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一书中，费希特将构成人类历史的超时间存在分为先验和后验两个部分。在他看来，前者是必然存在的“概念中的时间”; 后者是现实偶然存在的“编年史的时间”。
前者展现的是作为历史目标的宇宙蓝图及其实现过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 后者展示的是无穷无尽的历史事实及其出现过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顺着费希特的语脉，“概念中的时间”可以视为秩序意义上的时间，“编年史的时间”则可以视为自然流逝的时间。［1］( pp．4 ～19)借用费希特的时间概念，那么，文学批评的历史也可以区分为两种: 一种是“概念脉络中的批评史”，一种是“编年意义上的批评史”。前者展示是文学批评意识演进的内在理路、内在秩序，关注的是体系自身的整体性与连续性，这种整体关联常常借助于概念、范畴、命题之间的逻辑论证，以同一类型或相同形态呈现; 后者则主要关注文学批评史上文论家与文论流派以及思想体系之间前后相继、先后相生的意义关联，这种意义关联常常借助于个案的研究，以描述的方式呈现出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在理论预设上，两种批评史有着极大的不同。
在概念脉络批评史的视域中，思想观念确乎具有自身的逻辑自洽与整体关联，所衍生的观念范畴具有相同的知识背景与共同的心理逻辑，并不依赖具体的文学活动或一般所谓的“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其核心的问题意识既内在又超越，有着自足的逻辑脉络与自主的生命力，因此，如何揭示出思想系统衍化的内在条理、内在秩序以及结构形态、发展规律，是这种研究的价值指向。譬如在倡导“观念史”的诺夫乔伊看来，历史上有一些最基本的或重复出现的概念，包括“一些含蓄的或不完全清楚的设定，或者在个体或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这些东西是“心照不宣地被假定”，无需论证，甚至日用不知，但是“他们有可能在任何事情上影响人的反思进程”。［2］( p． 5，p． 9，pp． 18 ～19) 对于这些概念的研究，常常可以穿越不同的时空、语言、民族、国家，而且还可以贯通不同的学科领域。
正因为如此，“概念脉络中的批评史”的写作与研究，成为 20 世纪中西学术实践中一种相当行之有效的研究进路。
“编年意义上的批评史”，不同于“概念脉络中的批评史”注重研究的整体性、连续性及其问题意识的自主性，而是更重视阐释者的历史性以及阐释的循环效应。关于此一研究途径的理论假设，史华兹的观点具有参考价值。在他看来: “在文本和解释者之间存在一种永恒辨证的互动关系……说到底，我们必须仔细斟酌对于原始文本的理解，对文本的关注反过来又必定激发人们对于文本得以诞生的历史环境的关注。”［3］( p． 2) 因此，人们如何对其所处环境进行有意识的回应，以及这种回应是否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编年批评史所面对的问题。其主要的研究路径，是通过分析作者的论点和路数，考察其师承源流、家学背景、依据资料以及理论的源流统绪，以期重返文本形成之初赖以生成的具体的复杂的历史情境，重建当时的文化语境，重现过往的思想发展历程。也正因为建立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基础上，编年史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一个体系自身的多重性和多方面性，在确认思想体系内含多重性、多方面性的同时，试图从不同侧面解释分析一种思想观念与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内在渊源。
从研究进路看，两种批评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各不相同。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可以将过往的批评史研究形态分为两种，即批评的类型和批评的个案。就文学批评本身的体系而言，批评的类型主要体现了一套理论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宗旨，以及此一宗旨与该系统中其他的相关的范畴、概念、命题之间的逻辑关联。
从批评史体系之间的关系来看，它更多地反映了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内在理论脉络。因此，以类型为主要范型的文学批评史，也就成为“概念脉络中的批评史”的常见写法。与批评类型相对的，则是批评个案。个案是指批评史上业已产生的，也即“文学史上真正发生过什么事”，以及作为文学传统在思想史上的效应，常常在批评家的历史性和文本阐释的循环效应中，引发出若干的问题意识。
因此，以个案为主要范型的文学批评史，也就成为“编年意义上的批评史”研究的常见进路。
