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后殖民(无论其作为主义、理论或批评方法)进入中国语境已整整二十年了,其间有过激烈的论争,也有过平和的讨论,更多则是冷静的分析和扎实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实绩。二十年后,在变化了的学术语境中,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视野出发,追溯后殖民在中国学界旅行的“路线图”,考察其留下的印迹,反思其引发的问题,预测其可能的走向和前景,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知识考古”工作。
一、话语的引进与事件的发生
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中国的其他“后”学,后殖民“理论的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开始就不是作为纯学术话语,而是以一种貌似激进的姿态,作为一个话语事件而受到国内学者关注的。这里,事件(occurrence)一词是从福柯和德曼的意义上说的,指话语溢出了文本,引起了广泛关注,契入了现实进程,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进而生产出更多的话语和更多的文本,形成互相缠绕、互为因果的话语链。为了准确地把握其走向,有必要先来一番历史现场的“还原”。
1990年1月,《文学评论》发表了张京媛的《彼与此———评介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文,对后殖民批评的领军人物赛义德及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做了评介。同年6月,《读书》杂志发表了张颐武的《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一文,文章呼吁中国学者在世界性的“后现代性”的潮流中,打破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压抑和吸引,在巴赫金式的“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吊诡的是,张文借用的理论资源恰恰是来自第一世界的美国文论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的著名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换言之,作者是借用了来自西方“他者”的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但无论如何,上述两文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后殖民转向埋下了伏笔。
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后殖民正式登陆中国语境是在两年后。
1992年10月,《读书》发表了旅美学者刘禾的书评:《黑色的雅典———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作者介绍了其时走红欧美学界的马丁·波纳尔的新著《黑色的雅典娜》,描述了因此书的出版而引发的学术论争,以及国际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批判,进而引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应当说,作者的态度是认真的,描述是客观的,对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背景和理论渊源的概括也是精到、准确的。作者在文章最后强调指出:“我认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必要的,甚至是相当迫切的。但这种批判必须超越苦大仇深的境界,才能趋向成熟。”
然而,此番告诫似乎并未引起国内学者足够的关注。
1993年9月,《读书》编辑部推出了三篇出自海外中国学人之手的文章———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钱俊的《谈萨伊德谈文化》和潘少梅的《一种新的批评倾向》,再次讨论了东方主义或后殖民主义问题。在这组文章前,“编辑室日志”以《他们文明吗?》为题,介绍了吕叔湘先生早年翻译的《文明与野蛮》一书,此书借美国作者的口说,“西方人自诩文明,动辄斥东方人‘野蛮’,这本身就已不文明”,编辑室的意图不言自明。按事后一位中国学者的说法,这本身就是在将后殖民理论往民族义愤的轨道上引导。
一时,后殖民批评及其相关的“东方主义”开始在国内学界热起来,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和争议。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部分师生就后殖民主义与当代文化热点问题召开了座谈会。《天涯》、《原道》、《二十一世纪》,甚至《瞭望》等期刊都卷入了这场论争。而其时正走红西方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则成了大陆学者试用后殖民批评利器的首个攻击目标。张颐武、戴锦华、孟繁华、陈晓明、王一川等纷纷撰文揭示张艺谋的“西方中心”叙事策略,认为他电影中的“隐含读者”不是处于汉语文化之中的中国大陆观众,而首先是西方的评论家,正是张艺谋为他们提供了“他性”的消费,一个陌生的、蛮野的东方,一个梦想中的奇异的社会和民族。
在此情势下,《读书》编辑部又不失时机地组织了王一川、张法、陶东风、张荣翼、孙津等学者座谈。从栏目标题来看,这个座谈一开始就预设了“边缘·中心·东方·西方 ”的二元对立框架。但总的来说,这场讨论还是以学理为主,比较客观、冷静的。讨论中有人提到:“中国学者对这个话题(按指东方主义———引者)的兴趣同样难以割开民族情绪。因为客居他乡的留学生总是比别人更容易产生文化恋母情结。”这是符合事实的。还有人指出:“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摆脱不了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悖论性焦虑,对东方主义的声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本族中心主义的情绪,它与最近几年来文化讨论中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文化复兴论以及反西化思潮是有内在联系的。”
但这种理性、冷静的声音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还是淹没在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众声喧哗中了,以至于香港《中时周刊》一篇特别报道称,“中国大陆思想界,正在形成一股‘反西方主义’思潮”;1994年5月21日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也说,“反西方主义”的幽灵正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里徘徊。一些海外学者也以各种方式加入了国内的论争。赵毅衡断言西方的“后学”在中国引起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徐贲则敏锐地注意到,一些知识分子发现了“本土”这个民族身份对于身份危机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增势”(empowerment)作用,并有意识地利用这种身份来提升他们的自尊心和社会地位,确立自己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的代言人。
