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国富的表现及原因研究

国富论论文专业研究范文10篇之第三篇：隋代国富的表现及原因研究

 

　　摘要：隋代是我国历史上十分殷富的朝代之一, 有隋一代, 人增地多, 仓库充实, 兴修了许多大型工程, 同时战争巡游不断。究其国富财足之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继承前代之发展、战事较少、合理的制度政策和高素质的统治者等。基于以上原因, 隋代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 为以后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隋代; 国富; 原因;

 

　　从公元581年杨坚建国, 到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杀, 隋代前后仅存在了三十七年。若从开皇九年 (公元589年) 统一全国算起, 则只有二十九年的时间, 在中国历史上匆匆一现迅即消逝。隋代统治虽极为短暂, 但其新创了许多制度, 再度统一了全国, 创造了惊人的财富, 在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尤其是隋之国富历来为史家所津津乐道, 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所说“按古今称国之富者, 莫如隋”;此外《隋书·食货志》也载:“开皇三年, 时百姓承平日久, 虽数遭水旱, 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 每岁河南自潼关, 河北自蒲坂, 达于京师, 相属于路, 昼夜不绝者数月”;还有《贞观政要》中也记载到:“计天下储积, 得供五、六十年。”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国富财丰的景象。隋代之富国被史家如此推崇, 其因值得深思。

 

　　一、隋代国富的表现

 

　　(一) 户口的猛增

 

　　隋代人口增殖是非常迅速的, 下面参考《国史大纲》的资料, 将晋到隋的户数与人口的统计数字列表如下:

 

　　由表1中可以看出:从北魏中期到隋炀帝时, 约经历了一百年的时间, 户数约增加了80%;以宋孝武帝大明元年 (公元457年) 和北魏太和十八年 (公元494年) 两年人口为例, 南北朝最盛时人口约24, 685, 501, 而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 (公元607年) 时人口为46, 019, 956, 与南北朝时相比人口约翻了一番;与晋朝统一时相比, 隋炀帝时户数和人口约是其四倍和三倍。这些具体的数据表明有隋一代人口增长是如此之快。在封建社会, 政府对生育基本没有干预的情况下, 人口的增长速度基本能反映经济增长的速度, 因为人口的增长离不开粮食和布匹的增加, 而在封建社会粮食和布匹是其最重要的经济指标。

 

　　表1 晋到隋的户数与人口的统计数字列表

 

　　注: (1) 、 (2) 均是估算数据, 都是以4人/户计算

 

　　(二) 耕地的增加

 

　　人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地的增多, 在封建经济时代土地面积的大小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隋代时耕地面积大为增加, 杨广率军灭陈使隋的疆域大增, 同时耕地面积也大大增加。此时南方土地经过从三国到南北朝几百年的经营和培育, 已经变成了高质量的熟土、高产土。隋炀帝即位后经略西域, 率兵击败吐谷浑, 在河西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四郡, 扩充疆域, 增加耕地。此外大量的荒地也被开垦, 垦田的面积也大大增加, 史载;“开皇九年 (公元589年) , 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顷。” (1)  (卷二《田赋考二》) 开皇十年 (公元590年) 文帝下诏曰:“……凡是军人, 可悉属州县, 垦田籍帐, 一与民同” (2)  (卷二《高祖本纪下》) , “开皇九年 (公元589年) 全国耕地面积近两亿亩, 到大业五年 (公元609年) 增至五亿多亩。” (3) P188人口的迅猛增长与耕地的大为增加充分说明了隋代经济繁荣的盛况, 同时这两点也是造就隋代国富的原因之一。

 

