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为了研究1924-2002年冬季奥运会对不同地区主办城市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文章主要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 基于洛桑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档案, 对所有以前的冬季奥运会基础设施影响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比较分析。确定了举办冬季奥运会在改变基础设施影响上的四个阶段:很小的基础设施转型 (1924-1932年) ;新兴的基础设施需求 (1936-1960年) ;区域发展的工具 (1964-1980年) ;大规模的转型 (1984-2002年) 。认为冬奥会对于主办城市转型发展, 挑战和机遇并存。建议主办城市需要为与奥林匹克有关的发展的所有方面认真制定综合和现实的战略。
关键词： 冬奥会; 环境; 影响; 基础设施; 政策工具; 转型;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1924-2002 Winter Olympic Games o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host ci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Based on the archives of Lausanne Olympic Research Center,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frastructure impact of all previous Winter Olympic Games.Four stages of infrastructure change were identified for hosting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minimal infrastructure transformations (1924-1932) ;emerging infrastructure demands (1936-1960) ;tool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1964-1980) ;and large-scale transformation (1984-2002)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have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ost cities.It is suggested that host cities should carefully formulate comprehensive and realistic strategies for all aspects of Olympic-related development.
Keyword： Winter Olympic Games; environment; impact; infrastructure; policy tools; transformations;
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活动”, 因为能为主办城市吸引外来投资, 促进旅游和塑造新形象, 进而增进再发展的能力, 所以逐渐成为城市和区域更新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本文作为夏季奥运会城市效应研究的补充, 转而专注于1924—2002年主办的冬季奥运会的基础设施遗产。讨论集中在城市间日益激烈地竞争冬奥会主办权, 并确定了举办冬季奥运会在改变基础设施影响上的四个阶段。作为城市和区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冬奥会对于主办城市转型发展, 既有重大的风险, 又有明显的机会。
1、 引言
在去工业化、经济转型和全球化时期, 提升“城市奇观”或“大型活动”已成为一个关键战略, 城市证明用这样的重大项目促进城市更新和再生的合理性, 宣传城市的地位和个性, 从而吸引新的外来投资和促进经济现代化[1]。奥运会, 特别是夏季奥运会, 因为其越来越大的规模和从电视转播权获得可观收入的能力, 已经引发了主办城市广泛的转型[2]。事实上, 主办奥运会的费用是如此之高, 以至于主办城市往往只有将其作为一个主要的再生和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 才能证明其支出的正当性[3], 然而这种形式的城市更新政策的确切有效性, 是有争议和难以衡量的。迄今为止, 大部分的研究重点一直在夏季奥运会上, 几乎没有尝试建立一个冬季奥运会影响的综合学术知识体系[4]。虽然有一些单项冬季运动会的研究, 但是还没有冬奥会全面和更广泛的回顾或分析。
