等； “堪舆地理”又称为“风水”地理。主要是通过研究大地山川河流的分布，为人们找到最合适的阳宅和阴宅。
风水术的主体是相形度地，大道龙行自有真，星峰磊落是龙身，通过解读大地上山川河流的走向形势，判断龙脉的来去止伏，观取“龙、砂、穴、水”,堪舆地理即风水地理是中国独有的地理概念。
西方古典地理学与中国传统地理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属性。古希腊的地理学更趋于思辨，与哲学的联系极为密切。在西方哲学之中，空间和时间一样，其性质究竟是什么，是哲学史上一个历久弥新，争讼不清的基本问题。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开始一直到德里达，西方许多哲学家在自己的哲学问题上都不可避免的思考了空间。如着名的芝诺关于“阿基琉斯追不上乌龟”,“飞矢不动”等悖论的提出更是将人们引入了逻辑思考的领域。20 世纪末叶，西方文学界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兴起了空间批评理论。福柯的《空间、知识、权力》，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爱德华？ 索亚的《第三空间》都是这方面的重要理论着作。一些学者将文学地理批评混同于空间批评理论，这是十分错误的观点。这两种理论建立在中西方对不同地理概念理解的基础上。空间理论以西方地理观念为基础，与西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来，国内兴起的文学地理学是以中国传统的地理学概念为背景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方法。在明确了这些概念之后，接下来就文学地理学的四要素进行逐一分析与讨论。
一、世界地理范畴
邹建军老师指出： “我所讲的地理其实是天地之物，也就是天、地、人三者，人在中间能够见到所有物相。物质的、自然的、天体的，当然也包括一些人造之物。”[4]
邹建军老师的定义恰恰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地理概念，地理是实实在在的可见之物，并非西方哲学中的抽象观念。世界地理是文学地理学的基本要素之一，主要指文学活动中所关涉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更进一步来说世界地理是文学地理学这一自己自足体系中的概念，世界地理是一切作家地理、文学地理及读者地理的基础和来源。
早在浪漫主义时期，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在《论德国》《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等着作中已经指出了自然环境因素对文学的重大影响。斯达尔夫人将当时的欧洲文学分为南方和北方两种文学类型，南方文学指的是希腊人、拉丁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人的文学。北方文学指的是英国、德国、丹麦和瑞典等国的作品。斯达尔夫人认为南方文学充满了强烈的热情，这是因为南方清新的空气、潺潺的溪流、茂密的丛林等怡人的风景对人的影响。北方阴云潮湿的天气则使得作家更关心人生的痛苦，从而使他们的创作充满了忧郁的气质。斯达尔夫人在对欧洲文学史的考察过程中指出了宗教观念、民族风尚和时代特征三大要素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斯达尔夫人的观点指出了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对文学的深刻影响。十九世纪另一位重要的文艺批评家泰纳在《< 英国文学史 > 序言》中提出了“三要素”说。按照泰纳的观点，文学艺术史是人类所建立的道德形态之一，道德形态的基础根源是“种族、环境、和时代”.泰纳所说的环境包括了气候、国家政策、社会的种种情况等诸多因素。
不难看出泰纳进一步思考了环境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他的理论成为其后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产生的重要依据。
曾大兴教授在《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这篇文章中指出： 在中国文学地理的意识和方法源远流长。东汉的班固“以诗证地”,南宋的朱熹明确提出： 看诗，要“看他风土，看他风俗”.在班固之后，朱熹之前，还有南朝刘勰，唐朝的魏征，都有过文学地理方面的言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讲到了文学与山林皋壤即地理环境的关系，并且提出了“江山之助”这一命题。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则把江左的文学与河朔的文学进行比较，他所使用的方法正是今天的文学地理研究经常使用的方法。20 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注意到了文学发展与地理的关系，并最早提出了“文学地理”的概念。此外，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王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等文章都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作用。袁行霈先生也有关于地理对文学活动有着重要影响的论述，他谈到“地域性包括两方面的意思： 一、某些文学体裁是从某个地区产生的，在他发展过程的初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地区的特点； 二、不同地区的文学各具不同的风格特点。”