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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肖瓦尔特“女性批评”的建构与践行
【第一章】女性主义批评的“荒原”与“浮出”
【第二章】双重标准的拒斥与重构
【第三章】 “女权批判”的修正与困境
【4.1 4.2】 “女性批评”的提出及其经受的双重攻击
【4.3】 “女性批评”的践行
【第五章】肖瓦尔特批评理论的思考
【结论/参考文献】肖瓦尔特“女性批评”理论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4.3 “女性批评”的践行
肖瓦尔特在美国甚至在整个文学批评理论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她以及一些批评家构建了“女性批评”理论，还在于她花费了许多精力、时间去挖掘出了文学史上那些被湮没的作家，这不但使其“女性批评”理论具有实践意义，同时对于研究女性文学史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4.3.1 被湮没的作家
肖瓦尔特在研究女性作家时有一则颇为形象的比喻，她说：“在英国小说的版图里，女性的领土通常被描绘成被山峦包围的荒漠，这些山峦即奥斯汀巅峰、勃朗特峭壁、艾略特山脉和伍尔夫丘陵”①.也就是说，传统的文学史将众多的目光聚焦在少数几位女性作家身上，虽然并不能否认这几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但是那些不那么“伟大”的女性作家却在历史、文本之外被忽略了。诚如艾德里安娜·里奇所言，“她在诗歌或小说中寻找她在世上生存的方法……她热切地寻找着指导、方向和可能性；而在文学那充满男性说服力的词汇中，她一遍又一遍地遇到那些否定她一切的东西……但她恰恰无法找到那个专心致志、做着单调乏味的工作、迷惘，有时又充满信心的女性，也就是那个坐在桌前试图将词汇编织在一起的她自己”.②因此，在肖瓦尔特看来，发掘被湮没的女性作家和作品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它对于构建整个女性文化传统具有巨大的意义。
女性文学应当是具有连续性的，单纯的几位作家并不足以描绘出整个女性文化发展的脉络。对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研究应当是面向更多女性主体的，她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存在着不同的身份解读，进而所创作的作品也不尽相同。所以，肖瓦尔特搜集并研究了大量的女性作家资料，正如陶丽·莫依所言，“《她们自己的文学》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信息金矿，贮藏了这时期大量少为人知的文学女人的信息。”
③肖瓦尔特在其理论与实践中一以贯之地认为，“如果说有女性文学传统存在的话，我确信它产生于模仿、文学程式、文学市场和批评接受，而非来自女性在生物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联系”④.但是肖瓦尔特的观点受到了陶丽·莫依的抨击，她认为肖瓦尔特并没有阐明有关文学和现实之间、女性主义政治和文学评价之间关系的理论预设。针对陶丽·莫依的抨击甚至英国学生直接拒绝阅读肖瓦尔特的作品状况，肖瓦尔特不得不指出，她和陶丽·莫依理论问题存在着差别，陶丽·莫依认为最重要的理论是哲学上的问题：例如什么是阐释？阅读意味着什么？什么是文本？而肖瓦尔特指出自己的理论问题是“有关历史和文化的问题。主导性的文化和失声的文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失声的文化有没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学，抑或必须按照主导性文化的年代学、标准和价值衡量之？少数派的文学批评能否通过广泛而仔细地阅读自己的文学文本发展出自己的方法和理论？文学亚文化是如何演进和变化的？”
①事实上肖瓦尔特在列举自己的一系列反问时，已经说明陶丽·莫依所关注的是哲学和语言学上的问题，而肖瓦尔特关注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问题，两种批评思路的论争本身代表两种思想的交锋，没有对错的分别，只是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看待女性作品研究的价值。
