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境作为范式的形成是通过文学经验、文学传统、文学知识和文学批评理论等共同形成的一种动态性共识。“文学”并非从人类文化诞生之日就存在着，而是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社会性分工所带来的人类经验的分类和对世界体验的加深，文学活动从一般性实践活动中挣脱出来形成独特的文学意识，也即是将文学从政治、历史、文化之中剥离出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类别。文学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动态生成性形成了文学的自觉，比如中国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文学自觉的意识一旦形成就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在不同的时代和境况下，文学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都一致承认文学相对独立地存在着。文学相对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空域就是文学语境。普拉特认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个话语语境。正如其他话语形式一样，文学作品被生产和理解的方式都得以大量无言的、共享的文化知识为基础，这些知识即语言使用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规则、规约和期待。”
在文学意识的发展和文学经验的加深、文学传统的积累以及文学批评的反思之下，文学语境便不断地生成和发展着。
一、“文学语境”的本质言说
文学语境作为文学知识范畴的形成来自于语言学“语境”概念。在语言学之中，语境与文本互为存在的根本：语境任何时候都包含着一个语境对象，而对象任何时候“都是已经被语境化了的对象”。因此，笔者认为文学语境也应该得到像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学理论范畴一样的研究地位。从“语境”到“文学语境”，并不是为了在文学理论和批评之中生造学术名词，而是出于文学现象和文艺理论研究的需求。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文学理论并不足以阐释当下的文学现状，更不能作为文学话语建构属于现实文学的理论空间。文学与亚文学、文学与生活、文学与图像相互渗透、交织、影响以及网络文学的兴盛等等情状，不能被合理地解释。因而，文学应该被合理定位，应该被置于语境之下来审视，毕竟从来没有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文学存在。因此，对文学语境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并从文学语境角度来认识文学生产机制，才是我们把握当下文学存在状态和文学实践现象的最佳选择。
对于文学语境的本质是什么的追问，必然回溯到“语境”概念之上。语境的概念包含着两个基本的实体：焦点事件(focal event)和包含事件的行动场域。
同时，语境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和解释文本，以便获取意义，正如帕克·罗蒂斯(Parker-Rhodes)所说，语境和意义是不能分离的，二者一定要么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部分或不同属性，或者它们是同一事情的不同名称。因此，“语境——意义——文本”就成为语境定义中核心的核心。在这种情形下，笔者认为语境的定义应该是：语境是围绕在文本周围的建构的关联性实在，并以文本为中心动态地连续地生成。语境以网络体系的方式与文本相关却不是此文本的组成部分，它普遍性地存在着并具有必然性地赋予文本某种具体特定的意义。
这种语境内涵是针对一般性的话语和文本，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和“艺术的语言”，其语境必然从属于一般性语境，即使它拥有着无数的差异性。根据上面的定义，我们首先初步套用到文学语境之中来，于是文学语境就可以暂时界定为：文学语境是围绕在文学文本周围的建构的关联性实在，并以文学文本为中心动态地连续地生成。文学语境以网络体系的方式与文学文本相关却不是此文学文本的组成部分，它普遍性地存在着并具有必然性地赋予文学文本某种具体特定的意义。
当普遍性范畴套用到特殊范畴之上时，必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文学语境的对象不仅仅是文学文本和文学话语，还包括整个文学活动，比如文学创作者、阅读者、作品本身、评论家、文学生产与消费和出版社书店，等等。其次，由于文学话语的虚构性，其营造的文学语境必然与客观世界有着距离，不像一般语言和科学语言与世界几乎重叠。于是文学语境一方面可以指与文学活动相关联的实在，另一方面还可以指文学自我营造的世界所形成的话语语境。再次，文学语境的生成不是以逻辑理性安排为中心的，而是以感性审美目的为基础的。
于是文学语境指以人的文学活动为中心而建构的关联域，在主体的参与中动态性地连续生成着。一方面文学语境普遍性地存在着并具有必然性地赋予文学文本某种具体特定的意义，同时以试图呈现出文学文本的审美性特征(情感性、音乐性和图像感)；另一方面文学语境为整个文学活动提供相对独立的场域，将自身与生活世界逐步区隔开来。