[5]此外，他还谈到： “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丰富着中国文学的风格、色彩。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溶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6]”在中国文学史的地域划分上，最明显的表现是南方和北方不同。《北史？ 文苑传》：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崎； 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诗经》里的《国风》，主要是先秦时代北方各地的民歌，语言简短，重在写实，多比兴，喜迭咏，所谓中原风格。南方以屈原《离骚》为代表，打破四言格式，采用民歌体，篇幅较长，多用神话故事，善隐喻，具有浪漫的特点。
南北朝时代，北朝民歌与南朝民歌的风格也很不同。
北朝民歌风格豪放爽朗，慷慨激昂。如《敕勒歌》……南朝民歌，风格清新秀丽，柔婉含蓄，好用双关语。如《西洲曲》……[7]
古今中外，有许多关于世界地理与文学创作关系的讨论。综上所述，世界地理是文学地理与作品地理、读者地理的基础，世界地理必须经过文学创造才能成为作品地理，作品地理的意义显现必须依靠读者地理的解读。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对文学地理学中世界地理的关注就是要以“海纳百川斯成其大”的态度、怀抱和方法，还原此“天地之大美”.
二、作家地理范畴
作家地理不仅与世界地理相关，而且涉及到如下方面： 作家将自己的体验、想象到的地理环境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并试图唤起读者对地理环境的相应的感受。作家地理是文学地理学的又一基本要素。作家地理首先涉及到作家个人从小生活过的地理人文环境。从小经历的环境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作家成长经历、心里感受、审美体验之中。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这些体验不自觉渗透进了作品之中。例如沈从文在他的“湘西世界”里建了一座希腊神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哈代钟情于“威塞克斯”,钟情于“威塞克斯”诗一般的少女。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侵之下，古老的宗法制农村无可挽回地走向了灭亡。威塞克斯的风景越是美丽、人物越是纯洁，作者的惋惜之情越是深沉。马克？ 吐温小说中的“密西西比河”是自由的天堂，只有漂流在宽阔的河流上，肤色才没有区别、种族才没有贵贱之分，白人少年和黑人奴隶之间才有着最真诚的友情。
接下来我们要探究作家群地理，也就是文学流派。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有过许多这样的流派，中国宋朝以后有： “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常州派”等。近代有“京派”、“海派”.西方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有地域特色的作家流派，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文坛三杰； 浪漫主义时期英国的湖畔派、德国的海德堡派等。金克木先生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中谈到： “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 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 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高等线，标走向、流量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做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8]
在立体研究、多维研究的关照之下，看看 17 世纪西方文学作家群的地域特点，众所周知西方 17 世纪的文学主流是新古典主义，我们深入了解就会发现，新古典主义的主要成就主要是在法国，杰出代表有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作家。这一时期的法国处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封建君主有效地调节了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新古典主义正是一种符合了封建贵族审美情趣及娱乐需求的文学创作。而在地理的范围上进一步展开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英国在进行着资产阶级的革命，革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所以主要的文学成就是以班杨、弥尔顿等作家创作的清教徒文学。而在天主教反动势力猖獗的西班牙、意大利则产生了巴洛克文学。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线性文学史突出主流（ 新古典主义） 的更迭，只有在地理范畴的横向展开中，我们才能看到文学发展的全貌（ 新古典主义之外还有巴洛克文学和清教徒文学） .