一些长期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也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1994年,《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易丹的《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全文以三个设问式小标题贯穿成篇,语气咄咄逼人———“我们在哪里?”“我们用的是什么方法?”“什么是我们的策略?”凸现了一名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者的“角色困境”。作者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扮演的是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从本质上看与那些外国传教士们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简直是完美的外国文化的传播者,是杰出的‘殖民文学’的推销者。”
如作者本人所料,这一番偏激的“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甚至“儒教原教旨主义”的言论伤害了大多数辛辛苦苦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专家,尽管作者一再声明,其撰文的目的“无非是要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推到一个极端,以便从中发现一些平时隐匿在我们滔滔不绝的话语里的荒诞”,但易文还是遭到了国内同行的质疑和批驳。
差不多同时或稍后出现的一些相关论文也间接地对易文做出了回应。它们巧妙地避开了纠缠不清的意识形态论争,试图将其引导到更具学理性的讨论上。在《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一文中,黄宝生主要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从国内中外文学研究现状来看,似乎不存在外国文学的研究方法和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这样两种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只是研究对象不同,在研究方法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实际上,所谓中国和外国的文学研究方法也只是表现形态不同,本质仍然是相通的。
盛宁在《“后殖民主义”:一种立足于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理论反思》一文中,对“现在已经叫得很响的所谓‘后殖民’(post-colonial)的文化批评,究竟能否称得上一种‘思潮’,是否需要作如此大张旗鼓的讨论”,表示了适度的怀疑。在他看来,后殖民文化批评说到底仍是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一种自我扬弃和整合。“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即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把西方‘后现代’文论家们的关怀,误以为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王宁在其主编的《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的前言中也呼应了此前相关的论争,指出当前有两种危险的倾向值得警惕:以文化全球化来取代本土化只能导致中国文化特征的丧失;反之,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容易滋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
二十年后,回顾20世纪90年代初短短五年间有关后殖民的讨论和论争,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情景的错位与问题的误置: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学术体制中对“少数话语”和“差异政治”所做的政治/文化诉求,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被转译为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全面批判和清算。其次是理论的失语与声音的替代:大多数参与论争的学者感兴趣的不是后殖民批评本身的学理和逻辑,而是它对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讨论虽然激烈,真正的“对话”却没有发生。争辩双方大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独白”,避开或绕过了理论本身,既不关心“后殖民”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不关心其复杂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关心的是能否从这些时髦的舶来品中找到某些可操作的关键词用于当下的话语实践,掌握话语权和合法性;采取的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态度。
从这两点来看,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旅行本身就是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文化表征或文化症候,从中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界的现状、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焦虑和身份困境,以及不同学术背景与价值取向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和对话语权的争夺。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期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不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持续升温的文化热,包括文学中的“寻根热”、理论界的“方法热”、民歌中的“西北风”和电影中第五代导演的辉煌崛起等。错综繁复的文化支流背后则是拥抱“蓝色文明”的自由主义话语和坚守“黄色文明”的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性冲突。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及敌视更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激烈反弹,而后殖民主义的引入正好为这股涌动的“社会能量”提供了一个既适用又时髦的标签、一条既合法又合理的宣泄途径。
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