肖瓦尔特在对女性创作研究过程中，尝试着将女性写作界定为一种亚文化的产物，考察它在于主流文化的关系中的演变。但是她区分出“成熟的女性文学就不再是亚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是能够进入‘不带性别痕迹地参与文学主流’的状态。”
②我认为在亚文化这里区分“成熟女性文学”的概念较为模糊，很难界定什么标准的就是成熟的，即使可以确定这样一个标准也很难在具体实践中就确认这部作品可以认定为成熟的，毕竟就一部作品本身也存在其复杂性，但是她的亚文化群体的构想还是有意义的。肖瓦尔特既然将女性作品的研究进行社会历史的分析，就必然离不开研究女性生活的亚文化状态，在受到主导文化的不断渗透和约束中，女性的集体意识看做因与主导文化的联系而造成自我分裂的亚文化，而女性亚文化在两性活动领域的差异中逐渐形成，它基于女性共通的经验，因而这个群体的联结特别坚固。
4.3.2女性创作理论分析
肖瓦尔特在《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中从创作内容的角度对女性文学进行了划分，她将其分为四种模式，即：女性写作与女性肉体、女性写作与女性语言、女性写作与女性心理、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尽管肖瓦尔特自己界定为是对女性创作内容进行的划分，但是她在具体评述中实际上兼而讨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作品所包含的生物、语言、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和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此四个方面的批评价值。
在讨论女性写作与女性肉体部分，肖瓦尔特认为，尽管人体的概念对于理解女性如何形成其社会境遇的问题十分重要，但是生理解剖不应当是女性写作的全部内涵，应当从作品的实体而不是肉体的作品中去寻找女子文学实践的差异。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肖瓦尔特认为她们虽然并不接受女性在纯生物学意义上的低等属性，但是她们实际上接受了女性创作者生物学意义上存在差异的看法。对于这种女性肉体的创作与批评，肖瓦尔特显然都是不赞成的，认为其“好像动则以血淋淋的伤口示人”①并且与批评洞见毫不相关。
从女性写作与女性语言来看，对女性写作中的语言研究实际上是试图探讨男女两性在语言运用上是否存在着差异，进而提升到生物学、社会或者文化方面的高度。而女性创作的实践者们试图创造出属于她们自己的语言，肖瓦尔特从语言前景和政治两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尝试的不可操作性：一是女性语言的概念并非女性主义批评家独创，而是源于民俗和神话的概念。二是女性语言实际上暗含了一种双方博弈的矛盾，即主张构建女性语言的一派认为女性独有的语言可以使女性置身于学术机构和批评体制之外，而反构建的一派则希望通过现存的语言进入话语空间并将其征服。对于女性创作中的语言问题，似乎困在了建立与不建立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中，然而肖瓦尔特对此的评论转换了两者则其一的视角，她认为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工作应是研究“女性运用语言的权利，可供选择词语的有效词汇范围，以及表达方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②.也就是说，肖瓦尔特她所看到的问题关键不在于语言是否足以表达女性意识，而在女性能否达到充分运用语言手段的权利，沉默、婉转、曲折的思想言说都不是因为需求新的语言，而是女性能否从语言的桎梏中走向更为开阔的空间。事实上，肖瓦尔特对于女性语言的问题研究相较于女性肉体的研究在态度上是更为赞成的，她认为“话语中的空洞，那些空白点、缝隙和静默……恰是‘语言牢狱’的遮帘，如今的女子文学中，仍有被压抑语言的鬼影在摇曳，不祛除那些鬼魂，是不应将我们的差异理论构筑都在语言的基地上的”③.肖瓦尔特对女性写作与女性心理部分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具有精神分析学取向的女权主义批评。
