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符号圈”作为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于本世纪初在接受语境向文化转向的背景下被引介入我国学界。继而动静交融的研究态势逐步凝定，主要形成了两种研究路径：语言学学者排除外力，力求化繁为简探寻“符号圈”的规律性，并对其理论层面的进路进行持续性探索；文学学者基于艺术思维，由简向繁，复杂地、变化地看待“符号圈”，并从方法论的维度不断开拓“符号圈”模式下的文学现象解读的多元路径。回眸“符号圈”理论的中国接受历程，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接受主体自身的知识基础和主体的需要，均直接影响着阐释目的及其结果，并推动了我国学界在为我所用的理论接受中呈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
关键词： 洛特曼; 文化符号学; 符号圈; 接受; 主体性;
Abstract： “Semiosphere”, a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Lotman's cultural semiotics,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Gradually, the static and dynamic research trends are formed, which mainly refer to two types of research paths: linguists' exploration of the regularity of “semiosphere” based on the idea of simplifying the complexity, which further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semiosphere”; literary scholars' approach of regarding “semiosphere” as a complex and ever changing organism based on their artistic way of thinking, which promotes the multivariat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phenome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semiosphere” theory. Along the acceptance process of “semiosphere” in China, the changes of social ideology, the subjects of acceptance's knowledge background and their needs all directly influence the purpose of acceptance and its result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distinct subjectivity in the acceptance of “semiosphere” in China.
Keyword： Lotman; cultural semiotics; semiosphere; acceptance; subjectivity;
洛特曼“符号圈”理论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思想的活跃、批评话语的审美转向，在中国学界逐渐由被忽视走向被发掘、阐释和应用的。作为洛特曼从事文化符号学研究的理论结晶，“符号圈”理论既承载着其特定的研究逻辑和文化内涵，又往往被后人站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进行价值判断和主观阐释。虽然理论自身的存在是第一性的，但接受者的主体性也同样不容轻视，且这种主体性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理论的阐释角度、路径和特色。洛特曼的“符号圈”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就清晰地呈现出这一接受的主体性轨迹。本文将着重从接受的转型、理论研究中的动态与静态取向、关注焦点上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倾向、接受的反思等方面入手，重点探讨“符号圈”理论在中国接受的主体性特征。
一、接受的转型：形式研究的文化转向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语境的变迁，洛特曼符号学思想的中国接受逐渐由聚焦“艺术文本的结构”转向聚焦“文化符号语境”，而其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符号圈”理论也自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由被忽略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改革开放后，学界围绕“文艺与政治关系”、文学本体论和“文学是人学”等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文艺界回归艺术的“审美本质”和“人文精神”，[1](74-76)并形成了以“文学形式为中心”的“主流研究态势”。[2](28)在此背景下，洛特曼理论搭乘了俄苏结构主义入境的班车，抵达了中国。