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万州历史悠久, 文化厚重, 巴楚文化、石刻文化、移民文化、寨堡文化、革命文化、商埠文化六类文化形态多元杂糅, 共同构成了万州的地域文化。万州以“万川毕汇, 万商云集”而得名, 商贸发展源远流长, 近代商贸业更是冠绝渝东, 商埠文化对万州现代城市发展、人文个性塑造影响深远, 而且与万州现代经济发展定位高度契合。商埠文化是最具万州地域特色、最易于呈现的文化形态。在当今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 如何保存和延续地方传统文化, 使之成为彰显区域特色的要素, 成为激发民众自信心、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值得广泛关注。
关键词： 万州; 文化构成; 特色文化; 商埠文化;
Abstract： Wanzhou has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culture. Bachu culture, Stone carving culture, the Three Gorges immigration culture, Zhaibao culture, Red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commercial port culture have formed a variety of cultural forms, which constitute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Wanzhou. Wanzhou was named after “thousands of rivers converged, thousands of merchants draw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and trade has a long history. The modern industry of commerce and trade is the top of the East Chongqing. The commercial port culture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humanistic personality of modern Wanzhou. Furthermore, it 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modern economic position and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also the most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Wanzhou, which is the easiest to be performed. In the trend of urb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how to preserve and continue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so as to make it a key element to highligh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deserves the public attention, has become a source of inspiring people's self-confidence, cohesiveness and creativity.
Keyword： Wanzhou; cultural composition;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commercial port culture;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文化强国战略引领下, 各地加强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 相继提炼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为提升当地文化品质和发展文旅产业服务。为此, 我们不揣谫陋, 对万州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粗略梳理, 从中提炼出特色文化, 以就教于方家。
一、万州文化简要脉络
万州历史悠久, 文化厚重。距今8000—7000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在大周溪右侧第二级台地的渣子门一带活动, 徐徐拉开了万州人类活动的历史大幕。新石器时期, 上自武陵涪溪口, 下至黄柏乡黄柏溪, 万州峡江两岸人类活动频繁, 祖先们磨制细腻的石器, 制作精美的陶器, 学会使用石镰, 建筑半地穴式的竹 (木) 骨泥墙房子。万州太龙镇苏和坪遗址中出土的红陶圈足杯, 与湖北屈家岭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 反映了两者之间的联系[1]。夏商时期, 我们的先辈已进入青铜时代[2]496。小周镇涂家村一带出现了三峡地区目前已知的最早水田农业[2]379。