他们关注作家的心理和性别差异对创作的影响，认为女性的心理受到身体、语言的发展及社会需求（即女性为了适应社会需要的性别角色而形成的个体差异）的影响。精神分析学从早期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到后来拉康的阳物特权，女性始终与“缺失”联系在一起，因而，基于弗洛伊德或者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女权批评必须同女性的“缺失”作斗争。虽然近年来精神分析学的女权批评家试图在强调性别身份的发展方面建立新的女权精神分析学，但是肖瓦尔特显然认为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批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肖瓦尔特也承认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批评对单个文本的阐释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也承认其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作品间找到某些相似的东西，但是它并不能将女性创作放置在文化大语境中加以研究，对于历史的变迁、种族的差异、经济等因素也无法加以解释。肖瓦尔特这样评判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批评，事实上反映出她本身更加看重女性文本与社会、历史的关联，我认为侧重对女性心理研究的精神分析批评方式更注重的是女性个体内部的研究，而肖瓦尔特所指出其不足之处是关照个体生存环境的外部研究，两者关注的内容本身就存在着差别。
对于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的部分，肖瓦尔特用了比前三者（肉体、语言、心理）都长的篇幅加以评述，她也更为赞同女性文化理论的研究。肖瓦尔特在其论述中引入了阿登那的“女子文化模型”,并阐释了阿登那关于文化和现实生活中，有女性构成的失声集团同男性构成的主宰集团的关系，肖瓦尔特本人的许多观点与阿登那的“女子文化模型”有一致之处。阿登那的“女子文化模型”简言之就是实线范围代表男性即主宰集团的圈子，而虚线代表女性即失声集团的圈子，灰色地带象征着无男人、禁止男人进入的区域，阿登那称其为“野地”.尽管与“野地”相对应的主宰集团的圈子中也有部分是女性未涉足的地域，但实质上所有男性思想都在主宰集团的内部，所以阿登那解释说：“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哪怕女人从未见过男人那片月牙地，也知道它的情形，因为它已成为传奇的主题了，而男人却不了解野地”①.
按照肖瓦尔特的观点，她并不完全同意阿登那的“野地”部分的理论，因为她认为“任何作品或批评都不能完全超出主宰构架，任何出版物都不可能完全独立，不受到男人主宰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压迫。所谓野地中的女子文本的构想只是玩弄抽象概念”②.
从肖瓦尔特反复的论述看，她本人对于女性创作、作品与经济社会关系非常重视，她坚持女性创作与批评理论都要关照现实生活。所以，肖瓦尔特在践行其“女性批评”理论时，非常强调：“标出女子文学属性的确切文化方位，描述穿过个别女作家文化田地的诸种力。在标出女作家的位置时，女性中心批评也会考虑到文学中的种种文化变量，例如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作家与读者的关系，高层次艺术和大众艺术的关系，以及文类的等次，等等”③.肖瓦尔特所指的文化方位就是确定被主宰集团所包含的究竟是哪个失声集团，因为按照阿登那的模型，一个主宰集团可以确定多个失声集团，比如美国黑人女诗人的文学属性是由主宰的（白人男性）传统、失声的女性文化和失声的黑人文化，实际上也是说应当将其置于按不同标准划分的社会关系中来研究。
对于阿登那的“女子文化模型”两个集团相交的部分，阿登那的解读是将女性写作在男性主宰集团之内，但肖瓦尔特进一步指出，“写作的女子既不在男性传统之内，也不在男性传统之外，她们同时在两种传统内”④.因而，她们的创作也是表现出了“双重话语”的特点，即同时体现出来失声和主宰双重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按照肖瓦尔特的观点，反之，如果要对女性着作进行研究，就必然要将其置于复杂的历史形成的文化关系之中。如果将女性创作看做一个介质，那么除了其传达出的两种传统内的“双声话语”外，其本身也输入了两种传统的双重影响。肖瓦尔特根据布鲁姆和埃德华·萨义德的比喻形象的表述了这个观点，布鲁姆和萨义德强调，男性文本有父亲，而肖瓦尔特则指出“女子文本不仅有母亲而且有双亲。女子文本面对父系和母系的先辈，必须应付所继承的双方各自的问题和长处”①.这个观点与肖瓦尔特致力于研究女性作品并构建“女性批评”理论是一致的，即其不仅可以阐释女性作品，同时也可以认识男性作品如何拒认女性先辈的影响，因为在她看来，男作家“忘记他们双亲中的一系，或压抑其声音。主宰文化除了嘲骂自己那‘女人的一面’时，是不必去想失声的一系的”②.