袁可嘉先生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世界文学》，1979年第2期）一文中，首次以译名“劳特曼”的形式正式介绍了洛特曼，并概括其理论为“结构主义诗学”。[3](305)随后，李幼蒸、张隆溪等学者也在引介西方结构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对洛特曼略有提及。此时的洛特曼理论仅被中国学界作为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衍生品”，对它的接受可以看作是学界在介绍结构主义过程中的非特意之举，且为洛特曼蒙上了一层与西方结构主义关联密切的模糊镜像，而其文化符号学思想却迟迟未得关注。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方法论热”的兴起，我国学界形成了对“科学方法论”如何与文艺学、美学相结合的讨论热潮，研究视野投向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研究”，[1](75-76)批评话语也进一步转向了审美结构的探索，于是以结构诗学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洛特曼文艺符号学被作为“实证工具”之一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洛特曼的“结构主义者”身份也被进一步凸显，而以“符号圈”为核心概念的文化符号学思想在我国学界却依旧处于未被关注和开发的状态。这一时期，凌继尧、王坤、班澜和王晓秦等学者“大多从俄国形式主义传统的继承”及超越入手，[4](195)来揭示洛特曼文艺符号学的“结构—功能”特点。张杰、康澄的专着《结构文艺符号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探讨洛特曼思想理论的专着，便是这一研究视角与路径的总结性成果。
9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国内外学界文艺理论的文化研究转向，我国学界进入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时期，多元化的学术氛围逐渐成型。1994年，“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的符号学研究进入系统和全面研究时期，而洛特曼研究也步入了多元阐释阶段，其文化符号学思想开始受到学界关注。李幼蒸在专着《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中专辟章节“塔尔图学派和莫斯科学派”，首次对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以2005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洛特曼学术研讨会”为风向标，我国洛特曼研究热点逐渐从探析洛特曼文艺符号学视域下的结构诗学特征转向挖掘和阐释其文化符号学思想，洛特曼的中国新镜像——“文化符号学者”塑模成型，对其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符号圈”的讨论热情也应运而生，且接受者的主体性色彩愈加鲜明。
新世纪以来，我国发表以“符号圈”为关键词的论文近百篇，另有涉及该思想论述的10部专着、1部论文集付梓出版1，内容涵盖对“符号圈”理论的阐释、基于该理论的作品文本分析、“符号圈”理论的跨学科思考、传播与接受史梳理等方面。其中，康澄的专着《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和郑文东的《文化符号域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均为我国较早系统阐释洛特曼符号圈思想的着作，是我国文化符号学研究由起步走向深化的标志性成果。此外，我国学者也在有关洛特曼符号学的中国传播与接受史论文中，对符号圈理论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如王立业的《塔尔图符号学在中国》（《俄罗斯文艺》，2015年第3期）、陈勇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研究综览》（《外语教学》，2017年第2期）、姚婷婷的《新世纪塔尔图学派的研究动态》（《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年第6期）等。上述成果或是在梳理中国学界对洛特曼理论的接受路径时，把“符号圈”理论视为中国洛特曼研究走向多元化的标志之一；或是揭示“符号圈”理论在洛特曼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及其阐发和应用的巨大潜能，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对“符号圈”理论的中国接受问题的系统思考有待进一步深入，而且大都主要关注理论自身存在的客观性，并未对因接受主体性的差异而导致的阐释差异进行具体的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囿于洛特曼有关“符号圈”理论的着述至今未能译成中文，我国目前对“符号圈”的接受仍以具有俄语背景的学者为主力军，辅以部分学者借道相关英文翻译成果进行研究。研究路径大体分为语言学和文学两个方向的阐释，前者主要从“符号圈”拓扑结构的剖析、“变换下的不变”机制的探究等视角切入，代表学者如王铭玉、陈勇、吕红周等；后者则多从符号圈的动态机制、意义的无限衍生等角度探析，代表学者有张杰、康澄、郑文东等。
二、方法的迥异：静态与动态研究的交融
