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对文论本土化问题的辨析,要厘清讨论该问题时容易陷入的理论误区,找到进入本土化问题的有效切入点。跨文化身份意识既是解决文论本土化问题的核心,又是总结当代文论本土化经验的前提。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在中西文论的“关系体”中,当代文论本土化经历了身份意识的萌芽、觉醒与自觉三个阶段。自觉地建立跨文化的文化身份意识,立足当代文论的“现实性”与“当代性”,是重构当代文论的理论话语和文论身份、重建当代文论本土化的路径。
关键词： 文学理论; 本土化; 文论话语; 身份自觉; 跨文化;
Abstract： To distinguish and analyze the localiz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is to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errors that are easy to fall into when discussing the localization and find an effective entry point into the localization. Cross-cultura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is not only the core to solve the localiz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but also the premise to summarize the localization experience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and in the “relationship bo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he loc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presents three stages: the germination, awakening and self-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 consciousness. Consciously building cross-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identity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of “reality” and “contemporary” will be a path to reconstruct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discourse and literary identity, and to rebuild the loc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Keyword： literary theory; localization; literary discourse; self-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 cross-cultural;
一、 文论“本土化”问题辨析
对文论本土化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是总结现代中国文论发展的“中国经验”的重要一步,也是探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和文化身份意识的重要前提。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学理论发展应基于中国文艺发展的现实状况,而不能对西方文论话语不加辨析地“机械化”使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建构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续接,而是对西方文论尤其是对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和理论话语的“横向移植”。可以说这是近四十年来伴随中国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一次重要的理论话语危机。总结文论本土化经验,重建当代中国文论,必须首先对“本土化”进行理论辨析,厘清在讨论本土化问题时极容易陷入的理论误区,探寻文论本土化的路径。
第一,本土化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民族化。
自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格局形成以来,经济与文化上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尤其是传统地理意义上的划分,已经很难有效地解释今天的经济、文化样态。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国家都密切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与西方也早已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状态。过去我们经常将本土化问题理解为民族化问题,不加分析地提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忽略了文化语境的影响。如果只强调这一方面,则极容易引发如“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1]345等问题。“如果我们说的不是‘已成的’、不会再变的文化‘遗迹’,如青铜器、古建筑之类,而是世世代代由不同人们创造累积而成的不断重新解释、不断发展的‘文化传统’,那它就必然蕴含着不同时代、受着各个层面的外来影响的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选择、保存和创造性诠释。”[1]345可见,本土化是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活动过程,这种动态活动不仅体现为历时性的继承与发展,更体现为共时性的借鉴与吸收。因此,单纯强调民族性的本土化只能是一种理论“假设”而不是客观的“事实”。在前现代时期,民族性的确可以作为梳理本土化问题的一个视角,然而自现代社会以降,民族性已不足以成为我们理解和认识本土化问题的全部视角,它只是包孕在本土化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层面,与其并行的还有本民族之外的“世界性”和文化语境等层面。我们看到,在近些年的文化研究及艺术研究中,“跨文化”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广泛使用,更是作为一种文化身份意识而凸显出来。这即是说,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民族性视角去思考本土化问题,还要充分考虑到文学和文论本土化问题的具体发生场域、文化语境,将“民族性”与“文化性”相结合才是理解、认识和研究本土化问题的基础。
第二,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对世界文学、异域文学的排斥。
人与世界、人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各个国家、民族、个人在各种历史和现实关系中组建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255自近现代以来,民族文学打破自身国别、地域的限制,开始走向世界文学。无论文学、文论还是文化,民族与世界的交融性和整体性架构起本土问题的新的意义体系。比如,新时期我国的先锋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特征:对传统文化和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对既定创作规则的“离异”,对传统的“真实观”的颠覆,新奇而独特的艺术风格,符号化的人物设定,以及叙事圈套等。这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与中国本土语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再者,20世纪80年代文论界高扬的“自主性”“主体性”等理论话语,虽然受西方哲学话语影响,却能够比较恰当、清晰地描述、表达和阐释新时期的文论面貌。
第三,文论本土化应注重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冷静客观地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着的中国文论的“特殊”样态。