具体而言，类型研究，通常按照不同的标准或方式划分。借用诺夫乔伊的说法，考察的是“单位观念”( unit-ideas) 的某些思想成分是否或者以何种方式出现在批评家的思考之中，以及这种成分是否达到了“单位观念”所理应达到的那种“理想类型”。就文学批评史的角度而言，过往的研究大多采用这样的一些区分类型。譬如从理论体系区分，批评史上常常有概念、范畴、命题等不同的理论类型。概念是命题的综合，命题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作为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范畴是理论中最高的概括形式，其中出现最早的、包容性和衍生性最强的则为元范畴。
在过往的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常常以元范畴为核心贯通整个批评史，而每一个元范畴都形成了一系列的次生范畴和命题，这些元范畴、次生范畴和命题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形成前后照应、左右互摄、上下交错的理论体系。除理论体系之外，也可以从审美取向的角度、文体类型的角度以及学派流派的角度，来区分不同的类型研究，与此相关的概念史、范畴史、观念史、文体史等，业已成为“概念脉络中的批评史”写作的常见模式。
不同于类型研究，于历史变化中寻找不变，个案研究，旨在变化中找寻规律，因而常常通过第一手文献的大量搜集、整理、编著，对文学活动过程的解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演变的理解以及对批评家的历史定位，尤其是对同一时期各种文学活动之间的联系详加勘查，对其间原委乃至细节予以合理的解释，以期还原批评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不同于类型研究追求理论的同一性、一致性原则，个案研究更注重揭示出差异性、异质性的一面，尤其关注从经验层面上考察制约思想体系的多重原因，包括文化制度、审美风尚乃至师承关系、个人际遇以及诠释者的心路历程与价值立场等对文学思想产生的影响。此一思路左右下的编年史研究，注重考察的是批评家在具体历史处境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进行回应的全部努力，与此相关的思想史、文化史、心态史、精神史等，构成“编年意义上的批评史”写作的常见模式。
二
从研究范式及其运思逻辑看，两种批评史各具特色、长短互见。“概念脉络中的批评史”注重内在逻辑的论证与推衍，常常以归纳、提纯、抽象的手段，以分类、层级的形态加以呈现。作为研究方法，这种论证、推衍，就同一系统内部而言，主要在于揭示、提炼出此一系统的主导原则、普遍观念、永恒问题及其各种原则、观念之间的关系; 就不同的系统而论，则更多地侧重于揭示各个系统之间的一致趋向、脉络走向与逻辑关联。这种运思逻辑，强调理论体系及其概念范畴的整体性、同一性和连续性，倾向于围绕着一个中心，譬如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等，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展开一种全面的描述，而这在强调断裂、不连续性、界限、极限、转换等问题域的后现代研究视野中，则是难以接受的。譬如在福柯看来:“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4］( p． 12，p． 3) 情况的确如此，“概念脉络中的批评史”研究，并不像总体历史研究那样展开的“某一扩散的空间”，而是排除任何不连续性的概念，以逻辑的、科学的后设价值来范围古代的概念范畴，并追究其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更多不合乎这种逻辑脉络或规律标准的内容，则被当成没有思想含义的东西视而不见了。
这种“提纯”、“纯化”的路数，在上个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创始阶段，体现得颇为充分。
第一代研究者为了学科边界的划定，常常将文论话语从哲学、历史的思想语境中剥离出来，以便使理论体系显得更为明晰连贯一些。譬如郭绍虞先生 1929 年的《文气的辨析》一文，是从桐城姚鼐“文之精”的“神、理、气、味”说开的。郭先生认为，其中文气的界限最易混淆不清，他的解决之道是: “本文删除枝叶，所以不旁涉到哲学上论气的话。当然，不是说哲学上的论气和文学上的论气没有关系，但是为要使文气说的理论简单化一些，还以避免不谈为宜。”［5］( p． 116) 这种剥离的做法，充分体现了第一代研究者的路数，即将文论话语从整体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从而确立言说范围、学科边界，当然，就郭氏本人的学术兴趣而言，显然更多关注于传统诗文创作的价值，而不是现代学者所膜拜的理论系统，他写批评史的目的在于印证文学史。如此这般所建构的“纯文学”的古代文论批评范式，切断了与文、史、哲合一的整体意义世界的关联，也就将中国文学批评史背后复杂丰富的思想系谱与知识链接，有意或无意地过滤、遮蔽了。