春秋战国时期, 处于巴文化腹心的万州, 同时深受楚文化、蜀文化的浸润, 巴、楚、蜀三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秦汉以降, 万州逐渐融入中原文化, 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东汉建安二十一年 (216) , 刘备分朐忍县西南地置羊渠县, 为万州境内独立设县之始。唐宋时期, 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薛涛、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文人墨客写下了大量吟咏万州的诗、词、题记, 今太白岩石刻群、西山题记已成为着名文化景观。南宋守将上官夔带领军民与蒙古铁骑艰苦巷战, 留下了天生城保卫战的传奇佳话[3,4]。明清时期局势动荡, 当地居民聚寨自守, 大量寨堡陆续兴建, 至今万州境内寨堡林立。近代, 随着川江航运的开通, 万州于光绪二十八年 (1902) 辟为通商口岸, 迅速成为下川东的经济、金融、物资集散中心, 钱庄、银行大量出现, 周边省县的桐油、生漆、猪鬃等土特产品集中在这里销售, 商埠文化独具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至解放战争时期, 万州作为下川东革命摇篮、抗日救亡中心, 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革命乐章[5]。三线建设时期, 为备战备荒需要, 大量一线军工企业、技术人员转移到万州, 奠定了万州现代工业的格局, 提升了万州经济文化水平。三峡工程建设期间, 万州有26.3万移民, 各类实物淹没指标占重庆的四分之一、库区的五分之一。万州广大干部群众在完成移民工作任务的同时, 还创作了方言话剧《移民金大花》等文艺精品, 在各地巡回演出, 让三峡移民精神唱响全国。
二、万州的文化构成
长江自万州长坪乡石槽溪入境, 横贯腹地, 经黄柏乡白水滩出境, 全程80.4公里。千百万年的江水冲刷和激荡, 在长江两岸及其支流交汇处形成宽广的台地, 成为人类理想的栖息地, 孕育了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
(一) 悠久厚重的巴楚文化
据《华阳国志》记载, 巴国鼎盛时期, 疆域“东至鱼复, 西至僰道, 北接汉中, 南极黔涪”[6]5卷一《巴志》。万州处于巴国的腹心地带, 自然深受巴文化影响, 境内留存的巴文化遗迹、遗物非常丰富。位于小周镇安全村的塘房坪遗址, 夏商遗存的“基本特征是以盘口的高领和矮领鼓腹罐、花边和素沿的釜、瓮、圜底器盖、钵、盆、缸等陶器为代表, 流行平底和圜底器”, 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是早期巴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在夏晚期商早期的灰坑中出土了铜镞, “表明这类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 在这么早的遗址中发现铜器, 为长江上游地区所罕见, 对研究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及认识我国早期青铜器分布情况, 均是极为珍贵的资料。”[2]496位于瀼渡镇石山村的大坪墓地, 清理了67座具有明显巴文化特征的墓葬, 出土戈、矛、剑、钺等大批兵器, 是巴人勇猛善战民族性格的物证。1989年在甘宁水库泄洪洞口出土的青铜虎钮錞于, 更是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为军乐器, 以虎为钮, 体现了巴人的虎图腾崇拜, 顶部盘上的五组巴蜀符号是巴人的民族图语。巴与楚接壤, 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 时而联合, 时而交战, 文化也相互影响, 相互融合。因此万州境内众多的古遗址、古墓葬中, 没有纯粹的巴文化, 也没有纯粹的楚文化;早期以巴文化为主, 战国中后期以后, 随着楚国势力逐渐向西扩张, 万州境内出现了大量楚文化性质的墓葬。2003年在武陵大丘坪墓群清理了一批楚墓, 其中M2、M12规模很大, 尤其是M2墓室口长11.2米, 宽9.4米;墓室底长6.4米, 宽4.5米;墓室深9.75米。虽然墓葬早年被盗, 但从墓室的修筑、棺椁痕迹以及部分器物残片推测, 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较高。万州区博物馆馆藏商周时期文物中, 反映巴、楚文化性质的遗物占了很大比例, 尤以兵器最多。巴楚两国虽然消亡了, 但它们的文化形态却顽强地传承下来, 今土家族的摆手舞应该就是巴渝舞的演变;万州人的耿直、顽强、勇于担当等性格特点, 就是巴人勇猛善战的基因传承;楚人棺椁等器物尚红以及表面绘菱格纹、卷云纹等特点, 在今天民间的婚丧嫁娶、器物装饰中仍有所延续。
(二) 意蕴深厚的石刻文化
万州境内多山, 裸露的石壁随处可见, 历代文人墨客、达官显贵或抒情, 或记事, 或题字, 留下了意蕴深厚的石刻文化。由于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 有的已消失, 现留存于世、较为集中的主要有太白岩石刻群、西山碑、天生城石刻、岑公洞石刻、陈家花园石刻、生芝湾石刻等, 涵盖六朝、宋、元、明、清、民国各个时期, 楷、草、篆、隶、行各种书体俱全, 既有墓室道观题名, 又有官宦、文人题刻, 还有纪事题记, 不但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宗教研究价值, 而且许多题刻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和地方史研究的珍贵资料。位于高笋塘的西山碑, 又称“西山南浦行记”, 为北宋建中靖国元年 (1101) 二月底, 黄庭坚奉诏复官, “蒙恩东归”途经南浦 (今重庆万州) , 受太守高仲本邀请游览西山 (太白岩) , 兴之所至留下的墨宝, 是黄庭坚晚年的大字行书力作, 曾国藩评价为“海内存世, 黄书第一”[7]卷二十二《艺文志·金石》。在西山碑左侧同一崖壁上, 还有一方北宋治平三年 (1066) 二月南浦县令刘公仪作的《西亭记》, 楷书, 记述了南浦郡守鲁有开、束庄兴利除害, 起废修圮, 终成鲁池流杯盛景的事迹, 是研究万州古代城市发展史和文人生活史的重要资料。位于天生城中寨门外崖壁上的摩崖石刻, 共6幅, 其中5幅为筑城题记, 1幅为元军攻城题记, 都是宋蒙战争史的重要资料。