这种特殊样态主要体现为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抵抗、交织、杂糅、融合,这也是中国文论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同时,“民族性”与“现代性”这两个因素带来了十分独特的经验效果:“民族性”致力于开掘与提取中国文论中最具有本源性特征的理论资源;“现代性”着眼于打破具体的空间限制,力求某一种文学理论获得超越性意义,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呈现。“现代性”最早脱胎于西方文化,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脱域”问题,“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3]18。即,脱离具体空间和场域,使之融入全球化的历史现实中来。赵汀阳在《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念》一文开篇说:“人们能够批判现代性,但是无法回避现代化,因为现代化已经物化为存在的命运。”[4]1现代化与每一个个体、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息息相关,它能够打破空间界限从而形成某种普适性的力量。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与发展,就是在这种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相互交融中进行的。一方面,当代中国文论家努力开掘传统文论资源,致力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试图通过对传统文论资源的开掘与重构强化现代中国文论的内在根基。另一方面,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对西方文论话语的大量吸收与借鉴。在中国文论建构中,民族性与现代性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如何解决民族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成为反思文论身份意识和本土化问题的重要环节。
第四,以“文化身份”作为文论本土化问题的切入点。
其一,应该自觉回归到文化身份的本有属性上,将身份理解为一种文化身份。一般认为,身份是强调自我,强调主体性的存在,这无疑受到了主客二元论的影响。而事实上,对象世界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客体,对象世界的属性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世界”。因而文论的问题、文学艺术与文化问题,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上,都应从文化积淀的意义来理解。文化身份的重要特征是不提供始终如一的、确定性的概念和定义,它随着社会语境的不断变动而不断变换,因而它不是绝对化、概念化的产物。其二,“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实体概念,它不局限于单向度的自我身份和主体身份,带有一定的总体性、整体性的特质,并作为一种“关系体”而存在。黑格尔认为:“本质的关系是事物表现其自身所采取的特定的完全普遍的方式。凡一切实存的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中,而这种关系乃是每一实存的真实性质。因此实际存在着的东西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只是在一个他物之内的。唯因其在一个他物之内与他物相联系,它才是自身联系;而关系就是自身联系与他物联系的统一。”[5]281因此,以“文化身份”切入四十年文论的建设,可以使文学艺术处于一种良性的文化张力之中,不再局限于呈现确定性的知识。
二、当代文论本土化历程中的身份意识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文论的本土化历程是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结构的变化都在不同层面上影响了当代文论的发展,特别是作为当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研究,其与当代文化的转型与变革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当代文论本土化历程中的身份意识就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逐渐凸显进而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的。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说:“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6]426对于中国现当代文论而言,西方文论就是一个异质且相互竞争的“他者”。没有对西方文论的阐释与建构,就很难有中国当代文论的自我身份建构。而随着对西方文论这个“他者”的不断重构,我们对中国当代文论的自我身份建构也会发生改变。
第一,文论自主性与身份意识的萌芽。
新时期文论的核心问题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从整体上看,新时期文学理论驳斥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等重要命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文论从政治话语的“工具论”中挣脱出来。同时,在文学研究内部开始了一系列反思式讨论,比如“形象思维”“共同美”“真实性”、典型问题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又有文学主体性、“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论”等学术论争。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当代中国文论逐渐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钱中文在总结新时期的文论建设时说:“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7]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新时期文学理论自主性的确立,一方面是基于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现实状况所做出的理论反应,另一方面是大量吸收、借鉴与移植西方文论的结果。如果没有对西方文论话语谱系、理论框架及思维方式的借鉴,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状况就难以想象。换言之,在新时期文论发展过程中,对西方文论的大量借鉴与移植,有其迫切与深刻的现实根据及合理性。正是在对西方文论这个“他者”的接受与建构过程中,中国当代文论逐步有了自主性,也初步建立起了身份意识。
第二,“他者”的重构与文论身份意识的觉醒。
“学术共同体”的建立既带动了本土理论话语、理论框架的更新,又深化了对西方文论的理解。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的高校与学术体制逐渐向欧美靠拢,中西之间的学术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西方的学术热点会迅速在国内引发讨论。在文论研究中,一方面大量引进与吸收西方文论资源,充分结合中国文论的发展实际建构本土化的文学理论,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文化诗学”“文艺生态学”等带有浓重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学理论,出现了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文艺美学等更为开放多元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文论的身份意识更为明晰,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90年代关于“失语症”的论争。曹顺庆认为,失语“既指失去了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也指失去了中国与西方在跨文化对话中激发文论新质的良机”,“重建文论话语”就是要“恢复仍具生命活力却处于边缘化的中国固有文化规则的主导地位”[8]。“失语症”问题表面上是文论话语的重建,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一种文化身份焦虑。即渴望在中西对话中激发出中国文化的生命活力进而获得话语权。文论“失语症”问题,既体现了中国文论主体性的缺失,也表明了在本土化过程中身份意识的觉醒。如果说新时期文论是通过西方文论这个“他者”来建立自我,那么这一时期的文论则是通过自我反思来反观西方这个“他者”。正是通过对“他者”的重构才真正有了身份意识的觉醒。
