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公建中先生于 1940 年 6 月 17 日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自幼温厚蕴华，聪敏向上。1960 年至 1964 年，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 1964 年 8 月至 1984 年 1 月，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其间于 1978 年5 月至1979 年7 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1980 年参加教育部在华东师大举办的首期古代文论师资培训班，师从徐中玉先生。1984 年2 月至 1995 年 8 月，先后任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处长、副校长; 1995 年 8 月至 2000 年 6 月，任内蒙古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2000 年 6 月，原内蒙古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和原内蒙古财经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内蒙古财经学院后离开领导岗位，任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申先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石海光先生的导师。我与师公只有一面之缘。之前也常常听师父和其他老师提起过申先生，令我好奇的是每个人提起他的时候，都有一种无比崇敬的眼神，而我的师父更是以一种骄傲的口气向我们诉说着师公的故事。读申建中先生的论文，没有感觉难理解，更像是他站在讲台上，以自己的睿智娓娓地诉说着发生在千年前的故事，逐一的揭露出事情的真相，处处折射着真理的光影，就好像亲身经历一样。
作为一名老教授，申先生治学严谨，功底深厚，见解独到，堪称中国古代文论专家。他曾经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做过一次全面的估价。
这篇论文清楚地阐释了申先生对于古代文论这一学科学习和研究方法的认识。关于古代文论的研究走向和发展前途，研究者们们也纷纷指出自己的看法。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真正作为一门学科，是以陈钟凡先生 1927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标志的。当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已经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与之前的零散的分布在历代文学家的作品集中被当做散文或写作指导有很大的不同，并且通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梳理出了历代思想家的文学观点和继承关系。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认为这是古代文论的西化现象(见曹顺庆《中国古代文论的西化历程》) 。而近年来学术界就“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失语 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学批评的科学化”等命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2013 年 6 月，香港中文大学的黄维梁教授亲临我校，在讲座中也提出了建构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一体化的构想。可以看出，每一位研究者都在汲汲以求的探求古代文论在现代的发展前途。但是每一位古代文论的研究者与古代的文学评论家一样，都坚定的秉持着自己的立场。申先生认为，古代文论的传承和发展首先要做到的是端正态度、树立正确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他在《关于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全面估计》一文中，就明确地阐述了他对于古代文论的学习方法的认识。
一、在探求历史原貌上下工夫
申先生认为，研究古代文论遗产，就必须要在探求其历史原貌上下工夫。虽然目前有些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还原并非工作的全部，且这件工作十分的艰巨复杂。古代文论的资料十分丰富，虽然收集和整理工作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取得了显著地成就，但是对于专集的整理尚需完善。对于研究者个人来说，无论侧重点在哪一方面，都不能不去做这些基础的工作。
(一) 细密的阅读和精细的分析
在文学批评这一领域中，不管是现代人还是古代人，不论是创作文学作品还是只做写作指导，其审美倾向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同时代研究者的影响。尤其是刚刚涉入到此领域的新人，为了更快或更好的掌握相关概念、范畴、命题，一定会先拜读大量的同时代人做的分析，参照各路学者们的学习方法和他们所提出来的观点。而这种学习方法，恰恰脱离了对原始文本的解读，从而渐渐走入误区。对于种种评论家的说法和历年评价，申先生总是能够通过自己亲身阅读探索研究使得真相大白。李白的诗是脍炙人口的，有些名篇甚至家喻户晓。世人在读李白的诗的时候，纷纷讨论他的思想，将他从道家、儒家、游侠乃至法家推来推去。也有人道李白是个“出世的道人”或“颓废的文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申建中先生在仔细阅读和分析李白的作品后，发表了四篇论文《李白思想论丛》(1 ～ 4) ，从李白的人生经历到他的文学作品，从他的人生态度到他的现实行动一一作了分析，最后得出了李白就是李白，他既不是道家也不是儒家，既不是游侠也不是法家，他虽然在某些时候的表现让人感到颓废，过着神仙隐居饮酒的生活，可实际上他心怀大志，一生以济苍生为己任，并且渴望在解决社会矛盾、治理国家方面施展雄才大略这一结论。在仔细阅读原始文本资料这一学习方法上，申建中先生与罗宗强先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罗先生曾说: “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两部分来说，历史还原的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原文的正确解读。历史还原，就意味着一切要从第一手材料出发。这是一个学风的问题，也是历史还原的必然要求。”申先生也一直秉持着这种观点。
