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虚拟化身与网上合作： 主客体的对话与意义生成
有研究通过比较分析了虚拟化身在网上合作情景中的社会存在、人际信任、非言语传播、视觉注意力以及所感知的沟通质量的影响①.文中将包含一个特殊虚拟化身的即时传播产品整合到一个共享的合作性工作平台中，所研究的传播模式包括文本聊天、音频、音视频以及虚拟人物化身。研究发现，在工作合作中，人们普遍受到两种动力的驱使： 促进任务表现、增加解决问题的协作，他们往往关注工作效力，却似乎普遍忽视了社会丰富层面（ social richness） 的维度，即人类交流的社会情绪。新媒体中的社会情绪信息可以表现出积极效果，特别是非语言的信息与交流： 手势、体态、运动和面部表情等。
虚拟化身与网上合作的研究表明，新媒体为互动提供了空间，但似乎没有提供意义交流的社会场域。一方面，虚拟化身为克服传统媒体对跨文化传播的基本限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参与者通过选择不同的新媒体交流形态进行彼此语境化（ contextualize） 的社会互动，有益于主客体主观经验和客观行为，比如，协同存在（ co-presence） 感、情感亲近（ closeness） 感、人际信任感。另一方面，虚拟化身在意义生成（ 作为人类经验集合的文化） 中的作用却是有限的，虚拟的人类对话很难实现情绪的认知、交流和理解。
也就是说，新媒体虽然解放了跨文化传播的工具性问题，但仍然难以解决跨文化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交流困难。
（ 三） 大众的复兴与平行文化： 个体的转型
作为新的全球社会结构，网络社会暗含着人们对统治形式的反抗之间而产生的诸多矛盾关系。如曼纽尔·卡斯特所发现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各种文化认同（ cultural identity） 都是反对既有全球网络价值和利益的主要支柱。对于跨文化传播而言，更重要的思考在于，是谁在这些反抗和文化认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是个人还是共同体呢？ 个体在文化生成中的重要作用伴随文化共同体的培育和伦理传统而来，新技术环境下，个体表达自由的空前释放与大众文化间的关联性该如何理解成为了新的议题。
有研究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导致当前的网络社会实践出现了化整为零、终极细分的长尾（ The LongTail） 形态，位于头部的流行文化和位于长尾的小众文化的并存让精神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似乎比物质选择多样性更让人们激动和满足：今天，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像是头部和尾部的混合，机构和个人的混合，职业者和业余者的混合。……大众文化已经四分五裂，但并没有重新组合成另一种大众文化。相反，它转化成了无数种小众文化，它们正在以一种变幻莫测的排列方式同生共息，相互影响。所以，现在的文化不是一张巨大的毯子，而是由许多条细线交织缠绕而成的，每一条线都可以独立编织，都同时连接着多个不同的群体①.
个体在新技术环境下的文化反抗和自我表达开始摆脱对传统传播技术、行业分工的依赖，跨文化传播中的个体数量、能量不断扩大，他们更多地利用业余时间、业余爱好使自己的兴趣转化为社会实践，进而生成文化和文化的共同体，这些个体被称为“业余爱好者阶级”,这个在 20 世纪被认为是嘲笑别人的说法，却在 21 世纪成为大众复兴的标志： “人类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知识，曾经神秘的世界不再神秘。通过互联网，业余爱好者可以获得和专家一样多的信息。”②足够丰富和深入的信息获取，使得个体的理性得到更好地提升，并在网络社会中获取更多的“集体智能”.研究者展示的新媒体中的新文化，其核心都直指个体的转型，这些基于兴趣的文化表达、生产和消费都表现出越来越小众的利基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和转化为商品的消费力。个体的转型在跨文化传播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从而让世界各个角落的民众基于兴趣、价值观等文化因素重新部落化。
五、跨文化传播的方式： 媒体融合下的共享、互动和创新
新技术条件下的跨文化传播基于媒体融合的传播平台，这一传播平台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区隔划分，呈现出彼此渗透、互为生成的新景观。
从西方研究文献看，媒体融合（ Media Convergence） 这一学术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传播学者浦尔教授③的《自由的技术》中，该书描述了媒体融合的模型，指出它更多集中于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的融合，认为媒体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最终，电子技术将所有传播方式都融汇进一个庞大的数字化系统中。浦尔描述的数字化传播系统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被广泛应用于西方媒介，对于媒介融合的应用和研究从技术层面扩张到了产业、文化和社会的转变中。霍华德·莱茵戈德（ Howard Rheingold） ④提出，技术融合的可能性使虚拟的、社会的和自然的世界中各种碰撞、融合和调整所产生的社会层面影响发生了转变，融合过程就意味着新旧媒体会以比之前预计的复杂得多的方式互动融合。这种互动令新闻融合呈现出四个维度的变化： 整合生产，多重技能的专业人员，多重平台的传输，以及活跃的受众⑤。还有研究指出，媒介融合导致了两种多媒体新闻生产的模式：
整合模式和跨媒体模式。这两种不同模式都各自拥有不同的生产系统、编辑部组织、新闻记者多重技能的程度，以及经营战略⑥。