　　(三) 仓库的充盈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隋炀帝积米其多至二千六百余万石”, 他并未夸大其词, 的确隋代仓库之充盈令人诧异。史载:“隋氏西京太仓, 东京含嘉仓, 华州永丰仓, 陕州太原仓, 储米粟多达千万石, 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 (4)  (卷七《食货七》) 1971年在洛阳发现的筑于大业初年的含嘉仓, 在探出的259个粮窖中大的可储粮一万数千石, 小的可储粮数千石。由此可见不仅各地的国仓充盈, 就连赈济的义仓也不例外。“炀帝大业十二年 (公元616年) 十月, 置洛口仓于巩县东南之平原上, 巩仓城周围二十余里, 穿三千窖, 每窖可容八千石, 置监官, 并镇兵千人。十二月, 置回洛仓余洛阳北七里, 仓城周围十里, 穿三百窖。” (5)  (卷一百八十《隋纪四》) 若回洛仓每窖亦以八千石算, 则两仓储粮约两千六百多石。大业十三年 (公元617年) 瓦岗军击破洛口仓, 开仓任人民携取积粟, 老弱来者, 几天几夜仍不绝于路, 由此也足见其仓储粮之多。此外长安、洛阳和太原等地的仓库中还储存了几千万匹布帛。开皇九年 (公元589年) 在南陈被平之后“帝亲御朱雀门劳凯旋师, 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 达于南郭, 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石。” (6)  (卷二十四《食货志》) 从此次赏赐中亦见大隋布帛之多。

 

　　(四) 兴修大型工程

 

　　随王朝虽是一个短命王朝, 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三十几年里隋王朝完成几项影响深远, 意义重大的工程。第一个工程是营建东都洛阳。隋炀帝即位后在洛阳兴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新都城, 在当时堪称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 修建这样一个世界罕见的大都城, 没有雄厚的财力物力是不可能完成的。第二个工程是开凿大运河。隋炀帝继承父业, 从大业元年 (公元605年) 到大业六年 (公元610年) 开凿了四条以洛阳为中心, 北达涿郡, 南抵余杭, 连通了五大水系的大运河, 像这样的工程, 放在今天用大型机械来完成, 其耗资都是惊人的, 更何况是在那个以人力为主的时代。这也在侧面反映出隋代之财力极强。第三个工程是修筑驰道。大业三年 (公元607年) 炀帝北巡时“发河北十余郡丁男, 凿太行山, 达于并州, 以通驰道。” (7)  (卷四《炀帝下》) 驰道者, 可以急速奔驰的道路, 简单的说就是可以高速行驶的路, 对应到今天就是高速公路。我们无法想象古人修驰道的情况, 但从现代高速公路的修筑中也可以看出工程的浩大, 当然其耗资也是非常惊人的。此外隋炀帝营建江都, 修造承载两万人之多的超大型龙舟也是隋代国富的表现。

 

　　(五) 战争巡游不断

 

　　战争的进行和胜利是以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的, 而巡游本身则是彰显国家财力的具体表现。隋炀帝即位后“地广三代, 威振八纮, 单于顿颡, 越裳重泽”,  (8)  (卷四《炀帝下》) 隋朝的国力武功达到极盛。大业三年 (公元607年) 炀帝派兵远征林邑, 大业五年 (公元609年) 他又亲征吐谷浑, 经略西域, 到大业八年 (公元612年) 炀帝以百余万兵力大举进攻高丽, 后虽因种种原因失败, 但是也可从其规模上看到隋王朝的富足和强大。年青有为的隋炀帝在即位后为巩固政权的稳定, 进而大张国威, 基本上连年出巡, 他曾三下江都, 六巡北塞, 从大业三年 (公元607年) 至大业十二年 (公元616年) 大都在外巡游, 通记居京之日, 不足一年。在此我们且不论战争正义与否, 巡游对错与否, 仅需明白:要是没有繁荣的经济作为后盾, 那么取得战争的胜利, 彰显国威是不可能的。除以上几点主要的史实外, 隋代商业的繁荣, 手工技术的先进都可以映射出大隋的强大和富有。

 

　　二、隋代国富的原因

 

　　关于隋代为何富足, 从古至今许多史家都有其各自的观点, 例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史求其说而不可得, 则以为帝躬履俭约……汉隋二帝皆以躬履俭约富其国。”杜佑在《通典·食货七》中说:“高熲睹流沉之病, 建输籍之法……隋代之盛, 实由于撕。”近世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其进行了较为细致地阐述, 列举了隋代国富的九点原因, 这些理由大部分是正确的, 但缺乏整合, 也有需要补充之处, 现将笔者之四个观点简述如下。

 