文学语境主要从两个向度生成：一个是文学文本之中“在场”的词和句之间所形成的关系性语境，即横组合语境；一个是由文本之中词句所能想象或感受到的“不在场”相似对象组成的语境，即纵聚合语境。
横组合语境是根据词句“相邻性”原则以转喻的方式形成；纵聚合语境是根据占位于词句而处于词句之外这样的“相似性”原则以隐喻方式形成。横组合语境是在词句的连接之上形成的，偏重于线条性、历时性和平面性；纵聚合语境是在垂直想象维度上形成的，偏重于选择性、共时性和空间性。通过对两种文学语境不同特征的分析，笔者发现小说语境和诗歌语境恰好与其对位。小说语境是通过文本词句的有效衔接和演进，由前面的词牵扯出后面的词，从实现整体语境的建构和营造。因此小说语境更偏重于时间叙事维度，并且也是在事件的推进中完成语境自我的生成，从而反过来推动情节向前。小说语境中产生的意义是在词与词之间承接之中产生的。诗歌语境则是通过词语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所能想象到的所有对象而组成，它强调空间上的无限联想。诗歌语境中产生的意义则是在词和词之外对象的相似之中形成的。
二、文学语境本质的关系性追问
文学语境处于内部作品语境与外部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摇摆状态之中。我们试图建立一种协调两种局部语境的整一性语境。通过文学经验事实，我们明显能够意识到文学语境作为相对独立场域的存在。理论家们常常将文学语境与外在现实世界等同起来，以至于将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批判为与文学无涉的研究。
而文学语境是包含着文学内部语境、文学个体语境和文学社会历史语境在内的总体性语境。因此，文学语境应该是与文学内部作品语境和外部现实世界都产生关系，但是又不会失去自身独立地位的恰当的层域。人通过实践将外部自然和社会世界转化为主体的实践活动的条件和环境，于是外在世界在实践中向主体敞开和生成，从而形成人类活动的“社会历史语境”(不同于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文学活动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方式和意义的实践活动，它以审美的方式经验着外部世界，从而形成独特的具体的文学活动环境，即文学语境。
之所以我们常常会将文学语境与社会历史语境混同起来，一方面在于语境的无限扩展性，正如解构主义者所说“语境是没有限定的：没有什么可以预先决定哪些是相关的，也不能决定什么样的语境扩展可能会改变我们认定的文本的意义”。因此，当文学语境从文学文本语境突围出来之后，很难不将自己的野心投入文学之外的整个社会历史。另一方面，它们都是作为对象存在和阐释的环境和可能性而出现，但是社会历史语境针对的是最广泛的人类活动，而文学语境描述的是文学活动，因而，文学语境内包于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再一方面，在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和思维能力的低下，人类对世界的把握具有直接性，“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因此，那时还没有审美语境乃至文学语境在思维中的存在，直到审美意识的自觉，更准确的是文学的自觉，对文学语境的意识才真正确立起来。主观、客观和历史这三方面的因素使得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学语境存在复杂的关系。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学语境都是作为文学活动的外在条件和环境，而与文学活动之间的关系具有共通性，又具有差异性。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可以发现文学活动可以存在于两层空间或系统之中，一是文学活动作为一般人类实践活动而存在于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二是文学活动作为审美性特殊活动存在于文学语境之中。在这两个系统空间之中，文学活动及其要素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存在意义。语境是对象关系性的实在，是以网络状的系统而存在着的。我们知道在系统论之中，同一对象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系统之中，其意义也是由不同的系统关系给予的，而并非作为系统要素的对象自身的“自我意义确证”。在系统中要素随着所处系统的变换在保持自我特征的同时会发生变化以与新系统协调，从而产生不同的意义。如果将系统要素看作永恒不变的对象，那么无论在任何系统之中要素都拥有着绝对的意义，这就会导致理论问题。文学活动作为一个系统具有四个基本要素：作者(artist)、作品(work)、读者(audience)和世界(universe)。这四个要素作为一般实践活动要素存在于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同时又作为具体审美实践要素存在于文学语境之中。如果将这些要素看作是静止和永恒的，在文学语境之中与社会历史语境之中都没有任何差异，那么就会导致像文学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学社会学这样将文学作为社会学阐释注脚的理论问题。
