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具体研究供给国民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本篇文章就向大家介绍几篇国富论论文，供给大家探讨一下国民财富这一课题。
国富论论文专业研究范文10篇之第一篇：《国富论》体现的激进主义内涵对当代中国改革的启示
摘要：《国富论》以其深邃的说理、严密的体系、简明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理论体系主要由劳动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公平理论、货币理论、地租理论、资本理论等构成。同时还体现了激进主义思想，即一种以制度架构的创新性为主要特征、以追求目标的人文性为表现形式，以思想道德构制奋发性为主要内涵的一种社会发展状态。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对制度，科技，理论，思想的创新提出新的诉求。除了经济理论上的借鉴意义，《国富论》所蕴藏的激进主义思想对当下的改革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激进主义; 改革开放; 经济理论; 新常态;
一、《国富论》激进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国富论》中处处透露着资产阶级文化激进心态,折射文人份子的激进心理。当然这是一种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衍生,使个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效用。这里的文化激进心态是就其广义而言,其涵盖了“制度构建创新性、思想道德架构前瞻性和追求目标的人文性。”
(一)制度架构的创新性
1. 制度架构创新性内涵
激进主义对现存社会体制和运行逻辑强烈不满,对现存社会制度持有完全否定的态度,并企图对社会进行适应时代需求的根本性变革。制度创新就是回应这种诉,通过建立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打破原有的机制束缚,以新的理论建制勾画新的制度,来推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并避免由于生产关系不适应导致生产力内部突破所引起的社会秩序失范。
2.《国富论》制度创新的体现
一是推行经济自由主义。作为激进主义思想衍生的制度创新,迎合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斯密将“激进主义”诉诸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以便使其更具可操作性。自由主义思想在《国富论》的字里行间得到体现,并从经济自由,市场自由和贸易自由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诠释,从而构建以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新秩序。这种新秩序的核心是自由放任,即以资本家为主体,通过企业化的运营模式,配以法律调节的手段以及资本家的商业精神维系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二是作为自由主义宏观架构的微观制度配套。斯密提出了地租理论、价值理论、公平理论、资本理论、分配理论、赋税理论等,这些制度构成相互关联的机理,并通过机理的相互配合运转形成复杂的资本主义运行机制。
3. 激进主义制度化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建树
一是当激进主义制度化以后,这种创造性破坏首先架空了重农学派的“农业本位主义思想”,同时也使以国家高压干预权威主义为特征,以市场壁垒保护为特色并通过区域政策维护的“重商主义”逐渐失去了发展的现实基础。
二是当这种激进化制度作为国家大规模层面的可推进措施加以普及推广时,在实践中发挥无可比拟的效用。从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主张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贸易,随即各国也都力促达成一系列旨在消除贸易壁垒的合约。这满足了生产力革新的外部需求,加速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追求目标的人文性
1. 追求目标人文性的内涵
广义的人文性指的是一种文化特质,其边界囊括了文化知识和文化精神。其着重反映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并对人的行为起到指导作用。狭义的人文性边界限制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这里是指激进主义所衍生的奋进的文化理念,着眼于个人内在动力的蓬发,即个人主观能动性提高以达成理想化的,可实现性的社会诉求。
2.《国富论》追求目标人文性的体现
一是人在利己的同时有“利他心”。斯密在《国富论》对人的本性进行深入剖析,并得出人的本性最核心的部分是其利己性。“利己心”支配着人的行为,往往使抉择的砝码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出现失衡,其结果是偏重个人利益的抉择往往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但是如果将利己性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种行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会产生利他的社会导向。以此为前提,资产阶级在激进主义心态的诱导下会着力构建“极致性文化”以达毕其功于一役的理想效果。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主观个体亦或者说小生产者以逐利为目标,以发挥内在激进性为手段,通过市场化运行机制来达到生产顺利进行,这显然有助于经济潜质的发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内在动力被物质利益催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能得到极大程度的释放,微观组成的个体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会被充分的调动,从而渐渐逼近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需要。
二是消除交易藩篱倡导公平交易。斯密反对各种形式的制度垄断,强调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行模式,同时主张破除关税壁垒,推行贸易自由,撤销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以构建自由化的市场秩序。这种文化心态所引起的全盘式的自由主义改革,兼具跳跃性但又不至于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亦或者说适度改革生产关系却不使其与生产力脱轨。
3. 追求目标的人文性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可持续作用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致力于追求目标的人文性和可持续性,使自由主义思潮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为传播。它先是通过可达成的资本主义发展诉求为目标,以可获利性作为激发潜质的手段,劳动者的内在潜质得到激励,为生产力的释放提供了合适的契机。这种有限政府主义的市场运行,既发挥了市场的积极性,又通过政府的有限干预使不至于引起市场的脱序与失范。这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膨胀的要求,这种有序性的生产力的软着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也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体制的深刻变革。
(三)思想道德架构前瞻性
1. 思想道德架构前瞻性的内涵
