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中关于“评价”是这样定义的：评论货物的价格，也泛指衡量人物、事物的作用或价值。“评价”一词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事物都能成为评价的对象。例如，在消费市场中，人们通常参照他人对消费品的评价结果来考虑其是否物有所值；数码时代更是将“评价”发挥到淋漓尽致，网上购物的商品评价、手机软件中的各种评价以及媒体对某种商品进行问卷调查统计出的评价结果，等等。这些显然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该商品的属性和特点。评价体系同样也适用于文化范围中，特别是体现文化现象的文学更是人们热衷于评价的对象，世界各个角落都能找到各种文学奖项的影子，如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茅盾文学奖、普利策奖以及卡夫卡奖，以及电影界的奥斯卡、音乐界的格莱美等。
一、“评价”的弊端
一般大众对于这些各行各业的奖项抱着一种近乎崇拜的态度，权威由此滋生。自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以来，世界就被人为地分割为西方与东方、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格局，所谓的东方世界不得不舍弃自己的原有文化状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扭曲、变形以跟上世界所谓文明进步的步伐。逻各斯中心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文化中心主义，单一化的文化评价标准自然成为一种权威，最后导致世界文化单一性。马尔库塞就将生活在这种标准下的人称为“单向度的人”。
由于个人的意识和思维不可能逃开所处的时代和文化环境，所以任何评价都具有主观性。在当今后现代语境中，过去的权威慢慢被消解，边缘开始有了发声的权利，那么这个时代的评价是否给另一种形式的权威提供了平台？福柯认为，这个时代的“思想、知识、哲学、文学的历史似乎是在增加断裂，并且寻找不连续性的所有现象，而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似乎是在借助于自身无不稳定性的结构，消除事件的介入”。以文学为例，当今的文学批评更加注重文学文本自身的特点和结构，而不是用固有的标准来评价作品的价值。正如福柯所说：“今后，文学分析不是将某一时代的精神或感觉作为单位，也不是‘团体’、‘流派’、‘世代’、或者‘运动’，甚至不是在将作者的生活和他的‘创作’结合起来的交换手法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作为单位，而是将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的结构作为单位。”不难看出，评价者与被评价者都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是，一定意义上的更多可能性也存在一定的危机，这是由评价本身的主观性质决定的。
二、中西方的“评价”差异
“评价”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既然是一种主观性的表现，“评价”也因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结果。当一个人产生“评价”时，其过程是由个人的生理性以及社会性决定的，大多数情况下社会性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评价”的复杂性主要是由社会的复杂性决定的。社会自产生以来就由多种成分构成，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等。这些因素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交织成一个巨大的网络，人们就生活在这一网络之中。以中西方的差异为例，两者的差异可以从社会的很多角度说明问题。
西方自古希腊起就形成了商业性的社会，不断发展中的手工业和商业为其奠定了强大的基础，从而促使了工商业奴隶主团体的形成。雄厚的经济实力让他们取得了偏向于工商业发展的民族政权，这种民主制度与商业经济互相补充，互相促成彼此的发展，所以，个人的自由发展在这种经济和政治背景下自然生成并逐渐被重视，个人利益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衡量标准。相反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的中国人民围绕农耕生活，以家族为单位建立了古代的宗法制度，他们将“家族”的发展作为所有活动的衡量准则，个人的自由发展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和束缚，人们很少背井离乡从事其他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活动，劳动力的捆绑和个人自由发展的长期束缚，形成了人们安于本土、落叶归根、忠于君主的性格和价值观念。正是这种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
经济基础的根本差异不仅对中西方人们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影响，而且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首先，西方的商业经济让人们重视个人发展和个人利益。他们勇于突破常规，勇于探险，在商业活动的航海贸易中接受各种自然的考验，与自然的抗争在一定意义上产生了“命运”的观念。从西方《荷马史诗》中不难看到人的命运并不由自己控制，再强大的个人意志的抗争在神的面前都变得脆弱渺小。有这样一句话：“那些相信命运的人会被命运牵着走，不相信命运的人会被拖着走。”尽管命运在人们的活动中是如此强大而不可与之抗争，但仍然不能阻碍人们探索自然、发展个人和经济的勇气和决心。因此，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应运而生，如数学、生物、物理等。然而，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社会中，人们安土重迁，在固定的土地上终其一生。在农业耕种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他们认为自然是一个自行发展的巨大规律，人们要做的就是根据一定的自然现象总结出有利于农业发展的规律，收成的好坏并不是自然的问题，而在于人们自身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因此，古代中国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和谐的配合，顺应自然是经济发展的核心。
其次，古希腊的神话中并没有具体的神的形象，其神圣超出了人们的认识范围，宽广无边；《圣经》中的上帝也并没有具体的描述。这有利于西方人发散自己的思维，不断发掘可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古代中国的宗教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他们的神灵大都有着自己的分工，没有一个可以统筹全面的至上神灵。因此，不同的需求就要找不同的神灵，如土地神、月老、雷公、电母等。
目前，在中国还能看到一些有着具体形象的神被人们供奉，这些具体的形象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人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这样的观念实际上在现代中国也还在延续，影响着现代的中国人的生活。
综上所述，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发展历程来看，人们的观念紧紧受制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中，思想必然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人们在过去的时代曾经想要将这种差异同一化，从某种具有所谓优势的社会中择取标准，并将其定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权威。权威带来的不仅是社会单一性，更重要的是人们的观念受到挤压和变形，一味向权威靠拢的结果便是走向世界的单向度。那么，在消除权威的后现代语境，是否已经打破了权威走向自由了呢？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评价”总是站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对人和事物进行判断。这种复杂的评价也不一定能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理想状态，反而看到了“权威”相对主义的滋生。所谓权威相对主义便是有评价结果显示的一种自我观点的认同。社会多样化需要的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吸收的世界机制，而不是一种社会观念繁冗、混杂的状态。
三、从“评价”到“态度”
“评价”到“态度”实质上是一种内在观点向外在表达的转向。人的主观各不相同，评价也因个体的不同条件而产生。最终，这些内在的观点都会通过一种外在的方式表达出来，也就是“态度”。“态度”由“评价”决定，也同样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甚至从某种层面来说，“态度”更具“复杂”性。
一方面，人类从诞生之初就能以一种外在形式来表达内在的情绪。社会分工越细，人们的关系就越紧密。生存是由各种因素相互链接的复杂体系，人与人之间的态度表现开始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制约，也就是所处时代、文化的整体标准，且这种标准具有不可逆转性，一旦坍塌，剩下的就只有混乱和灭亡，所谓“心口不一”也自然成为“评价”体系的一个负面衍生品。
另一方面，“态度”的表达既是一种“评价”，也是一种“被评价”。当今各种评价体系产生的结果并不只是一种终端现象，正如现在的各种评价标准一样，总是受到质疑和颠覆。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社会多样性的要求。目前，整个社会存在的，如文学、艺术、商品等的评价结果将受到大众和社会的再次评价。以文学为例，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都为世界文学的研究领域带来新的任务，也总是会在一定范围内引起波澜，其结果并不能代表每一个个体的观念，相关的评论将出现在整个世界的文学圈子，或赞赏，或质疑。因此，“评价”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现象，并且正处于“权威相对主义”的危机中，随时会将人们带入无止尽的观念风暴中找不到方向。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 . 知识考古学［M］. 谢强 , 马月 , 译 . 北京：三联书店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