最后要研究的是边缘地理文学，也就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就是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不断地集体修改、加工的文学。包括散文的神话（ 见中国神话） 、民间传说、民间故事，韵文的歌谣、长篇叙事诗以及小戏、说唱文学、谚语、谜语等体裁的民间作品。民间文学更紧紧地黏贴着生活。不但传述了一定的历史知识，还培养着国家民族团结的感情。许多保卫乡土﹑保卫祖国的英雄传说﹐永远给予广大人民以鼓舞力量。许多描写卑贱者﹑受压迫受虐待者的反抗故事﹑歌谣和小戏﹐都长时期地广泛地教育着人民﹐培养着他们高尚的情操和品格。民间文学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的特点，要求学者们的研究更关注文学地理学的批评视角。许多民间1了。但是纳入文学地理学的范畴之中将更容易彰显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另外文学地理学也将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与方法，如笔者关注到的民间宝卷研究，郑振铎、车锡伦、庆振轩、伏俊连等学者的研究都涉及到了宝卷的渊源研究，但已有宝卷的地缘联系却少有文章。宝卷研究缺乏地域横向的联系。各自为营的天津、北京宝卷、山西宝卷、河西宝卷、上海宝卷、桂西宝卷等都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点，但同在华夏民族的大地之上。一些宝卷又是各地都有、广泛流传的。比较各地宝卷之间的异同，将全国宝卷综合汇编研究将是一项有意义而且浩大的工程。
三、作品地理范畴
作品地理是经过作家艺术加工出现在作品中的世界地理，具有审美性、想象性、虚构性等特点。作品地理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自然环境，如大海、湖泊、草原、星空、高原、溪流、森林、火山、雪地等； 第二类是人造环境，如王宫、城市、大桥、铁路、高楼、路灯、喷泉等。第三类是想象环境，如《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 《巨人传》中的德廉美修道院、斯威夫特的《格列弗游记》中的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智马国等。
首先要谈的是自然环境，根据自然环境和人的关系，可以将自然环境分为两类，一类是将人物包含其中的自然环境，这类环境是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场域。比如《老人与海》中的老人活动最主要的背景就是大海。老人对大海充满了深情，同时那无垠的大海也承载了老人全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野性的呼唤》中巴克原始生命力的爆发与回归都是在极地冰天雪地的世界里展开的。鲁滨逊“占岛为王”征服自然的英雄业绩演绎在荒岛之上。对一部作品中自然环境的认识是我们理解一部作品的基础。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荷马史诗》中的自然环境是这样的： 荷马在四个方位中，只说白昼之方和黑夜之方，即东方和西方。荷马所想象的大地形状是一个类似盾形的凸面圆盘，环绕着大陆周围有一条河（ 大洋神） .云雾缭绕的奥林匹斯山是诸神的居住之地。电闪雷鸣是天父宙斯的信号； 银发的海神波塞冬掌管着的大海，当他搅动三叉戟的时候大海上波涛翻滚，当他放平了三叉戟海上风平浪静； 大地的深处居住的哈徳斯，那里是死人的归宿。伟大的特洛伊战争、英雄奥德修斯海上历险回家的故事都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展开的。
另外一类自然环境并未将人包含其中，和人是相互独立，互为对象的关系，这类空间是作家寄情言志的对象。中国古代的诗歌其特点尤为明显，陈寅恪先生在《讲义及杂稿》中说： “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但……外国诗则不然，空洞不着人、地、时，为宗教或自然而作。”[9]这段点评十分恳切的说出了中西方诗歌的不同特点。而地理就是中国诗歌不同于西方诗歌的三个特质之一。
中国古代的诗歌离不开地理，寄情于山水之间。例如杜甫提笔咏泰山“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诗中写了泰山的高峻伟大，先写对它的仰慕，再写它横跨齐鲁两地的壮伟。
写泰山的神奇秀丽和能分割日夜的巍峨。写遥望，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心胸为之荡涤。最后写望岳而生登临峰顶之意愿。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之雄心，显示出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远大的政治抱负。
第二类是人造空间，人造空间是人化地理，其显着特点是社会性，是人生活环境社会性的典型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观察文学创作，提出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他们定义“所谓典型环境，不过是充分地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它包括以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应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势的大环境； 又包括由这种历史环境形成的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10]
司汤达的《红与黑》中出现了僻远的维立业小城、贝尚松神学院、巴黎的拉摩尔侯爵家这三个典型环境，这三个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于连的主要活动场所，见证了于连的奋斗历程，同时从偏僻的小城、省城贝尚松一直到首都巴黎，运用典型环境展示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总体的社会风貌。巴尔扎克笔下的金钱主题的表现，也离不开典型环境下。《高老头》中女儿越过父亲的尸体去参加晚会等一系列为金钱所上演的悲剧都是在两个典型环境： 寒碜的伏盖公寓和富丽堂皇的鲍塞昂子爵夫人的沙龙里展开的。