从现有成果的内容来看，“符号圈”的理论来源、概念内涵、内部特征、运行机制等主题是我国在接受洛特曼“符号圈”理论过程中的研究热点问题。就理论来源而言，学者普遍承认“符号圈”概念由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概念发展而来，并指出了“符号圈”是符号的有机聚合体，且包容其间文化的差异性。在概念内涵挖掘方面，学者们认可“符号圈”不仅仅是“符号体系之集大成、文化文本之总和”，其内涵还囊括了“符号圈”“与文化主体（群体或个人）的关系”，[5](76)且“符号圈”将文化由抽象变具象、由虚体转实体的重要作用，为人们全面感知和探究文化整体提供了有效路径。而在对“符号圈”的内部特征和运行机制的探究中，语言学研究呈现出从结构静态视角对“符号圈”整体结构与运行恒量的宏观规律性探索的倾向，而文学研究则表现出从动态视角对不断生成的复杂的符号圈构成的深耕趋向。这两者体现出研究焦点的迥异：语言学研究往往聚焦于理论本身，而文学研究则常常致力发掘符号圈理论的方法建构与实际应用。
关于“符号圈”内部构成的讨论，文学和语言学都把“符号圈”的最小构成单位视为第一性的存在，只不过文学研究由简向繁探析“符号圈”的动态变化；而语言学研究则在从整体到局部的复杂过程中探寻“符号圈”简化特征，即揭示“符号圈”整体的规律性。康澄、郑文东等是秉持第一条思路的典型代表者。她们将“符号圈”的最小构成单位视为“符号圈”系统中的基础且核心的存在，遵循由微观向宏观、由简向繁的研究思路渐次推进，研究结构体系中的最小单位符号是如何最终带动“符号圈”整体的动态运转，形成内涵不断延拓的多元的“符号圈”体系。其中，康澄推导得出“符号——文本——文化——符号圈”的“逻辑思维线索”，[6](30)郑文东亦肯定“符号圈”的多构成性、多层级性，承认正是语言、文本、文化信息等各个角度上的微观层级间通过交流，促进了整个“符号圈”的发展。然而，张海燕等语言学学者的思路则反向行之。他们从整体着眼，视“符号圈”的整体变化为符号系统所有环节发展的首要动因，提出“符号圈——文化——文本——符号”的反向链条结构，[7](223-224)即坚持“符号圈”“是最初的统一体，它可以被分为简单的子系统”的观点，认为次级系统是从“符号圈”这一复杂的系统中“简化”出来的。[8](155)相较于文学研究由简向繁的动态思路，语言学学者的思路则更倾向于通过对“符号圈”整体的分析，得出适用于文化、文本、符号等微观构成的普遍意义，从变化中探寻相对静态的规律性。
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关于“符号圈”的运行机制，文学界与语言学界也呈现出显着的接受主体性特点，形成了关于“符号圈”动（意义）与静（结构）两重归旨的辩论：第一种是将动态发展视为符号圈运作的重要特点，即认为“符号圈”以动态为根基，以衍生拓展为最终结果，代表学者如张杰、康澄、杨明明、李肃、郑文东等；第二种则是将动态平衡视为作为空间概念的“符号圈”的主要特征，即将动态视为过程，将平衡作为最核心的存在形态，代表学者主要有王铭玉、陈勇等。
秉持前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动态性是“符号圈”的重要特性，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化符号处于不断变化与衍生之中、“符号圈”中心与边缘的动态互动、民族文化符号内部与外部边界的不断碰撞与融通，即讨论“符号圈”的不匀质性、不对称性和边界性。关于“符号圈”动态性的特质，张杰、康澄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对话”在其间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洛特曼在巴赫金“我-他”对话模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我-我”的对话模式，即强调“符号圈”中行为主体的对话自主性和机制本身的流动性，以作家为例，就是指“作家创作身份与反身份之间的对话”。[9](135)此外，赵毅衡引入“变异”机制，探讨“符号圈”内外部动态特性，2赵晓彬、3郑文东、4杨明明5等对“符号圈”打破二元互动、迈向多元共生的动态演变和意义不断再生的讨论，李肃对“符号圈”通过文化互动促进文化创新的探析，6陈戈对“符号圈”在不同民族文化互动中的作用的分析7等本质上均是基于对“符号圈”的动态性和意义的发展性的肯定而展开的研究。持此观点的学者或多或少承认洛特曼晚期的“符号圈”研究已跨越结构主义的藩篱，同时努力摆脱后结构主义的局限，在“结构”与“解构”之间寻求平衡，认为“符号圈”“不仅具有结构主义的建构特征，同时具有解构主义的多元化倾向”，且又因牢牢立足于文本之上，从而使无限的“阐释始终围绕意义的常量”，[2](38)即“符号圈”始终保持着张弛有度的多元动态特性。
秉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则在承认“符号圈”动态性的同时，阐释并强调“平衡”的静态特征的重要性。王铭玉指出，“符号域思想的核心是空间概念”，来源自拓扑学中“变换下的不变”的思想，基于“拓扑等价”的概念，“研究有形的物体在连续变换下保持不变的性质”；[10](123)“符号圈”在动态的表象下，稳定的结构形态乃其存在的内核和重点。无独有偶，陈勇、吕红周等学者也指出，“符号圈”空间结构遵循拓扑变化的特点，且此般相对稳定的结构性才更使“符号圈”的历时发展和流变显出意义，因而强调“符号圈”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均应为对文化共相及衡量的分析。总体来看，此类学者多赞成“符号圈”是在一定框架下运动和变换的观点，即认为，就像数学中的点和线形变后依旧是点与线一般，“符号圈”即使存在动态变化的因子，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整体性结构特征依旧不会改变。与持前一类观点的学者的又一大不同在于该类学者多坚持洛特曼是“结构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对“符号圈”的研究就是将时间和空间作为横纵两条动态坐标轴构成立体参照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化符号在拓扑变形的情况下保持文化统一和文化平衡的问题”。[10](125)换言之，前者多将“符号圈”视为文化动态多元发展的空间，而后者则更倾向于视其为文化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
