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包括了戴名世、姚鼐、方苞、曾国藩等一大批文学大家,这些前辈在义理、经济、书卷、词章、考据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而不凡的成绩,蔚为纵贯清代文坛的大流派,虽然有钱玄同在后来批驳其以“桐城谬种”之号,然而只是五四运动背景下的特殊思潮,桐城派之人、之学都给现代文学以重要影响.它的反对骈体、倡导古文、师法《史记》、传续韩柳的精神,时至今日仍不能说没有意义.
一、桐城派的文学观梳理.
桐城派亦被称之为古文派,由于其代表人物姚鼐、方苞等人都是桐城人,因此而有此名.桐城派在清代的散文流派中影响力是最大的,其作家人数之多、流播范围之广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现象.
桐城派产生于明末清初,当时的桐城文人戴名世、方以智等在丰富的古文理论与文艺创作实践基础上,初步产生了一些被后世所认可的桐城派特点,是为此派先驱.到了方苞、姚鼐、刘大櫆等人的文学创作鼎盛时期才发展为一个显赫卓著的文学创作流派,也正因为如此,方、姚、刘三人被后人尊之为桐城派的三祖.其中方苞能够师法明代归有光的古文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义法”的理论观点:义要符合封建正统;法应善于形式技巧,一“义”一“法”,一经一纬,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用现代文学理论可以阐述为内容同形式的统一.此外,方苞同时强调文章需要既雅且洁,去除杂质、还原本质,遵守质朴严谨的文风.方苞认为,古文要学习《左传》,也要学习《史记》,还要继续师法韩、柳、欧、苏,但师法的是其义理,而非其辞章浮藻,这对于人们学习古文算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刘大櫆的观点与方苞一致,他肯定了文章思想的重要性,却也指出文字要有音节、字句之妙,要有气之韵、神之骨,“神气”即便不能被看见,但是却能通过音节和字句表现出来,这一点无疑符合我国诗歌的古典韵律学说.而刘大櫆说: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句话已经成为桐城派文人行文的圭臬与不二法门.姚鼐则进一步指出义理、词章、考据三位一体,让桐城派的理论更严密丰赡,而他所提出的阴阳刚柔说则成为古代散文风格特征的关键命题之一.姚鼐还编了《古文辞类篆》,用以辅导子弟学习古文.桐城三祖以后,二十世纪以前,梅曾亮、方东树、管同、姚莹、曾国藩,曾的弟子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黎庶昌,姚永朴、林纾等各竟文坛一时之秀,使桐城学派大放异彩,俨然一代文学名门大派.总结而言:桐城学派论文有观点、讲逻辑、炼辞句;写景文传神之笔屡见,让山水木石皆能展现盎然生机;纪事文明达流畅、扼要简洁、清新平易.该派散文名篇包括《狱中杂记》、《登泰山记》等等.
二“、桐城谬种”之称辩析.
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桐城学派可能会一直在中国文坛上流传开来,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五四运动是除旧布新的大事,其中有太多值得称道与珍视之处,但是却也有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之处.本文不主张清算五四的是非功过,单从那时所提出的“桐城谬种”一词着手,表明其给桐城学派本身造成的遏制性影响.现下不用说一般百姓,即便是中文专业的教授,如果不是对桐城学派有一定了解,也会对其抱有先入为主式的敌意,认为桐城派与落后、腐朽、封建、僵化等词同意,桐城派作家是封建卫道者,桐城派文章是八股文等.此观点原因正在于五四时期的批评,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白话文为目标,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反对古文,当然更会反对古文义、法兼优的桐城学派,比如胡适在 1917 年的《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即明确说明惟陈言之务去,陈独秀则继起响应,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更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桐城学派,说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及明代前后七子是“十八妖魔”.陈独秀见解独特,指出了桐城派的弱点所在,这种文艺批评本无足厚非,然而同一期钱玄同写给陈独秀的信则引起了误解,钱玄同说他见到了《新青年》杂志上胡适先生的《文学改革刍议》一文,非常佩服,说胡适指叱骈文有语法不通之处、主张白话文学的观点非常精辟,只是不知道文选妖孽、桐城谬种见到这篇文章不知道怎么咒了.钱玄同的文章虽然不在于直接骂战桐城学派,但是与陈独秀的文章出于一刊,于不经意间便导致了后来人较长时间对桐城学派的误解.
这种误解阻断了桐城学派的正常发展,使之不再有明显的师承关系,而只是让现代文学中有些作家受其文风影响而已.
三、桐城学派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一)桐城学派是现代文学的先行者.
现代文学因为五四运动的影响而较少受到桐城学派的直接影响,然而流波所及,桐城学派的义理方法却并没有完全消失.若是从文学史的宏观角度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桐城派实际上给中国现代文学是造成了足够深远的影响的.新文学运动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它不是突然形成的,也不会突然因为某种事件而断裂,而是有其自内向外的渐进过程.新文学的产生发展同桐城派的盛衰关系藕断丝连、难于离分,桐城派也给新文学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起到了大于普通人认为的推动作用.周作人先生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中给桐城学派以如下论断:到吴汝纶、林纾、严复等人起来……他们一方面绍介西洋文学,另一方面绍介科学思想,从曾国藩开始放大范围的桐城派,是与新近兴起的文学联系起来的.像后来在新文学或者说五四运动中有较大影响的梁启超,甚至胡适、陈独秀,更甚至钱玄同等人,虽则对桐城学派贬斥有之,可也都能从其文字中看出受过他们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新文学运动得以发展,追根溯源,还是离不开桐城学派的,实际上也还是被桐城学派里面的主要人物所引出来的.首先,桐城派的核心人物到了近代多数立主文字、语言的全面改革,他们用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确实给古典文学走向现代带出了一条新路,给新文学运动以一定的引领作用.不可否认,桐城学派在语言的大众化、普遍化等方面做得不够好,这是与时代大环境相脱节的,然而却并非完全与“新”文学南辕北辙.郭嵩焘、黎庶昌在用桐城文章方法给中国人介绍西方风俗、政治、生活方式,林纾在用桐城文章方法给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学,他们同时把数量众多的国外新名词带到古文中来,这在客观上带动了近代文体的革命.新事物、新名词、新思想让桐城学派的语言展现出全新色彩,而对西方各类作品的译介得以让国外著作通行海内,使中国的文学理论也走向现代.