本土语境的“接受条件”(conditions of acceptance)不但决定了某种理论的流向和速度,甚至改变了它的话语方式和最终面貌。就像五四时代的“启蒙”任务因抗战的爆发而被“救亡”使命推延那样,20世纪80年代中期匆匆进入中国语境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立足未稳即被后殖民话语所取代,来自第一世界的詹姆逊的名声很快就被来自第三世界的赛义德所压倒。这就是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学界旅行的第一阶段的命运。
二、编译、评述与“种子”的播散
按照赛义德的说法,“理论的旅行”要经过从“起点”、“穿越”、“接受”到“安家落户”等不同的阶段。落实到话语操作层面,上述过程其实也是包括翻译、汇编、编辑和评论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写。外来的理论只有在经历了“重写”或“改写”之后,才有可能转换为本土的资源,但此时它的基本精神可能已经与其源语地相去甚远。
1998年底到1999年间,可以初步确定为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旅行的第二阶段。一系列后殖民批评的代表性著作与选本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初步改变了依靠二手甚至三手资料互相转抄、以讹传讹,进而导致情景错位与问题误置的现象。
(一)经典文献的选编和翻译
1998年11月,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由盛宁和韩敏中翻译出版,填补了国内该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全书以“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为认识前提,将1719年笛福发表《鲁滨孙漂流记》始、到1993年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止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文本全部囊括其中,展现了殖民/后殖民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宏阔视野。可惜由于国内学界对相关背景的隔膜和众多作品的陌生,此书的观点和方法要多年后才慢慢产生影响。
1999年1月,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一书出版,收录了赛义德《东方学》中的章节《想像的地理及其表述形式:东方化东方》、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主义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等后殖民批评的经典文献。编者在前言中对后殖民做出了简明的解释,认为post-colonial或postcolonial有两种含义:一是时间上的完结,即从前的殖民控制已经结束;二是意义的取代,即殖民主义已经被取代,不再存在。文章介绍了后殖民批评的几个关键词,如“东方主义”、“文化身份”、“族裔散居”等,指出后殖民批评的视野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中的“文学性”,而是将目光扩展到国际政治和多国、跨国公司、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研究这些现象是如何经过文化和文学的转换而再现出来的。作者在前言最后一节“我们的处境”中特别强调:“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并不是通用的、毫无民族区别的、非政治和中立的,不能简单地从一个语境移植到另一个语境。使用后殖民论述的术语与方法,也有复制或重复后殖民理论所批判对象的逻辑和认可其权力范围的危险。”“我们必须审视考察意义的生产和合法化的过程,选择我们自己的理论批评立场与途径。”
同年4月,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出版,在该选本前言中,编者全面客观地介绍了“后殖民”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并根据不同的理论背景区分出三种流派,以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芭芭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流派,以莫汉蒂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流派,以阿赫默德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全书围绕“东方主义”、“文化表述”、“文化抵抗”和“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四个专题展开,试图“在推动中国思想界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后殖民主义讨论,并进而在这场讨论中发出自己宏亮而独特的声音方面作出一点微小的贡献”。
相比于国内学者编选的后殖民批评论文集,1997年英国学者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编撰的《后殖民批评》涵盖面更广,收集的资料更丰富,除了精选的后殖民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经典篇章外,书末还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西方后殖民批评推荐读物”,弥补了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不足。杨乃乔等三位学者及时将此书译出,为拓展国内学界的后殖民视野做出了贡献。值得一提的是,译者之一杨乃乔写了一篇长达48页的序言,追踪了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批评的学缘谱系,指出了国内学界对“殖民”的误读,厘清了一些基本概念,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后殖民批评问题,一个潜在的症结就在于过于急功近利地把后殖民批评仅从概念的形式上拿过来,变化为本土的民族保守主义理论话语使用,没有在学缘谱系上反思后殖民批评在世界后现代文化上寓意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序,27。杨文视野广阔、引证丰富、分析精到,但遗憾的是,作者在最后提出“我们的后殖民讨论及后殖民文化批判所依据的学理背景,应该是以儒道释文化传统为宗教血脉的华夏东方,而不是赛义德们的伊斯兰情结之东方”序,42,则又明显落入了他自己批评过的“民族保守主义”的话语中了。
(二)经典代表作的翻译
1999年5月,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译本出版,填补了国内学界的一大空白。译者王宇根特别对Orientalism这个词的翻译做了详细的说明。为了完整地表述该词的多重含义,译者采取了变通的方式,将原文在学科意思上使用的Orientalism译为“东方学”,而将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Orientalism译为“东方主义”。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法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因为它从学理上指出了Orientalism从知识到权力转换的历史线索。
