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文坛上, 两位文学巨擘———梁实秋先生与鲁迅先生, 为各自的文艺理念展开了激烈的辩驳。 他们以 “硬译” 为导火索, 围绕着文学的 “阶级性” 和 “超阶级” 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论战, 最终因鲁迅的辞世而作罢。 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文学是否具有阶级性。
梁实秋作为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领袖白璧德的入室弟子, 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等西方文学家的影响, 对当时世界主流的资产制度是相当认可的,对方兴未艾的共产主义运动持否定态度。 他倾向于理解现实, 接受现实, 改良社会, 认为人类社会具有共同价值、 普世价值。
鲁迅生活在苦难的旧中国, 早年留学日本,尝试学医救国, 但未能学成。 后意识到中国人民的苦难不在于身体的羸弱, 而是思想的落后与麻木所致, 遂弃医从文, 试图唤醒国人。 他对旧有社会制度的腐朽和颟顸深恶痛绝, 认为与其在旧有世界上修修补补, 倒不如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 他的观点与共产主义运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鸣。 他主张用对立和斗争的思维方式看待人类世界, 认为人类之间除了斗争和利用, 别无他物。“1926 年, 刚从哈佛大学学成归来的梁实秋在 《晨报副镌》 上陆续发表了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 《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 《评 〈华盖集续编〉》 等文章”, 开始针对鲁迅的理念发难 。
1927 年, 梁实秋又在 《复旦月刊》 上刊发了 《卢梭论女子教育》 一文, 发表了与鲁迅观点背道而驰的不同意见。 稍后鲁迅便发表了 《卢梭与胃口》 一文予以回击辩驳。 至此, 两人开始为各自的世界观、 文学观进行针尖对麦芒的辩论。
1929 年, 梁实秋在 《新月》 上发表了 《文学有阶级性吗》 一文, 该文否定了文学具有阶级性,认为其论述的错误在于 “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 错误在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 同时强调 “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 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文学。 该文一经发表, 便引起了鲁迅的反驳, 并迅速发表了 《“硬译” 与 “文学的阶级性”》, 在文章中鲁迅尖锐地批判了文学没有阶级性这一论断, 提出“文学不借人, 也无以表示 ‘性’, 一用人, 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 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 无需加以 ‘束缚’, 实乃出于必然”。 他认为, 阶级斗争无处不在, 文学也必然有阶级性, 主张用斗争的观点看待文学及人类社会的一切。 至此, 两人论争的重要焦点之一就是文学是否具有阶级性。 而梁实秋的 《文学有阶级性吗》 和鲁迅的 《“硬译” 与“文学的阶级性”》 正是两人对文学是否具有阶级性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集中代表作。
在梁实秋的 《文学有阶级性吗》 一文中, 就文学阶级性而言表达了三个观点:
其一, 文学是反映基本人性的, 是对所有生活现象中最深层次东西的表现, 超越了阶级的界限,故而文学没有所谓阶级性。
其二, 文学作品表达的阶级倾向往往与作者本身的阶级身份并不同一。
其三, 文学家创作文学作品并不针对特定的读者。
而鲁迅在反驳时, 则主要围绕以下三个观点:
其一, 正如化合物有化合力, 物质具有硬度,文学离不开人, 人又必然具有阶级性, 所以文学必然具有阶级性。
其二, 不同阶级的人具有不同的感情经验。
其三, 一切所谓 “全人类” “超阶级” 的文学其实皆为有产阶级的文学。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梁实秋与鲁迅在辩驳关于文学是否具有阶级性这一论说上, 首先都不否认人即文学家、 作者是具有阶级性的。 不同在于, 梁实秋认为文学是没有国界, 更没有阶级界限的, 文学的本质是对普遍的永恒的人性的描述, 是作者审美情趣的表达, 他在文中阐释道: “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 在根本上理论上没有国界, 更没有阶级的界线。”
而鲁迅则认为没有永恒的人性,他在 《文学和出汗》 一文中明确表示: “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 类人猿, 类猿人, 原人, 古人, 今人, 未来的人, 如果生物真会进化, 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他认为因为处在阶级中, 阶级与阶级意识是分不开的, 所以作家不可能超越阶级界限,是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的, 其作品也必然要表现出或明或暗的阶级性。