思想道德架构的超前性,是指一种受到统治阶级推崇的、在社会层面进行广泛推广的、并为社会所接受的普适文化价值观念。它体现了公众的价值认同,往往会激起社会范围内思想大变革,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2.《国富论》思想道德架构前瞻性的体现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强调浪漫主义的核心在于打破人性的限制,从而追求一种人性解放的权能感和精神自由的飞扬感。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旧制度的革新和旧秩序的重塑提出了诉求、进而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自由空间和新的制度保障。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倡自由主义“利己性”,道德构建的合法性。通观全文,斯密仍将追逐个人利益的边界限制在道德领域之内,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不能造成道德秩序的失范。他不仅认为具有仁爱,正义感导向的行为具有商业上的潜在价值,而且重视自利动机所蕴藏的道德价值,并强调资本主义商业精神能有助于社会财富潜质的发掘。道德也是商业本质的一个显著特征,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高尚道德风尚的培养,而这为资本家的逐利行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合法的伪装,因而这种符合利益要求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会被当做正当的社会价值理论。之所以这种思想道德具有前瞻性,因为进一步探究,这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阶段,产品大量富余,资本家的“利他性”才可能被激发,但一旦理论被客观化,往往也会暗化为社会价值追求,从而促进生产力大发展。
3. 思想道德架构前瞻性对资本主义发展影响
商业精神能促进社会道德开化,实则是资本家以逐利为目标,以顺利达成交换行为的契约为方式,以通过法律保障经济活动为手段产生的社会有序化现象。当逐利行为合法化以后,资本家便有正当理由去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提高生产效率、价格竞争、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等市场法则都有用武之地。这大大促进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完善、生产效率提高、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对英国称为“日不落帝国”奠定经济思想基础。
二、《国富论》激进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意义
(一)保护个人财产促进市场活力迸发
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经济主体对私人财富的拥有权和支配权。因为如此才能使个人充分发展的同时促进文明的发展。当代中国在经济制度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对个人财产保护也尤为重视,这与《国富论》思想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这不是偶然的历史性巧合,亦或者说劳动者只有当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保障,才会谋求更高的利益财产需要,而这种谋求的达成必须通过社会化方式来实现,在这种立论前提下,劳动者必须以企业为载体来达成自己的需要,这就促进企业的社会化大生产。当劳动者将部分财产作为消费资本时、社会再生产就会不断的进行、市场的活力也会不断被激发。现代化建设中、中国政府尤为要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完善相关法律体制机制建设,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活力。
(二)逐利的正当性与生产力的进步
斯密认为资本家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对社会生产秩序的维护起到了客观的促进作用,这肯定了个体生产者,工商企业对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当这种以逐利为目的的经济行为被合法化甚至加持欣赏以后,留给市场的就是市场个体自由的各种复杂的经济关系。市场个体由于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作用、在生存基础上的逐利行为就要求其加大技术投入、进行技术革新、进行管理创新、从而激发劳动者的生产潜质,最大限度的调用生产力的主客观因素,以产生促进生产力质变发展的利好结果。现代中国,受到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和积久衍传的“农业本位主义”思想的影响,经济个体的逐利行为往往会被加上各种道德标签、这会造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短暂犹疑甚至引起市场发展的规律性失范、亦或者说是按市场规律应当发生的经济现象却失去了发展的基础。这种情况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传统的道德经济、伦理经济的约束就成为政府的职责。
(三)自由主义对政府定位的积极意义
经济自由主义是斯密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其主要观点的强调政府的有限干预,将经济运行更多的交给市场调节,限定政府的权力边界,减少经济活动的政府因素,从而使经济活动更多体现交易主体的意志。抛开其无政府主义的一面不谈,这种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激进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兼容性。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蓬勃发展的今天、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都进入深水区,这需要决策者具有深刻的研判力,非常的大局心理,超群的抗压能力,立足整体,统筹兼顾。无政府主义的现代化是不合时宜的,现代中国政府应当做的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竭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切实发挥政府管理与服务的职能,坚持为经济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模式。过度经济自由主义也是不合时宜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以法律为基础,以道德为支撑,同时由市场的微观调节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相结合,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
(四)现代中国市场经济新特征的《国富论》渊朔
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大成之作,《国富论》深刻揭示的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这对世界各国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当前中国改革正进入深水区和关键时期,要求国家提高大局把握意识和政策研判能力。斯密倡导国家应当重视教育与我国科教兴国,教育现代化的政策体系相得益彰。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涉及的自主经济、竞争经济、效益经济、服务经济、网络经济等都能在《国富论》中找到影子,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当代中国发展仍面临贫富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科学奖励机制不完善、劳动者积极性未被广泛调动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在斯密的《国富论》中详细分析了其产生的机理和应对措施,因此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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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马炬申.《国富论》体现的激进主义内涵对当代中国改革的启示[J].现代经济信息,2019(17):1-2+7.