(三) 拼搏进取的移民文化
三峡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通道, 万州正好处在这一通道上, 历史上的几次大移民都对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社会风俗带来了重大影响。秦灭巴、蜀两国, 置巴郡、蜀郡, “移秦民万家”[6]128卷三《蜀志》, 充实巴蜀地区, 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文化, 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万州境内清理的大量秦汉墓葬中, 均有铁制农具的出土, 表明中原的金属冶炼技术传入三峡地区并广泛应用于当地农业生产;中原丧葬观念的传入, 导致砖室墓大量出现并逐渐代替原单一的土坑墓, 而且厚葬之风日益盛行。两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不但使当地经受战乱减少的人口得以补充, 土地得以开垦, 更重要的是移民所带来的文化、习俗尤其是到新家园后的心态对当地产生重要影响, 我区保存下来的众多会馆、祠堂等都是这一移民运动的产物。抗战时期,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沦陷区的部分机关、学校、工厂以及人员等也跟随西迁, 据不完全统计, 万州共接收从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山东、河北、河南等19个省、市沦陷区来万的人员5.6万余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技术和观念, 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等的繁荣发展。三线建设时期, 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 国家在原万县专区 (主要是现万州区) 新建了清平机械厂、江陵仪器厂为代表的12家国防船舶工业, 并从沿江省、市迁移了大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三峡工程建设期间, 为高峡出平湖百年梦想的实现, 万州有26.3万移民告别故土、奔赴新家园。无论是古代移民还是当代移民, 无论是自愿移民还是非自愿移民, 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拼搏、进取精神, 他们在国家利益面前体现出的担当、奉献精神, 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 丰富多彩的寨堡文化
万州地处四川盆地东缘, 复杂的居住环境和战乱导致的社会动荡, 使民众的居住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在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下, 据山而建、依山而守的古寨堡在万州逐渐兴起[8]。万州有文字记载的寨堡最早出现于蜀汉时期, 相传刘备曾屯兵天生城, 故又名天子城。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纪胜》云:“天城山三面峻壁……俗亦谓之天子城, 以昭烈名也。”[9]卷六十九《四川四·万县》现存天生城的摩崖题刻《宣相杨公攻取万州之记》亦有“万在江北, 城号天生, 昔昭烈上经蜀汉, 下窥三峡, 于此乎插剑, 盖荆蜀之要会”的记载[10]。南宋后期, 蒙古政权在北方草原崛起, 成为威慑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王朝的最主要力量。为抵抗深入三峡地区的蒙古铁骑, 淳佑三年 (1243) , 宋廷以“权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余玠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 余玠接受播州冉氏兄弟及田、杨土司的建议, “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 皆因山为垒, 棋布星分, 为诸郡治所, 屯兵聚粮为必守计”[11]卷四一六《余玠传》, 建立起庞大的山城防御体系, 万州州治亦迁于天生城上。此时的寨堡成为万州军民抵抗外敌、拯救民族危亡的阵地, 彰显了坚韧不屈的家国情怀。到了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 社会更迭时局动荡, 战乱匪患频繁, 万州古寨堡的兴建进入鼎盛时期, 此时的寨堡发展成为乡里自保的被动防御建筑。同治《万县志》载:“川楚教匪之乱, 蜀以坚壁清野制之而定, 此古人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之善法也。万县多山, 旧有寨洞。滇匪入蜀, 民益即岩为寨, 就岭为堡, 绝壁洞之, 广坪碉之, 交错盘踞, 远近相望, 不可胜计。”[12]卷十六《地理志·寨堡》书中罗列寨、碉、洞200余处, 目前文物部门已调查登记的古寨堡多达124处[8]。这些古寨堡分布广泛, 数量众多, 独具特色, 作为一种特殊的传统民居形式, 体现了鲜明的移民文化色彩和地域特征, 是研究万州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 同时对研究乡土建筑的发展演变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五) 敢为人先的革命文化
