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以载道”观发展演变及其狭隘化倾向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论史上，“文以载道”观纵贯始终。虽然“文以载道”的观点是在南宋才首次明确提出，但是“文”和“道”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多有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提出，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文学的实质是主客体的统一，客体在服从于主体的同时，又不丧失其本身的自然本性。
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等人把“文以明道”正式提上了日程。韩愈在其《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说过：“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其所谓“道”的具体内容涵盖的非常广泛。
到了宋代，文学家们对于“文以载道”的强调达到了顶峰，他们大多是要求以“道”作为“文”的内容，但是他们各自对“道”的内涵的理解以及对“文”“道”关系的处理上又各有不同。在苏轼、欧阳修等人的文论中“，道”虽然是“文”的内容，但却并没有被紧紧束缚在儒家思想的传统领域里；而且他们“文”“道”兼重，提倡自然的文风，对于“文”的要求仍然很高。
“文以明道”的说法被周敦颐发展为“文以载道”———他的《周子通书·文辞》中所说的“道”，是指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广为流传的。在他看来，“道”专指道德，“文”专指文辞，实际就是要求文辞为道德服务，而且他所言之“道”也限定于“圣人之道”。
2 “文以载道”屡遭批判
明末清初乃至民国初年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充满着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激烈碰撞。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面临着西方文论和文学作品源源不断的强烈冲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学界从作家到作品再到文学理论，都处于西方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之下。
在自身发展狭隘化和西方文论传入对其冲击的双重影响下“，文以载道”频频遭到批判。
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两点：第一，我们采用了西方文化中的“文学”概念，这种概念重视的是作品的审美性和娱乐性，强调“通俗文学”；但中国文化中所说的“文学”有着移风易俗、端正教化，“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重视“典雅文学”。第二，文学家以及研究文学的学者在接受西方“文学”观念之后，都在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事实上，当把文学与政治割裂开，而一味宣泄个人情感和追求娱乐的时候，不是文学本位的回归，不是文学地位的提高，而是文学地位的降低。
3 “文以载道”何去何从
在“万事”全球化的今天，交流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西方文化充分渗入，对中国文论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不能回避去借鉴西方文论中对我们有利的部分，应充分利用其成就来帮助构建并丰富中国当代文论。
西方文论就其认真严谨及理论性、系统性来说，对中国文论的意义是很大的。因为差异性往往包含着互补性，不同理论中互补性的东西若是被发现，也能建构起新的理论形态，产生飞跃性思维成果。西方文论对事物本来面貌的重视、对生活本质的重视以及对自然的敬畏和积极对抗，对中国文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将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化阐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经由现代眼光打量之后，发掘二者的相通之处，以期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在言意关系这一脉“，文以载道”观也同样需要结合中西方文论的现代化阐释。这要求我们首先弄清楚“文”与“道”的内涵。笔者认为“，道”应是社会责任感和人类良心，而“文”则应是苏轼所言的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学及文学艺术。
那么这就对文学发展的环境提出了要求———文学需要自由。
古往今来，文学家的历史目的大致相同，都是为了用自己的话语建构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兴旺。他们通过文学来表达其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以其艺术家独有的敏感和人文关怀去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美与丑、善与恶，去挖掘生活中存在的不足，从而探索更美好的生活。
“文以载道”也同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生产者提出了要求———文学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由于文人是社会成员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思想意识较强的群体，所以也就相应地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在当代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他们同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共同的政治立场、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文人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们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的、健康的、稳定的力量。
“文以载道”观在当今中国仍能散发其经世致用、匡扶社会的光芒，这就首先要求作家具备高度的人文关怀。作家是人类命运的关注者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促进者。举凡各个民族各个时代优秀的作品，无不高扬人文精神。作家对社会生活把握和反映的方式尽管异彩纷呈，然而其共同点则是寄予着他们特有的“悲天悯人”情怀。人文关怀从来就是也应该是文学创造的永恒主题，是其“载道”的终极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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