作家和读者可以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主体而存在，同时也是作为艺术创作和阐释的主体而存在着的；作品可以作为人造物而存在，也作为特殊的艺术文本而存在；世界可以作为人类活动的客观总体环境而存在，也可以作为通过审美方式而把握的艺术世界和承载作品人物和事件的虚构艺术世界而存在。如果我们在文学批评中只看到作为普遍性的人、一般性劳动产品和总体环境这些社会历史系统层的要素，那么我们的批评就根本还未进入文学语境的批评之中。因此，文学语境具有自己独自存在的特殊场域，同时又不失与社会历史语境的母体性关系。正如黑格尔所说：“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它的观念和目的，因此，艺术方面的博学所需要的不仅是渊博的历史知识，而且是很专门的知识，因为艺术作品的个性是与特殊情境联系着的，要有专门知识才能了解它，阐明它。”
文学语境是主体审美性地体验验世界的长久历史之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的集体经验。因而文学语境是一种人把握世界的特殊性具体场域，具有一种主观性；但同时由于这种集体经验客观地规定着个体的文学活动，因而文学语境是一种经验性客观实在。这也证明我们将文学语境定义为“围绕在文学文本周围的建构的关联性实在”的合理性。文学语境是通过民族、文化、传统等积淀下的审美经验来把握文学的方式，不像客观世界那样可以通过知觉把握，所以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其实在性，因为它的的确确在面对文学活动时，具有一种约束力和阐释力。
因此文学语境是实在的，但不是实体。人类对文学的经验无穷无尽，因此文学语境也在这种经验积累之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着。
文学语境虽然应该与社会历史语境区分开来，但是文学语境源自于社会历史语境。因此，不能像形式主义那样“一刀切”地将社会历史语境渗入文学语境的方面全部排除在外，独自享受自己那“桃花源”般的真空世界。反过来，文学语境也不能整体性地将社会历史语境囊括于身，文学语境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存在着可以变化的模糊地带。不同的具体文学语境下，文学语境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模糊地带不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流动性的，没有绝对的界限。
总之，文学语境是从文学的觉醒开始就客观存在着的，并不同程度地为文学活动提供着可能性。文学语境从属于社会历史语境，文学活动具有一般实践活动的性质，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拥有自身独特的属性，正如米勒将诗歌比喻成“卷成一个球的刺猬”，“每部作品也是一个单独的空间，周围都有刺一样的东西保护着。每部作品都自成一体，甚至与自己的作者也是隔离的。作品也与‘真实世界’隔离，与任何统一的超凡世界隔离”。因此，文学语境于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相对独立的空域。
三、文学语境本体之后形而上学言说
本体性思维源自于传统形而上学探寻万事万物本原和基础的思想，将本体视为一种非经验能把握的超验的抽象存在。我们的语境本体和文学语境本体是建立在后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的，而非形而上学的理论框架之内。后形而上学对形而上学的批评源自于两个维度的进攻：一是外部批判形而上学；二是内部颠覆形而上学。对形而上学的外部批判最早是科学实证主义，他们以经验为基础，通过语言逻辑证明了形而上学的绝对预设的无意义，即“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于是沿着这样的批判路径，分析哲学从早期的意义标准性转到后分析哲学的语用学研究，也就是对语境的关注，“在库恩那里形成一种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在罗蒂那里则形成一种后分析哲学的语境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内部颠覆主要包括：生命直觉主义和解释学传统。以非理性主义——新康德主义、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倡导的意志、情绪、直觉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进行颠覆。以存在主义和解释学——阐释和理解对绝对意义进行颠覆。
内部颠覆都试图“寻找到某种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浑然未分的思想状态，从而使存在的意义得到本源性的把握”。文学以“前反思”和非概念性的诗性语言的方式超越主客体二分的困境。因而文学语境本体言说从两个层面上的后形而上学吸取理论资源。