第三类想象的环境是抽象而深刻的哲理思想的集中体现。但丁的《神曲》中出现了地狱、炼狱、天堂三境界，三界是对基督教文化的诗性阐释； 从地狱走向天堂之路揭示了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西方人超越苦难，走向审美人生时，灵魂超越了精神。[11]
艾略特的“荒原”代表了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机，萨特的《间隔》故事发生在“地狱”之中，但这个地狱中没有刀山火海、腥风血雨、而是法国第二帝国时期一间普通的客厅。“他人就是地狱”的存在体验就在这里上演了。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小镇诉说着布恩迪亚家族的历史沧桑感、诉说着整个拉丁美洲百年历史的纵深感和连绵感。想象的环境也集中体现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柏拉图的“理想国”,吴承恩的“花果山”、陶渊明的“桃花源”等，将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寄托在想象的空间之中的文学作品古今中外中比比皆是。
四、读者地理范畴
文学地理学不只是作家对世界地理观察与欣赏后将其展现在作品中的活动，还应该包括读者进行阅读鉴赏的活动。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鉴赏，作者的地理创作意图才能显现、作品的地理价值意义才能生成。因此读者地理是文学地理学的又一基本要素。读者地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指读者生长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读者的阅读与审美； 另外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活动，文学作品中地理环境的审美意蕴、情感指向、抽象意义、价值体现等才能被揭示出来。
接受美学姚斯认为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接受史。不同地理环境中的读者往往会对特定的作品做出不同的解释。乐黛云老师曾谈到自己给外国学生讲《小二黑结婚》时的经历，当她给学生介绍完了作品的主要故事情节，外国学生最喜欢、最肯定的是“三仙姑”这个人物形象，年龄那么大了还喜欢打扮自己，外国学生认为“三仙姑”身上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之情。这样的解析与中国读者对“三仙姑”的看法迥然不同。不同环境中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主题往往有着不同的解读，例如不同时期各国读者对《堂吉诃德》的解读。《堂吉诃德》一出版风靡了西班牙，当时文坛上只把这部小说看做一个逗人发笑的好滑稽故事，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
17 世纪西班牙批评家瓦尔伽斯（ Vargas） 说： “塞万提斯不学无术，不过倒是个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这样的观点在西班牙流行了近三百年。
可是《堂吉诃德》最终成了西班牙文学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作品的价值被慢慢地咀嚼与消化。现在马德里广场树立着堂吉诃德与他的随从桑丘的雕像，堂吉诃德已成为整个西班牙民族的象征。
英国的拜伦认为： 《堂吉诃德》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发笑，则越使人感到难过。这位英雄是主持正义的，制伏坏人是他的惟一宗旨。正是那些美德使他发了疯。德国的堂吉诃德提出：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法国的雨果赞叹道塞万提斯的创作是如此地巧妙，可谓天衣无缝； 主角与桑丘，骑着各自的牲口，浑然一体，可笑又可悲，感人至极……； 俄国的别林斯基指出： 在欧洲所有一切着名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读者的心中色彩纷呈。
读者地理的另一方面指的是，读者对同一地理意象的多层次解读。
卡夫卡的《城堡》中的城堡首先是家长专制的父亲在卡夫卡内心投下的阴影； 其次，城堡承载了一个孤独、受挫，被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的莫名力量所威胁着的个人难以承受的负罪感； 最后城堡解读了现代人“被疯狂的时代鞭打”而扭曲变形的内心感受。法国学者伏尔泰说： “从写作的风格来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或一个西班牙人，就像从他的面孔的轮廓、他的发音和他的行动举止来认出他的国籍一样容易。”[12]
在《伊利亚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古希腊民族沸腾的热血，这是后世国家无可比拟的。同样是战争主题，最早描写战争的《伊利亚特》和后来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作家笔下的战争大相径庭。《伊利亚特》对战争本身很少做正义与否的价值判断，诗人对战争双方的英雄们都不遗余力地加以热情洋溢地赞美和歌颂，这是对人本身的歌颂，它超越了狭隘的恩怨是非关系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伊利亚特》是第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后来的战争作品中都有着明显的是非倾向，如《埃涅阿斯纪》充满疑虑不安，悲天悯人以致忧郁，作者维吉尔成为一个“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战争与和平》反对拿破仑侵俄。明代的《封神演义》表达了助周灭纣的思想，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施耐庵的《水浒传》宣扬替天行道。《伊利亚特》把战争当做既光荣又有利的事业，把战争双方都做了热情地歌颂，战争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战争是最壮阔的大舞台，英雄们在这宏阔的疆场上演绎着生命的绚烂色彩。《伊利亚特》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结晶，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越来越符合读者的审美需求： 一场血腥的战争本不是后人希望欣赏的东西，但是阿基琉斯的盛怒和海伦的美，赫克托耳的英勇和帕里斯的爱情却使这十年的战争被人们传唱至今。是阿基琉斯不同寻常的怒火和海伦国色天香的容颜使古希腊人借艺术超越了战争，借艺术升华了自己的现实世界。