鲁迅的观点得到了众多文学理论家的拥护, 直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仍旧是文艺理论中的主流思想, 认为 “自从人类分裂成各个不同的阶级以后,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就必然包含一定的阶级内容, 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具有了或明显或隐蔽, 或强烈或微弱的阶级性”, 其原因是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生活贯穿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而作家又必定隶属于这个或那个阶级。 文学既然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它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 表现出作家的一定思想倾向和阶级倾向。”
同时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 都一定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而阶级社会的作家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 都是一定阶级的作家, 他的言行, 行动, 思想, 感情, 都必然要受他的阶级的立场, 观点和要求的制约。 阶级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作家, 无论他自觉与否, 他总是站在一定阶级的立场, 按照一定阶级的观点, 根据一定阶级的要求, 来观察, 体验, 理解和描述社会生活的。”
而梁实秋的 “人性论” “超阶级论” 则被口诛笔伐, 甚至成为谈论的禁区。 一些批评专著里评价: “梁实秋把人性看得至高至大, 齐天满地, 固然有抽象之弊, 并且他对何为人性的解释不清, 这使他的人性观看起来很像符咒, 没有什么具体价值。”
又或者认为梁实秋的人性论: “没有看到个性与普遍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不能认识到普遍性其实就寓于个性之中。”甚至在某个特殊的年代, 学界谈 “人性论” 就色变, 如国学大师季羡林所说: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谁要是提 ‘人性’就是 ‘人性论’, 而 ‘人性论’ 就是 ‘修正主义’,离反革命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了。”
从梁实秋和鲁迅表达的观点来看, 关于文学阶级性他们主要争论焦点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的阶级特色是否就是文学的阶级倾向。
第二是文学作品作者的阶级身份是否决定了文学的阶级倾向。
第三是文学创作是否针对特定的阅读人群。
第四是文学是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第五是文学是否反映 “超阶级” 的人性。
首先,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文学作品中人物的阶级特色是否就是文学的阶级倾向。 在这个问题上, 梁实秋先生的观点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的阶级特色只是一种表象, 描写任何一个阶级的人都只是一种手段, 文学的目的在于表现更深层次的东西, 如“人性 ”。 人物角色的阶级性只是一个浅层次的东西, 表面化的东西, 现象而已。 不是文学表达的实质。 而鲁迅则认为, 文学中的人, 必然有其所属的阶级, 对其阶级特色的展现, 其实质上是表达一种阶级意识, 文学的本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因此,文学作品中人物阶级特色的描述,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章的阶级意识, 表现了文学的阶级性。
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多如牛毛, 即便是世界级的名著也是难以数计。 绝大部分作品中都会同时出现多个阶级的人物形象, 有的属于资产阶级, 有的属于无产阶级, 同时描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在少数。 世界经典名著 《简爱》 里面, 女主人公简爱是个孤儿, 从小生活在社会最低层, 一生中受尽磨难, 是个标准的无产阶级代表人物, 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是个小庄园主, 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 整部小说中, 男女主人公的阶级地位明显不对等, 作者也并未表现出支持谁批判谁的阶级倾向, 更多的是在阐释这样一个主题: 人的价值 = 尊严 + 爱。 这个尊严、 这个爱, 并没有限定在特定的阶级基础之上, 乃是任何人都共通的。 因此, 我们很难从文中人物所属的特定阶级, 来判断 《简爱》 的阶级倾向。 因而, 我们不得不承认, 仅从作品中人物表现出的阶级性来判定文学具有阶级倾向阶级性是很困难的。
其次,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文学作品的作者所属阶级是否决定了文学的阶级倾向。 在这个问题上, 梁实秋认为从托尔斯泰、 马克思、 约翰逊等人身上, 可以看出作者的阶级属性与其作品的阶级倾向并不完全一致, 甚至往往相反。 梁实秋认为作者应该做到: “文人之生活的充实, 是说想象能力的养成, 养成一种敏锐而有纪律的想象力, 以之观察人性的错综万态, 以之寻求人性的普遍久远。”
而鲁迅认为托尔斯泰并不真的为无产阶级说话, 其文章仍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 与其身份相符, 马克思没有文学作品, 约翰逊博士, 鲁迅表示不了解。 由此, 他认为文学作品作者的阶级性仍然与其作品的阶级倾向是同一的。