4.3.3 女性文学三段论
肖瓦尔特对女性文学三个阶段的划分作为肖瓦尔特女性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多次在国内的研究中被提及。2008 年南京师范大学房伟的硕士论文《回归“女人气”:女性文学“女性”阶段困境的突围》就是从肖瓦尔特三个划分阶段入手的研究文章。肖瓦尔特的划分是基于英国文学传统的。但同样对于文学中的亚文化群落，都经历了模仿、抗争、自我发现三个阶段，之前的研究大多致力于个别伟大的作家研究，而没有把握住女性作家之间的联系，肖瓦尔特所尝试的就是将女性各个阶段的发展联系起来，构建出一个关于女性创作的文学传统。肖瓦尔特将“出现男性笔名的 19 世纪 40 年代到 1880年乔治·爱略特去世的这个时期定为‘女性阶段’（the Feminine phase）；把 1880-1920年，或说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时期定为‘女权阶段’（the Feminist phase），把 1920年至今定为‘女人阶段’（the Female phase）”③.当然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的划分也并非截然清楚，另外这三个阶段的变化也可能出现在同一位作家的创作生涯当中。
肖瓦尔特具体的划分如下：
第一阶段是女性阶段（1840-1880）女性在长期的家庭生活和传统伦理的教义驯化下逐渐走向社会，但是她们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赞誉。评论家们先看到她们的女性身份才去评价其作品，这种不公平的双重批判标准致使女性作家不得不采取男性笔名的策略掩盖身份。在肖瓦尔特看来，“这种男性的伪装远远超出了扉页的范围，它给叙事方式、故事情节、情感色调、遣词造句、篇章结构和性格刻画等方面都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①也就是说，女性作家在采取男性假名的方式创作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接近于男性作品，她们研究所谓男性作品中的特质，诸如强有力的经济动机和敏锐的职业技能，她们将这些技巧统一起来，“并用包含着女性社会符码的名字来制造男性作者的假象”②.但同时女性作家又将对男性垄断的不满、讽刺隐晦的藏于作品中，使文本不易察觉地包含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字里行间可能有弦外之音。
第二阶段是女权主义阶段（1880-1920）这是一个反叛主流价值、争取自主权力的阶段。这个时期中，由于政治情绪的高涨与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女性作家开始抛弃调和的态度，她们以解放受苦的姐妹为创作目的，文学作品也转向了由于受到社会不公正待遇而更加艰难的妇女生活。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创作，构想在未来的英格兰和美国建立完善的女性社会。这个时期的女作家或许在艺术上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回过头去看，好像所有的女权主义者有且只有一个故事可说，且该故事的讲述使她们筋疲力尽”③.肖瓦尔特对于这时期出现的女权主义乌托邦持批判态度，她认为：“即使在这些关于独立自主女性社群的空想中，也不存在女性艺术的论说。种种女权主义的乌托邦都不是对于原初女人那种自由界说自己的本性和文化的构想，而只是从男人的世界遁入了一种与男性传统作对的文化”④.
第三阶段是女人阶段（1920 年至今）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抛弃了模仿和抗议两种对抗男权但实际上仍然依赖男性社会的方式，而是转而研究女性自身的经验，对文化的分析也更为广泛，文学作品的形式和技巧更受到关注。诸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作家开始注重“从男性和女性对语言运用的不同角度来思考和分析问题，并把她们自己的作品分为‘男性的’写实和‘女性的’虚构，用性别来区分外在的和内在的经验”⑤.但是肖瓦尔特对伍尔夫等人的新方法提出了不同，认为她们实际上是退缩到了“有限制的充实的意识赞美之中”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