五、结语
纵观全文，文学地理学中的四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辩证的关系。一方面，世界地理（ 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 会对文学家的生活经验、文化积累、生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追求造成影响，进而对文学家的创作（ 包括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造成影响，这些影响的表现形态或者载体，便是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 另一方面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文学，久而久之就会融进当地的地域文化，成为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的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又反过来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读者的阅读审美又构成影响。总之文学地理学的四个要素： 世界地理、作家地理、作品地理、读者地理构成整体活动，各个要素之间相互流动、相互反馈。季羡林老师指出“东西文化是不同的，其根源就在于东西思维方式的不同： 西方主分析（ analytical） ,东方主综合（ comprehensive） .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不但潜藏在或表现在哲学思想上，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上，而且也表现在科学技术上。”[13]
季羡林老师进一步指出了西方的分析与中国的综合之间的差别： 分析往细微处追寻，穷万事而不绝。综合想让人们了解整体观念，普遍联系。
西方注重点的分析的思维模式，已经在科技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是也遗留了许多的问题。就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现状来看，那是一个走向碎片化的支离破碎的世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人类进化的一个一般规律。主分析的思维方式流露出了诸多弊端，在文学的建设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启动东方思维方式的重大作用。
邹建军、曾大兴、梅新林、陶礼天、杨义、胡阿祥诸位学者们恰恰就是从综合性思维出发积极提倡文学地理学。但中国的综合性思维又有着模糊性、体系性不强、不确定性的特点。于是他们的新方法一开始就遭受了许多的质疑与攻击。但笔者认为虽然这一体系还不十分完善，但毕竟具备了中国特色，值得我们共同建设发展。刘庆华认为，“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中，我们不妨反思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之路。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走的是一条拿来主义的路，这条路照见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过于重具象感悟而缺乏严谨的逻辑思辨的弊病，但也凸显了生搬过来的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现实水土不服的毛病。如何在拿来与原创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具象感性与西方文学理论的逻辑思辨相结合，这不仅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有助于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14]
文学地理学在中国本土建设并最终走向世界。这是中国学者共同努力为世界学术所做的独特贡献。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尚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文学地理学四要素的分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廓清文学地理学四个研究范畴。为文学地理学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的建设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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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庆华。 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热点问题的思考[J]. 广州大学学报，2013,（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