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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吉林省乡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成因研究
【引言 第一章】收入分配文献综述
【第二章】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三章】吉林省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关联因素分析
【第四章】农村收入分配政策即期效应的微观模拟
【结论/参考文献】农村居民收入中公共政策的作用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引 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 9 亿，约占全国人口的 70%.我国政府一直把“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之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分配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经济学界和社会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现有的一些研究工作表明，我国农村收入分配领域还存在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农村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不断扩大，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在不断加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因此，有效地解决农村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是保证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经济理论认为，通过实施相应的公共政策（如税收政策和社会保证制度）能够有效地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然而，公共政策的设计和评价需要经济模型的支持。对于收入分配状况的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评价国外一般采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和微观模拟方法。由于微观数据的匮乏，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和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公共政策的定量评价等起步较晚，现有的一些研究大多是定性的，迫切需要定量模型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回顾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依据吉林省农村居民微观数据，应用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不平等分解方法--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分析吉林省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并利用 Fields 和 Yoo（2000）方法对收入不平等变化成因进行分解分析。为了分析公共政策改革的即期效应，本文应用微观模拟方法对我国现行的一些农业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进行模拟，进而评价了政策的作用效果。本文的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第三部分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及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第四部分对公共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模拟实验研究，最后给出论文的研究结论。
第 1 章 文献综述
1.1 我国收入分配状况
收入分配是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的中心论题之一。收入分配问题涉及一个复杂的经济学研究体系，它遍及多个研究领域，比如说社会福利、经济增长、公共政策和收入不平等等，在 Lambert（2001）的着作中对这个体系做了详细的论述。
国内外众多学者例如徐连仲（1997）、万广华（1998）、李实（1999）、赵人伟（2001）、Rozelle（1996）、Chen 和 Fleishe（r1996）、Hussain 和 Lanjouw 等（1994）与 Knight 和 Song（1993）等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区域间居民收入的差异作过细致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均证实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的事实。
一些学者认为，收入分配在形式上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实质又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李实等，1998）。但是，在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学者发现收入分配及其变动更多地体现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李实和赵人伟（1999）指出由于企业内部分配体制的改革而直接引起了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上升，即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变动的直接因素是制度变化，间接因素是经济发展，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上，而且万广华描述了自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现在，中国各个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不断的加剧和扩大（万广华，2005），这种势头的持续发展必然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对于贫困的缓解和消除起到了阻碍作用，甚至造成负面效应，影响了社会稳定（Wan,Lu and Chen,2006）。虽然在收入分配领域，已有大量的研究人员给出了定量或定性的分析，但我国收入分配领域还存在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我国农村分配制度还不太完善，而且探讨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文献也不是很多。随着中国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有不断恶化的趋势。正如前人的研究所表明的，中国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有相当大的一部分--50%或者更多--来自于城乡收入差距，剩下的则是由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所构成的（万广华，2008）。
1.2 收入不平等计量方法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开始，经济学家就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来探讨分解不平等的问题。通过对收入不平等的分解分析，有助于了解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可以通过相关政策来调节有关影响因素，进而来调节收入不平等状况。收入不平等分解分为可分为不平等水平的分解和不平等变化的分解。