“编年意义上的批评史”研究，大多借助考订、校勘、训诂等方法，以实证的态度，将研究个案还原到抽象之前，也即具体的、细节的甚至泛化的原初状态。不同于抽象之后的类型研究，常常有意或无意略去不直接体现脉络主旨的方面、特征，个案研究常常深入到具体的系统或特定的语境中，以描述、阐释的形式展示研究对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全部丰富性和多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于思想要素之间的张力和紧张感及其形成的内在根源，也会予以更多的关注。在倡导思想史研究的柯林武德看来，历史事件之所以成其为历史事件，皆是由于它有思想，因而他提出要把杂乱支离的史学研究改造成真正能够提出明确问题并给出明确答案的史学。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中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假定，他认为: “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 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6］( pp． 302 ～303) 所谓历史地理解思想，是认为所有文化均孕育、发展于特定的、独有的自然、社会的历史条件之中，因此，它所具有的价值和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历史性，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思想能够摆脱历史的制约，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
史事层面与意义层面的模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含混，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自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去价值化”、“去道德化”后，“价值”和“事实”分离，尤其是传统的义理价值与历史事实的分离，带来一切载籍文献的“对象化”、一切研究对象的“历史化”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学术化”、“科学化”追求，学问也就从传统的“为己”之学变为“为人”之学。譬如在史学研究领域，强调证据的“集众式研究”就颇为流行，傅斯年先生对此解释为“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他据此断言: “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所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7］( p． 10) 这种史料至上的风气，极大地扩充了史料的来源，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现代学术品格的形成。但与之相伴的，则是各种“窄而深”的专业化研究，囿于缺乏大理论以及整体全面的历史文化把握，整体性的丧失与意义感的失落，也就不可避免了。在倡导文学编年史的陈文新先生看来，纪传体、编年体是两种传统的文学史范型，由于纪传体所具有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优势，对于时代风会的描述常常言简意赅，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境界。但是问题在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对于“个别”、“例外”，对于作者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以及传播和接受等问题，往往力不从心，而编年史的方法，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因为它在呈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方面可以比纪传体或纪事本末体更接近于原生态，更具有客观性和丰富性。［8］( p．136) 即便如此，对于编年史的缺失，陈先生仍然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9］( pp． 1 ～2) 因此，在其主编的 18 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中，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从时间段的设计、历史人物的活动和思想文化活动等方面，则尽量对其短处加以弥补。
上述两种研究途径，只是大体而论，实际上，两者虽然取径不同，方法各异，但是相辅相成，很难截然分开。如果忽视概念脉络批评史的逻辑论证，仅仅专注于编年批评史的历史解释，往往就会使批评史研究流于一些琐碎细节的关注、单纯材料的杂陈或者具体个案的描述，而难以真正把握批评史发展所具有的内在脉络关联。反之，如果仅仅关注概念脉络批评史的逻辑论证，而忽视了编年批评史的历史解释，具体的批评史研究中，往往就会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文学思想演变过程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丰富内涵，将批评史变成抽象的概念范畴演化过程与空洞的逻辑框架。有鉴于此，如何取两者之长而补其弊者，不妨借用余英时先生的折中之法。在他看来，一切的知识，如果要具有科学性的话，必须经历相同的程序，即观察( observation) 、概念思考( conceptual reflection) 和实证( verification) 。其中，观察是搜集大量的事实，概念思考是用归纳的方法建立通则( generallaws) ，而实证则是再根据事实来验证所建立的法则的有效性。［10］( pp．274 ～276)