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的改革和基于个体的社交网站的兴起都表明媒体融合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小众群体在网络社会中创建的虚拟公共领域就是一例，小众群体开始在虚拟世界中打破疆界、加深交流、建立社区并争取权益。以拉丁美洲的女同性恋团体为对象的研究讨论了建立网络虚拟公共领域的重要意义（ Elisabeth Jay Friedman,2007） ⑦。研究对六个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组织的成员进行访谈，同时对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秘鲁、巴西等国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代表性网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新媒体既是女同性恋者彼此连接的场所，也是团结的手段。真实世界中拉美女同性恋者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成员间建立了某种友谊、亲密关系和政治团结，但跨文化社团的建立却困难重重，社会污名化、资源缺乏、政治压迫、内部分化都导致她们几乎不可能找到并保持一个集会的场所。新媒体带来了转机，运动者在虚拟世界中建立会场，寻求庇护与发展，跨越国界的解放和社团建立成为可能。互联网提供的全球性交流使在现实中遭受压迫和排斥的群体得到接受和团结。不过，虚拟现实中的跨文化传播虽然透过媒体融合能实现文化的共享、互动和创新，但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比如，虚拟现实仍具有区域性的特点，互联网的无国界性并没有改变区域性，虽然超链接、用户、信息流会超越地区界限，但网站和热门新闻列表仍只能瞄准全国和地方用户，国际信息因此常被过滤。
六、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知： 数字文艺复兴
“数字文艺复兴”（ Digital Renaissance） 是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 Henry Jenkins） 在 2001 年提出的具有启示性的概念①，他用这一概念描述媒体融合之后的文化，新的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的辩论，由此所产生的抗衡力量把人们推向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趋同性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同时也推向了商业化和草根文化生产。他认为这种文化转型“如同文艺复兴一样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消费者、生产者和把关人目标的冲突会使我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法律领域发生争论。
它们既将推动文化多样性，也会推动文化同质化。既会推动文化商品化，也会推动草根文化生产。这是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时代。新的文化秩序将从中产生。”②简单地从技术视角认识文化现象是非常短视的，而应该理解当代文化中个人如何接触和整合大量不同媒体资源从而生成新的文化。融合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文化过程，而不是技术终点。比如，“粉丝”（ fans） 这一特殊群体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认知就是一种典型的数字文化现象，“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中，媒体消费者中的粉丝群体将是定义数字时代的先遣队。”③进而生成一种“融合膜拜”的新景观④。
数字文化的创造者是被学者称为“数字原住民”（ 特指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和“数字移民”（ 除数字原住民外的数字媒介使用者） ⑤的新技术运用者，他们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全球数字文化被称为“混合文化”.在混合文化中，媒体使用者生产的内容在商业语境内外并存，支持同时也破坏商业控制。
数字文艺复兴的研究指出数字文化作为公共资源的重要性，也是未来文化创造力产生的源泉。当然，数字文艺复兴的道路仍然受制于信息技术制度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全球化逻辑，产生了公司与个人间的对抗和张力等诸多新问题。
国内“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关注理论本身的反思与创新较少，有谈到电视与网络传播技术手段融合“客观上加速了不同传播语境界限的消解，促进了同域文化（ 同质或异质） 、异域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认同，使后传媒时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结构。”⑥也有谈到网络民意已经从虚拟蔓延到现实，并以兼容化、数字化、交互化等多种特点进入跨文化传播领域⑦.还有反思现有网络社会理论，认为它依旧无法解决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关注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认同⑧。另有一些研究则是从技术运用的角度提及了跨文化传播的实现⑨.有文章提出新媒体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需要解决伦理困境： “信息传播失衡、文化霸权、种族主义偏见、文化认同危机”瑏?瑠。在基于国家形象塑造的网络跨文化传播中已经出现了“认同危机”?.还有的专门探讨新媒体之于媒介事件跨文化传播的多层面意义：
一方面，媒介融合在技术层面上形成了巨大的传播能量，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跨文化事件的内容传播，缩小了我们与他者文化间的时空距离。另一方面，技术融合尚未实现文化间融合，相反，在民族主义、次文化冲突、意识形态等多重力量的交织中，媒介融合强化、放大和增加了文化间冲突和偏见，从而生成跨文化传播中新的障碍①。
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之间的互动现象十分复杂，它突破了媒体融合原有的新技术认知层面，将人与技术的融合、文化与技术的动态交叉、文化间的多维镜像囊括其中。媒体物质性的融合并不一定促进文化意识层面的融合，相反，它可能强化自我言说，导致我们与他者间文化交流的困境，网络民族主义的出现就是一例。
全球化背景下新媒体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促使理论研究本身面临诸多新的可能性： （ 1） 民族/种族文化对新媒体发展的影响（ 反之亦然） ; （ 2） 新媒体对文化/社会身份认同的影响（ 反之亦然） ; （ 3） 新媒体（ 尤其是社交媒体） 对跨文化传播不同方面的影响（ 例如，跨文化关系、跨文化对话和跨文化冲突） ②。
与此同时，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亦需关注跨文化交流的核心问题： 个体独特性（ Individual Unique-ness） 、成见和客观性③，进而最终建设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