近代以来, 随着川江航运的开辟, 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川江航运权的争夺。1926年9月5日, 英帝国主义在川江上肆意妄为, 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五”惨案, 万县各界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抗英运动, 全国人民纷纷声援, 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全国范围的反帝抗英运动高潮, 为中共万州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拉开了万州革命文化的序幕。大革命时期, 朱德、陈毅、刘伯承、杨闇公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了中共万州地方组织, 使万州成为下川东革命的策源地;肖楚女、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革命家在省四师 (2003年与重庆万州幼儿师范学校合并, 建立重庆市三峡师范学校, 2012年更名为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 使省四师成为下川东革命摇篮, 培养了彭咏梧、蓝蒂裕等一大批下川东地区的革命骨干。土地革命时期, 下川东特委建立, 万州成为下川东及川北17县武装斗争的指挥部。抗日战争时期, 欧阳克明、李聚奎、郭汶、刘孟伉、李英才等共产党人, 恢复重建中共万县中心县委, 领导下川东及川北11个县的党组织, 推动下川东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 万州成为下川东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为支援全国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大队长库里申科, 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并长眠于此, 鼓舞了灾难中的中国人民, 坚定了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信心。解放战争时期, 下川东区工委、下川东地工委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吃大户”斗争, 组建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和川鄂边游击队, 转战下川东和川鄂边区, 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作战。一大批革命先烈领导万州人民开展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在万州革命文化史上谱写了感天动地的爱国主义篇章, 使万州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 成为一座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
(六) 独具特色的商埠文化
千百年来, 万州人民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和陆上交通之便, 与各地保持着频繁的交往与联系。在商周时期的中坝子遗址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川西地区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遗址等同时期遗存中常见的宽肩小平底罐、豆形器、尖底盏、角状尖底杯、鸟头柄勺等器形, 中原文化的鬶、觚形杯等因素, 江汉平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喇叭口罐、小口罐、圈足杯和盘口罐[2]379。在东汉—六朝时期的众多墓葬中, 出土了大量来自长江下游浙江越窑的青瓷器。民间征集到了带有“元初三年朱提造作”铭文的青铜洗, 按“元初”是东汉安帝的年号, 元初三年合公元116年;朱提音shūshí, 与“蜀氏”同音, 今云南昭通的古称。在唐宋时期的大地嘴、下中村等遗址中, 出土了来自全国各大窑口的瓷器, 有江西景德镇湖田窑, 陕西耀州窑, 湖南长沙窑, 四川青羊宫窑、广元窑, 浙江龙泉窑, 重庆南岸涂山窑, 河北定窑、钧窑等。应该说, 早期器皿可能是文化交流或文化影响的产物, 汉代以后的出土器物, 则是以商品形式运到万州的。近代以来, 随着长江航运的开通, 1902年9月, 英帝国主义凭借《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强开万县为商埠;1917年3月, 北京政府宣布正式成立重庆海关万县分关;1925年7月, 万县正式开埠, 成为四川省继重庆之后第二个开放的通商口岸。从此, 万县港成了货物直接报关出口的港口, 周边各地的土货、各种物资纷纷运到这里来交易, 尤其是桐油贸易量居全国之冠, 成为全国最大的桐油集散市场, 有“清明油, 满地流”的谚语, 被誉为“油都”。进入万县的中外商轮日益增多, 在收购桐油、猪鬃、生漆等工业原材料的同时, 也倾销棉花、棉纱等洋货, 万县商贸比开关前更加活跃。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 市政建设蓬勃展开, 经过拆城垣、修马路、建大桥、开辟公园、拓展市区范围、规划商业及住宅区域等措施, 万县城内外连成一体,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逐渐由一个内陆小城发展成为市容繁华、功能齐全的近代城市。