文章的主要目的是研究1924—2002年冬季奥运会对不同地区主办城市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资料主要来源于洛桑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档案馆, 包括主办委员会的官方报告和有关赛事组织的文件。官方报告包括了奥运会相关的主要物质 (环境) 发展的事实记录。国际奥委会需要这些材料:首先, 在奥运会闭幕的两年内需要一个详实和完整的打印报告, 第二, 作为未来奥运会组织者的指导[5]。当然, 文件是从组织者的角度写的, 但可以通过将其结合到其他更独立的报道和评论中去理解。除了官方报告外, 保留在洛桑的档案还都是中肯的。然而, 这些卷宗主要包括组织奥运会的一般投资, 而不包括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国际奥委会对一些文件有30年禁止接触 (的规定) , 特别是有关招标过程, 甚至是更一般的禁止。在使用这些资源时, 本文的目的不是对奥运会作一个完整的成本效益分析, 而主要聚焦于它们在建成和自然环境转型和现代化中的角色, 以及它们在城市政策中的作用。
2、 城市政策中的奇观
大型活动, 如奥运会, 一直意味着对主办中心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响, 提供新的投资和旅游机会。随着奥运会规模和形象的增长, 这些影响变得更加重要。全球经济在大幅转型, 特别是从工业城市到后工业城市的转型, 更强调了大型活动作为城市实质性转型的催化剂作用。全球化, 去工业化和放松管制使城市较少依赖于基于生产制造的经济、地方投资和公共部门的干预。相反, 为了应对基于消费的经济, 更多的重点必须放在服务业和旅游业[6]。在生产的后福特主义模式和全球资本的流动中, 获得新的外来投资的竞争异常激烈 (见图1) 。
图1 后工业城市大型活动开始成为公共政策的工具
Fig.1The emergence of mega-events as a t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public policy in the post-industrial city
地方政府往往采用“阿谀奉承”的方式, 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源, 鼓励和支持潜在的外来投资[7]。地方政府的性质从官僚和层级制的决策形式, 转向反应灵敏的,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和生意导向的方式[8]。因此, 重大的发展往往会发生得非常迅速, 但是不完整的评估会允许长期可能对经济、社会或环境不利影响的项目上马。来自当地社区的潜在反对可能会减弱, 或转变为积极表达支持和共识, 依赖于当地增长联盟采取的措施使投资合法[9]。在这种情况下, 大型活动已成为在城市政策中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作为改善环境、创造一个“奇观”以吸引全球投资、促进快速发展和通过地方营销提升新的形象的一种手段[10]。奥运会是现代社会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壮观的公共文化事件之一[11]。夏季奥运会经常被视为这种类型的奇观真实和最珍贵的榜样[12]。从小规模起步, 奥运会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复兴的催化剂,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奥运会不仅加强新体育设施建设, 而且更广泛地投资旅游、交通基础设施 (包括公共服务) 、酒店住宿、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2]。毫无疑问, 自1992年以来, 主办奥运会的竞争大大加剧[3]。即使申办不成功, 也可以刺激潜在主办城市基础设施和其他方面的改善[15]。例如, 开普敦申办2004奥运会, (虽然未成功) 但扩大了由事件引起的包括人类发展和社会平等在内的预期的城市转型[16]。
然而, 奥运会的遗产可能是积极的, 如促进经济增长, 增加旅游流量、新的交通和文化设施, 改善环境和增强全球声誉;影响也可能是消极的, 例如造成投资浪费和巨大的债务负担。其他问题包括通货膨胀和住房高档化, 从而加剧了社会的缺点、排外主义和吸引负面宣传[17]。根据定义, 奥运会是一个精英体育赛事, 需要大量的公共开支, 以支持选定的运动员, 并建造主要为精英体育竞赛和培训的设施[7]。迄今为止, 这类问题主要是在夏季奥运会的背景下研究的。本文考虑在多大程度上, 冬季奥运会对主办地产生了类似的机会和问题。在冬季奥运会中, “城市”一词指的是相当小和孤立的定居点的建成环境, “区域”指受影响更广泛的地理区域, 超出了主办中心本身。
3 、冬季奥运会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由男爵皮埃尔·顾拜旦 (1863—1937) 在1896年恢复, 以表达他的体育锻炼是均衡教育的基础观点, 并且组织体育是国际团结和社会公平的一个中介的理论。他确立了一项原则, 那就是体育比赛应该每四年在不同的地点举办, 以在世界各地推广和传播奥林匹克自由、进步和平等的精神[19]。顾拜旦创设了国际奥委会控制奥林匹克运动的举办, 并从12个国家选择了15个成员, 主要是从皇室和贵族的行列, 形成了他的第一届委员会。今天, 奥委会仍然高度排外, 由现有成员选择新成员, 以保持其相对不受民族国家的政治干预, 然而现在有超过100名成员来自超过80个国家。国际奥委会和确定单项体育赛事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 和负责组队参加每一届奥运会的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 一起合作。国际奥委会还负责选择主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和监督主办国奥运组委会为这些赛事提供体育设施和支持基础设施。