三
通过上述两种批评史研究模式的比较，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复杂多面性，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单单关注逻辑脉络面向或者单单关注历史思想面向，均不足以把握批评史的全部内容。换言之，仅仅停留在类型的研究层面上，或者仅仅停留在一个又一个具体个案的解释上，对于能否再现真实的批评史，仍然是存疑的。
就“概念脉络中的批评史”的路数而言，其内在的缺陷是明显的。对于这种研究方法的批判，英国“剑桥学派”的昆延·斯金纳颇具代表性。他否定在经典文本中包含有“普遍观念”与“永恒问题”等理论预设的存在。在他看来，观念史研究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证实某种“观念”的“基本意义”必然存在，并且假定这种意义基本“保持不变”。如此一来，所有考察的学说被化约为某一实体，其发展过程则被描述成一个不断成长的有机体，于是主体消失了，代之是观念之间的格斗，在这样的历史写作中，我们的叙述很快便与言说主体失去关联。［11］( pp． 84 ～85，p． 62) 同样，在否定“纯历史”、“纯知识”的怀特海看来，独立的存在只是一种神话，在有关观念史的建构过程中，“纯知识”这一类高度抽象的概念，应该从我们头脑中被清除，因为知识的产生，总是伴随着情感、目的等附件的。在《观念的冒险》一书的“前言”中，怀特海认为要建构一个思辨的观念体系来解释历史的进程，这无异于一场“冒险”，因为他的解释有可能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进程，因为观念的历史来自我们对历史的观念，也就是说，观念的历史基于我们理智的立场。据此，他断言观念史研究的巨大危险在于简化，所以观念之史便是错误之史。［12］( p．9，p．11，p．29，p．31)同时，还可以注意到，概念脉络层面的研究，常常将复杂万变的历史现象加以“区隔化”( distinction) ，分割成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各个不同领域的问题，并且假设各个区隔之间互不相关，形成经典诠释中的盲点，从而构成现代史学研究领域所谓的“隧道效应”( tunnel effects) 和“隧道历史的谬误”( the fallacy of tunnel history)［13］( pp． 142 ～ 143) 等问题。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后世诠释者的历史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进一步的理论反思也就不可避免。张祥龙先生认为: “自胡适和冯友兰以来，以‘逻辑的、科学的’方法来治中国古学的做法几乎被各门派共同信奉。于是，‘道’、‘仁’、‘阴阳’、‘气’等等就被当作西方传统哲学和逻辑意义上的‘概念范畴’，还要追究其‘逻辑发展的规律’。而任何不合乎这条概念化标准者，就被当作无思想含义的东西。”［14］
显而易见，仅仅依靠于概念批评史的研究方法，无法克服自身的缺陷，辅助于其它研究方法，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概念、范畴、命题乃至体系、系统的逻辑义理，既是历史思想文化的理论抽象，又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间错综复杂、互动频繁，而个案众多、个性多于共性的事实很难用简单的归类、对应来总括，欲从中找寻一般性的规律尤难。因此，习见的提炼、纯化、抽象等研究方法，常常是将具有一些观念意蕴的批评性话语，从文、史、哲合一的整形性文本中抽离出来，借助于种种后设价值及“后见之明”( hindsight) 的方式方法，以期发现其理论之间具有某种原则导向或归属取向的逻辑关联。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 “近代的中国哲学史叙事，则是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系谱化，系谱化是把各种各样复杂的、偶然的、喧闹的、杂乱的历史和思想，用西方的现代的哲学的后见之明来清理、筛选、编织和解释，编织出一个‘脉络’，这个‘脉络’常常以一种哲学的、理性的、顺畅的方式，把历史和思想变得可理解。”［15］情况的确如此，近代以来相当多的文、史、哲著述，均建立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上。