国富论论文专业研究范文10篇之第二篇：《国富论》溯源与内涵分析
摘要：亚当·斯密巨著The Wealth of Nations自译介入中国, 已呈现出多种译名, 虽终以“国富论”定名并广泛应用, 但在翻译学界及经济学界引起了译名之争, 即“国家财富”与“国民财富”之争。译名是思想的载体, The Wealth of Nations严谨准确的译名关系到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解读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应用与发展。文章在学者研究基础上, 超越词义分析层面的局限, 从斯密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经济思想角度进行溯源探究, 依据历史逻辑研究方法寻求理据, 并结合现代经济学话语概念, 发现“国家财富”更能精准呈现原作之意。
关键词：亚当·斯密; 国富论; 译名; 历史逻辑; 国家财富;
Abstract：
Adam Smith's The Wealth of Nations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Meanwhile, different title translations have aroused various disputes over “guojia caifu”and “guomin caifu”. Through a detailed inquiry into Adam Smith's economic thoughts, we think that the translation “guojia caifu”would be more precise.
Keyword：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title translation; historical logic; national wealth;
引 言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巨著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简称The Wealth of Nations) 作为西方经济学开山之作, 自1902年由严复正式译介入中国已百年有余。百余年来, 译名多有变化, 但终以《国富论》定名并广泛流传。《国富论》译名言简而义丰, “国”字的含义一直是经济学界及翻译学界争议的焦点, 即国家财富与国民财富之争。从字面意义对应来看, 回归至英文原名The Wealth of Nations, 则是对nation一词的翻译理解争议:到底是译为“国家”还是“国民”?对此, 谢祖钧从nation词汇意义、全书内容角度分析认为应译为“国家”[1], 而包天宇、曹斌对谢祖钧论证进行一一反驳, 认为应译为“国民”[2]。大多数研究都是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证模式下结合nation的语词能指特征来选取对应译名, 而对于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的论述主题与经济思想并未探本穷源, 未结合斯密所处的时代背景做深入考查。这样的研究, 往往容易出现片面论证、各执一词的情况。译名是思想的载体, 而书名通常是全书主题及其核心思想的精练概括, 笔者认为, 对于《国富论》译名的探讨, 不应仅局限于英文原名的字面意义, 更要从《国富论》论述的主题、思想来寻求理据。本文将立足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经济思想, 并结合现代经济学话语概念, 对《国富论》译名进行溯源并探讨其内涵, 以求教于学界, 旨在通过学术争鸣来推动译名研究、术语翻译乃至社科经典著作翻译事业的发展。
一 译名流变
亚当·斯密巨著The Wealth of Nations虽是1902年由严复译成《原富》在中国正式出版, 但在此前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 此书已多次被提及, 并出现了“邦国财用论”“富国探原书”“富国策”等多个译名。进入21世纪, 随着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翻译热潮的兴起, 此书也以多种译名呈现给读者。兹此, 笔者将以时间为主线, 对此书不同译名进行梳理, 以期呈现译名流变历程。
1.1902年之前
光绪二年 (1876年) , 驻英大使郭嵩焘抵达英国, 开始外交活动。他与日本官员讨论“查考英国税课当看何书”时, 得知“一种曰阿达格斯密斯 (Adam Smith, 亚当·斯密) , 一种曰长斯觉尔密罗 (John Stuart Mill, 约翰·穆勒) ”。随行的副使刘锡鸿也在笔记中提及此事:“正使叩以查考英之税课当看何书, 并以书名《威罗士疴弗呢顺士》者为答。威罗士者, 丰也;疴弗呢顺士者, 国也, 书言丰裕其国之道, 故名。此书系挨登思蔑士所著, 难于翻译, 非习英文者不能翻译。”[3]光绪六年 (1880年) 由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 (W.A.P. Martin) 口译、京师同文馆汪凤藻笔述的《富国策》一书中写道, “富国策所论述者, 乃生财、用财、货殖、交易之道。昔斯密氏首创是学, 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4]。光绪十二年 (1886年)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 (Joseph Edkins) 在《富国养民策》首篇导论中提及, “英人亚当·斯密所著有《富国探原书》, 英国斯时兴盛, 多由于研求其生财之学术制之也”[5]。光绪二十年 (1894年) , 《万国公报》上连载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T. Richard) 口译、蔡尔康笔录的《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 次年全书出版, 改名为《泰西新史揽要》。书中多处提到亚当·斯密及其著作。其中卷六上《英除积弊一》说:“一千七百七十六年, 英国苏格兰省之戛斯哥海口, 有掌教大书院山长 (院长) 姓师米德名雅堂者, 特创一书, 名曰《富国策》, 家弦户诵, 名震一时。”[6]1896年10月至1901年1月, 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The Wealth of Nations。1899年, 严复初拟译名《计学》, 但1901年整部译著完成之时, 严复将其定名为《原富》, 并在《译事例言》中有这样一段说明:“从斯密氏之所自名也……云《原富》者, 所以查究财利之性情, 贫富之因果, 著国财所由出云尔。”[7]“原富”一名得到了翻译界和经济学界学人的客观评价, 认为这一译名言简义丰、炼字精湛, 最大限度地呈现了汉字所能够承载的信息量, 但此译使用的是文言文, 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 更因简译, 从而无法涵盖英文书名蕴含的全部意义, 特别是nation一词所要传达的意义。这一时期的译名由音译始, 用语简洁, 采用文言文体, 以直译和简译为主要翻译方法, nation一词皆被理解为国家。