要解决这一问题, 实际上就是要寻找这样一种例子是否存在, 即有没有一部真正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是由身属资产阶级的作者写就的。 如果能有这样的文学作品和作者, 那么什么阶级的人写什么阶级的文章就成了谬论。 人类在各种类型的阶级社会阶段, 都创造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 用 “不朽” 这个词, 正好说明了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会因为作者本人的阶级或作品内容牵涉到人物的阶级的消亡而失去审美价值。
例如, 我国古代著名诗人白居易, 出生官宦之家, 自己也身为两朝元老, 然而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 白居易却创作出代表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并为其呐喊的文学作品 《卖炭翁》。 又如柳宗元, 同样出身官宦世家, 自己同样入朝为官身居要职, 却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 从被剥削阶级的角度出发,通过 《捕蛇者说》 记录了捕蛇者蒋氏对其祖孙三代为免交赋税而甘愿冒着死亡威胁捕捉毒蛇的自述,反映了中唐时期我国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抨击了当时 “苛政猛于虎” 的税收制度。 这一切也正如韦勒克与沃伦在其著作 《文学理论》 中谈到: “作家的社会出身是否决定了他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立场呢?
如雪莱, 卡莱尔和托尔斯泰等作家, 都是背叛其所属阶级的明显例子。 由于普希金、 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作家曾继承财产而且早期和贵族有交往, 因而可以证明他们是属于这些贵族集团的。 但这很难证明这样一种结论, 即普希金就代表了没落的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利益, 而果戈里则代表了那些乌克兰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的确, 这一结论被他们作品中的一般意识形态以及他们作品中所反映的超越一个阶级, 一个集团, 一个时代的范围和要求所否定了。”
同样, “大多数宫廷诗的作者虽然出身于下层阶级, 却采取了他们的恩主的意识和情趣”,例如唐初著名的宫廷文人宋之问, 出身贫寒, 毫无显赫的门第家世, 但所作之诗, 却全是应制颂圣,粉饰太平, 符合当时统治阶层的利益。 又如古希腊文学中的瑰宝———《荷马史诗》, 其整理者或者作者荷马, 相传可能是奴隶, 而史诗中描写的人物既有奴隶, 又有奴隶主。 书中塑造的大英雄赫克托, 乃是无数人心中的偶像, 却是一个王室贵族。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 “全部 《伊利亚特》 是以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争夺一个女奴的纠纷为中心的。 掠夺光荣, 敢于掠夺者才是英雄, 这种思想倾向显然适合当时奴隶主贵族的胃口。”
那么这便是奴隶创作了带奴隶主阶级倾向的文学作品, 底层的无产阶级作者创作, 却讴歌了属于资产阶级的英雄。
再次, 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文学作品的创作是否针对特定的阅读人群。 梁实秋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作者创作文学作品, 乃是为了全人类, 并不关心是否有人读, 到底什么人来欣赏。 而鲁迅的观点则是文学本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创作文学当然是为了特定的读者, 无产阶级需要有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
文学家为了什么而创作?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而难以回答的问题。 文学家的数量不在少, 而文学作品则更是浩如烟海。 有没有文学作品是为了特定的读者而创作的? 这是肯定有的。 比如像 《智取威虎山》, 以饱满的革命激情, 歌颂了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 塑造了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这样的作品诞生于那个无产阶级革命大红大紫的年代, 它问世的目的就是为了鼓舞无产阶级革命热情, 是一部典型的有针对受众的作品。 但是, 是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一样, 都是有特定受众的呢? 这个问题却很难有肯定的回答。 如我国的四大名著中 《西游记》 和 《三国演义》 的读者和受众无疑是各个阶级都有的, 有的捧着书本看, 有的听别人讲, 几乎中国人都是有所了解的。 而 《西游记》 作者吴承恩乃是晚年创作完成这部巨著。 他并未表明为了谁而创造, 而从欣赏其作品的人群来看, 也并无什么阶级界限。 《西游记》 乃是属于全国人民的瑰宝, 无论何种阶层的人。 还有数不尽的文学作品皆是如此, 作者无意为谁而作, 却得到各个阶层人的肯定。 这表明, 有部分作品是有针对性地创作, 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 并不针对特定阶级,乃是属于全人类。
第四, 我们来看文学是否就肯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梁实秋是明确表示否定的, 他认为文学并非必然和政治挂钩, 而是反映人性等更深刻的东西。而鲁迅认为阶级斗争无处不在, 任何人都有意或者无意地在表达自己的阶级诉求, 文学是斗争的阵地, 作品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一切文章都是作者在表达阶级意识。