当然，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批评史的形成，不仅仅是对文学批评存在的反思判断，更涉及到颇为复杂的历史文化经验与价值意义。历史地看，批评史的研究，如果隔绝了与思想文化系统的生命联系，就罕有抽丝剥茧般的深度分析。同时，思想文化的历史状况，恐怕也可能比我们所了解的一般规律复杂得多，其演变也并非那么按部就班地循着同一种规律来进行，因此历史和逻辑越是结合得天衣无缝，在知识学意义上的可信度就越小。胡适先生认为: “一切太整齐的规律，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16］( p． 42) 陈寅恪先生认为: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7］( p．12) 这些看法对于我们今天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仍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四
比较而言，不同于概念脉络的研究路数，受制于各种先见之明，如斯金纳批判的“学说的神话” ( the mythology of doctrines) 、“融贯性的神话”( themythology of coherence) 、“预 见 的 神 话 ”( themythology of prolepsis) ，等等，“编年意义上的批评史”研究，则常常不可避免地带上经典阐释者的种种“后见之明”，这类似于“古史辨”所谓的“层累地叠加”，或利科所谓解释学上“多出来的意义”( surplus meaning) ，这些因素也会给后世理解文本的本来意图带来各种障碍。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就过往的编年批评史研究而言，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首先，编年批评史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特定的批评家，即便这样做的目的，可能只是建构一种更为广阔图景的手段，而被筛选出来作为分析对象的批评家往往以卓越的批评才能，或以文学天赋，或读者众多见长。而从习见的研究套路来看，其研究的重点，往往在于过往时代的主流或较为高级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同一时代的公共话语或学说流派，以及那些在文学实践活动中提出自己独特见解的知识分子。其次，编年批评史的材料偏于内在循环，从文字到文字，从文献到文献，旨在佐证或厘清文献里的记载，尽可能多的与经、史、子、集或其它文学史料相联系、相印证。因此，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中，重视的是功力，不是理解，确如王汎森先生所言:“从文献到文献的过程中，即使下了极大的功夫，累积了极深厚的功力，许多问题还是无法得以确解。”［18］( p． 349) 诸如此类的研究，无论“求其古”，还是“求其是”，最终也不免落入“古董式之学术”的境地。
再次，一切编年批评史的研究，不仅意味着人们必须历史地、设身处地地思考古人在做某一件事情时是如何思想的，而且意味着一切过去的历史必须联系当下才能得以理解和阐明。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历史上的经典批评文本，即使是由特定的历史语境产生，然而一经形成，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具有了超越具体语境的独立性。
因此，超越具体的语境进行普遍性的研究思考，素来是批评家在从事批评活动时所具有的原初意图，无论这一意图是否得以真正实现。至于尔后的经典诠释者是否有能力把握所要考察的思想观念的社会历史语境，能否写出“值得信赖的编年史论著”，仍然是存在着相当多疑问的。见于过往各种“窄而深”的编年类著述，囿于诠释者缺乏对历史思想的总体性理解，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重大的思想文化事件以及大的思想转型，无法进行有效的阐释。这就如同诺夫乔伊所批评，文学研究者如果缺乏合适的哲学训练，那么，这些观念的历史世系、逻辑含意、言外之意以及在人类思想中别的表现形式，也即文学的哲学背景就很难得以说明。［2］( p．17)即便有上述局限的存在，但是，较之于概念脉络一类的“内在路径”研究范式所带来的更多问题，编年批评史的实证路数，也就显得并不那么招人反感了，从许多方面来看，它意味着研究材料更为广泛，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即便是历史上那些玄妙深奥的观念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而且对于很多中国学者来讲，这也恰恰成为西风日盛之下进行有效抵抗的一种当然之选。譬如霍松林先生认为，编年史之所以在近年受到重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便于完整地呈现其真实面貌。编年史可以有效地阻止西方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它的大规模采用，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经由螺旋式上升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19］同样，重视思想史研究的葛兆光先生提出“回到历史场景”，打通知识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研究界限。在他看来，西方单一的脉络化叙事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缺少这样的历史场景，思想过程就成了纯粹思辨和抽象概念的连缀，仿佛鱼离开了水，思想就成了纯粹文本的自言自语，仿佛显微镜下干枯的标本，而历史就成了实验室里纯净的真空状态。