首先，人类对世界的把握是通过将世界内化为主体的自身的思想、理论和知识来进行的，而思想、理论和知识并不能自我呈现，只能借助于语言和符号，于是人对对象世界的掌控就成为对语言符号的占有和理解了。也就是说语言符号成为对象世界的现实表征，语言就成为思想和理论的本体性言说了。而语言和符号一定是存在于自身的语境之中，或者说思想就存在于自身的语境之中，为语境所限制和阐释，与语境同在同亡。因而“语境就成了人类之知性与理性存在的本体论基底”。而语言符号并非以语法逻辑形式而存在，它是人的本质力量往外投射，正如赫尔德所说“语言的全部构造方式正是人类精神的发展方式”。语言的分类，语言从动词发展成名词等过程都反映出人类精神发展的图景；人与世界的关系，因为人类原初的爱憎情感，从而在语言上表现为语法的性，比如事物被分为男性、女性，善良、邪恶。人心中的感觉浸润到所有的物体之中。语言的精神性特质使得语言内含着社会、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因素，“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自然的结果。一个民族的人民总是以同样的独特方式理解词的一般意义，把同样的附带意义和情感色彩添加到词上，朝同一个方向联结观念、组织思想，并且在民族智力独创性与理解力相协调的范围内同样自由地构造语言。于是，这个民族便逐步地使其语言获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色彩和情调，而语言则把它所获得的这类特征固定了下来，并以此对该民族产生反作用。
所以，我们从每一种语言都可以推知与它相关联的民族性”。因而，笔者赞同洪堡特的观点，语言是在文化之中孕育出来的，同时也受到文化语境的束缚和控制。语言符号对主体和文化的依赖性，也就是对语境的依赖性，使得语境的本体论具有了一种历史的确证。
第二，语境是作为人类思考问题和看待对象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关系模式，具有一种本体论属性。正如迪莱(Dilley)所说，韩礼德让语境观念“从关于人们在语境中的所言、所作和所思，转变为了以语境为框架，对这些所言、所作和所思进行解释”。这样，语境就逐渐摆脱一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研究，走向一种对世界本质，对人类知识和孜孜以求的真理的深入思考。即语境已经成为人类言语和思维的潜在规则，甚而具有一种本体性。人对事物的观念涉及到意义的生成问题，因此语境对意义的生产起着决定作用。但是这种语境不能是任意的语境，它是一种意义的顶级约定，不同主体之间的一致评价性。起作用的语境一定是具有以本体论性为基础的约定性。主体对实体本质的概括和认识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流变着的，即对事物不同的本体论态度是受到不同语境观的影响的。语境不同，对对象意义的界定就会存在很大不同。主体通过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和建构，动态地创造和扩充着语境。正如莱欣巴哈所说：“实体的存在是在相互关联中表达的。”同时，语境反过来对主体的实践活动具有制约和阐释的功能，语境的差异性带来对对象本质认识的不同，决定着意义的生成。难怪诺义萨会说：“语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和有意义的方法论支点，但它必须与存在的概念相一致。只有在一个相关的语境中，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存在。”
因此，语境具有一种赋予表征着世界的语言符号或者思想知识以意义确定性的本体论特征。然而这种语境本体论并不属于形而上学的传统理论言说范畴，而是属于后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说，语境的本体言说是由后形而上学对形而上学的反拨而带来的。在形而上学视野之中，超越形而上的永恒的终极本体是语言的本原，如逻各斯(logos)。亚里士多德以十个范畴作为基础，创造了形式逻辑，使得形而上学的语言学走向形式逻辑。在形而上学理性的控制下，意义就成为一种关注语言真值的结果，于是具有了一种确定性和永恒性。而后形而上学对形而上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形而上学的永恒实在性、非此即彼的二分性和超验性。后形而上学站在这种思想的对立面形成一种以语境为核心的理论意识，“语境主义把一切真值要求都限制在局部的语言游戏和传统上接受的话语规则中，并把所有理性标准吸收到仅仅在原地适用的习性或惯例中”。因此，语境也就成为世界意义的本体性源头。
文学语境赋予了文学语言以后形而上学特质。我们知道后形而上学对形而上学的颠覆主要还是从内部进行的，以非理性的直觉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阐释学完成对形而上学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二分的超越。
而文学自身语言的独特性使得文学在后形而上学理论背景之中具有了一种本体性的言说。形而上学认为概念性和逻辑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后形而上学认为非概念性和非逻辑性是语言的本性。而这种本性恰恰在文学语言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因此，文学语言在形而上学的理论框架中是毫无地位的，甚至是被排斥的。但是将文学语言放入后形而上学的理论之中，发现文学语言诗性特征使自身成为理论的中心。于是学者们试图寻找到文学语言自身特有的性质，让自身能成为后形而上学之中的坚实根基。瑞恰兹就认为科学语言旨在追求逻辑性和指称的精确性，而文学语言则在于强调情感性。同样的还有保罗·利科对科学和诗歌的区分，他认为科学语言追求精确性、一致性和可证实性。科学语言是通过语言逻辑规则构建起来的，其目的是消除歧义，达到语言的明晰性。而诗歌语言就是以多义性和歧义性作为自己的独特特征，它与指称性无涉，不言说任何对象，取消世界。将文学语言从科学语言和普通语言之中区隔出来的目的就是试图维持文学语言的独立性和纯粹性。