冬季运动不包括在最初的奥林匹克概念里。顾拜旦反对将其列入, 部分由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担心对其传统体育节日的不利影响, 如北欧两项滑雪赛事和霍尔门科伦周。然而, 随着冬季运动的普及, 将它们列入奥运会已经大势所趋。花样滑冰被列入1908年伦敦夏季运动会, 滑冰和冰球进入1920年安特卫普夏季运动会。作为19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的一部分, 在主要赛事之前六个月, 法国在夏蒙尼为他们的奥运会举办了一个冬季运动周[20]。冬季赛事被称为“1924国际体育周”, 它是如此得成功, 以至于国际奥委会在1925年修订其宪章, 建立冬季奥运会。夏蒙尼被国际奥委会追认为首届冬奥会。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国家自动被赋予举办冬奥会的机会, 直到1948年英国举办夏季奥运会。从那时起, 不同的国家可以在同一届奥运会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在1986年, 国际奥委会决定从1992年开始每隔两年举办一次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比赛, 而不是在同一年举办这两项赛事。这一变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奥运会的形象和其电视收入[21]。
冬季奥运会, 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同于夏季奥运会的文化产品。在夏季奥运会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候, 冬季运动会的吸引力则较有限, 这与适合该项目的位置限制和高成本的设备有关。这些差异影响奥运会赛事的形象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夏季奥运会的参赛人数大约是冬奥会的五倍, 而且所得的电视收入几乎是冬奥会的两倍。然而, 按比例而言, 两个赛事对主办中心的基础设施需求的差异不大。都需要新建或翻新体育设施, 投资交通运输和住宿等开支, 以促进赛事的顺利运行。夏季奥运会通常是在人口众多的城市举办的, 冬季运动会受高山环境限制, 因此, 通常在较小的城市和偏远地区举办。一些主办地区附近有大城市 (例如, 普莱西德湖靠近纽约) , 这样可以协助筹备资金和组织, 但一般来说, 相对较小的社区愿意主办限制性很大的冬季奥运会。主办冬季奥运会城市的人口从2, 700 (1924年夏蒙尼和1928年圣莫里兹) 到1, 010, 100 (1972年札幌) , 平均为236, 042。相比之下, 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的人口从107, 700 (1896年雅典) 至10, 100, 000 (1988年汉城) , 平均为2, 840, 004人。
冬奥会的投资所带来的遗产问题, 对于那些以较小的社区为基础的人来说, 并不一定有能力筹集、消化和吸收重大的新发展或交通网络。他们也不总是有足够的需求, 使新的投资在长期有利可图。随着人口门槛的降低, 冬季奥运会的投资决策必须认真考虑赛后使用。为了强调这一点, 并认识到这类财务评价在完整性、准确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的数据上是充满了疑虑的。有证据表明, 冬季奥运会举办人均成本远远高于夏季奥运会[22]。
表1 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举办成本的比较 (1984-2002)
*高速铁路网 (新干线) 和高速公路 (8408百万美元) 除外资料来源:Preuss[22]。
4 、冬季奥运会的基础设施需求
冬季运动会的举办给东道主带来了一些挑战。在体育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可能是昂贵的。滑雪场和冰上运动设施有旅游和娱乐功能, 因此通常可用于赛后冬季旅游和社区文娱设施。然而, 一些设施, 如跳台滑雪和雪橇、雪橇赛道, 除国际比赛外用途有限。在这些设施的投资上需要仔细的论证, 以避免创建一个维持代价昂贵的遗产。冬季奥运会的所有东道主都在新的体育场馆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即使是那些以前举办过冬奥会的地方。有三个城市主办过两次冬奥会, 即圣莫里兹 (1928年和1948年) , 普莱西德湖 (1932年和1980年) , 因斯布鲁克 (1964年和1976年) , 但每次都要求新的投资和翻新设施。新项目的引进、设备和技术的进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规格的变化, 通常需要新的设施, 或至少大幅翻新现有设施。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要求可能带来与当地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完全不同的发展前景和议程[16]。