　　(一) 隋代之国富是继承前代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说:“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中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而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 (1) P533的确如此, 上一代经济的好坏对其下一代经济的繁荣与否有着很大的关系,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前提和基础的作用。隋代的国富就是在北朝和南朝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形成的。

 

　　南北朝虽然是一个分裂的时期, 但到了北朝中期以后, 北方的经济开始恢复和繁荣起来。北朝历代政府对发展农业经济很重视, 北魏太和九年 (公元485年) 孝文帝颁布均田令:“今遣使者, 循行州郡, 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 还受以生死为断, 劝课农桑, 兴富民之本。” (2)  (卷三《魏本纪三》) 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可受露田四十亩, 妇女二十亩;男子每人还可受桑田二十亩, 作为世业田;不宜栽桑的地区, 男子给麻田十亩, 妇女五亩。均田制以官荒田受给无田的农民, 保证休耕制的实施, 并且规定了桑田的私有, 对于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均田制的实施, 耕地的面积大量增加, 劳动者被固定在土地上, 政府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快的增长。这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在以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都得到了继承。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人口也开始增长, 北魏太和年间户数达到五百余万户。在耕地和人口增加的同时农业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精耕细作在北朝时已经普遍推行, 并能按照季节和湿度的不同分别深耕和浅耕。绿肥法、踏粪法已到处运用, 轮作和套作法已经逐渐代替以前落后的休耕法。在种子的处理上已采用催发法、育苗法, 以缩短作物的生长期来提高复种次数。水利事业是农业经济发达的一面镜子, 北朝农田水利工程规模之大, 效率之高, 获利之深并不亚于汉隋。北朝时水渠“广十五步, 深五尺, 岸高一丈, 北行一百余里, 溉官私田万余顷, 旬日之间则水一遍, 水凡四溉, 谷的成实……公私获其利。” (3)  (卷二《食货二》) 在中国农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齐民要术》一书的问世, 也能充分说明北朝农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北方在经过了几百年的滋润与经营后, 呈现出一片丰裕景象。北魏永兴中, “人皆力勤, 岁数丰穰, 畜牧滋息”,  (4)  (卷一《食货一》) 文帝大统时, “自是公私丰赡, 虽有水旱不为害”,  (5)  (卷一《食货一》) 东西魏时, “仓廪充实, 虽有水旱凶饥之处, 皆仰开仓以振之, 元象、兴和之中, 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 (6)  (卷二十四《食货志》) 隋朝的繁荣就是在这个新的水平上建立起来的。

 

　　在隋朝统一全国之前, 南朝的经济也有很大的发展。江南地区向来人口稀少, 经济文化落后。西晋末年, 我国西北、东北各族进入内地, 中原和关陇地区的人民与士族大量南迁, 造就了南方人口激增的现象, 到南朝末年时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过去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较中原落后, 虽经过吴、蜀的开发, 但仍是地广人稀, 很多地区还是未开辟的处女地, 人们仍多使用“火耕水耨”的粗放方式进行生产。到东晋南朝时北方大量的农民流徙到江南, 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如辕犁, 其耜刃宽大, 可以深耕, 于是“火耕水耨”的粗放方法逐渐被深耕细作所代替, 并提高了施肥灌溉等生产技术, 生产量因而增加。过去荒凉的地区现在建起了田园和村落。史载“新开塍亩, 进垦蒿莱”, 就是说明了当时南方的开发。当时西北、东北各族的南迁被北方人民的斗争所阻挡, 加之江南还有长江天险为其做屏障, 所以江南地区免受了西北、东北各族铁骑的蹂践。此外江南土地肥沃, 气候环境优越, 拥有较好的开发前景。辛勤的南朝劳动人民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开发, 到陈朝灭亡时, 江南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这一点也可以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 从江南往中原运输大量的物资得到证明。已经发展起来的南方经济在隋灭掉陈后, 对隋朝繁荣与富强起到了推动和补充的作用。

 