然而，文学语言的“杂语性”使得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所谓的“文学语言”纯粹性落了空。巴赫金的“杂语性”在文学中体现为“多语体性”，“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一切可能有的语言语体、言语语体、功能语体，社会的和职业的语言，等等。(与其他语体相比) 它没有语体的局限性和相对封闭性。但文学语言的这种多语体性和——极而言之——‘全语体性’正是文学基本特性所然。文学——这首先是艺术，亦即对现实的艺术的、形象的认识(反映)，其次，它是借助于语言这种艺术材料来达到的形象反映。”
因此，我们并不赞同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是属于不同的语言，其实二者同属于语言，差别主要在于所处的语境。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语境成为文学语言本体特质的更深层的本体言说。
文学语言是非文学语言进入文学语境之中而生成的。瑞恰兹说过并不存在所谓的文学特性，或者美丑的对象本身令人愉快或者不适的问题，语词给人带来的效果也不是它本身天生就携带的，相反，是由接受语词的语境带来的，因而“一个词语具有的效果即它能介乎所可能产生的某个效果与它所进入的特殊语境之间”。并没有专门的文学语言存在，语言也并没有固定的文学性，只能在语境之中才能进行划分。
语言被作家拉入文学语境之中，形成文学语言独特的魅力。德拉·沃尔佩甚至将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区别都归于不同的语境因素：“我们确信一般科学与诗歌(一般艺术)之间的真正差异，并非在于科学思想的‘抽象性’或诗歌想象的‘具体性’，而是在于表达科学思想所用语言的总语境范畴或技术特性和表达诗歌思想所用语言的有机语境范畴。”
所以在对“文学性”进行确立的根源性上，文学语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性并非形式主义文论所认为的是文学内部恒定不变的、区别于一般语言的独特性质。语篇和语言能否被判定为文学以及文学性是不是恒常的性质，都需要被置于文学语境的场域之中来审视。文学是一个语境的事实，文学话语本身并不能证明自己的文学性，是否成为文学决定于它所处的语境。文学性是变化的，从来没有纯粹的文学和永恒不变的文学性；文学性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内涵；文学语境是复杂和变化的。因此用语境决定的文学性永远都是具体化的、语境化的。因此，笔者认为文学语言的非概念化诗性特征并非来自于文学语言自身的内在属性，而是源自于文学语境的确证。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语境对于文学来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诉求，当然这种本体言说是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
第三，社会文化语境赋予文学语言前反思性、审美性和感性特质。作为形式语言观的对立面，以洪堡特为代表的人文语言观认为语言与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不能在一种抽空的环境中来研究语言的形式和规则，“即使在纯语法研究的领域里，我们也决不能把语言与人、把人与大地隔绝开来。大地、人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这是因为“语言绝不是产品(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Energeia)”。语言学是一个有机的生成过程，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语言的过程应该被比喻为生理学的过程，而不能比喻为解剖学的过程。洪堡特的人文语言思想远远早于索绪尔的语言思想，但因为译介的问题和索绪尔语言思想的影响性使得我们长期忽视了洪堡特思想的重要意义。他始终强调语言与生活世界，语言与人的精神之间的关系。语言应该是未分析和抽象地整体地被人所把握的，“人对语言的运用就无不源于他自身的感觉、情感、想象、理解、意志与欲求，即使在借助语言进行思考、传达信息的时候，也无不表达他自身所特有的感觉方式、理解方式和评价方式”。洪堡特的人文语言思想让我们意识到文学语言一定是关涉着人的情感、感受、精神、理想等因素的；同时也正因为文学语言的敞开性和包容性使得文学与外部社会、历史、文化的整个生活世界紧密联系着。
正是语言的人文属性使得文学所反映的生活世界是一种感觉的世界、尚未抽象和分解的原样的整体性生活世界。也就是说，文学语言的非概念性、前反思性、情感性和感受性等等感性特征都是源自于文学语言对生活世界的整体把握，同时文学语言与生活世界具有一种直接性的体验关系，因而对文学语言的理解一定需要将围绕在语言周围的情感、感受、审美、诉求等“光晕”联系在一起，即置于文化的语境关联之中来理解。语境与文学语言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同在的依存关系。在这种同在关系之中，语境与文学语言互相生成，互相内嵌于对方。但对于文学语言的感性特质来说，文化历史语境具有着本体性的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