此外，基于静态研究趋向，语言学视角的研究在对“符号圈”“是什么”的探索中，形成了从理论层面对“符号圈”进行持续性深耕细作的研究方向，尝试探索符号学与生态学等不同学科的互动，以探寻“符号圈”思想的理论进路；而基于动态研究倾向，文学视角的研究则在对“怎么是？”的思考中，积极推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究作为方法论的“符号圈”思想指导下的文学文本意义的再生成机制。
《俄罗斯文艺》2012年第三期为纪念洛特曼诞辰90周年开设了洛特曼研究专栏，其中卡拉威·库尔与王永祥合着的《洛特曼在意指过程模式化方面的遗产》、彭佳、汤黎合着的《与生命科学的交光互影：论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等论文，都不仅从理论溯源的视角讨论了“符号圈”思想源自生物学、物理学乃至哲学等学科的渊源，更尝试预言：以跨学科思路研究“符号圈”思想的新模式，必然成为未来国内“符号圈”研究的重要方向。《符号与传媒》2013年第一期也开设了“新塔尔图学派”符号学研究专栏，刊登了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卡莱维·库尔教授的访谈录、米哈依·洛特曼的《主体世界与符号域》、皮特·特洛普的《符号域：作为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与卡莱维·库尔的《符号域与双重生态学：交流的悖论》等论文，展现了生物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在碰撞中的融合和发展，从而为国内学界对“符号圈”的研究指出一条可能会充满惊喜的探索之路。
在这两期专栏面世之后，国内虽未掀起跨学科研究“符号圈”理论的热潮，但也见刊数篇质量上乘的论文。代玮炜、蒋诗萍的《从符号域到生命符号学：塔尔图对符号界域的推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和王新朋、王永祥的《环境界与符号域探析》（《俄罗斯文艺》，2017年第4期）等，就是跨学科研究“符号圈”理论的较典型的代表成果。这两篇文章都强调符号圈和环境界（umwelt）思想的碰撞与交流，是新塔尔图学派突破文化研究的局限，走向生命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催化剂。除对“符号圈”理论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外，王铭玉等学者尝试将“符号圈”理论作为思想基石之一，开拓出以语篇为核心的现代语言符号学的研究疆域，具体探析篇章符号学、句层符号学和隐喻符号学等层面的内涵，而寇福明、吕红周、贾洪伟等学者也尝试从“符号圈”角度解释翻译，从而为翻译符号学的理论建构提供借鉴。不难发现，从跨学科视角开拓研究“符号圈”理论的疆界，尝试从符号学与生态学等学科的互动角度切入对其进行再思考，已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这是我国语言学背景的学者从理论层面深耕“符号圈”思想的一种重要尝试。
显然，语言学方向的学者把对“符号圈”思想的研究看作是对理论本身及其发展演变的研究，而文学方向的学者则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批评方法，并广泛地应用于文学文本的分析实践之中，即基于文本，探析文化在其中不断衍生拓展的意义。
结合“符号圈”理论对俄苏文学经典的创新性解读与分析，就是此类研究的重要尝试，包括张冬梅的《试分析〈狗心〉中的符号圈空间》（《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3期）、张杰的《〈当代英雄〉文本意义再生机制解析》（《俄罗斯文艺》，2014年第3期）和《文本的智能机制：界限、对话、时空——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研究的反思》（《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5期》）、罗峰的博士论文《符号学视阈下的文学文本隐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陶悦、王永祥的《果戈理〈外套〉的文化符号学观照》（《俄罗斯文艺》，2018年第4期）、孔朝晖的《〈黑桃皇后〉的符号学解读》（《俄罗斯文艺》，2019年第3期）等。
我国学者或将“符号圈”的不匀质性、不对称性、边界性等理论特性应用于文学文本的构成分析，或从运行机制等视角探索文本的意义增殖。其中，张杰的《〈当代英雄〉文本意义再生机制解析》一文对《当代英雄》进行的“符号圈”视角的解析，是基于“符号圈”理论重读俄苏经典文学文本的重要和标志性尝试。张杰指出，正是叙事主体的变化、异文化“符号圈”间的交流与碰撞、以及多重对话的存在使得经典文学文本得以在不同时代被不同的读者挖掘出新的内涵。而其论文《文本的智能机制：界限、对话、时空——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研究的反思》则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经典文本的分析模式，对“符号圈”视域下文本的无限的可阐释性进行了深入探究，从而为文学经典的解读提供了一条创新性路径，也是对“符号圈”理论应用于文本意义的阐发而进行的方法论层面的总结与概括。