三、万州的特色文化
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区域的地理、历史、经济、社会等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体现地方特色的文化。所谓特色, 就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独有特征, 即事物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风格。万州文化资源丰富, 类型较多, 与周边区县相比, 最具代表性、最具特色的, 应该是商埠文化。
第一, 万州古代商贸源远流长。万州的命名隐含“万川毕汇”“万商云集”的寓意, 境内除长江横贯腹地外, 还有苎溪河、石桥河等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8条。据光绪三十二年 (1906) 《万县乡土志》载, 万县境内有五条大路, 即万县至云阳的东大路, 万县至利川的南大路, 万县至开县的北大路, 万县至梁平的西大路, 万县到忠县的中大路。由于有便捷的水上和陆路交通, 万州很早就与周边地区保持着频繁的商贸往来。远在春秋战国时期, 古代巴人凭借三峡盐泉之利而立国。至宋代, 川东井盐大多经陆路至万州再由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出。到明清, 随着长江水道交通日渐频繁和古驿道逐渐拓展, 川东一带的生漆、蚕丝等土特产品汇集万县中转。南宋诗人范成大于淳熙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1175年2月21日) 由桂林出发, 取道衡山、长沙而荆州, 西行过巴东巫峡, 至夔州、万州, 再经西大路, 于六月七日 (6月26日) 抵达成都。范成大说:“泝江入蜀者, 至此 (万州) 即舍舟而徒, 不两旬可至成都, 舟行即须十旬。”[13]卷下也就是说, 其用时不到20天时间, 较川东水路快了整整80天时间, 确实便利得多[14]。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交通条件, 万州自唐宋以来便是出入四川的陆路通道起点之一, 是川东北、鄂西南、黔东北等地的驿道交汇处, 也是川江上重要的物资集散中心。
第二, 万州近代商贸冠绝渝东。万州开埠的历史仅次于重庆, 外国船只可自由出入、停泊、武装护商, 英、法、美、日、德等国商人纷至沓来;万州本埠商人和外地商人也蜂拥而至, 物资集散和商品交易额日益扩大, 以致开埠不久, 从城内到南津关, 已是商铺林立。据1935年统计, 城内共有商号2 885家, 其中输出业293家, 输入业2 592家, 有一半从事进出口贸易。万州逐渐成为下川东商业中心。随着商业的繁荣, 金融业也快速发展, 1907年, 四川浚川源银行在万州开设分行, 成为境内第一家新式金融机构。1930年, 万县市民银行成立, 这是总行设在万州的首家银行, 发行壹元、伍元、拾元三种钞票50万元, 同源辅币券20万吊。据统计, 民国时期在万州开设的钱庄达82家, 银行31家, 成为下川东的金融中心[15]。1938年, 被称为“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 几乎全部的物资都是从万州港中转, 两万多万州民众肩扛背负, 将半个中国的企业、商业财产运到重庆。八年抗战, 万州作为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东大门, 扼守着从长江通往西南内地的咽喉, 沦陷区人员、工商企业、学校、医院大量内迁, 万州成为国民政府战略物资的集散地。万州城从西魏废帝二年 (553) 鱼泉县设县治算起, 距今已有1 400多年的历史;1925年正式开辟商埠, 距今近百年, 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城、百年商埠”。
第三, 商埠文化对万州城市建设影响深远。开埠通商, 是万州由传统城镇向近代城市发展的关键。商业和金融业的发达, 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开埠初, 万州城市人口只有三四万, 抗战前已增至约8万人。人口增加, 市政建设成为当务之急。1925年, 万州商埠筹备处成立, 初步划定商埠区域, 着手制定城市建设规划。1928年, 仿欧美各国, 移风易俗, 着力推行“新政”, 大刀阔斧实施商埠规划和市政建设。首先是以万州城区为基础划定商埠界域, 界址西起驷马桥, 东至聚渔沱, 北达陆家街, 南抵江南陈家坝。其次是修建马路, 拆除旧城, 将万州城内外连为一体。在此基础上, 通阴去塞, 筑路造桥, 先后建万安大桥、福星桥, 修环城路、西山路、新城路、电报路等十余条碎石马路, 建北山公园和西山公园。1930年6月11日, 万州开通了自动电话。1931年11月, 万梁公路正式建成通车。1932年1月1日, 陈家坝飞机场和聚鱼沱水上飞机场正式开航。街道两旁皆植以柳树, 城内安装路灯, 架设电话线, 建立市民医院, 开设三家电影院。至此, 万州城市规模扩大, 市容整洁, 功能齐全, 具备了一个近代城市的雏形。时至今日, 因现代城市建设和三峡库区蓄水淹没等缘故, 开埠时期的老城区大部分已消失殆尽, 但万州城市的发展方向基本延续了开埠时期的轮廓向外扩展, 西山公园、西山钟楼、红十字会医院等代表性建筑依然存在, 背街小巷等近代城市肌理依旧保留, 二马路、盐局街、当铺巷等逝去的地名仍能唤起万商之城的记忆, 商埠文化已根植于这座城市的基因之中。
