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家的沈从文，用抒情、唯美、自然的笔触，创作了大量引人注目的小说，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用平静优美的感悟式的散文化语言表达了他对评论对象的品味。
从他的《沫沫集》等一系列批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同寻常的审美追求，那被冠以“自由主义”或“唯美主义”的文学观和批评理论，在风起云涌、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中，始终保持着平静而婉约的审美趣味，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而这种对艺术和审美的执着，却并不因为在对文学商业化和政治化倾向的论争中脱离时代、脱离人生，毋宁说他欲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用艺术来融化人生。
一
在沈从文最重要的评论集《沫沫集》以及另外一篇综合性长文《论中国创作小说》( 后收入《沫沫集》) 中，这种平静而婉约的审美旨趣处处可见。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平静，一方面体现在作家组织文字、安排语言的风格上，这意味着行文的舒缓、情感表达上的淡而有味以至色彩的细细描画和声音韵律的柔和潺缓; 另一方面，体现为作家的心态平和、不焦躁，思想感情上的节制、不放肆，这就要求作家不能因“生活愤懑”而毁坏了文学作品。这两个方面都在沈从文的作家作品评论中得到了明确而细致的表述。
沈从文特别注意作品的风格特征，在评论作品时经常通过对文体形式的整体把握，勾勒出对作品的直观感受。在对叶绍钧及其作品的评论中，沈从文指出叶绍钧的作品在文字方面，明白动人，在组织方面，则毫不夸张，以平静的风格，写出所能写到的人物事情，“在平静美丽的文字中，从事练习，正确的观察一切，健全的体会一切，细腻的润色，美的抒想，使一个故事在组织篇章中，具各样不可少的条件”。
沈从文注意到在这种平静得甚至缺少一种“眩目的惊人的光芒”的作品中，却有着一种温暖的爱以及健康的心和健康的人生态度。在论冯文炳的那篇着名的批评文字中，沈从文先是谈到周作人的文学趣味: 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这种特殊风格，是“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周作人作品的平静素朴之美源于平静的心态和略见矜持的情感，作品形式上的平静实际上不是孤立的，是和作家的情感世界紧密相联的，这正是陶渊明所谓的“心远地自偏”，先有不焦躁的内心世界方有作品的平静悠然之美。在紧接着对冯文炳的论述中，沈从文对那种充满了农村寂静之美的作品产生了共鸣: “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
平静并意味着对动态世界的排斥，而是一种架构生活体验的审美方式: 所有的动都是用淡淡的文字细细地、浅浅地画出。他也是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朱湘的诗中的平静之美的: “使诗的风度，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微皱，更见出寂静，是朱湘的诗歌。”
动，是静中之动，是瞄向静之动，这样描绘出来古典式的意境，是与“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有着相同的审美旨趣。而这也正是沈从文在创作方面和文学批评方面一致的追求。
但是，沈从文也注意到，文学毕竟不同于生活，它在一种超越物质生活的美的组织里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生活中的焦躁并不妨碍作品“平静到使人吃惊”，在《论朱湘的诗》一文中沈从文指出《草莽集》中，作者以安详和细腻的笔触使诗歌在一个带着古典与奢华而成就的地位上存在，其中没有昏瞀，没有粗暴，作者生活乖僻的性情却没有影响诗歌以平静舒缓的旋律奏出。这就要求作者要有平和的心态面对不平静的人生，以艺术的审美的眼光过滤粗糙的生活，“能以清明无邪的眼观察一切，能以无渣滓的心领会一切”。
沈从文心目中的创作，是要与人生实境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特别是在诗歌创作中，将各种颜色和声音与作者的情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在散文方面，同样可以用一种平静的、从容的、明媚的、聪颖的笔致实现必要的艺术提升，创造出一个静谧详和的审美空间。
所以，沈从文认为，无论是生活方面的还是性格方面的愤怒，如果不能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必要的克制，都会使作品不能成为完全的创作。罗黑芷的《醉里与春日》中，“作者的力在愤怒感慨上已经用完，又缺少用描写充实故事的习惯，我们只能从作品上看出一或许多东西，就是不完全的灵魂的苦与深”。
生活中的“火气”与焦躁需要在平静的艺术处理中有所皈依，一味任情感肆意地宣泄，只会破坏艺术的和谐。这在郭沫若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沈从文非常坦诚地指出郭沫若的创作在创造社诸君中不如郁达夫和张资平。郭沫若的文字不乏热情，甚至是太过狂热，在作品对话上，在人物事件展开与缩小的构成上，缺少必需的节制与注意。“在作品中必不可少的文字组织与作品组织，皆为所要写到的‘生活愤懑’所毁坏，每一个创作，多成立于生活片段上。”