要弄清这个问题, 我们不得不先弄明白什么是“阶级”。 关于阶级, 列宁曾指出: “所谓阶级, 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 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 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 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所谓阶级, 就是这样一些集团, 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 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而阶级性则是指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的思想意识所必然具有的阶级特性。这种特性是由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 反映着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因此, 所谓文学的阶级性就是指作家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或明或暗的自身阶级意识。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又指出: “阶级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在原始社会初期, 由于没有剩余产品, 不存在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劳动的可能性, 因而不存在阶级。 阶级的形成是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又相对发展不足的结果。”
换句话说, 阶级只是人类历史上阶段性的产物。
但文学显然与阶级不同。 文学是一种艺术, 而艺术起源是伴随着人类本身的产生而产生的。 早在远古时期的壁画中, 人类的祖先就表达出审美的艺术意识, 那些图画并非完全写实, 又不是简单机械的符号, 带有令世人惊叹的美感。 因此, 艺术的产生非常久远。 而文学作为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艺术表现形式, 其必诞生于艺术之后, 和语言文字的产生是分不开的。 正如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 里所说的: “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文明, 自然之道也。”
也就是说人类产生了,语言跟着创立, 语言创立了, 文章随之产生, 是自然的道理。而具有审美意识的远古艺术家们, 在语言文字诞生后, 必然会在运用他们的同时使之与自己的审美情趣相和谐统一。 那应该就是文学的诞生萌芽。
如同远古的贝壳项链, 碎石装饰品一样, 那诞生于远古的文学作品肯定是简陋的, 粗鄙的, 或许是部落中口耳相传的传说, 为了歌颂部落中打猎时勇敢拼搏并从猛兽口中救下同伴的英雄, 或许是母亲在哄孩子睡觉时哼唱的某种诗歌, 代代相传。 这种作品诞生于语言产生之后, 却可能早于文字形成之前。 这种必定存在的远古文学作品虽然简陋粗略,但它们完全可以证明文学作品的诞生以及文学的产生是非常久远的, 早于文字的出现, 也更早于阶级的产生。 萌芽于原始部落的文学, 当然不是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上, 也根本不需要阶级, 更不会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诉求而呐喊。 那个时期, 聚居的人口数量极为有限, 人们能获得生活资源非常稀少, 部落中的人没有对劳动或生产资料占有权上的区别, 因而没有产生阶级。 诞生于没有阶级的时代的文学,当然也就没有阶级性可言。
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的确出现了大量带有阶级诉求或阶级色彩的文学作品, 但这不是文学必然具有阶级性的充分理由。 文学作品当然可以具有或强或弱的阶级色彩, 但不能说因为文学作品带有了阶级色彩阶级诉求, 那么文学就一定有阶级性, 正如梁实秋所说, “切菜刀可以杀人, 不要说切菜刀专做杀人之用!” 我们不能说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有阶级, 作者本人有阶级, 文学就有了阶级性。 作者本人的阶级身份可能会使作品染上某些阶级语言特色。 然而, 只要作品本身没有表现出阶级诉求, 没有代表特定阶级的利益, 这样的作品就是不具有阶级性的, 例如歌颂亲情、 赞美爱情、 弘扬勇气, 描写风景, 这样的作品都没有什么特定的阶级诉求, 也不是什么阶级利益的载体, 显然就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最后, 我们来看文学是否就是反映人性的艺术。 在这个问题上, 梁实秋是抱肯定态度的。 他认为: “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 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 遗传不同, 教育不同, 经济的环境不同, 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 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 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 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 他们都有爱的要求, 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 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 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 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而鲁迅则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反映人性是空洞虚伪的。 