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勒克莱齐奥对文学的思考(3)

　　在这层意义上，勒克莱齐奥可以被视为文化考古学家，或是与他经常提及的列维-施特劳斯一样的人类学家。维特根斯坦在私人笔记《文化与价值》中提到，早期文化如一堆瓦砾，必须揭开碎石，才能重新触碰。勒克莱齐奥则认为，“边缘文化”同样具有研究价值。在未发表访谈中他强调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平等，“原始部落”现在并不存在，并在与笔者的访谈中谈到，“某些民族重视发展战争或农业技术，另外一些重视发展族群关系、家庭关系，还有一些民族甚至着重研究梦或神话，但是世界所有民族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走向现代性。没有任何民族，任何文化应被视为迟后的，没有任何文化可以号称高于其他文化”.在面对边缘文明时，勒克莱齐奥甚至放低姿态，以卑微虔诚的心态去学习与接受。他与法国作家让·格罗让（JeanGrosjean）在伽利马出版社共同推出“民族之初”（L'aubedespeuples）系列丛书，专门收录世界各民族最早着作的翻译作品，最着名的是史诗《吉尔伽美什》，目的在于以翻译的方式拯救正在消逝或已经消逝的文明。勒克莱齐奥第二部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正是墨西哥古代印第安文明。他翻译出版《方士秘录》（ChilamBalam）和《米却肯纪略》（RelationdeMichoacan），又出版随笔《哈伊》（Ha?）、《三座圣城》、《墨西哥之梦》和《歌唱的节日》，均以墨西哥土着印第安人消失的文明与现存文明为对象，梳理并惋惜西班牙侵略历史的同时，突出印第安部落文明智慧的结晶：与生活合一的神话体系。无论是时间观念、生死观、万物有灵，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献祭、歌唱、舞蹈和狩猎等均以神话为基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主题与形式突变，转回传统叙事方式，以印第安人的视角带领读者观察、感受现代社会，文风清新单纯。在小说《沙漠》和旅行漫记《逐云而居》中，重现摩洛哥沙漠游牧民族文化，围绕真实历史人物、苏菲主义最后几个阿克巴尔教长之一的老教长马·埃尔·阿依尼纳展开，通过其抵抗西方殖民者的斗争过程，在对游牧民族日常生活描写中，突出苏菲主义的核心，即通过歌唱诗歌祈祷、不畏痛苦的修行，与风、沙、阳光代表的圣人或真主合二为一，达到无我的境界。在小说《奥尼恰》和随笔《非洲人》中，他从儿时在非洲的经历出发，批判殖民的同时，突出非洲土着的自然教化作用。小说《寻金者》、《罗德里格斯岛之旅》、《隔离区》和《革命》则反映毛里求斯这一特殊岛屿的文化，即欧洲殖民者、非洲黑奴、印度劳工和中国商贩等的文明交汇点，以祖父辈的追寻反衬弱势文明的反抗与坚韧，尤其以适应自然环境、与大海等自然之物相融、坚持信仰和丰富的药草种植经验为特征。在小说《看不见的大陆》中，他一方面介绍美拉尼西亚人的生活经验、仪式、语言，尤其是女性在社会劳动中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表达后殖民主义下弱势文明的文化危机。《乌拉尼亚》则是唯一一部将背景完全放在墨西哥的小说，其中构建的理想王国坎波斯消解现代文明所限制的社会道德制度，是以不分性别与年龄的平等、信仰自由、以培养想象力与类似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思维为目的的教育和物物交换的经济形式等为特征的乌托邦的实践。
　　
　　2011年，勒克莱齐奥受邀在巴黎卢浮宫以“多个博物馆就是多个世界”（Lesmuséessontdesmondes）为题进行策展，如同马尔罗的“想象博物馆”建立的开放、自由的图像世界一样，勒克莱齐奥选择集合的艺术作品以海地、非洲、墨西哥和瓦努阿图4个版块布展，让不同世界的艺术“相遇”而非“对抗”,“互补”而非“排斥”（Crom2011）。这正是勒克莱齐奥多元文化熔炉策略的写照。他在作品中所做的文化间混血的尝试与毛里求斯诗人、哲学家爱德华·格里桑（?douardGlissant）不无关联。后者承袭埃梅·塞泽尔的“黑人性”,借用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Guattari）去中心化的“块茎”（rhizome）概念，构建安地列斯性概念、克里奥尔化概念与“整个世界”（Tout-monde）概念，其理论强调世界各文化的开放性，在不失个性特色的前提下进行个体与集体的交流（Glissant1997:11-103）。在全球化的格局日益加剧的今天以及西方文化唯我独尊的中心主义备受质疑的大环境中，勒克莱齐奥在作品中复兴弱势文化才成为可能，并力图解构西方中心，将他者转变为非他者。
　　
　　3文学诗意与创新之探
　　
　　在西方文学界，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并非主流，因为与顺应时代潮流的畅销作品相反，勒克莱齐奥笔下对自然元素的描写和过于清新简单的文笔无法引起以巴黎为代表的城市拥护者的兴趣，他对以巴黎为代表的西方城市和现代化技术幻想的抨击更加剧这一现状。吉罗姆·加尔森（Jér?meGarcin）认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当初热衷于《诉讼笔录》的当代读者已经丧失梦想，在拥有权利与金钱之后，对曾经信誓旦旦想要改变的社会妥协。与此相对，勒克莱齐奥没有改变，他依旧腼腆、真诚，不断的流浪让他无法适应巴黎文学圈的气氛，始终忠于乌托邦和对现实的愤慨，让他的文学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他始终是流浪者与移民的同伴（Garcin2008）。其实，在与各文明的交流中，勒克莱齐奥的想象得到极大丰富，他选择边缘化的语言，叙事反倒蕴含着无数可能性，正如他对边界的解释，“这一概念本身，往往暗含对界限的僭越”（Cavallero2009:30）。他站在边缘进行写作探索，意图拓宽文学的边界，其文学创新也得益于此。前文提到勒克莱齐奥弱化文学的美学功能，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美学创新。20世纪60年代的小说创新在于质疑小说的传统规则，与此观念相对，勒克莱齐奥则认为这种创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西方文化变得过于单一僵化”（Chanda2001），“潜在的创新则在于对已经存在的要素进行布局和组合之中，而非纯粹的发明创造”（Cavallero2009:30）。可见，这种边缘的写作方式，正是他求新求异的结果，即从现有的其他文明或艺术领域寻找要素，重新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