源自于生活的激情却没有审美表现中驯服，生活的片段、作者自己的影子影响了作品的完美与完整。在作风与内含上受创造社间接影响的一批作家，如王以仁、叶鼎洛、周全平、倪贻德、叶灵凤等人，同样将生活中的进步姿态不妥当地表现在作品之中，在华丽而夸张的基础上作高速的跃进，这些都是沈从文所不能苟同的。那就更不用说文学的政治化与商业化倾向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这在下面的论述中还将提到。
二
沈从文所强调的平静如上所述主要侧重于文字组织的节奏以及作家进行创作时的心态方面，而在情感表现方面，他的审美旨趣可以归结为婉约。在那个动荡的历史时期，婉约除了指向感情描写手法的细腻轻柔外，更多地体现为所传递的淡淡的哀戚与薄薄的忧郁上。沈从文所赞赏的是那种有节制的或者说是唯美的哀愁，在一种黯淡的、朦胧的抑或神秘的氛围中缓缓挣扎着。但是一种明快的色调也同时和这种暗色调并存着，感性上的亲切体验伴随着融化在审美境界中的心灵，这也是沈从文津津乐道的文字。
那种忧郁感伤的气氛，是郁达夫作品《沉沦》的主要风格，沈从文指出，他在作品中以一种“坦白的自暴方法”将生活的卑微以及卑微生活中的感触，欲望上的进取，失败后的追悔，以衰弱的病态的情感陈述给读者。这种自白的诚恳，沈从文认为，虽不免夸张，却毫不矜持，作者在文字处置上恰到好处，作品里“那种神经质的人格，混合美恶，糅杂爱憎，不完全处，缺憾处，乃反而正是给人十分同情处”。
而这种忧郁的气质在鲁迅的作品中也能见到，所不同的是，沈从文认为，郁达夫只会写他本身，通过他自己描摹出“我们青年人”的苦闷，鲁迅的使人忧郁，是客观的写中国小都市的一切。鲁迅作品中感伤的气氛并不比郁达夫的少，他不是以个人的失望而呼喊，而是看清楚了一切，辱骂一切，嘲笑一切，却同时仍然为一切所困窘，陷到无从自拔的沉闷里。《呐喊》与《彷徨》中的一些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忧郁，却有着准确鲜明的色彩，作品就像一幅风景画一样展示着都市与农村的动静，使得作者沉静透彻的观察与作品中青年人挣扎的苦闷很好地契合在一处。所以忧郁和苦闷的氛围并不意味着文字的黯淡和生涩，作品一样可以有着明快的色彩和婉转的音响，反而那种淡淡的哀愁可以增进文章的韵律的舒缓和优美。王统照的作品虽然包裹在失望的气氛中，但是他却将梦幻的心情用繁丽的文字表现得神秘而朦胧，这也是明快与忧郁的很好结合。
这种明快的婉约之美，在闻一多的《死水》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也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沈从文体验式批评的鲜明特征。他先是从绘画的角度来进行评价: “作者是画家，使《死水》集中具备刚劲的朴素线条的美丽。
同样在画中，必需的色的错综的美，《死水》诗中也不缺少。作者是用一个画家的观察，去注意一切事物的外表，又用一个画家的手腕，在那些俨然具不同颜色的文字上，使诗的生命充溢的。”
诗歌最容易调动人的想像力，唤起读者的触觉、视觉、嗅觉等感觉器官，沈从文认为，一首诗应当是一片霞，一园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与姿态，具有各样香味，作各种变化，是那么细碎又是那么整个的美，欣赏它，使人们从他那超人力的完全中低首，为那超拔技巧而倾心，为那由于诗人手艺熟练而赞叹。这种婉约之美，是对情感的艺术提升，是感性的有节制的陶醉，相对于另外两种诗歌，即“一则大力叫号作直觉的否认，一则以热情为女人而赞美”，沈从文的好恶是很清楚的。
实际上，这种情感表达上的婉约之美，是与作者平静的内心状态或创作状态分不开的，那种柔弱的忧愁的情绪是与焦躁的心境难以相容的。比如冰心作品中那种温柔婉约的调子，就是伴随着作者的谧静，以避开悲愤，保持端庄。眼泪和鲜血，失业和饥饿，并不是情感迸发，化为歇斯底里的呐喊的理由，艺术之美绝不是毫无保留的宣泄与暴露，现实溶解在艺术中，以另一种方式揭示给人们。
在叔华女士的作品中，沈从文也注意到这种艺术的平静而婉约之美。作者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的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喊叫，不呻吟，却只是“沉默”。作者的描画，疏忽到通俗的所谓“美”，却从稍稍近于朴素的文字里，保持到静谧，毫不夸张的使角色出场，使故事从容的走到所要走到的高点去。
在所写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笔却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但是，纤细绝不属于这里的婉约之美。
沈从文认为纤细包含孕育着浮薄而不庄重的气息，这主要体现为诙谐趣味的泛滥，在许多年轻人的作品中不知节制，无所顾忌，使得文学由“人生严肃”转到“人生游戏”了，结果留下一种极可非难的习气。
三
沈从文这种平静而婉约的审美追求，一方面体现了他在文学批评上的古典趣味，另一方面，这也表现出他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维护文学本体地位的强烈愿望。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注重直面感性的形象，并善于运用各种优美的声响、色调，来激起读者的文字感受能力和审美能力，这种感悟印象式的古典批评风格使他对作品的评论别具一格。我们已经指出这是沈从文在文学批评上一种平静而婉约的审美追求，而这种古典式的审美追求必然反对生硬地使用诸如内容、形式、主题、思想等批评概念，而倾向于从和谐、恰当等角度对作品进行整体的审美把握。
平静而婉约是沈从文所能认同的创作风格，但这并不是说他鄙夷充满热情的作品，而是强调作品不能太过纤细或太过粗犷，这种文字和情感上的平静表现出沈从文对和谐这一古典主义审美理想的追求。和谐意味着作品整体上的匀称妥当以及内容上的浑然一体，这种和谐可以在落华生的文章中见到。