第三,“关系体”与文论身份意识的自觉。
进入21世纪以后,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比较研究在中西二者间的“关系体”中展开。自我与“他者”始终处在不断的竞争与互动之中,这种流动的“关系体”,必然要求形成跨文化的身份意识。朱立元在谈到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时认为:“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研究西方文论与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这两大块联系、沟通、交流少,比较研究更缺乏,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必须以这两大块的交流、互动、互渗、会通和融合为基础。所以,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极为重要。”[9]张江于2016年提出和倡导的“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研究”得到了文论界的广泛响应,朱立元将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界定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9]。丁国旗指出,在“比较”中可以“总结和清理近四十年来我国文论的成绩和问题”,“可以解决当下我国文艺理论缺乏自信的问题”并且“逐步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学术与话语体系”[10]。张政文认为,“在当前增强文化自觉、自主、自信的时代情境中,推进当代中国文论的关键词建设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核心意涵和重大任务,是疗治当前文论对现实文学实践失聪、哑语症候的当务之急,也是确立当代文论合法性、重拾中华民族文艺自信的必由之路”[11]。李春青希望,“能够通过中西文论关键词的比较,使之相互触发、彼此融汇,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具有当下意义的‘第三者’”[12]。“第三者”旨在建立一个“原有之我”与“他者之我”相结合孕育而生的“新我”,这个“新我”之构建便是我们进行文论“关键词”研究的最主要的目的。综上可见,无论是通过“比较”来总结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历史经验,还是通过“第三者”来进行“新我”的建构,“比较”的基础都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体”互动中形成的。而构建“新我”,自觉地构建新的文论身份意识,不仅是中西文论“关系体”的内在要求,也是重建当代文论本土化的重要路径。
三、重建文论本土化的路径
文论的话语缺失和身份危机,由于受到国际和国内历史因素的牵制,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一方面,包括中国文论在内的整个世界文论处于“全球化”与“多元化”交织的复杂谱系中。与“全球化”“多元化”相对应的分别是“趋同性”和“差异性”,如何既展现自身民族特色又融入世界话语体系,是中国文论亟需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文论处于“民族化”与“现代化”相互碰撞的进程之中,如何处理二者间的关系成为反思文论身份意识和本土化问题的重要环节。
首先,消除中西、古今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构建文论“跨文化”的身份意识。
“我们必须拒绝任何一种文化普适性的主张,如果我们坚持生活世界的多元性的话。文化间理解应该使我们能学到更多关于他者的东西,然后也学到更多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在文化间理解中发生的应该是对话,而不是独白。”[13]中国文论应以全球化与多元化、民族化与现代化作为参照系,“跨文化”不仅是文论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探讨文论本土化问题的新现实、新语境,其目标是生成一种针对文论话语和身份问题的自我批评机制。换言之,只有在“跨文化”的视域内才有进一步探讨文论身份自觉的可能。构建“跨文化”的身份意识,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趋势,也是总结当代文论本土化经验的重要启示。这就要求立足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历史经验,打破并跨越中西、古今旧有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以一种多元融合、对话共生的方式重建文论的文化语境及批评场域。
其次,注重中国文论的现实性与当代性,强化文学批评的实践品格,使之回归到“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具体语境中来。
一方面,以全球化作为重建中国文论的参照对象。“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学术和文化现实当中。20世纪初,有关中西文化的讨论蕴含在民族国家存亡和个人生死攸关的现实中;20世纪末,本土化论争主要处在全球化、民族化与现代化三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现实中。前者是从中国现实生发出来的,后者则较多地表征为一种“全球化”“西化”的结果,贺绍俊将其概括为“缺乏内动力的伪命题”[14]。有关“伪命题”的判断无疑是清醒的。过去我们常常以一种偏狭的甚至带有一定民族情绪的态度看待本土化问题,然而,全球化与本土化原本就不是对立、割裂的关系,相反,本土化肇始于全球化并以全球化为逻辑起点。无论是文化、文学还是文学理论,全球化已然成为我们深入研究本土化问题的现实基点。同理,“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也再不局限于那种绝对化的、地理意义上的“中国”。
另一方面,以当今中国现实而非传统中国现实为重建文论的逻辑起点。我们在进行当代形态的文论建构时,既不能直接挪用古代文论资源,也不能照搬西方文论,他们均与当代文论存在隔膜和差异。那么,究竟如何解决当代文论的两难境地?如何面对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现实的困窘?判断文论话语是否缺失,不在于它与传统文论距离的远近,而在于传统文论如何能言说当代人的问题。面对文论失语困境,是以中国当下现实为基础还是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文论界也曾展开讨论。陶东风指出,“到底是以中国当今的现实为基础还是以中国的传统文论为基础来判断中国文论是否失语以及如何重建,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15]与曹顺庆所强调的“以传统文论为基础”的观点不同,陶东风强调关注中国当今现实,“相比于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代当代文论在解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时要相对合适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出现的文学,与西方的现、当代文学存在更多的近似性”[15]。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注重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更要密切关注西方文论的中国转换问题。在古今、中西文论的转换问题上,首先应转变视角,以中国当今现实作为逻辑起点,这有助于生成一种新的阐释路径和意义体系;其次应将西方文论作为一种“方法”而非“知识”,这与依赖西方话语不同,依赖西方话语会忽视本土性的话语和实践,而将西方作为方法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知识参照,丰富中国文论本土化的研究视角。
综上,构建“跨文化”的身份意识,从“全球化”和当下现实语境出发,才可以有效解决中国文论的“身份困惑”和“自我迷失”问题,并为重构文论本土化提供可行的路径。只有以此为前提,才有可能使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直面当下的问题,迎接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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