同年8月,王逢振和希利斯·米勒主编的《知识分子图书馆》推出了《赛义德自选集》,收录了《东方主义·导言》、《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导言》等代表性论著;另外,还收录了1993年在多伦多召开的现代语言协会年会上,一些美国学者就《文化与帝国主义》展开的专题研讨会发言,为国内学界比较全面地了解赛义德的价值取向、学术思想和学术影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年1月,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翻译出版。校订者郭英剑在出版说明中,赵修艺在《解读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中,都肯定此书既是“一本具有理论深度的著作”,又表现出了对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渗透的忧虑不安。
(三)相关专著
1999年,北京大学王岳川出版了《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此书被称为国内第一部专论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学术专著。作者在前言中指出,在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中,我们在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有必要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方法论问题还是本体论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属于哪个层面的问题?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甚或旧题新出?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民族国家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问题?尽管从二十年后的眼光来看,此书资料不够丰富,论证也较为粗疏,但在当时情况下,它的出版毕竟为国内读者了解后殖民理论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视图。
同年10月,海外学者刘禾的专著《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在国内出版。该书虽然没有用后殖民这个术语来统贯全书,各章的论题似乎也有些分散,涉及“个人主义话语”、“国民性理论”、“民族国家文学”、“现代汉语叙事模式的转变”等,但作者用“互译性”这个大主题将各章有机地贯穿在一起,其实探讨了后殖民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即“理论的旅行”与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问题。在之后另一本著作《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中,作者在导论中专辟一节,进一步阐释了“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的问题。
集中出版于1998—1999年间的相关译著、选本和专著,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颇大。编、译、作者们主要是借助翻译和编纂这种琐碎细致的工作,从事着跨文化对话和交流事业。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显,其学术观点大多暗含在所编译的正文之外的出版说明、译文注释、评点标注,或前言后记之类的“次文本”中,这些“次文本”之间虽未发生实际的争论,却形成了潜在的互文性关系,暗含了微型的或潜在的“对话”。编、译、作者们追求的是概念的明澈和学理的深入,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批评和意气用事的争辩,当然,也缺少了早期引介者们那种介入当下、关注“世事性”(worldliness)的热情。上述译/编著中暗含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种子”在世纪之交慢慢孕育、成熟、播散,而其成果则要在进入21世纪后的十几年间才逐步呈献。
三、视野的拓展和问题意识的更新
进入21世纪后,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的旅行进入第三阶段,其学术影响主要表现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知网中键入“后殖民”和“外国文学”这两个关键词,共找到10 407条结果,从2000年到2012年间,共发表各类论文8 978篇,总体呈逐年递增趋势,12年间增长了5.3倍,如表1所示:
比论文数量扩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拓展和问题意识的更新。在后殖民批评影响下,21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逐渐走出了欧洲中心论的藩篱,扩展到亚洲、非洲、大洋洲、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后殖民文学研究。研究对象上,从对后殖民批评“三剑客”理论的研究发展到对后殖民文学“三剑客”及其他少数族群作家和作品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上,理性、客观、冷静的研究取代了早期那种姿态逼人而实绩有限的现象,显示了研究的成熟和逐步走向深入;问题意识上,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组关键词:
(一)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
流散文学是后殖民批评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涉及文化无根、族群记忆、身份认同和民族叙事等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的诸多前沿问题。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张德明、生安锋、童明、陶家俊等分别以拉什迪、霍米·巴巴、斯图亚特·霍尔等后殖民作家/批评家的创作和理论为依据,探讨了该词深刻的文化内涵。虽然他们在翻译上差异较大,有“流亡”、“流散”、“散居”、“族裔散居”、“离散”、“飞散”等不同译法,但总体上均认为diaspora一词已超越了犹太意义上的集体流亡和回归家园之义,而“逐渐成为一种对当代后殖民文化与认同经验的总体解释”,是“表述当今知识特征的一个重要符号”,“为后殖民研究转向、为后殖民族裔散居认同的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提供了有力的支点”。流亡文学不仅仅是“纯”文学的表现,更是一种文学行动和文学展演,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要求得到“承认”的差异政治。
与流散文学和流亡诗学相关的另一重要关键词是文化身份。
20世纪90年代初,identity一词尚未找到确切的汉语译名。但几年后,“文化身份”及相关的一系列词语,包括“文化无根”、“角色困境”、“身份危机”、“混杂或杂交身份”、“文学/文化表征”等,已经成为频频出现于国内学者笔下的关键词。对相关问题的探究突出表现在加勒比英语文学、非洲英语文学和印度后殖民英语文学中。
上述不同英语区后殖民移民作家的共同特点是,均具有多重或混杂的文化身份,同时兼有东西方双重教育背景,因而能借助边缘/中心的双重视野(double vision)展开自己独特的观察,其书写方式是多元的、混搭的、解构的和反讽的。国内较早关注加勒比地区英语后殖民文学的有梅晓云、任一鸣、瞿世镜、张德明等。