第四, 商埠文化塑造了万州的人文个性。万州自古以来就是进出三峡的枢纽, 特别是近代开辟通商口岸后, 随着商业、金融业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 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不再是养家糊口的唯一方式, 借助本地廉价丰富的物产资源和商埠口岸的便利交通, 从事商贸业更能迅速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 人们的居住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自然地貌和社会政治等原因, 本地传统民居建筑通常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开放性需要, 居住者只能通过对既有建筑进行改造, 打破原有的封闭形态, 形成“前店后宅或下店上宅的商住混合式民居建筑”[16], 成为近代万州城市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 而且这种对现有居住建筑商业化改造的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 商埠文化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中西结合拼装式建筑风格和商住混合开放式居住模式, 塑造了万州开放、包容的城市个性, 滋养出万州人乐观豁达、进退自如的人文性格。
第五, 商埠文化与万州现代经济发展定位一脉相承。连贯的商贸传统和丰厚的商贸历史积淀, 使万州在渝东北、鄂西南地区具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辐射带动功能和资源整合能力。当前, 国家对万州作为“沿江城市带的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 以及区委、区政府发展集散服务型旅游业, 加快建设大三峡旅游集散中心的战略部署, 与万州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深厚的商埠文化底蕴密不可分。历史上的万州地处长江三峡水陆要津, 拥物资集散之利, 成为“货殖所萃, 商贾辐辏”的商贸门户。如今的万州高速路网密集, 多条铁路干线纵横交织, 五桥机场扩建工程开工, 长江航运持续繁荣, 区域性交通枢纽已经形成,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正向着集山城、水城、湖城于一体的山水园林城市快速推进, 城市品味、城市形象、商业活力不断提升, 区域向心力进一步增强。中共万州区委确定的打造长江上游“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先行示范区的总体目标和“一心六型” (以提升全域水质为中心, 培育循环智能型工业、山地高效型农业、集散服务型旅游业、绿色智慧型物流业、特色融合型文创产业、休闲养生型康养业) 的具体路径, 使万州的现代经济发展真正意义驶入了“快车道”。万州源远流长的商埠文化, 正以崭新的形式和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延续和发展。
四、如何打造万州商埠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万州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上束巴蜀, 下扼夔巫”的“川东门户”, 是“万商之城”。但随着岁月流逝, 万州渐渐褪去夕日璀璨的文化印记。如何深入挖掘城市文脉, 打造城市文化形象, 对拥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万州意义重大。打造城市商埠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当由专业团队进行规划设计, 这里仅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角度, 谈几点想法。
(一) 理清商埠文化载体底数
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 万州商埠时期的绝大部分街区, 如一马路、二马路、环城路、胜利路、南津街、岔街子、南门口, 以及分布在街区两旁的建筑, 都处于库区水位线以下, 使具有明显商埠文化特质的一些建筑元素、文化元素彻底消失, 无疑对万州城市文化特色的保留造成一定影响。令人欣慰的是, 如今在西自西山路、东至电报路、北起新城路、南达北滨路的老城区, 以及竺溪河北岸的集中社区, 西山路、电报路、新城路等商埠时期修筑的道路, 冯家院、牛滚凼、鸡公岭、偏石板、偏石板坡、九思堂、鸽子沟、鸽子沟后街、复兴路坡等老街巷, 九五图书馆、西山钟楼、红十字会医院、杨森公馆、集中小学校址, 以及望江路下街55号、鸽子沟16号、电报路313号等商埠时期的民居建筑, 依然保存下来。尽管在城市自身发展和建设过程中, 这些道路、街巷、房屋的风貌也被改变, 一些功能逐渐衰退, 但顺应山形地势而修建的街巷平面铺装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商埠时期的一些街巷肌理得到了较好的保留, 街巷居民“上宅下店, 前店后院”的居住方式, 坐茶馆、玩纸牌、摆龙门阵、守摊子等消闲生活方式, 炒瓜子、补皮鞋、编竹器、剃头发等传统手工艺,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存折射出万州这座商埠城市独有的人文肌理都还遗存。随着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的快速推进, 这些肌理特征日益显现, 同时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濒临消失的边缘, 亟待保护。应组织人力对这些有形与无形的商埠文化载体进行系统的调查梳理, 全面掌握商埠文化载体的保存现状。对重要的单体建筑、街巷进行测绘, 详细记录形制结构、建筑用材、装饰工艺等。通过多渠道收集、整理街区各历史时期的影像资料, 并及时通过拍照、摄像、航拍等方式记录街区现状, 完整留取历史街区的环境风貌、空间布局、建筑特征等信息, 为后续的修缮保护提供全面详实的基础资料。组织科学严谨的价值评估, 将重点历史文化街区公布为商埠文化保护区。将保存状态较好的街巷和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建筑、近现代优秀建筑公布为历史街巷、文物点、历史建筑, 实施挂牌保护。