(二) 还原到历史环境之中
申先生对恢复文学历史原貌这一方面特别强调一切文学要放在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他说: “某一概念、范畴或命题，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为什么提出，针对什么，对后世有何影响，等等，这样就必须对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情况，尤其是有关的意识形态门类和艺术思潮等等，做必要的考察。”(见《关于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全面估价》)如曾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古文家韩愈，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把“道”放在首位，主张“文以明道”。
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韩愈非常重视道，故而强调文必须有用。一方面，要通过“文”来学习“道”，学“文”只不过是学习“道”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通过作“文”可以“明道”。关于韩愈的这一文学思想，申先生在他的《略论韩愈的文学思想》一文中，将“文以明道”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原道”“征圣”“宗经”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得出韩愈关于文道关系的论述只不过是因袭旧说，而其最重要的文学理论的贡献，应当是对于“文辞”的一些论述。“文以明道”固然是韩愈提出的，但是早在他之前荀子、刘勰已经把“文”与“道”的关系论述得十分详细了。韩愈提出“文以明道”，实际上是大声向学界宣布自己所站的队伍属于正统思想这一边。而韩愈之所以在古文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主要是因为他从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方面进行了比较多的探索，创立了关于艺术创造的正确理论。写出了全新的自由的、活泼的散文形式，为后人下了许多名篇。从而一改齐梁以来的浮艳的文风。找到了韩愈在文学思想方面的实际贡献，我们就不难理清推动古文运动的内在原因了。
这篇论文被收入《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当中，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给其他的研究者们带了多重的启发。
(三)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众所周知，孟子早在《孟子·万章》中就已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研究方法，历代的学者和现代的文学研究者，无一不在参详文学作品的时候力求做到知人论世。
上海师范大学的曹旭老师在他的论文《文学研究，请重视“特殊的”文学本位》中，也强调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这一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他说: “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必须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以意逆志’。不妨说，‘知人论世’的历史学研究，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而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文学本位研究，则是文学的‘内部研究’。‘以意逆志’，会因为不同人、不同时代，对作品得出来的结论不同而光景常新。文学研究是研究人本身、认识人本身，通过文学研究人类过去的、现在的精神状态、审美史和感情脉络，才是我们研究文学的意义所在。”申先生作为古代文论大师，从他的论文的论证过程可以看出，先生早已将此研究方法运用的游刃有余。苏东坡的词因其“不协音律”而备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苏轼“以诗为词”，所作依然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申建中先生曾作论文《东坡词的艺术成就》，文中对东坡词的贡献做了全方位的总结。从“论世”的角度讲，申先生将苏轼词和与他同时代的词人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柳永等人的词作从内容、意境、风格三个方面出发加以对比，凸显出东坡词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创造了豪迈雄奇的新风格。
从“知人”的角度讲，在探究苏轼词的豪迈风格的形成原因时，从词人的人格志向出发，探究到词人从小“奋力有当世志”，“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关心国家大事，多次上书皇帝提议改革政治，拥有不凡的抱负和情操，故而影响到文学创作，形成了雄壮、豪放的词风。
二、用多种方法研究探讨
