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以非政治化或者去政治化为前提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这就导致任何向文学理论中导入政治维度的行为都有可能被看作是一种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倒退”,这种倒退的特征就是“政治控制文艺，文艺服务于政治”.现在，人们都已经习惯性的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划分为其非政治性，进而也就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相一致。这样一来，任何企图重申文学理论的政治性或者政治维度的行为都被怀疑是反现代的行为。
当我们考虑到中国近代以来很多文学泰斗在文革年代的不幸遭遇，并且考虑到中国近代文学被那个年代所影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凋敝景象，就逐渐可以理解对政治的排斥和抵制情绪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种在近代形成的“共识”是未经认真考究的。所谓的未经认真考究，主要因为是它对“政治”这个术语以及在特殊时期对政治文学理论的理解不够客观，并且错误的把“极端年代”时的“政治”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政治”,这样一来，就会把特殊时期时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延伸至普遍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没有考虑到环境的变化。不仅如此，这种“共识”还盲目的将“政治性”与“非自主性”混为一谈，这就会使人们产生误区，认为文艺只要沾上政治，不管是什么政治，都会丧失其自主性。总的来说，“政治”一词自近代以来被极大的毒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误会，害怕，更成为了许多标榜自主的学者避之不及的词汇。实际上，不仅仅是在中国，在西方的很多国家，“政治”一词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毒化，是一个被极大败坏的概念，恢复其尊严和荣光，我们责无旁贷。
一、剖析言说能力的培养与文学的政治性
在我国的近代文学言论中，“政治”一词的含义都是非常狭隘的，这主要是受到了近代文革时期所形成文化的影响，在文革时期，崇尚“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也就是说文艺要为党和国家的具体方针政策做出牺牲。这样的理解是在特殊时期形成的，有其形成的特殊历史原因和环境，但是却一直制约着我们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思考思维。要想扭转这错误的“政治”概念，我认为，需要引用阿伦特的政治理论。
阿伦特的对“政治”一词的理解是一种自我彰显，这种彰显主要表现在人的言谈与行动中。他还指出，任何的施为、展现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和领域，按照这种理论，政治活动一旦在“公共空间”中丧失了言谈，它的性质就改变了，变成了另一种活动模式，就像“制造事物”和“劳动”一样。着眼于这个简单的对“政治”的定义，不难看出“行动”“公共空间”“言论”都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
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将“劳动”与“工作”进行了比较，对“行动”的基本含义进行了界定。阿伦特认为，人的基本活动分为三类：劳动、工作、行动，并且分别对应了人类三种基本条件。劳动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类基本活动所需要的、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质的需求；所谓的工作指就是人类通过生产活动制作人工制品的活动，它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与自然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行动与劳动和工作都不一样，劳动和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经济需求和生理需求，是人类的自然性范畴，但是人的自然醒是不能成为政治实践的条件的。行动是主体的自由实现活动， 其基本前提就是超越经济需求。政治是通过言辞在公共空间的呈现和参与表现出来的，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语言能力的，尤其是每个公民在参与讨论公共事务的时候所必需的。
二、解析政治化的文艺学的非政治性
当我们认真剖析阿伦特和哈维尔的政治理论，并将其运用在我国文革时期的文学理论时，我们会发现那个特殊时期的文学理论知识产生了一种颇为奇怪的现象：它将极大的政治化与空前的非政治化集与一身；它在意识形态上是政治，但是又对“存在的政治”予以压制和败坏；它既表现为声势浩大的公共事件， 又缺乏真正的公共性。
新时期来临之前的中国文学理论“政治化”很严重，这也几乎在文学界达成了共识，有许多文艺骨干人文中国的政治文化严重影响了文艺学的独立性和文艺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中国当代的文艺运动基本就是政治运动。文艺学的发展也不受科学的发展水平所影响，那些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理论同样对文艺学。这一共识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也存在其自身的问题。共识中所谓的将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活动牢牢控制住的“政治”指的是特殊时期的特性文化形态中的政治，把这个特殊语境中的政治引申泛化为政治文学关系的一般命题是不合适的。