(二)现代作家多以桐城学派为师法.
以上所论是整体发展趋势,而若单独论及作家作品,则既无传统意义上的师承关系,桐城学派给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就不容易发现了.实际上桐城学派这一名词在五四以后虽然消失在文坛无可再现,它的间接影响却一直持续不断.现在说桐城学派起到了古典散文同白话文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这种说法已经得到了文艺研究工作者的普遍赞同,如果失去了这个桥梁纽带,则白话文难以出现后来的兴盛繁荣.更由于桐城学派在创作理论上非常讲求“雅洁平朴”,提倡文从字顺,这就获得了现代很多作家的青睐,并从中得到启发.比如汪曾琪、臧克家及舒芜等人,他们的文章显然都是受到桐城学派的风格影响.其中汪曾祺之师便是桐城学派的最后传人韦子廉,汪曾琪的文章与姚鼐的文章有几分相似,同样属于清静、简洁、平和、厚重一类,我们读汪曾琪的《受戒》,开头部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句句平实,直奔主题,毫不累赘,便足见其受桐城义法影响之深.
而《受戒》全文逻辑性较强,各段落既充满张力同时不失联系,使得整篇小说浑然天成,也全是桐城派作文方法.
比如臧克家的诗,重视凝字炼句,风格含蓄深沉,亦得桐城学派之三味.再比如关于臧克家一件逸事:
作家徐迟将自己曾经写过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湍流的涡漩中》一文拿给老师臧克家,要求指正,臧克家看了作品看开便说,你的文章写得不够简洁,太长了,我的意见是你先看看方苞写的《狱中杂记》,《狱中杂记》里面虽然记了很多事情,但是写起来不杂、不乱,很有条理,所以也就很短,你把这篇文章好好读读,然后你就明白该如何删减自己的文章了,也就明白怎么把主题突出出来了.徐迟按照臧克家老师的吩咐,把方苞写的《狱中杂记》仔细研究过了,再修改自己的《在湍流的涡漩中》,最终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这件事说明的问题就是:现代文学大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虽然不再声称自己是桐城学派,但是因为文章创作的需要,会不自觉师法桐城派的名家名作,用以提高自身修养,并将这种师法功夫传承下去、扩展开来.此外,著名的语言大师老舍曾经在自己的散文中坦承:自己早年苦读桐城派的文章,虽然五四运动时接受了新知识、新思想,但是古典文学的底子并没有落下,并对自己的文字锤炼提供了借鉴.
(三)桐城学派主流的渐趋式微.
无论从文学理论,还是创作实践,我们都能够发现其给现代文学造成的显著影响,这也可以说明桐城学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不凡成就,这种成就不是显著的一人一文的,而是隐性的、指导性的,且富于民族性象征意义的.我们应当肯定这种成就,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桐城学派所具有的明显局限及这些局限带给现代文学的负面影响.桐城学派一直坚守卫道立场,又极重视文气传统,过多地宣传文章的正人心、兴教化功能,坚持理学、封建色彩较浓,而且这一派的作家创作风格多趋于保守,在文学要求革新、文学领导革新的时代,习惯文以载道的思维使得桐城学派魅力渐失,一些抱残守缺之士在新文学阵地上负隅一角,明显是不合时宜的.吴汝纶等人为了避免桐城学派受到新思潮过多冲击,对相关的古文理论进行了变通改造,让桐城派古文的政治色彩稍稍减弱,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使其勉强在新文学的大环境中存活下来.清王朝灭亡以后,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反对封建思想、批驳伦理纲常,革新团体还大量开办白话文为主要格调的报刊,用更易为大众所接受的白话文进行革命宣传,桐城派一直固守程朱义理,当然会受到革新刊物的攻击,这使得主流的桐城派难以在民主潮流中产生大的作为.在社会思潮大步发展之际,在其给桐城学派仅存主力造成威胁的时候,桐城派没有了再进一步变革的勇气,他们不再如林纾、吴汝纶等人的因时而变,而是走向了强化古文义理的反路,力图用高雅向通俗宣战,这注定了其最终走向失败,使得在现代文学中再也难觅桐城学派正宗的身影.
桐城派在清代极富影响,是一支重要的文学流派,它出现于明末清初江山易代之际,力主用征圣宗经为文、经世致用为务,可以说给当时的不良学风改革以很大启发,让明时的空疏无学之气大大消减.桐城学派是清代影响最深远的散文派系,其作家人数之多、流播范围之广,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而迨至现代,它给文学创作、传播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既说是影响,则可以评之为积极的、亦不能忽略其消极的,而无论积极消极,都应该从桐城派产生、传承、辞章特点等基础因素抓起,而不能舍本逐末,以政治环境与政治需要为取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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