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两种生产理论的形成、存在前提及当代价值(2)

　　二、两种生产理论的存在前提。
　　
　　（一） 自然界是两种生产存在的客观前提。
　　
　　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自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它一方面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在另一方面，也有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生产力水平越低下，人们受制于自然的程度越深重。在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类只能直接从大自然获得维持基本生存的生活资料，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即使生产力水平迅猛发展，用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的原材料依然来自大自然。大自然不仅提供可供加工的原材料，还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空气、水等等。因此，自然的存在是两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的客观前提。
　　
　　（二） “现实的人”是两种生产存在的主观前提。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化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使人懂得了使用和制造工具，有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并通过主观意识指导实践从事生产活动。某种程度上来说，物质资料的生产创造了极大的社会财富，但作为无意识存在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不会自发的进行生产，连接生产资料与商品之间的纽带是“人”.这里的“人”与费尔巴哈抽象的、感性的“人”存在着本质区别，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是现实的、从事一定社会实践的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为人类生产提供了可供加工的原材料，人类通过自身的智慧与实践，推动社会发展并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这种强大的生产力一方面改变了自然的面貌，将自然打上了人的烙印，另一方面扩大的社会生产需要比例适当的劳动力才能满足需求，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人的生产繁衍。因此，无论是作为现实基础的物质资料生产，还是制约社会发展的“人的生产”,都离不开人的主体价值的实现。
　　
　　（三） 劳动是两种生产主客观前提联接的纽带。
　　
　　作为两种生产客观前提的自然界只是遵循着自身规律不断发展、变化，但不能自发地创造适应于人的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与此同时，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主观前提的人离开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凭借精神的想象与意念的控制也无法创造任何可供人生存的生活资料。因此，人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实践为媒介实现自然界的对象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从而创造出生活与生产资料；与此同时，人受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无法规避生老病死，尤其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自然灾害的爆发会给人口总量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当作为生产的主体数量不足、无法生产足够的生活资料以供消耗时，出于维持家庭存在的需要，必须进行“人的生产”,即繁衍。创造的物质资料通过劳动来实现，劳动实现的物质资料又供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维持自身生命的发展与繁衍，因此，劳动是两种生产主客观前提连接的纽带，也是关键一环。
　　
　　三、两种生产理论的当代启示。
　　
　　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支配作用决定了我们必须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人的繁衍生息作为两种生产的重要环节必然要求人口数量的增加通过对两种生产存在前提的分析，应该充分意识到，在当代社会，两种生产的发展要求应该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一） 生产的发展不能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
　　
　　自然与人的存在作为两种生产得以进行的前提暗含着环境保护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生产力水平突飞猛进，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许多无法消弭的破坏性影响。恩格斯曾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正如恩格斯所言，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水资源、森林资源等，最终还是作用于将大自然作为赖以生存基础的人自身，这种原本供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成了危害健康乃至生命的“毒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关于“人”的存在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作为“现实的人”不是活在人们的思维与想象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作为现实主体的人在生产自己的生命与生产他人生命之时，作为其生活要素的空气、水、食材等缺一不可。一味追求生产速度与物质财富的积累，实际上违背了两种生产理论的初衷，在当今社会，只有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保护生态环境，才能为两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二） 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人口生产”的隐性内涵。
　　
　　我国不是老龄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但在 2014年老龄人口数量就已突破 2 亿，并呈现持续增长趋势，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这一老龄化趋势意味着从事社会生产的劳动力将大幅减少，严重制约了社会发展的速度，使生产发展后劲不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两种生产理论时将“人的生产”表述为繁衍，人口数量的增加是其显性内涵，与此同时，其隐性内涵却表现在人口素质的提高以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到了信息化时代，从事社会生产的人必然是具备劳动能力的人，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劳动能力必然面临着新的挑战，不再局限于进行单纯的体力劳动，具备高素质与丰富管理经验的现代劳动者需求正不断攀升。基于此，我国的人口政策根据现实情况实事求是地做出了调整，从最初的“单独一孩”发展到“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无疑有利于增加未来劳动力的可能数量，但若要实现“可能数量”的全面转化，必须重视劳动者道德与素质教育、释放潜力、培养全方位能力突出的高素质人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可持续性，使发展充满活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电子信息技术与日常生产的高度结合，社会竞争日益演变成科学技术的竞争，谁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能在物质资料生产中占领市场主动权。恩格斯曾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但这种需要最终需要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发展才能实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技术的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人的主体价值的发挥，因此，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强弱直接关系着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关系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程度，也关系着生态环保意识的认知程度。因此，如何实现生产主体的价值实现，提升主体的教育水平，对于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执行，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和谐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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