2.1902—1978年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 许多学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批判古典经济学, 并对古典经济学著作进行翻译。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观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源头之一, 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 1931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郭大力和王亚南对亚当·斯密一书进行翻译, 首次定名为《国富论》。但1972年的修订版将书名改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并在译序中写道“原名应直译为《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8]。自1931年郭、王译本发表开始, 直到20世纪70年代, 该译本成了近半个世纪大陆最权威、最流行的译本, “国富论”这一译名也约定俗成而沿用至今。
3.1978—2017年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从提出发展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斯密热”被重新掀起, 促使《国富论》再次流行。1978年以后发行的中译版《国富论》近40种, 包括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杨敬年版、新世界出版社的谢祖钧版、华夏出版社的唐日松版、人民日报出版社的胡长明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格拉斯哥版等。在众多的译本中, 多以《国富论》为名, 但也有几个译本与之不同, 如谢祖钧译《国富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 焦妹译《论国民与国家的财富》。抛弃旧译名而用新译, 足以表明后来译者对先前译名的不同观点。
从书名的流变历程可看出, 译名经历了由最初的音译、简译、直译甚至到含有译者不同理解的意译。经过百年来的译介沉淀, 亚当·斯密著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终以《国富论》流行开来, 但这一译名却在翻译学界与经济学界引起了若干纷争。
二 译名论争
书名通常是全书主题、思想的概括, 书名的变化表达的是截然不同的主题与思想。虽然《国富论》一名已被广泛使用, 但笔者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 却发现《国富论》一书始终存在译名论争。也有译者在书名之后添加注解, 表达自己对译名之争的见解。如樊冰在书名注解中写道:“国进民退, 意识之争, 抑或利益作祟?”[9]现将学界对此译名的论争进行梳理归纳。
针对《国富论》译名问题, 不同学人从不同角度切入思考并对其产生怀疑。有学人从“国家”“国民”及nation的语词意义角度提出了争辩, 如苏文洋在《北京日报》刊文质疑道:“我一直怀疑我国的学者在翻译亚当·斯密著作时, 书名简称为《国富论》是一个翻译错误。华夏出版社的最新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中南大学出版社的翻译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全称出现两个名称, 一是‘国民’, 一是‘国家’, 这在中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二者难道在英文中是一个概念一个词组吗?‘国民’错了, 还是‘国家’错了。”[10]《国富论》译者谢祖钧在文中探讨了对“国民财富”的质疑, 并从nations词汇意义角度、全书内容角度分析得出自己的见解, 认为“国民财富”是欠妥的, 是不够确切的, The Wealth of Nations应当翻译成“国家财富”[1]。 包天宇、曹斌对谢祖钧提出的观点进行一一反驳, 认为“国民财富”不可改作“国家财富”[2]。罗东在《新京报》刊文道“政府的税收, 也是‘国富’的组成。斯密所用的英文是‘nations’, 泛指一定疆域范围内的政治共同体。王亚南等中国翻译者将全名中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而‘国民’在汉语里往往指的是全国人口或单个的人, ‘国富’就变成了全民收入的累加, 却排除了政府的税收。国富与民富或民裕的重要关系或可能因此被淡化”[11]。与此同时, 还有学人从个人对《国富论》思想解读角度表述了自己的观点, 如肖仲华在文中谈到“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中国人习惯将其简译为《国富论》, 从这个简译就可以看出对斯密经济思想的误解和歪曲。如果只看书名, 好像斯密的著作是讲国家如何富强起来的道理, 但这并非原著主旨”[12]。梁小民在《无用才读书》中谈及“译书名通常是直译书名。有些书名太长, 有些不好理解, 或者不适于中国国情, 译者就改换书名。例如,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被当代人改译为‘国富论’, 我认为就甚不妥当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国富’是国家富裕。从全书看, 斯密更为关心的是国民财富而不是国家财富。所以, 以‘国富’为题, 曲解了斯密”[13]。
翻译学者、经济学者对《国富论》译名多有争议, 但从上面的论争可看出, 焦点就是“国家财富”与“国民财富”之争, 而不同的翻译首先呈现不同的概念, 即“国家财富”与“国民财富”的概念界定区分问题, 含糊的甚至是错误的界定将直接关系到对斯密经济思想的理解与把握, 更关系到它在中国的传播、应用与发展。
三 译名辩证
nation若翻译为中文, 在不同的语境下, 可以有国家、国民和民族三种不同的译法。一词多义的现象对译名造成了困惑, 翻译时仅仅局限于词义是不够的。言语者, 思想之代表, 译名是思想的承载体。因此笔者认为, 要确定准确的译名, 不能仅局限于英文书名的词义, 还要回溯到《国富论》的论述逻辑与思想体系中, 尤其是其核心思想主题与其“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目标主张。同时, 也要结合现代经济学话语语境, 对译名“国家财富”与“国民财富”进行概念区分。
1.《国富论》溯源:思想与目标