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指导, 表2比较了1932、1980和2002年冬奥会所需要的体育基础设施。1932年冬季奥运会在普莱西德湖举行, 包含三个新的建筑和两个大幅翻新的已有设施。当1980年普莱西德湖再次举办冬季奥运会时, 所有现有的设施都翻新了, 旧的奥林匹克体育场由一个现代化的速度滑冰椭圆形体育场代替。还建了一个奥运村, 赛后用作矫正中心。在盐湖城举行的2002年冬季奥运会上, 共有14个独立的发展项目, 包括一个独立的裁判员村。这些设施的遗产可以通过举办其他赛事活动和促进更广泛的体育参与, 达到积极的经济刺激。但是, 这些遗产也可能是负面的, 如果设施很少使用, 会消耗当地的资源, 这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例如, 为1968年格勒诺布尔奥运会建造的滑雪板场地现在被废弃了, 因为它位置不好, 运营成本太过昂贵[24]。
表2 1932、1980和2002年冬奥会提供的体育设施比较
资料来源:Various[106]。
偏远乡村地区冬季奥运会活动设施的建设和运作, 对该地区的自然和半自然景观具有相当的物理和美学意义。大型结构的安装和化学物质的使用, 如人工冻结的氨, 是奥运会侵入脆弱环境的两个例子。因此, 意识到冬季奥运会的环境影响对于冬奥会的组织具有更中心的议题, 这一点比夏季奥运会还早。
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方根据与国际奥委会签订的合同, 有义务为运动员提供住宿, 通常在奥运村, 也要为“奥运会大家庭” (官员和来访的奥运会贵宾) 提供住宿, 通常在酒店。此外, 必须有足够的住宿提供给国际媒体和观众。这种需求意味着给主办赛事的小社区相当大的压力。这个问题将主办方置于两难选择:要么建立新的住宿, 面临风险巨大的债务和长期利用不足的基础设施;要么使用现有的设施, 这可能导致较差的质量和分布在更广泛的区域 (因此, 交通运输困难突出) 。
成功举办冬季奥运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 通常包括临时和永久投资。许多分隔开的体育场馆和分散的住宿, 意味着许多运动员和观众需要迅速跨越大面积的困难地形。1976年在因斯布鲁克, 有1, 500, 000名观众, 高达40, 000人需要进入狭窄的山谷看滑雪赛事。交通基础设施也必须足够灵活, 以应付不利的条件, 如推迟的事件和突然的天气变化。需要建设永久的机场设施、公路和铁路建设的投资, 创建一个具有必要性的高效率和灵活性的交通基础设施。在有些情况下, 赛事只是提供了一个刺激已经确定的投资, 只是原计划在更长时期建成的项目。道路建设或改善是最常见的投资, 以提高体育设施的可达性, 无论是在山区环境的地区和主要中心本身。因此, 举办冬季奥运会需要大量交通和更广泛的基础设施, 但这并没有抑制城市间申办冬奥会竞争的热情。
5 、冬季奥运会主办中心的选择
招投标过程开始于大约奥运会前的八年, 伴随着国际奥委会通过国家奥委会邀请潜在申办者递交申请。国际奥委会只允许每个国家有一名候选城市, 所以任何潜在的申办者的第一阶段是由相关的国家奥委会批准, 与国家政府的支持。每个被批准的候选城市必须准备并提交一份“标书”, 概述国际奥委会的标准是如何履行的。2002年冬奥会国际奥委会申办手册建议, 递交的标书应包含23个评价的细节标准包括:拟议的组织;目前的状态, 或计划的体育设施;住宿容量, 交通和电信, 对城市和地区的潜在影响;金融方面[25]。国际奥委会还规定了标书的长度和格式。
直到1999年, 国际奥委会成员还被允许视察所有潜在的主办中心以评估计划的设施, 他们的考察支撑自1988年由国际奥委会、国家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评估报告。为了选择2002年冬季奥运会, 在赛事六至七年前, 国际奥委会选拔学院选择了这些访问最后的短名单, 组织了随后的国际奥委会成员秘密的投票。投票轮次逐步消除收到最少的选票申办者, 直到有一个完全多数的城市 (胜出) 。主办城市选定后, 成立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 协助奥运会组委会的规划、建设和实施。主办城市与国际奥委会签订合同, 启动奥运会的组织。
尽管主办城市的选择对奥运会的成功和稳定很重要, 这个系统已经引起争议和疑虑[26]。竞争的激烈促使许多候选城市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款待和礼物, 以打动国际奥委会成员。由于国际奥委会成员不是选举产生的, 不对他们的家乡国家奥委会负责, 并且秘密投票, 他们不可能对他们的投票决定负责[27]。因此, 据称, 一些国际奥委会成员“中饱私囊”, 要求未来的东道主提供物质、政治、商业、教育、健康/性优惠, 以换取支持和投票的承诺[28]。国际奥委会和其他一些人暗示这些指控被夸大了[29]。然而, 国际奥委会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保护投票程序正直性的指导方针包括限制礼品的价值以及限制检查时间为三天, 没有第二次访问。一些评论员声称, 这些规则自引入以来, 曾多次遭到违反[27]。虽然真正的逻辑问题, 可以使刚性遵守困难[29]。
