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准确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善于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科举制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标杆，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恒久的价值。
西方不少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是继“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又一伟大发明。武科举则是中国选官制度的又一创新，作为专门选拔军事人才的重要举措为古代科举制度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武举制度改善了“重文轻武”的社会思潮，营造了尚武崇侠、文武并举的社会风气，对武术运动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武举制确立，武状元应运而生。凭武举制独占鳌头的武状元是武举制度的见证者和受益者。武状元作为武术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桥梁，为我国制度文明的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为我们研究武术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武状元的研究可以将武举制度中的经验和教训服务于当今武术发展的需要。
2 文科武举双飞翼，不拘一格降人才--武举制
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备”.韦肇曰“有武备者，国之嘉谟；习武事者，人之令图”[1].历朝历代都将“武备”视为国之根本。唐代的统治者都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关陇集团的势力是靠武力得来，军功成为这个集团成员仕进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其成员普遍崇尚武艺”[2],也深知军队和武备在维护政权稳定中的重要性，因而非常重视军事力量的提升和军事人才的选拔。“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3],从公元618 年到公元 907 年，强盛繁荣的唐王朝经历了290 年的浩荡岁月，这期间有外族侵扰、内部抗争，藩镇割据、外戚篡权等不安定因素影响着大唐帝国的安危，“武备”在维护唐王朝的安定和繁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十分重视武术人才的选拔。
人们很容易误认为武举制是“以武取仕”的开端。殊不知在武举制之前，以武取仕就已经存在，只是以制科的形式存在。所谓“制科”,即“由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临时设置，并亲自主持考试的选仕科目”[4].统治者会结合当年国家的军事需要设立不同的制举科目。据统计，当时的制举科目高达一百余种，其中跟军事有关且较为固定的有“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知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武足安边”等。据史料记载，唐代制举始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盛于唐玄宗开元年间 （713-741） 及唐德宗贞元年间 （785-805）。
由于制举在选拔方法和考试内容等方面存在很多漏洞，武举制应运而生。武举制的设立，把军事将帅的选拔纳入常科的轨道，与当时流行的进士、明经等科处于同等地位，使得“以武取仕”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从而保障了唐代军事人才的层出不穷和战争的需要。
杜佑在《通典》中记载，武举制是在长安二年由武则天创立的。武则天创立武举制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武举制度的影响也是多元化的。“武举制不仅在科举史上占一席之地，而且也超出了科举史本身，也是军事史、武术史、教育史的组成部分之一”[5].对于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促进军事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封建统治者一方面“以文教佐天下”,另一方面“以武功戡祸乱”,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武举制度改善了“重文轻武”的社会思潮，营造了尚武崇侠的社会风气，尤其是唐代名将郭子仪以武举及第后“累以武艺登科为诸军使”,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武士”的社会地位，对武术运动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武举制度设立之前，士人们埋头攻坚，以求腾达之路。武举制度设立之后，勇士们闭门苦练，另辟高就之途，一文一武、文武并行的人才选拔标准使得国家的科举选拔制度更加稳定和健全。所以无论是唐代的典章还是地方省、府志大都无一例外地对武举制做了相关记载。
3 一鸣从此时，相望青云端--武状元
武状元是对在武举考试进行到殿试后，“皇帝对贡士中选定的一甲第一名赐予的称谓”[6].武状元作为武举考试的精英受到大家的青睐，人们习惯用“一跃龙门”、“独占鳌头”、“文韬武略”等来形容武举考试取得佳绩的佼佼者。武状元通过国家的统一考试，朝廷授予相应的官职、身份和地位。《儒林公议》卷上记载 ,“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陈耀清在《中国宜中武功论》中记载，“且夫同一状元也，文则名震四海，荣耀一时，朝野皆企其才华，妇女皆仰其风采”.作为引领社会思潮的许多诗人也通过诗词尽情表达对习武之人的崇敬。李白在《行行且游猎篇》中说到：“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杨炯在《从军行》中讲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但是封建社会由于“重文轻武”的社会观念根深蒂固，即便在授官封爵之时倍受众人爱戴，但是倘若功绩平平也很难委以重任，载入史册。
再加上武状元考取功名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带兵上阵，面对频繁、残酷的战事，大多数只能献身边远地区。倘若荣归故里，载誉而归，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4 唐代山西武状元地域分布特点及规律
4.1 唐代中国武状元籍贯分布特点分析由于武状元的记载较少，在研究中，除参阅正史外，还借助了山西地方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着作主要有：王鸿鹏等编着的《中国历代武状元》、车吉心编着的《中国状元全传》、许友根编着的《武举制度史略》。文献主要有：张琴等的《清代武状元分布与我国区域体育文化差异》、胡兴君的《历史上的武状元》、王凯贤的《中国历史上的武状元》、萧源锦的《中国历科文武状元和“三元”究竟有多少》。
唐代中国武状元的籍贯详情如表 1 所示。表1 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唐代（618-907）全国共有41 名武状元，其中山西籍 11 名，占了全国武状元人数的 27%,位于全国第一。由此可以看出山西省在唐代时期的武举科考水平。
武状元是从众多武举子里选拔出来的武术精英人才，唐代山西武状元是唐代山西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唐代山西武术发展状况的里程碑与评估标准。唐代中国总共有 41人获得过武状元，其中山西籍 11 人，占到总人数的 27%,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见，在我国唐代时期，山西地域武术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