传统的不平等水平分解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传统的分解方法是不平等水平的要素分解。Rao（1969）、Fei 等（1978）、Fields（1979）、Layard 和 Zabalza（1979）、Pyatt 等（1980）及 Shorrocks（1982）主要分析某一收入要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按要素分解收入不平等要求收入来源的完备信息，并且能够将总的收入表示为各个要素收入的总和，即这种方法要求数据是可加的。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不能用来量化收入不平等的基本决定因素的作用。
第二种传统的分解方法是把总体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分解为子样本之间和子样本内部的不平等。Bourguignon（1979）、Shorrocks（1980）、Cowell（1980）、Blackorby 等（1981）和 Shorrocks（1984）研究了关于收入不平等适用的分解原则和收入不平等度量指标的选择。该方法将总体样本抽样成离散范畴（如按照年龄、性别、教育或者种族划分子群体），然后将总体收入不平等分解成组内不平等贡献和组间不平等贡献两部分。这种方法可以成为有效的描述性工具，但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只适合于离散型变量。某个特定因素的贡献不能以直观并且有意义的方式阐述出来，而且分解结果取决于划分的组数的多少，一般来说，组间不平等贡献会随着分组个数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子样本之间的差异往往不仅仅是由用来分组的范畴变量所决定的，因此必须控制住其他因素来识别、衡量某一特定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是这种分解方法缺乏对内生性变量的控制，简单地将组间不平等贡献归于范畴变量，使其成为纯粹的描述性方法。另外一个问题是对所使用的收入不平等的度量指标加入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只有某些特定的指标才能对需要诠释的总体不平等程度做出贡献。
尽管传统的分解方法使用很广泛，但是这些方法仍然存在上述一些缺点。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分解收入不平等。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这种方法能够量化各个回归自变量对因变量不平等程度的贡献。Oaxaca（1973）与 Blinder（1973）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们主要分析的是两个群体（如男女职工）之间平均收入的差别，提出了分解收入均值的组间差异的方法。Juhn、Murphy 和 Pierce（1993）扩展了这一方法，使得对组间差异的分解可以建立在两个群体收入变量整个分布上。
Bourguignon、Fournier 和 Gurgrand（2001）放松了 Juhn、Murphy 和 Pierce（1993）的线性收入函数的限制。这些学者们都致力于解释有明显收入差别的群体间（如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分配差异，并没有量化特定因素对总的不平等的贡献水平。DiNardo、Fortin 和 Lemiux（1996）的半参数方法以及 Deaton（1997）的非参数方法，尽可能少的施加结构限制，主要根据密度函数去描述和比较收入的总体分布。然而，研究者往往认为有必要强加更多的结构限制，来得到显着的决定性结论。Cancian 和 Reed（1998）提出几个反设事实（counterfactuals）的参照收入分配，并且利用 1979 年和 1989 年美国数据来举例说明妇女的收入水平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因为在缺少它们的收入分配中不平等程度升高。
Shorrocks（1999）提供出一个解决总体分解的一般性法则，并且和目前的一些具体方法应用的结果做出比较。就广义而言，提出的解决办法考虑到对总体不平等的边际效应--按照一定的顺序消除每个贡献因素，然后把在所有可能的消除顺序中得到的边际贡献的均值分配给各个因素。这种方法产生了可以加总的贡献。
Fields 和 Yoo（2000）从韩国的职业工资调查局得到的数据中，使用一个新发展的回归分解方法来研究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各个因素所做出的贡献。研究发现职务任期、性别、受教育年限和职业等因素可以用来解释收入不平等的水平，而受教育的年限、工作部门、职业和潜在的经验等因素可以用来解释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变化。
Morduch 和 Sicular（2002）研究常见的分解方法的潜在性质，并提出一个以回归分析为基础的不平等分解方法，能够对一系列不平等指标应用的一般途径。文章运用常规技术估计了参数性的收入决定函数，并以此函数为基础分解因变量的不平等程度。
Wan（2004）根据 Shorrocks（1999）提出的夏普里值理论，借助 Cancian和 Reed（1998）、Jenkins（1995）及 Blackorby 等（1981）的分解方法，提出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步骤。这个不平等分解框架可以运用到任何一个不平等度量指标，对于回归模型没有任何限制，文章对中国农村地区间不平等的来源进行分解。Wan 和 Zhou（2005）利用中国农户数据，在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框架下研究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因素。研究表明地理因素是占支配地位的要素，但是它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解释作用在减弱。物质资本投入成为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农业结构比人力等其它投入对于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贡献解释程度更加重要。
关于收入不平等变化分解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万广华（1998）利用 1984 至 1996 年全国各省市的收入数据，通过一个研究基尼系数变化的方法来对区域间的收入差异变化进行因素分解，发现了中国农村区域间收入差异的上升趋势，而且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Podder（2001）这个方法基于收入来源基尼系数的分解。通过采用依据收入来源的变化来分析经济不平等暂时变化的方法，来研究 1975 年到 1994 年澳大利亚私人收入来源的变化以及它们对收入分布的影响。通过对收入来源基尼的分解，可以得到总的收入的不平等是相对份额的变化加上来源本身不平等的变化。
1.3 微观模拟方法
微观模拟模型（Micro-Simulation Model）的概念首先是由美国耶鲁大学Orcutt 教授在 1957 年提出的，并且在 1961 年与其他人合作完成了这个模型，实现了微观-宏观的自然连接。微观模拟是指以个人、家庭或企业等微观个体作为描述和处理的对象，应用计算机模拟现实经济系统的过程（万相昱，2008）。当今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微观数据资源的可得性使得微观模拟模型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种模型主要用来帮助有关政府决策部门制定和修改社会公共政策条款，目前已经成为西方大多数国家分析、制定和评价公共经济政策的有效工具。例如现在大量的微观模拟模型已成为设计和评价税收与转移支付、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等一些公共政策效应必不可少的分析技术和工具，大大提高了政策决策可行性研究的水平以及政府相关决策研究的科学性（温海滢，2008）。