　　人口的激增既是隋代国富的表现也是国富的原因。隋代人口蕃殖的基础是北朝人口, 消灭南陈也使隋的人口有很大的发展。隋代的户口有一半是在北周北齐发展起来的。北周灭北齐时 (公元577年) , 有20, 006, 880户, 北周大象二年 (公元580年) 有3, 590, 000户, 而隋文帝开皇元年 (公元581年) , 有3, 999, 604户。从数据上也能看出隋代的户口基本上是在北周北齐发展起来的, 开皇元年 (公元581年) 至九年 (公元589年) 的大批括户也主要是北周北齐原有的籍外户口,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东汉“承王莽之余弊, 兵戈不戢, 饥疫荐臻, 率土遗黎, 十才一二……三国争强, 兵革屡兴, 户口减半。” (1)  (卷二十九《地理志》) 这些情况和隋初是不能相比的。开皇九年 (公元589年) 平陈之时获500, 000户, 这对增加隋的编户是一个很大的数据, 后来通过“输籍”之法使大量的南朝籍外户口变成了隋的编户。由以上的论述可知:没有南北朝的发展, 也就没有隋代的殷富, 这完全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

 

　　(二) 战事较少

 

　　隋代之国富是因为南北朝及北朝杨隋之际大的战事较少。战争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屏障之一, 现代社会是这样, 封建社会亦更是如此。

 

　　南北朝时期虽是一个分裂的时代, 但极大的战事却很少, 如果仔细算算, 仅有淝水一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了成极大的破坏。与中国的另外一些分裂时代: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相比, 南北朝时的人们确实应该感到幸运。春秋时, 城濮之战牵扯到七国的人民, 邲之战也不例外。“楚晋争霸, 战争持续了百余年, 给中原各国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 (2) P96;战国时, 齐、魏马陵之战十万魏军被歼灭, 秦、赵长平之战四十多万人几乎全被活埋;三国时, 曹军在官渡之战中坑杀袁军七万多人, 赤壁之战中曹军“人马烧溺死者甚重”。 (3) (卷五十四《周瑜传》)

 

　　“在东晋一百零二年间, 境内并没有发生太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乱, 北方的战事仅影响到淮河流域, 内部权利斗争引发的军事冲突限于长江中游至建康一线, 对外的军事征伐虽然也有多次失败, 但人口的损失并不太大”。 (4) P465南朝宋、齐、梁、陈间的更替较其他朝代是很温和的, 除侯景之乱外, 基本上是贵族内部的争权夺利。

 

　　北方的各国间虽战争不断, 但是针对全国而言, 这些战争一般只会造成当年的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 不会有多大的持续影响。北魏的分裂也没有大的战争, 只是宫廷政变的结果, 没有造成人口的锐减和经济的破坏。北齐、北周也是通过温和事变建立的, 且对前朝有较好的继承性。隋代的建立没有经过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 没有因战争而大量消耗人口。开皇九年 (公元589年) 晋王杨广率军平陈也是很轻松, 由于陈朝军事极弱, 与强大的大隋王朝相比, 不能形成对抗的局面。所以隋朝平陈耗时既少, 损耗也小, 双方的人员伤亡较小。这对与统一后隋朝人口增长, 战后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总的来说,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绝对分裂, 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绝对分裂是因为北朝、南朝先后都有数个朝代的更替, 在一定意义上说, 分裂的小王朝内, 各项制度的实施较统一王朝效率要高, 故经济的发展也快。相对稳定是因为在这个分裂的时代战事较少尤其是北魏建立后, 北朝社会稳定更显得明显。隋朝统一全国后的迅速发展与这一切是分不开的。

 

　　(三) 有利的制度和政策

 

　　隋朝建立后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其主要的内容有以下三点:

 

　　其一是颁布均田令, 推行租调制。早在北魏时期均田令就配合租调制实施过, 且一度使北魏迅速强大起来。隋代初期, 由于长期战乱, 造成土地荒芜, 人口流徙。为了安定社会秩序,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开皇二年 (公元582年) 隋文帝颁布诏令, 继续实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 规定:“一夫受口分田八十亩, 妇女四十亩;又每夫给永业田二十亩。受田丁男一床 (一夫一妇) 纳租粟三石, 调绢一匹, 绵三两或布一端, 麻三斤, 单丁及部曲奴婢受田与农民同, 但租调只纳丁男之半。” (5) P130隋初通过均田令和租调制的实施, 使农民固定于土地之上, 勤恳劳作, 安居乐业, 促进了隋初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同时赋税也大大增加。