编年批评史所面对的问题，不同于概念脉络史注重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编年批评史研究注重的是对史料的整理、对史实的理解以及对这种理解的反思，因此，在研究策略的选择上，常常习惯于将批评史中纯粹理论形态的范畴、命题以及方法论的形成回溯到其原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重新梳理其由本及末的源流，以及承流会变的轨迹。譬如在斯金纳倡导的历史语境分析方法中，主张研究各种不同词语的使用功能及其语境，以及作者使用这些修辞文本所要表达的意图。这种还原的研究方法，常常习惯于将其思考的对象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而并不习惯于将对象从历史脉络中抽离出来作纯粹观念的抽象演绎，这种思维习惯左右下构成的现场感、情境性乃至衍生的原生性观察视角，不仅使得当代人更为容易理解古人的时空情境，同时也有利于疏缓两者之间的紧张感。因此，对于习惯“知人论世”、“设身处地”运思的中国学者而言，编年批评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相当的亲和力。
编年批评史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为经典诠释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抑或历史的全部丰富性。编年批评史的研究可以穷尽一切可能的情况，因为可能的世界总是远远大于现实的世界，仅仅现实并不能构成历史，历史包括现实以及没有成为现实的一切可能，因此，只有放在其全部可能出现的情况的背景之中，才能理解历史的全部丰富性。［20］( pp． 57 ～ 58) 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少数几个伟大心灵的精神世界，同时，还可以通过研究过往时代的主流或较为高级的思想观念，如何不断渗透、融入一般的、边缘的观念，从而引领我们的研究转向同时代那些并无多少原创性的思想或人物，这样也更有可能显现出思想衍化中那些被中心挤压不断边缘甚至隐而不显的批评史资源，也就能为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更多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可见的思想史、观念史研究模式之外，编年批评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重新审视批评史资源的新视野。
编年批评史研究的内容，大多以时间为序，辑录历史人物的言论与行踪，并且对其时的一些重要的文化政策、文化思潮以及文学流派的谱系，加以重点关注，对思想文化经典的各种诠释活动，包括撰写、出版以及友朋间信函、作品序跋等，一一加以搜辑、整理和辨析。具体而言，不仅可以包括批评家的生卒年与家族源流、家学背景，一生的功名仕官，譬如入学、中举、进士、引见、赴任、致仕、罢官、复职、归隐、隐退，等等，还可以搜辑批评家的文化生活，如缔交、唱和、集会、结盟、论辩、游玩，等等。与之相应，有关批评文本的成书、刻书、刊行、进书、序跋等的研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同时，与文学活动相关的重要政治文化政策，如朝廷举行的乡试、会试、颁书、下诏修书、禁书乃至文字狱之类，也是应该加以参照的。
编年批评史研究的方法，理应融会贯通传统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种种长处。譬如“以事见人”、“因人存事”的编年体传统，长于以实证的方法，在史料的广度和宽度上，展示出历史流程的复杂性、丰富性。又譬如以作家、批评家为坐标的纪传体传统，常常通过大局的研判，揭示出某一个阶段或时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过程、特征或走向，以及文学思潮的转折、批评流派的兴衰、文学接受的特色，等等。总之，建立在各种传统史传体式长处的基础上，既可以在结构上凸现出编年批评史的立体感和纵深感，亦可以在方法上彰显出编年批评史在时空意识上前后相继、纵横交错的张力，并且通过这种互动相生、交相辉映关系的揭示，展示出研究对象的理论多面向性与历史的全部丰富性，同时，对于这种多样性、具体性和丰富性形成的思想根源予以历史的解释。就上述的内容、结构、方法而言，也就大体上可以实现当年陈寅恪先生所设想的“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一书”［21］( p．9) 的编年史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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