此外，我国学者还尝试将“符号圈”理论应用于中国、欧美等其他国家的文学研究当中，从“符号圈”的运行机制、跨文化交际等视角对其进行探析。潘书文的《〈看不见的城市〉的“多棱金字塔”模式解析：对话、模式、记忆》（《当代外国文学》，2018年第1期）、王镇的《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阈看文学文本的跨文化传播——以〈西游记〉为例》（《俄罗斯文艺》，2018年第1期）、孔小纲、杨金才的《〈达摩流浪者〉中禅宗书写的符号学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等文章都是我国学者由承认“符号圈”视域下的文化多元，转向“符号圈”的跨文化交际的宝贵探索。
我国文学界学者通过将“符号圈”理论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既验证了“符号圈”理论的实践性，也大大丰富了文学文本的阐释路径。从现有成果来看，对单一文化“符号圈”的解读、对多元文化“符号圈”互动的探寻和对跨文化“符号圈”交际的讨论，是我国学者对文学作品进行阐发的主要路径。在探索中，学者们“不再寻找符号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要发掘文艺现象，即能指可以对应的无限多的所指”，[4](199)探寻能指所可能指向的所指的无限性，从而重新揭示文艺作品中能指与所指的新的、多元的关系。
总体看来，接受立场的差异带来了我国学者对“符号圈”思想研究方向的分野。语言学研究往往采用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排除外力的情况下，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寻找规律性；而文学研究则采用的是艺术的研究方法，把看似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变化地看问题。换言之，前者往往从空间静态的视角分析，向内挖掘“符号圈”相对稳定的结构特征，而后者则更多从动态维度探索，向外探究“符号圈”不断变化的意义。语言学研究往往关注的问题是“是什么?”，也就是试图弄清研究对象的实质，因此对“符号圈”理论本身的研究往往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文学研究通常更加关注的问题是“怎么是?”，也就是发掘该理论的构建方法，并将“符号圈”理论用于文学现象分析。
三、主体性反思：为我所用的理论接受
任何一种理论的接受或阐释都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该理论客观存在的内涵和思想，二是接受者本身的主体性特点，也就是说，接受者由于所处立场和观念等的不同，对相同理论的阐释存在着一定差异，对同一问题的探讨甚至有可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接受主体在将理论为我所用的过程中，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大致如下：
第一，社会意识形态环境影响接受主体对理论的期待与接受视野。
翻开洛特曼思想在中国的接受史，从洛特曼进入中国学界视野到其“符号圈”理论最终得到关注与研究，经历了数十年的积累和铺垫，而社会意识形态始终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引导学界围绕洛特曼理论不断再思考、再探索。这一接受过程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路径：社会思想的变革催生各界观念的激荡，继而推动学术方法的讨论与革新。
改革开放后，思想界的“拨乱反正”促使文艺界向审美回归，加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高涨热情，使人文学者也着力探索人文学科中的“科学方法论”，此两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我国80年代中期的“方法论热”，[11](121-123)也使当时相对处于发展弱势的国内文艺理论界迈出了向西方文论大力学习和借鉴的脚步。这一话语环境为洛特曼符号学理论的最终到来培植了沃土。然而，我国人文学科当时对纯方法论和科学性的关注，对意识形态作用的刻意规避，又共同决定了重洛特曼的文艺符号学而轻其文化符号学的接受局面，正如李幼蒸所言：“在此领域中意识形态因素较少，符号学被广泛地看作一种工具学或方法论”。[12](457)这一时期，洛特曼思想在我国被放大了工具属性，并在回归审美的文艺观念推动下，与当时学界所广泛讨论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内容对接，形成了对结构主义视阈下的洛特曼文艺符号学的探析模式，而文化符号学范畴内的“符号圈”理论却被主动忽视了。
其后商品经济的蓬勃兴起使各类文化接踵而现，如何对待新兴大众文化的兴盛以及遭受冲击的精英文化，成为我国学界人文精神大讨论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80年代的西学热浪发展至90年代也引起了国内学界对中国文论自主发展前景的焦虑，如何合理适度利用和借鉴西方文论思想等问题一度引起学界热议。在此背景下，“中国学界展开对西学冲击下文学理论和批评全盘反思”，“文化研究视野和平台”也逐渐凝定，多元、全面的研究理念逐步成型。[2](34)因此，我国俄语学者们也在对俄国文论的全面反思与探索中，尝试得出有益于中国文论发展的因素。学者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对作为“结构主义者”的洛特曼的探析，而是更进一步探寻除科学性之外的人文性的洛特曼，即作为“文化符号学家”的洛特曼。最终在世纪之交的全新语境中，洛特曼“符号圈”理论作为承载着其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引起了中国学界关注，并开启了对其深刻意义的多元化主体性阐释与拓展。