 

　　其二是实行输籍定样, 开展大索貌阅。隋代人口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该政策起作用的结果。开皇三年 (公元583年) “高祖又令州县大索貌阅, 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 而又开相纠之科……以防容隐。于是记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 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 (6)  (卷二十四《食货志》) 开皇五年 (公元585年) “高熲又以人间课输, 虽有定分, 年常征纳, 除注恒多, 长吏肆情, 文帐出没, 复无定簿, 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 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 县令巡人, 各随便近, 五党三党共为一团, 依样定户上下。” (7)  (卷二十四《食货志》) 通过输籍定样之法, 避免了地方官任意加税。隋代的貌阅制是我国历史上规模较大、成绩较著的一次户口调查, 它对于清查隐漏户口, 扩大国家编户, 实施租调制, 增加国家赋税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其三是实施轻徭薄赋, 开放酒盐之禁。隋开国初规定丁男一床租三石, 这比北周五石的标准减了两石, 比刘宋七石的标准减了五石。开皇三年 (公元583年) 调绢由丁男一床纳一匹 (四丈) 减为二丈, 开皇九年 (公元589年) 平定南陈后“故城之境内, 给復十年, 除州免其年租赋。” (1)  (卷一百七十七《隋纪一》) 十二年又诏曰:“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 兵减半, 功调全免。” (2)  (卷一百七十七《隋纪一》) 隋文帝即位后除入市之税, “开皇三年 (公元583年) 正月, 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 (3)  (卷二十四《食货志》) 北周时规定六十岁停止服徭役, “开皇十年 (公元590年) 五月, 又以宇内无事, 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 输庸停防。” (4)  (卷二十四《食货志》) “炀帝即位, 是时户口益多, 府库盈溢, 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 (5)  (卷一百七十八《隋纪二》) 北周末年酒盐都是专卖, 开皇三年 (公元583年) “罢酒坊, 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 远近大悦。” (6)  (卷二十四《食货志》) 通过轻徭薄赋政策的实施, 纾解民困, 休养生息, 复苏了社会经济, 缓和了社会矛盾。

 

　　(四) 隋代统治者的引领作用

 

　　隋代统治阶级尤其是高层统治者素质极高, 这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带头作用。皇帝, 无疑是古代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是统治千百万子民的元首与国家最高决策者。皇权独专, 天下安危系于一身。西哲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中说:“国家的繁荣昌盛紧紧系于一个人的性格, 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

 

　　隋文帝是隋代的开国皇帝, 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出色皇帝之一。在历代帝王当中, 隋文帝的倡行节俭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还在即位之初, 他就向全国颁布了一份诏书, 要求“犬马器玩口味不得献上” (7)  (卷一《高祖本纪上》) , 紧接着在四月份对这份诏书作了进一步补充:“禁杂乐百戏” (8)  (卷一《高祖本纪上》) 。这次颁诏并不是在作空洞的宣传, 为使节俭诏令在全国真正贯彻, 隋文帝首先带头力行节俭, 史载他“躬先俭约, 以事府努。” (9)  (卷二十四《食货志》) 他“躬节俭、平徭役、仓廪实、法令行, 君子咸乐其身, 小人各安其业。” (10)  (卷二《高祖本纪下》) 隋文帝一人崇尚节俭, 带动了一朝节俭风气。史载:“帝既躬履俭约, 六宫咸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 随令补用, 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 所食不过一肉而已。有司尝进干姜, 以布袋贮之, 帝用为伤费, 大加谴责。后进香, 复以氈袋, 因笞所司, 以为后诫焉。由是内外率职, 府帑充实, 百官禄赐及赏功臣, 皆出于丰厚焉。” (11) (卷二十四《食货志》) 不仅自己如此, 对孩子的要求隋文帝也是严格至极。大儿子杨勇有次刻意地装饰了一件产自蜀地的恺甲, 隋文帝看见后非常不高兴, 并严厉训斥杨勇说:“历观前代帝王, 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 (12) (卷一《高祖本纪上》) 训斥完后, 还把一件他穿旧的衣服和一把用过的刀子送给杨勇, 以示警戒。他还提倡官吏廉洁奉公, 严惩贪污, 发现贪污或示意别人行贿, 一经查实立即处以死刑。可以说, 隋文帝的节俭政治实行得是既广又深, 从个人的生活推及子女、官吏的日常规范, 又从日常生活扩及国家的政务活动, 而且, 从时间上来说, 隋文帝也是基本上贯彻到底了的, 只是到他晚年开始有了些变化, 但从整体上来说并不影响他作为领袖的带头作用。开皇之治也是在隋文帝节俭政策下实现的。