回溯到斯密创作《国富论》的历史背景, 当时的主流观念是“重商主义” (mercantism) 。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 把金银看作财富的唯一形式, 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 一国财富的多寡取决于其所拥有的金银数量, 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国家为了致富, 必须发展对外贸易, 在对外贸易中遵循多卖少买的原则。重商主义者对财富的看法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对货币资本的渴望, 重商主义称不上是一种理论或制度, 但却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较有系统地讨论如何追求国家财富。
针对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的错误财富观和过时的致富途径, 斯密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斯密认为, “构成一国财富的不是金银, 而是人们能够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它既可以通过国内生产、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的交换而获得”[14]。斯密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 就是在澄清了国家财富的性质后, 再对如何增进国家财富的理论探讨以及对相应的政策主张的论证中层层展开的。
The Wealth of Nations序言前三句话就开宗明义地道出了此书的主题, 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句:“The annual labour of every nation is the fund which originally supplies it with all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es of life which it annually consumes, and which consist always either in the immediate produce of that labour, or in what is purchased with that produce from other nations.”[15]讲述了国家财富的性质, 即人们能够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用现代经济学话语来讲, 相当于界定了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这一总量概念。国内生产总值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 是衡量一国经济规模的总量指标。第二句:“According therefore, as this produce, or what is purchased with it, bears a greater or smaller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are to consume it, the nation will be better or worse supplied with all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iences for which it has occasion.”[15]指出了劳动产品以及用本国劳动产品交换而来的外国产品与消费这些物品的消费者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 决定了一国国民所消费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给状况。用现代经济学话语来讲, 相当于一国财富应采用其成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per capita) 来计算。第三句:“But this proportion must in every nation be regulated by tw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first, by the skill, dexterity, and judgment with which its labour is generally applied; and, secondly, by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are employed in useful labour, and that of those who are not so employed.”[15]指出了一国财富的增加, 主要来源于两条途径: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它主要依赖于分工的深化和市场交换过程的畅通;二是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比例的提高, 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用途的适当。同时还指出了一国财富最重要的是有多少人真正有助于产出。从上面的具体论述我们可看出, 《国富论》引言前三句话明确道出了该书主题, 即国家财富的性质及其增长途径, 同时也体现了“国富藏于民”的国家财富观。
《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其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开篇提到政治经济学的目标:“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ed as a branch of the science of a statesman or legislator, proposes two distinct objects: first, to provide a plentiful revenue or subsistence for the people, or more properly to enable them to provide such a revenue or subsistence for themselves; and secondly, to supply the state or commonwealth with a revenue sufficient for the public services. It proposes to enrich both the people and the sovereign.”