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申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其中的关键。首先，对于丰富复杂的资料进行宏观的审视与理论的思考。在总结古代文学理论的自身体系时要搞清楚重要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的来龙去脉，在这个基础上研究他们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做到系统化的把握整体面貌。将宏观把握和微观剖析相结合起来。又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与美术、音乐、书法等艺术的理论关系紧密，有些命题甚至是从艺术理论中演化而来，所以研究时也很有必要将这些相关的艺术理论弄清楚。
申先生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是有关于皎然对于诗歌的“取境”说和“复古通变”说的论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研究者们对皎然的诗歌理论中“境”的分析尚不够深入，对“复古通变”说的重要价值的认识也不够深入。在朱东润先生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和周勋初先生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这两本书中，对于皎然和他的《诗式》只字未提。在成复旺先生、黄保真先生和蔡钟翔先生和编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 中，黄保真先生(此书首页即标明这一部分为黄先生所作) 对皎然的诗歌理论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总结了皎然对于诗教诗道、体德与作用、意兴与境象、复古与通变等方面的诗歌理论上的贡献。首先，他认为“境”为诗源，是诗人的主观精神活动 － 思维的内容与对象，即属“意识”之“境”。
故而好的作品必须真于性情，合乎自然。其次，对于复古与通变，黄保真先生则梳理出了皎然对于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中的继承关系，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具有进步意义。在王汝梅先生与张羽先生和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王汝梅先生对皎然提出的“意境”来源做了细致的研究，并对这一概念的源流进行追溯。认为皎然是继承王昌龄的主张，重视意境的创造，重视整体意向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情味。同时也指出创造意境的方法，即“苦思”，通过苦心构思、惨淡经营，最终获得奇句。这一观点得到了广大古代文论研究者的认同，袁济喜先生在《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一书中也道出境是诗之意蕴所在，取境时即有兴会神到，更有艰苦思索等类似观点。李建中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也表明只有通过艰苦创造才能获得文学作品的本质美与形式美的统一。对于皎然诗歌意境论论述较多也给出深入分析的学者是张少康先生和赵国存先生。张少康先生认为，皎然诗论的中心、它最有价值的部分，实际上是在诗歌的意境创造和已经透露出诗境和禅境合一端倪的诗歌美学理想方面。
赵国存先生将皎然的意境说做了进一步的探析，他认为，意境不是单一的结构体，而是诗人内在情思与外界物象两个因素组成的。皎然所说的诗境之情，并非世俗的情欲，而是植根于由诗人气质、经历、教养、理想等等而形成的艺术个性中的情感。
这里已经将人的情感与取境联系了起来。
申建中先生对于皎然意境说的探索远不止于此。他对于此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成果，使得皎然成为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的人物，还原了皎然应有的历史地位。申先生首先指出皎然所说“诗情缘境发”是诗歌作品要通过描绘“境”来抒发思想感情，给人以无穷余味的。这种“境”是由“象”构成的，但他比“象”的含义更加丰富。通过“取境”启发读者的联想从而使诗人的思想感情得以形象的传播。其次，正因为皎然重视“取境”问题，所以他强调诗歌的创作要经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只有经过精深的思索，才能发现客观物象的内在联系，只有经过巧妙的构思，才能融情于境。申先生认为这种“精思”，不仅指临文时的思考，而且是平素观察和体会的积累，是对于艺术创作中“灵感”来源的感悟。再次，申先生认为皎然十分重视人的主观精神的作用。由于人的思想和心境的不同，面对同一种自然景象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联想，因而会在作品中表现不同的寄托。
因而人只有用自己的“神”去体察客观境象，领会其中的奥妙，能够把自己的“神”融汇到所写的“境”中去，才能够达到“兴生于中”。最后，因为探索出“意境”的深刻含义，对于皎然所强调的遇“兴”和“识理”等概念的理解也顺理成章了。
申先生对于皎然“复古通变”说反对强效复古、推崇艺术创新的论述，着重强调皎然肯定了齐梁诗的艺术成就，矫正了唐代文学家们否定齐梁文学的偏执看法，从而为诗歌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从“用事”角度讲，皎然把用事当作一种进行比兴丰富意境的手段。从声律方面讲，皎然虽反对盲目拘忌声病，但并不一概反对声律，相反还主张正确运用声律。
同时，对于齐梁诗作中大量使用的“对偶”方法也是允当的。
从词采角度讲，前人往往以齐梁诗“彩丽竟繁”而否定之。而皎然批驳了那些否定词采的观点，要求诗做到“至丽而自然”。