2003年9月,任一鸣、瞿世镜合著的《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出版,这是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涉及英语后殖民文学、流散族群和移民文学的著作,集中介绍了非裔英语、加勒比地区英语和亚裔英语后殖民作家作品,为其中一些重要作家做了文学史上的定位,并分别对不同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做了简要的点评。同年10月,梅晓云出版了《文化无根:以V.S.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一书,这是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有关后殖民作家奈保尔的研究专著。
2007年,张德明的《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系统地论述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的学术专著。该书在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国内外同行在相关课题上的最新研究成果,采用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角,从文化语境、语言表述、主题形象和叙事策略等四方面系统地追溯了加勒比地区英语文学的生成谱系。全书以文化身份的建构和文学叙事的关系为切入点,涉及现代性、大流散、殖民/后殖民、文化身份认同等诸多全球化时代的前沿性问题。
在后殖民批评影响下,印度文学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石海军的《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探讨了奈保尔、纳拉扬、拉什迪、吉卜林等多位具有印英双重文化身份的作家对印度的书写,突出了现代与传统、乡村与城市、民族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本土文学与流散文学、世界主义与文化“杂交”之间的张力。尹锡南从2003年起在《南亚研究季刊》上发表了系列论文“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分析了福斯特、吉卜林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家的印度书写,以及奈保尔、拉什迪等具有印巴血统和东西方双重教育背景的作家的印度书写,涉及了历史叙事、英联邦文学、身份认同和文化冲突等诸多后殖民文学的问题。
(二)经典重读与表述困境
长期以来,西方文学经典一直是以普世价值承载者的身份,作为启蒙解放的工具被引进中国语境,得到翻译、研究和传播的。但后现代和后殖民批评视野的引入使国内学者逐渐破除了对西方经典的迷信,认识到经典的谱系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其中隐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西方经典的传播与欧洲帝国的扩张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借助福柯的“边缘阅读”策略和赛义德提倡的“语文学”审视,可以发现经典中被压抑的历史和被遮蔽的声音。
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是从后殖民批评视野出发,重新解读从古希腊一直到近现代的西方经典。众多经典中,首当其冲的是近代英语文学经典,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这两个时期,这一点自然不难理解。因为英国是近代以来最大的殖民帝国,英语是近代以来最强势的国际化语言,上述两个时期既是英语文学最为繁荣的两大高峰,也是大英帝国建立和殖民扩张的两大转折点。莎士比亚、多恩、笛福、吉卜林、狄更斯、康拉德、福斯特、毛姆等经典作家,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帝国主义的文本化”过程。
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很大的进展。近年来一些后殖民作家创作的经典改写本,如简·里斯以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为本改写的《藻海无边》、库切根据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改写的《福》等,引发了国内学者解读和探究的持续兴趣。这种改写究竟是改写者向经典致敬的一种方式,还是解构经典的一种修辞策略?抑或只是后殖民作家借经典“上位”、从边缘进入中心的一种权宜之计?有论者从此类作品中发现了后殖民作家的文化身份危机和“表述困境”———既要借助经典的话语力量为自己增势,又试图通过颠覆经典形象、话语和结构模式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由此形成后殖民作家与前帝国作家之间在话语权转让过程中既互相敌对又合作共谋、既商讨博弈又互相交换的复杂关系。
(三)翻译理论与批评实践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在后殖民批评语境下建构起来的一系列有关翻译的概念、判断及喻说,其知识谱系至少可追溯至萨依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也卓有建树。但作为一个命题的正式提出,应归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罗宾孙、巴斯奈特、坎泼斯等人。它主要关注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所播散的权力机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抵抗的历史”、挪用的历史、间隙的空间、分裂的空间等。国内学界对后殖民翻译问题的关注可追溯到世纪之交海外学者刘禾在国内出版的两本专著:《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和《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作者的主要观点是,翻译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本源语(source language)和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之间的语际互相作用,而是涉及一些更大的问题,如知识/权力关系等;“跨语际实践的关键不是去研究翻译的历史,也不是去探讨翻译的技术层面,而是对不同语言之间最初的语际接触所产生的话语实践进行研究”。吴文安在其专著《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中详细地介绍了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学术谱系,区分了后殖民写作与后殖民翻译的异同,介绍了印度的翻译式写作,尤其是拉什迪的写作和翻译为反殖民和后殖民文化开拓空间上使用的语言策略。
除了对后殖民翻译基本理论的引介之外,国内学界也把探究的目光放到对具体翻译文本的分析中。英译中国文学名著《水浒传》等成为从后殖民视角展开翻译研究的典型案例,其中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成为争论的焦点。有不少学者将赛珍珠译本结合杰克逊、沙博里译本进行比较分析,借用霍米·巴巴等后殖民批评家的译论,认为赛译在对原作人物形象的再现和语言风格的把握上存在严重偏差,产生这种偏差的原因不是译者的语言功底,而是种族主义偏见在起作用。但也有学者通过细节分析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当赛珍珠用本该承载西方文化的英语去传达东方最古老的文化与文明的时候,她完全摈弃了东方主义者们所构建的话语霸权,而让汉语及其所代表的东方去主宰这两种相异文化之间的话语传递。