总体看来，时代的发展为文论的前进抛出了一个复一个的问题和契机。洛特曼“符号圈”思想从追求“科学方法论”时代背景下的被弱化忽略，到人文精神大讨论下的被强调，每一步都源自时代背景、社会思想的促进和推动。如何把握社会意识形态更迭的契机，在适当的时机科学地进行理论接受活动，这是在任何时期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接受主体自身的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倾向对具体理论的接受也有着显着的影响。
理论的接受一方面取决于理论内涵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接受主体自身知识、经验和期待的介入，并受其思维能力和研究习惯的影响。学者们在对新的外部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往往就是“利用已存储的知识”对“新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或曰以个性化的方式把“旧信息增添到新信息上面来”。[13](117)因而不同接受者知识基础的不同，就决定了他们的“旧信息”储备和调配方式的不同，对新信息进行解码、分析、整合、重新编码的方式也自然不尽相同。
“符号圈”理论的中国接受，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学者因知识背景的不同，而在理论接受中呈现出鲜明的主体性差异。我国语言学背景的学者往往追求科学思维模式，即排除外力，力寻变化中不变的规律和本质；而文学背景的学者则更主张形象思维，在规律性中力窥动态潜质。知识结构差异下的研究模式的不同，致使前者更倾向以理论探析为出发点和归宿研究“符号圈”理论，而后者则始终以文学作品为落脚点，以探寻新的阐释路径为目标。同样，俄罗斯学者从方法论视角，结合本土学术语境，对“符号圈”理论从哲学、叙事学、民族学、人类学、神学等多元学科视角的探索，也鲜明地体现出因知识基础不同而导致的理论接受的多样色彩。此外，西方学者在对“符号圈”的理论接受中，“对某些基本概念进行的剖析和研究较为深入”，表现出的“明显的精细化、概念化和科学化等西方理论研究特征”又是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潜移默化影响理论接受的另一实例。[6](14)
可以说，接受者在阅读、理解、阐释一个理论之前，由其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的总和所构架出的品评取向和心理定势，已在悄然间形成了自身的内在评价向度，并潜在地为学者对理论的接受程度和方式打下了主体印痕。
第三，需要是接受活动的原动力，直接影响着接受主体的阐释目的。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4](514)而需要又分为生存需要、谋生需要和发展需要三个层次。接受活动往往涉及精神层面的改变抑或革新，关乎主体的发展问题。此时“发展需要”就构成了接受活动发生的原动力和原目的。当接受主体对理论的阐释以解决现实需要为导向时，便不难理解接受者缘何通常率先厘清“为何接受”，随后才是“怎样接受”的现象了。回答“为何接受”的问题关乎该活动存在能否，而“怎样接受”则体现着存在方式，只有先存在，才可论及如何存在。
90年代文艺界兴起的“文化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催生我国俄语学者对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符号圈”研究的外部需要；而俄语学者在英语学者们反思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的同时，试图从对俄国理论思想的研究中，窥寻有益于我国特色文论建设的因素，则构成了相关研究者的集体内部需要。接受群体的内、外部需要共同推动了“符号圈”理论的中国接受，而在剖析“为什么”和“怎样办”的过程中，每一个接受主体又因个体需要的各异，而催生了理论接受重点的差异和具体阐释路径的不同。在我国学界，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为最终需要的学者，多致力于对理论本身的剖析和多元理论的整合；以意义阐发的多样性为主要需要的学者，则多关注理论的可阐发性和应用的多路径。其实，“符号圈”理论的英美接受中也存在着需要推动接受的例证。英美学者多以凸显该理论作为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背景下“使改变和革新得以概念化”[15](7)的有效路径为需要，在把“符号圈”视为“一个更加流动和异质的环境”[15](13)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开放式地切片重塑，将其置于跨越学科、意识形态等的全新语境之中，塑造出完全个人化、个性化，乃至与“符号圈”本义相距甚远的“符号圈”新形象。
可见，无论在我国还是在西方的“符号圈”理论接受之中，需要都构成了接受活动的动力。合理并恰当地利用和改造需要，以推动理论接受的路径和进程，不仅可行而且值得尝试。
总之，接受者的主体性特征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因个体的知识背景不同而呈现出研究方式和方法的差异，又因需要的差别致使研究角度迥异。在把握社会发展契机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接受主体的需要及知识储备，方可做到理论接受中不人云亦云，真正达成为我所用的理论接受。
结语