其次，进行中外文论的比较研究也很重要。对于外国的文学理论，尤其是东方国家，如日本、韩国的文学理论，与中国的文论属于同根同源，又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学理论在域外发展的特征与变异。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下探寻中国古代文论的本质价值。加深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征，发掘我国对世界文学理论做出的独特贡献。但是研究外国的文学理论，最终目的是要弘扬名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再次，我们现代人研究古代文学遗产，还是希望古代先贤们的智慧能够指导现代人去更好地生活，所谓古为今用。我们只能也必须用现代的科学观念和文学理论对古代的文学遗产进行分析，尽可能准确的把握到古代文论的进步实质和价值。一味以古证古，并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反而容易偏执。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从古人那里得到启发并结合现实经验从而迸发出自己的创造。最后，无论是资料的收集整理还是理论的分析，都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历史唯物主义是各门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论。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使得古代文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要利用各种方法研究问题。
三、以严谨的态度治学
申先生因病逝世于 2013 年《中国古代文论第十八届年会》即将开幕之际。作为会议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他的离去，成了这次会议的最大遗憾。由于事发突然，学会界的老师们许多都不知情。以往与申先生交情甚好的与会人员，在会议报到时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与申公见面，北京大学的杨铸教授还带了地方特产准备送给申公。老师们的急切心情令我们这些知情人士黯然伤神也百感交集。申公发起古代文论年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 1993 年，他就发起并主持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八届年会，会议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并第一次成功邀请到数名国外学者参加，堪称学会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中国古代文论走向世界意义重大。申先生博学睿智，从事高等教育工作 50 年来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内蒙古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做出卓越贡献，充分显示出他的领导才能。
生活中，申先生也十分的重视读书的重要性。本校的陆有富老师在一次交谈中曾与我提起过，他到申先生家中做客，申先生便将自己近日读到的有关于劝学、文化传媒、海峡两岸以及读书与做人的文章和报道给陆老师复印了一些。
申先生还主持编写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必读书提要》(内蒙古师范大学印刷厂，1991 年) 、参与编写了《中国古代文论选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 。从申先生所关注的内容来看，他既是一个严谨治学的教授，又是一个重视教育发展，关心教育发展前途的教育大师。申公早已站到了伟人的肩上，他在 2013 级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生毕业生答辩的发言总结中说道: “无论是在读研究生期间，还是在以后的工作当中，都不要离开研究，要做一个研究型人才。无论你们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未来的事情都是不可预知的。你们还年轻，永远都不要小看自己。”先生此言，足以使我们受用终生。
先生仙游已经近一年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时时能够听到老师们感念申先生。申先生离世后，陆有富老师含泪挽联一副: 上联是“谈艺研文，千牍功成沪上，诗式拓新猷，谠言嘉论; ”下联是“滋兰树蕙，德业丰仪，卅年名重青城，菁莪“怀旧泽，孤抱高风”。学院的高林广院长也在他的日志中写到:1993 年始，先师申建中先生即开始了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指导工作。自兹已降，二十年间，举凡课程讲授、开题论证、论文评审及答辩等，总能聆听先生的嘉言善语，领略先生的睿智聪颖。先生博学覃思，清穆儒雅，阅其人，读其书，聆其教，常觉甘泉在吻，如沐春风! 先生爱生如子，学业之外，对于生活和工作中的懵蔽蹇仄，亦给予足够的帮助和关心! 由此，历届弟子均对先生钦尚敬崇，景仰思慕，几十年中，无有例外者。如此，门人盈室，谈笑晏晏，‘师父’、‘师叔’、‘师公’、‘师爷’，甚至‘申公’之谓，不绝于耳。为师也如此，亦足以正文扬芳，德范永薰。
而今，先生携杖云游，流转与蓬瀛之间; 然风度犹存，师模如昨! 重阳之日，登高临远，其见奕叶相承，薪火不息，定会湛然心喜，朗笑而歌! 白云苍狗，往事苍茫; 遥望北斗，遥献心香: 愿来生有幸，再续师生之缘，了却吾侪拳拳梦想; 先生许我等重列门墙，阅尽睿哲书辞、圣贤文章; 听那振铎起响，书声朗朗!
对于申先生的离世我感到万分的遗憾，此生还没有领略过先生在课堂上的风采，也更加没有福分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的家人，恐怕最最悲痛的就是我的师父了。仍记得师公刚刚离世时师父那憔悴的面容，我猜测不出师父与师公之间的感情有多么深厚，但我能从自己对师父的无法言说的深深的感激与敬佩之中体会到那么几分。但愿我们也能够继承师门的优良传统，虽资质愚钝，难以在学术界有所建树，但希望在对待学习方面、为人处世方面、人生态度方面能够稍微继承一点师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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