他甚至说: “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 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 运动, 生殖———的文学, 或者除去 ‘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 必当更在其上。”
文学是否表现人性, 要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文学是指 “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借助各种修辞以及表现手法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 包括戏剧、 诗歌、 小说、 散文等, 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以不同的形式 (称作体裁) 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或者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唤起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情感共鸣, 强调的是情感的表现与体验。 而在情感共鸣方面, 阶级斗争中的情感体验乃是人类整体情感体验中非常有限的一个组成部分, 亲情、 爱情、 生离死别, 往往比阶级斗争的感情来的要普遍, 也来得更强烈。 很多经典的世界名著也并不是表现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情感的, 比如 《罗密欧与朱丽叶》 《梁山伯与祝英台》 主要表现和歌颂了爱情, 而雨果的名著 《悲惨世界》 反映了冉阿让的恩怨情仇。 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阶级身份的, 但是作者却没有刻意表达什么阶级倾向。 里面的主人公, 及时把阶级身份稍加改动, 整个故事表达的情感, 也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爱情依然是爱情, 仇恨也仍旧是仇恨。
这些文学作品既不为甲阶级呐喊, 也不为乙阶级歌唱, 不表达任何阶级诉求, 纯粹就是歌颂爱, 或者表达情感体验。 而这些佳作之所以流芳百世, 能超越时空、 民族、 国家、 集团、 性别、 年龄的界限而引起读者心里的共鸣, 这正是因为人性情感作为一根转动的主轴而获致的。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 文学之所以流传, 最重要的是情感人性的表达与体验。
那么说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显然是不合适的。 当然, 我们不排除有人通过文学的渠道, 利用文学来搞阶级斗争, 就像有人用菜刀来杀人一般, 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文学仅仅是阶级斗争, 那就是以偏概全了, 如同认定每把菜刀都是杀人工具。
通过对梁实秋和鲁迅争论问题的梳理和探析,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文学作品无论其反映的人物还是其作者, 并不能代表作品的阶级倾向, 甲阶级的作家也可能创作出代表乙阶级利益的作品,作家本身的阶级性和其创作的作品的阶级性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作品本身也并非必须为特定读者所创作, 文学作品并不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文学确实表达了阶级斗争之外的情感人性等东西。 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了阶级性, 就认定所有的文学作品就必须具有阶级性。 否则在逻辑上就叫做以偏概全。
由此可见, 文学阶级性这一论说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缺陷。 如果要讨论文学作品的阶级性, 还需要我们纠正说法, 改变措辞, 从根本上走出当下文学阶级性论说以偏概全的困境。 引用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说法便是: “最现成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承认文学作品的阶级性、 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同时, 还承认一个贯通这些性, 或者高踞于这些性之上的性: 人性。”
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 在文艺百花争鸣的新时代, 更需要我们正视文学的本质, 客观地去探讨文学作品涉及阶级斗争的部分。 虽然梁实秋与鲁迅的论战离今天已经很久远了, 但从这场论争中, 我们仍可以找到值得挖掘的有价值的东西。 随着时代的进步, 文学也在发展, 当我们回头去看这些过往的论争时, 会用新的视角论证出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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