大家都知道，自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十年内，我国文艺学的研究方式主要是采用群众大规模的讨论，在此期间完成了对《武训传》的批斗，对一些文坛泰斗的批斗如胡适、俞平伯等的批斗，在这个特殊时期，文艺学的发展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借口，这一点在一九五一年的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大会上已经明确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包含很多内容，如为党的方针和政策服务，也就是说政治对文艺学的发展具有导向性。而所谓的“讨论”、“争论”方式也只是表面现象，形式主义，根本就没有民主、平等而言。
我们在分辨文学理论与政治的关系或者是涉及到文学理论知识和政治维度时，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认清所谓的“政治”的真实面目，是文革特殊时期的政治还是民主时期的政治？总的来说，不是民主时期的普遍政治影响文学理论知识的自主性，是文革特殊时期的政治使文学理论知识丧失了自主性。有人曾说过：真正的悲哀是文学理论知识必须按照规定的政治化，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为规定的政治化服务。
三、探究去政治化的文学理论的政治性
新时期的文理理论是在去政治化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去政治化就是自主性的诉求表现，但是有趣的是，从另一种角度看，这种去政治化的文学理论和搞政治化理论是吻合的。文学的自主性诉求就是对独立的渴望，强调的是文艺活动与审美的超功利性，是对于“工具理论”文艺学的大肆抨击。这种诉求出现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总结这一理论的话语可以“向内转”三字概括。“向内转”共分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就是从政治等非文学领域转向文学领域。在这之前研究的文学主要是看中其外部规律，也就是文学与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关系，比如说政治和文学的关系，社会和文学的关系，近些年来，研究的重点已经逐渐转移到内部了，也就是说更侧重于研究文学的内在因素，审美及自身结构等；“向内转”的第二层含义指的就是从物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
当时一些提倡自主性的人认为我国的文学内在本质没有西方欧美国家那样成熟，并不是存在于批判言论中的，相反是存在于人内心世界里的，“向内转”实际上就意味着主体性高扬。在整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国大陆文学的发展基本算是止步不前，几乎没有“纯文学”,在这个时期的文学政治性较强，一般都被称为“伤痕文学”或者是“反思文学”,这对我国整个文学发展都产生严重的影响，即使是政治的直接残害已经消失，但是政治和灾难见证文学的联系依旧很紧密，这一切都给文学作者的心灵带来巨大打击。
四、非政治化是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危机征兆
假设文学和文学研究都涵盖了广义的政治性，假设有公共关怀意义的文学和文学知识一定具有政治性，那么，如果抽象的否定文学的政治性或者是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人为的文艺研究非政治化，就有可能使当代的文艺学知识陷入危机。如果对这种倾向不能很好的理解，我们不妨将这种倾向与阿伦特的社会理论相结合，这样就会理解的更加透彻。上文中层提起，阿伦特认为政治是人类的言谈行动在一定公共空间内的实践，再看阿伦特提出的对劳动、工作以及政治三大基本活动的划分可以得出结论：
以生存为目的的劳动、以利益为目的的工作都不属于政治。政治是一种自由活动，它能够摆脱物质的功利性和束缚性，人们可以在公共空间内自由活动。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对“物质必然性”的概念也要进行适当的扩充。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少的人还在在于嫉妒贫瘠做斗争，还会受限制于物质必然性，假如我们将消费视为最高的自由，将其他更正珍贵的自由视为多余，我们的公共关切和政治责任与义务感就必然弱化。正如阿伦特指的，随着自动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人们将会逐渐从生计的压力之下解脱出来，但是人们往往将时间用于休闲娱乐，而不是公共事务上。不仅如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会快速进去非政治化状态，在这个大环境下，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表现出了两个趋势：首先是实用化，就是用文艺学的知识直接服务于社会的物质消费，另一个是装饰化，既不敢充分运动所具备的文学知识评价公共事务从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品格，又不屑于选择很多学生选择的“专业化”道路。这两者虽然从表面上看有很大的差异，但是都是文艺学知识产生非政治化。笔者认为，这正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文学理论知识发展陷入危机的表现。在一个有较多问题、公民道德建设任重道远的当代社会，时代流行这样的文学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忧虑的事。
五、小结
通过上文论述，我们可以清晰的认识到重审文学理论政治维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需要我们广大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当然，这里所指的政治不是文革特殊时期的“政治”,而是现代化的、作为公共领域自由行动意义上的政治。文革时期的“政治化”使得文艺学知识受到迫害，其自主性被剥夺，当然也就无法向世人展现出真正的政治的品格。现如今的“非政治化”看似是摆脱了文革时期的束缚，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逃避了对公共事业的批判精神反思，单从这一方面来看，当今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还并不成熟。实践证明，中国的文艺学在对待公共性的批评反思的能力方面还很欠缺，需要不断的改进与完善，而这正是文化研究所具有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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