(二) 加大商埠文化的宣传力度
文物部门、建设规划部门应高度重视商埠文化载体的保护工作, 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 建立健全文物保护责任追究制度。组织单位编制商埠文化整体保护利用规划, 确定商埠历史文物保护的具体对象, 划定历史街区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制定明确的保护利用管控要求, 并纳入城市建设规划, 向社会公示, 提高商埠文化保护工作的社会知晓度。组织专家学者对商埠文化进行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 实施一批商埠文化研究课题, 深入挖掘城市文脉, 对商埠文化进行全面研究, 将历史街区变迁过程、建筑布局、风格特点、空间环境以及街区内的生产生活状态、民风民俗作系统的分析总结。文物管理部门要主动履行自身职责, 制作与商埠文化有关的宣传资料、流动展板、专题展览, 充分利用“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月”“三下乡”等活动, 广泛宣传万州的商埠文化。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手机等媒介, 全媒体、全平台宣传商埠文化的研究成果, 讲好商埠文化故事, 公布商埠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和发展利用的最新动态, 让更多的公众认识和了解商埠文化保护利用的重要性、必要性, 并在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主动参与其中, 努力营造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社会氛围。围绕西山钟楼、红十字会医院、集中小学校址、西山路、电报路、鸽子沟等突显商埠文化特征的代表性实物载体, 设计出独具万州地域文化特质的城市形象标识, 作为万州的城市名片, 广泛运用到公园、广场、车站、码头、交通节点等公共场所, 打造地域识别度高的历史人文景观。亮出“千年古城、百年商埠”的城市品牌, 充分利用出租车、公交车等公共交通设施, 节日庆典、招商集会、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 加强对外宣传推广, 形成强大的声势, 使商埠文化品牌让本地人自豪, 令外地人羡慕, 以此彰显城市人文魅力, 扩大万州地域特色文化的传播。
(三) 加强商埠文化元素的植入
体现万州商埠文化的实物载体是极具山水城市特点的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巷, 非物质载体则是突显万州人文风貌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和民间工艺。对这些物质载体和非物质载体进行保护, 还原老街巷、老建筑的历史风貌, 再现商埠城市的生活场景和商业功能, 非常适合特色文化体验旅游活动的开展。因此, 需要根据现有街巷的区位特点、保存状况、交通情况等, 按商贸、文化、生活功能进行分区;根据历史影像、档案资料等, 对每一个区域植入商埠文化元素。商埠时期, 万州城内不但有传统的吊脚楼、四合院等建筑形制, 更多的是中西合璧拼装式建筑。当前要严控新增楼宇的开发建设, 根据摸底调查情况和确定的保护级别, 对既有建筑采取保护措施, 恢复商埠时期建筑特色。对文物和历史类建筑, 目前保存状况较好的, 要严格保护, 禁止拆毁;保存状况较差的, 要委托专业机构编制维修保护方案, 严格按照文物维修原则进行修缮, 在保持原有功能的情况下, 可对室内空间作一定改造;对传统风貌类建筑, 在修旧如旧的前提下, 可对建筑立面进行适当改造, 在保持原有功能的基础上, 可增加部分新功能;对影响街巷总体风貌的现代建筑予以拆除, 拆除确有难度的可进行外立面风貌整治。要充分利用“上宅下店、前店后院”的街巷肌理, 对既有的店招门楣、景观路灯、石板路面进行改装, 恢复商埠时期的特点。在商贸区内植入传统手工艺制作, 如榨油、烤酒、酿醋等;植入本地及相邻地区的农副土特产品交易, 如老腊肉、土咸菜等;植入本地名特小吃, 如烤鱼、格格、杂酱面等。在文化区内展演万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如金钱板、竹琴、板凳龙等;内设古玩市场, 开展各类古玩交易;还可设立民间博物馆、民间兴趣社团等。在生活区内植入老茶馆、打撮牌、下象棋、讲评书、打快板等。通过一系列商埠文化元素的植入, 着力塑造万州滨水山地特色城市的商埠文化特质, 使商埠文化外显于形内化于心, 让历史街区的保护利用与区政府打造滨江环湖休闲旅游区的城市旅游发展规划相契合, 使商埠文化资源充分发挥提升城市品质和旅游经济的作用, 使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统筹协调、相得益彰, 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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