除了上述三个焦点问题外,后殖民语境中的非母语写作、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旅行文学和游牧性等主题也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显示了后殖民批评走向多元化和“块茎状”发展的趋势。
四、学科的反思与前景的预测
作为一个话语事件,后殖民进入中国语境后引发的争论已经烟消云散。但是,作为一种理论视野、思考方法和文化批评/文学研究模式,后殖民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学术能量尚未耗尽,并且还在不断增殖和播散中。“我们面临的不是什么样的语词可以准确地替换‘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理论语词的大旗,不管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都无法完全覆盖现今多元历史与多元权力的世界新形势”,而是如何借助其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展开对本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学术史的重构。
在全球资本市场扩张和互联网的影响下,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界线正在逐渐变得模糊;不同规模的移民群体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双向对流正在消解着原先清晰的国界和民族文化身份。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潮流势必对我们原先设置的、带有强烈国族主义色彩的“外国文学”这个专业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而与之相关的“比较文学”这个称谓也因文化/文学边界的日益模糊而产生了深刻的学科危机感。那么,有没有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涵盖力的术语来取代它们?如何从学理上来论证传统学科分类的不合时宜和新的学科重组或调整的必要性?前不久,哈佛学者戴若什(David Damrosch)对“世界文学”做了新的定义———“穿越时空,能在远离本土语境之异域广泛流行的文学作品之集合”,这种作品的主要读者是以超脱于作品原始语境的视角、迥异于原作者所能设想之身份进行阅读和阐释的。上述观点颇具启发性,或许能为下一阶段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展开一个新的视野。
在后殖民视野观照下,二十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不俗的实绩,但学者们辛勤研究的成果尚未被充分消化吸收,也未进入文学史的重写和文学经典的重编中,而这恰恰是欧美学术体制中的后现代和后殖民批评家们已经做到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美国学者就把“开放经典”变成了一种“学术事业”(academic industry),使之正式进入美国和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并乘了全球化的劲风,很快播散到东方和中国。但迄今为止,我国高等院校的外国文学教材基本上还是西方中心模式的一统天下,东方文学或亚非文学要么是作为点缀出现在世界文学史中,要么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游离于这个大框架之外;而众多的具有多元混杂身份的后殖民作家更是远没有进入世界文学或全球文学的交响乐队,奏响自己应有的声部。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符合已经过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洗礼的世界潮流的。那么,如何从历史事实和现实要求出发,编纂出几部整合了东方/西方、殖民/后殖民、本土/全球等多元文化和多重视野的世界文学史及相关的经典作品选集,就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学术与社会、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众所周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只有从学术精英扩展到大学校园,从大学校园普及到整个社会,才能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在启发民众、开发民智、培养健全的公民意识、建构和谐的公民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后殖民批评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对流散族群、少数族群的文化身份的关注,对“差异政治”和文化表述的诉求。在欧美等国,后殖民、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早已走出校园,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准则。但后殖民批评进入中国语境后,似乎一直无法摆脱被误读和被“平移”的命运。如前所述,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旅行的第一阶段,从“起点”激进的文化批评转化为“目的地”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旅行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它似乎摆脱了民族主义话语的思维定式,却又陷入了体制化的学术圈子,脱离了其应有的对“世事性”的关注,再次背离了后殖民批评的基本精神。众所周知,赛义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等的著述之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乃至突破欧美学术传统的藩篱,发挥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努力将广博的文化视野、敏锐的批评意识、深入的文本细读和缜密的学理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美学判断和价值判断、文学的感受力和理论的洞察力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只有把这些精髓真正学到手,才能结合本国的实际,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进而在与国际同行展开学术对话时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最后这一点,无疑将成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在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中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