沈从文认为“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他的作品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与香中不缺少诗，沈从文认为这种和谐，是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糅合在一处，毫不牵强的融成一片。
同时，沈从文所要求的和谐也意味着文体风格要与作者的艺术个性相符合，要与作者的禀赋和天性相适应。例如施蛰存初期的小说在描写上能尽其笔之所诣，“清白而优美”，这样的文章“通篇交织着诗的和谐”，适合于一个“自然诗人”的才情发挥。施蛰存写农村风物，与小绅士有产阶级在情人或其他行为中，所显示的各种姿势，是他的所长，写来从容不迫，但是到了后来，“写新时代的纠纷，各个人物的矛盾与冲突，野蛮的灵魂，单纯的概念，叫喊，流血，作者生活无从体会得到”。
而沈从文所谓的恰当，反映了传统文学中的“中庸”思想对人的深刻影响，这包括相当重要的两个条件，一是人事的理解，一是文字的技巧。沈从文认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须以“人性”作为准则，一个作家能对此了解较多，且能好好运用文学来表现它，便可望得到成功，一个作家对此缺少理解，文字又平常而少生命，必然失败。
这里的“恰当”同时也要求作者在创作时保持平静的心态，对自己的情感有所节制，不滥用技巧，“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的分配更要恰当”。
他在批评实践中极为推崇那些重技巧、懂节制的作家，新月派的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的诗歌因为在审美情趣上符合沈从文的观点，沈从文称他们代表了新诗的转向，而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和穆时英等现代派作家却因为感情表达缺乏节制均受到了他的批评。
沈从文本着文学独立自足的精神，对盛行一时的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和商业化倾向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强调文学要遵循自身特有的规律，不能被任何的功利目的所左右，作家要在不平静的现实中保持平静的写作心态，以维护文学的纯正和严肃。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这种观点颇具理想主义色彩，但对于匡正当时日益突出的文坛蔽端，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在政治方面，一边是国民党推行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扼杀异己的文学思想; 一边是左冀文学与政治越走越近，文学有着成为工具和口号的危险。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沈从文强调文学要坚持自己的个性，他说: “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
与此同时海派文学风气四处泛滥，文学在这种情况下沦为庸俗的文字游戏和赚钱工具。在金钱的利诱下，文学创作走上浮躁、肤浅甚至低俗的道路，这也是沈从文所深恶痛绝的，文学商业化的趋势，无论是对作者还是对读者都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每一个读者，全是在运气中造成他对文学感情的好坏，在市侩广告中，以及一些类似广告的批评中，造成他对文学的兴味与观念。经营出版事业的，全是赚钱上巧于打算的人，一本书影响大小估价好坏，商人扯来全在销行的意义上; 结果完全在一种近于欺骗的情形下，使一些人成名，这欺骗，在‘市侩发财’‘作家成名’以外，同时也就使新的文学陷到绝路上去，许多人在成绩上感到悲观了。”
沈从文出于对文学的虔诚和对读者的负责，对于“海派”的文学趣味予以坚决地抵制。在 30 年代浮躁的文风下，沈从文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和个性，追求平静而婉约的审美旨趣，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倾向，对于文学本体意识的张扬有着重大的贡献。
但是，反对文学政治化和文学商业化倾向，并不意味着沈从文脱离时代走向文学的自我封闭，他只是不愿用时代的巨影去遮盖文学现场，他似乎更愿意对时代作深度的细细描绘，在平静之中见到世事百态，在婉约之中见到人生波澜，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和作为作家的他一样，渴望用艺术去融化人生，在一种审美的境界中体验生命过程的别一种真实。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 第 11 卷)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167．
［12］许道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13］沈从文． 短篇小说［J］． 国文月刊，1942，( 10) ．
［14］沈从文． 一封信［N］． 大公报·文艺，1937－02－21．
［15］沈从文． 沈从文批评文集［M］． 珠海: 珠海出版社，1998: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