 

　　仁寿四年 (公元604年) 杨广即位, 是为隋炀帝, 改元大业。大业前期隋代进入了极盛时期。贞观一代名臣魏徵云:“亡国之主, 多有才艺, 考之梁陈及隋, 信非虚论。 (13)  (卷六《后主纪》) 确实, 亡国之君未必尽是蠢货, 亡国原因亦未必就是皇帝无能。隋炀帝虽为亡国之君, 但其实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统治者, 其谥号“炀帝”为后来政敌所强加, 与其真实情况极为不符。他早年作为远征军的统帅, 在平陈战争中初露头角。在旧陈率士皆反时, 他作为东南总管筑营江都, 在消除南朝对北朝的隔阂与偏见方面取得了成功。隋炀帝是一位眼光极为远大的君主, 在全国统一后, 他已经意识到全国经济政治中心的东进和南移。于是他在江南新建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都, 这对控制南方和发展经济都是有利的。隋炀帝即位后, 决定从长安迁都洛阳, 同时开凿了四条以洛阳为中心, 北达涿郡, 中经江都, 南抵余杭的大运河。虽然营建东都和开凿大运河, 使人民蒙受劳役之苦, 但这对于控制全国, 连通南北经济中心, 巩固统一都有积极的作用。隋炀帝虽然最后兵败高句丽城下, 但实际上隋炀帝不喜欢打仗, 他更愿意以其强大的武力和巨大财富向西北、北方草原各族以及江南地区示威, “不战而屈人之兵”, 以稳固边防, 消除内乱。所以他每次出行都声势浩大, 常常随驾士兵五十余万、马匹十余万, 旌旗辎重, 千里不绝。从前文“轻徭薄赋”的记载中也能看出隋炀帝是一位体恤百姓的好皇帝。此外, 杨氏二父子挑选的官员绝大部分也像他们那样的有才, 为大隋的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总的来说, 文、炀二帝对隋之国富起到了带头性的作用。

 

　　三、结语

 

　　从以上几点分析来看, 继承前代发展、战事较少、实施合理的制度政策和高素质的统治者是隋代国富财足的主要原因。前两点是其外部原因, 后两点是其内部原因, 隋之国富就是以外因为基础, 内因发挥主要作用的结果。可惜如此富裕的一个王朝存在了短短的三十七就匆匆消失了, 究其原因与隋之国富也有一定的关系。在专制主义封建政权统治之下, 国富并不等于民富。关于隋之国富, 各种史书记载不绝, 但记载隋之百姓富裕却未见一书。隋之国富在很大程度上是推行过分聚敛财富政策的结果, 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形成了“国富民穷”之虚假富庶景象。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十分反对国家聚财而主张藏富于民, 他在《读通鉴论》中说:“财散则民聚, 财聚民散”, “大损于国者, 莫甚于聚财于天子”, “聚钱布金银于上者, 其民贫, 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 其民死, 其民速亡。”这是很精辟的见解, 从中也揭示了隋富而速亡的道理———国富民穷, 隋代基础很脆弱, 一旦动乱, 立即崩溃。所以探求隋代国富之因, 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出其速亡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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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马端临.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2 (6)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3 樊树志.国史概要[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4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5 (7) (8)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6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7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8 (4) (5)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9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10 (6) (7)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11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上)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12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13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14 尚钺.中国历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15 (2) (5)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6 (4) (6) (7) (8) (9) (10) 1) (1 (12)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17 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