理论的接受往往是主客观因素交织的结果，洛特曼“符号圈”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就是客观存在主体化的接受过程。伴随着我国文艺界形式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洛特曼“符号圈”理论进入中国，不同学者在不同需求和不同知识背景的影响下，对理论客观内涵的解读呈现出动与静交融的主体性阐释特征，具体包括：以探究规律性、聚焦理论深耕为特点的语言学研究方式；以形象性、动态性探究与“符号圈”范畴的文学多元解读为特色的文学研究方式。总体看来，面对理论的接受，我们应充分把握社会时代背景特征，关注主体知识结构背景和主体需要导致的阐释目的差异，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讨论，并从中汲取经验，不断批判地、创新地进行理论接受，从而使接受活动在中西融通中，不断造福于我国文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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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康澄：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M]，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
[7] 张海燕：文化符号诗学引论——洛特曼文艺理论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4。
[8][爱沙尼亚]米哈依·洛特曼，汤黎：主体世界与符号域[J]//符号与传媒，2013年第1期。
[9]张杰：文本的智能机制：界限、对话、时空——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研究的反思[J]//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5期。
[10]王铭玉等：现代语言符号学[M].商务印书馆，2013。
[11]朱立元，刘阳军：1985：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年的文化记忆[J]//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期。
[12]李幼蒸：结构与意义——人文科学跨学科认识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3][美]司马贺：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M]，荆其诚、张厚粲译。科学出版社，1986。
[1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0。
[15] Schonle, A.(Ed.). Lotman and cultural studies:Encounters and extensions[C],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6.
注释
1专着：康澄的《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郑文东的《文化符号域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白茜的《文化文本的意义研究：洛特曼语义观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李肃的《文化的创新机制--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视角》（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陈戈的《不同民族文化互动理论的研究：立足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角的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杨明明的《洛特曼符号学理论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王铭玉等的《现代语言符号学》（商务印书馆，2013）、张海燕的《文化符号诗学引论--洛特曼文艺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张杰等的《20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李薇的《洛特曼美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论文集：王立业主编的论文集《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2(1)赵毅衡：文化中的错位、畸变与转码[J]//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
3(2)赵晓彬：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的演变与发展[J]//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3期。
4(3)郑文东：文化符号域理论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5(4)杨明明：洛特曼符号学理论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
6(5)李肃：文化的创新机制--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视角[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7(6)陈戈：不同民族文化互动理论的研究：立足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角的分析[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