传统的模型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现象的，大多数采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为了避免复杂性和不可计算性，过多的简化带来了无法克服的缺陷，无法与个体行为相联系，造成宏观经济分析缺少微观基础。微观模拟模型相对于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说，具有很多重要的优势特征：（1）多层次；（2）多进程；（3）非线性；（4）动态的；（5）可控制；（6）高效、低成本；（7）更贴近现实，分析和预测更合理（详细论述参见（万相昱，2008））。
大量的微观模拟模型在早期研究阶段就已经被具体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实证研究中。1960 年，美国政府增加了大量的社会福利性支出来解决居民的贫困问题，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负担的不断加重。为了更好的把握财政政策所能带来的效益的大小，人们开始寻求新的数量分析模型。就在此时 Orcutt 的模型被采纳进来，因此，美国第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微观模拟模型 RIM（Reform in IncomeMaintenance）于 60 年代中期进入开发与应用阶段，用来分析个人所得税和所得再分配福利效应及政策改革的模拟研究（温海滢，2008）。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出现的还有 Brookings 模型、1967 年的瑞典模型、1968年加拿大的 T1 模型和 1969/1970 年的挪威模型等等。这些模型也被应用于个人所得税政策的研究中。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微观模拟模型继续向多维的纵深领域发展（万相昱，2008）。例如，美国通过对 TRM 模型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广泛应用于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评价的 TRM2 模型，用来分析人口和劳动供给行为的微观模拟模型 DYNASM,用来分析提供退休收入政策的 PRISM 和 DYNASIM2 等动态模型（Citro and Hanushek,1991）。Eason（1996）将微观模拟与经济计量或投入产出相结合，分析了英国在过去十五年税收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和财政效应。
由剑桥大学研制的 POLMOD 模型不断完善，主要用于分析收入再分配政策之间的关联效应和综合效应，为英国的税收和福利政策的微观和宏观效应及政策改革提出了颇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在 POLMOD 模型的基础上，Mitton 和 Sutherland于 1999 年开发的 EUROMOD 模型已被法英等国家的政府部门所采用，用来分析税收政策和福利政策改革对个人收入和家庭福利的影响。加拿大的 SPSD/M（Social Policy Simulation Database and Model,1985）模型主要被用于税制改革、养老金项目和家庭补助等改革项目，为加拿大的公共政策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Morrison（2000）研制了 DYNACAN（加拿大退休金计划的微观模拟）模型，Gupta（2000）采用微观模拟方法对加拿大销售税和增值税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其优势在于把微观模拟和生产理论中的投入产出方法结合在一起共同分析了此项收入分配政策的效应。Nelissen（1995）介绍了劳动力市场模块、收入形成模块以及 NEDYMAS 动态横截面微观模拟模型的社会保障和税收模块。应用该模型，有可能模拟（未来）社会保障福利和贡献。比较实际的数字表明，该模型很好的重构了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福利和贡献这个领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构建了一个用来分析荷兰的养老金平滑利率模式的选择对荷兰个人和社会政策不同效应的微观模拟模型）。Palme（1996）依据 1991 年瑞士实施的税改措施，比较了税改前后以及转移体系纵向和横向的公平性。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一个税前和税后（或转移支付前或转移支付后）收入分配广义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Kakwani,1984）。Falkingham（1996）针对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社会保障系统，采用动态微观模拟模型，结论得出对于终身收入再分配的净效应来说，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系统要优于英国。Delipalla 等（2000）对希腊税收扣除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模拟和分析。
进入新世纪，微观模拟进入不断完善创新的高速发展时期，现实社会的发展状况对微观模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更高的技术保障。微观数据可获性的提高和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微观模拟技术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Caesar、Cororaton 和 Cockburn（2007）使用 CGE 微观模拟模型分析1994 年至 2000 年期间的关税削减所带来的对贫困程度的影响。Arntz、Boeters、Gürtzgen 和 Schubert（2008）研制了一个微观-AGE 模型，模型结合了劳动力市场 AGE 模型 PACE-L,用来分析削减社会援助最低收入和降低转移撤出率以鼓励在家的工资分配中劳动人口的参与，像比较局部和总体均衡变量那样比较了分类和总汇模型的版本。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国际学术界先后召开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如 1993 年的澳大利亚会议、1997 年的缅因州（美国）会议、1998 年剑桥（英国）和 2003年澳大利亚的专题学术讨论会，表明应用微观模拟方法分析公共政策的作用效果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相对于微观模拟技术在国外公共政策改革中的成功应用，我国的微观模拟模型的研制和应用则比较晚，我们可以汲取和借鉴国外的新方法来分析我国的公共经济政策。郭绍禧于 1986 年将微观模拟首次引入我国。1990 年，李善同介绍了微观分析模拟模型的概念和解法，比较了静态和动态模型。最后给出了微观模拟模型的特点、可能的用途及局限性。1999 年高嘉陵以烟台市为例，研制了一个动态微观模拟模型用来分析当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2005 年，张世伟等应用长春市的微观数据将动态微观模拟模型应用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案中，指出两种新的养老保险政策--提高养老金筹集比率和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养老金收支，减轻财政支付压力，而且适当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可能是是我国养老保险的最佳政策选择。2006 年，张世伟和万相昱等在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分析中，采用长春市的微观数据，应用静态微观模拟模型对收入进行调整、时化、更新微观个体的收入状态，通过对微观个体收入状态的统计估算税收制度的作用效果，该模型较好的量化了 2006 年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万相昱（2008）研制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微观模拟模型（CNSM），用于对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进行评价，对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