[15] (政治经济学被视为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门科学, 它有两个明确的目标:第一, 为人们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活资料, 或者更确切地说, 使人们能为自己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活资料;第二, 为国家提供足以维持公共服务的收入。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回溯斯密所处的时代背景, “富国裕民”这一政治经济学目标有其明确的社会和阶级含义, 实际指的是正在发展和壮大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及代表其根本利益的国家。要实现“富国裕民”的目标, 在斯密看来必须具备“国家财富”, 即供给一国国民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于是, 研究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便成为《国富论》的主题。
综上所述, 对国家财富的理解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其一是国家社会所有的财富;这里的国家社会所有的财富并不是美国学者帕特里夏·沃哈恩 (Patricia H.Werhane) 所认为的国家的财富就等同于个人财富的总和。其二是政府所支配的财富也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 如何使公务得以行之的那方面所需要掌握的财富, 即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所论述的国防、司法、法治及教育等维持所需要的资费[16]。
2. 概念区分:国家财富与国民财富
在现代经济学话语中, “国家财富”与“国民财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1995年, 世界银行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理念, 提出了全新的国家财富概念。国家财富是指生产资产、自然资产、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四种要素的总和, 其核算公式为:国家财富=生产资产+自然资产+人力资源+社会资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和财富。就国民财富而言, 世界银行将其定义为生产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三者总和, 它用调整后的净储蓄 (adjusted net saving, ANS) 来表示, 也被称为真实的储蓄, 其核算公式为:国民财富=国民净储蓄 (net national savings, NNS) +教育支出 (EE) -能源损耗 (ED) -破产损耗 (MD) -森林净损耗 (NFD) -二氧化碳排放损耗 (CO2D) 。从定义可知, 国家财富与国民财富在财富构成分析上存有明显差异, 国家财富含义更广, 并将社会资本纳入其中, 恰好契合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广义的财富观念。
国家财富是维持一个国家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基础和因素, 如何增加国家财富, 是各经济学派无法回避的问题。所谓财富观, 指的是人们获取、占有和安排财富的方式及与此相关的权力观念、生产观念、交换观念、分配观念等[17]。国家财富观作为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价值判断, 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和经济增长路径选择都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18]。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 在发展政策与增长路径上都面临选择, 时下经济学者对回归斯密的呼吁及对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机制的关注, 如张维迎“回归亚当·斯密, 告别凯恩斯”;林毅夫“回到亚当·斯密”等, 都是对《国富论》经济思想和财富观的重新审视与运用。通过回溯古典经济学代表作《国富论》的论述主题与思想, 并结合现代经济学话语概念分析, 笔者认为“国家财富”更能精准呈现原作之意, 斯密《国富论》中“国富藏于民”的国家财富观表达的是对人类社会运作机制的全新理解, 首次对国民经济运动过程做了较系统、较明白的论述, 实现了人类对经济的认识由古代经济观向现代经济观的转变。译名作为思想载体, 精准的翻译将有助于思想的合理和有效应用, 《国富论》主题和思想的精准解读将有助于服务于现实的社会实践, 可以为全面深化改革, 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参照。
四 结 语
术语翻译是社会科学文献翻译的重点及难点所在, 力求约定性和理据性。译名是思想的载体, 《国富论》严谨准确的译名, 关系到对斯密经济思想的解读及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应用。财富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财富、怎样看待财富, 以及如何创造、分配、消费财富的一系列观点;不管是财富还是财富观都属于历史性范畴, 在不同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19]。斯密在《国富论》逻辑体系中, 以劳动分工作为切入点论述了“国富藏于民”的国家财富观, 是对传统重商主义财富观的颠覆。如何准确地用汉语翻译西方的知识体系, 对译者而言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翻译的过程亦是理解创造的过程, 社会科学翻译工作者应在把握语词基本意义基础上领悟原作总体的历史与思想, 不仅要理解作者本意, 同时也要立足当今学术含义, 结合宏观、微观上下文, 反复推敲, 做到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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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冯婷婷,胡翠娥.《国富论》溯源与内涵分析[J].中国科技术语,2019,21(04):5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