关于冬季奥运会, 有人指控一名国际奥委会成员在1992年奥运会竞赛中视察未获成功的候选城市法伦 (瑞典) 。在其它地方, 为了协助自己早些时候的投标准备工作, 1988年的东道主卡尔加里为每个国际奥委会成员的商业利益和喜好与厌恶准备了档案。它后来与亚特兰大共享这些档案来协助申办1996年夏季奥运会[27]。事实上, 夏季和冬季活动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因为在任何四年期间两者都不能在同一个国家举行。1992年阿尔贝维尔被选为冬奥会东道主, 在选择夏季奥运会之前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投票, 这意味着巴黎被排除在同一届奥运会上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可能性。这一决定增加了奥委会主席家乡巴塞罗那成为夏季主办城市的机会[28]。
这种可疑行为的高潮是在1998年12月出现的严重贿赂指控, 涉及确定盐湖城冬季运动会的地点。盐湖城申办委员会提出第二次申请, 并决心确保这次赛事, 据称他们向国际奥委会成员和成员子女在大学或在美国工作支付假期、医疗费, 以换取选举支持[34]。这些主张是由一个特设的国际奥委会调查委员会调查的。他们的考虑充满了困难。因此, 不同文化对送礼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送礼不恰当,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送礼是一种光荣的传统。国际奥委会还鼓励各城市竞标进入高度竞争的过程, 该过程确立了礼品赠送 (在规则规定的限度内) 几乎作为礼仪问题[28]。国际奥委会调查后, 三名成员辞职, 而国际奥委会决定开除另外七名成员, 对十名成员发出警告, 免除两名成员的责任[34]。
这种“危机”和相关的不利宣传促使国际奥委会的变化, 但他们的全部成效仍有待观察。一个新的道德委员会制定了一套道德原则, 调查了控告和违规行为。国际奥委会还成立了一个2000年委员会, 以审议国际奥委会的组成和作用, 并设计改革方案, 挑选2008年夏季奥运会东道主[37]。其中的建议是国际奥委会不应超过115名成员, 包括奥运会运动员代表 (15人) 、各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 (15人)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 (15人) 和被提名个人 (70人) 。通过额外的报告要求改善国际奥委会的财政透明度。引入“申请城市”的新资格标准, 确保在被视为官方的“候选城市”之前投标报价在技术和财政上的可行性。国家奥委会将共同负责产生申请人或候选城市[38]。在2002年11月, 第114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决定取消奥组委成员访问候选城市[39]。
1999年6月 (盐湖城丑闻后六个月) 举行的2006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投票中, 国际奥委会选择学院审查了六个入围者的优点后考虑了两个候选城市。所有奥委会成员的访问被禁止。然而, 结果引发了人们对该系统仍然存在根本缺陷的担忧。都灵 (意大利) 首次申办, 获得53票。锡安 (瑞士) 第三次申办, 并获得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的最高分数, 却只获得36票。有人指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寻求报复马克·霍德勒 (瑞士国际奥委会成员) 与盐湖城公开指控引发的贿赂丑闻[34]。
6、 主办冬奥会的竞争
尽管有这些顾虑, 举办冬季运动会的城市间竞争已经加剧, 特别是自从1990年代初以来, 因为明显的经济影响, 和以前夏季、冬季赛事刺激发展的原因 (见图2) 。申办冬奥会的模式与夏季奥运会的趋势相似, 尽管规模大大缩小, 因为合适地点范围较窄, 赛事规模较小。前四届冬奥会的主办方不必竞争, 因为夏季主办方会自动授予。1948后, 分别选择夏季和冬季运动会的地点。20世纪50至60年代, 随着冬季运动和旅游业吸引力的提高, 申办数稳步上升, 因为度假圣地看到了冬奥会发展新的或改进基础设施的潜力和能提高该地区冬季运动的国际形象。
图2 1924-2022年申办冬奥会的投标数
Fig.2The number of bids to stage the Winter Olympics, 1924-2022.
资料来源:MONACO (2001) 。
附表:1924-2010年冬奥会举办地中英文对照表
与夏季奥运会一样, 随着人们对1984年洛杉矶夏季运动会财务上的成功以及1992年巴塞罗那夏季运动会的城市更新效应的日益关注, 人们对举办冬季运动会的兴趣似乎大大增加。詹宁斯[27]还表示, 为了出售电视转播权产生更大的利益和收入, 国际奥委会故意鼓励尽量多的城市申办1992年及以后的赛事。在1992年之前, 冬奥会的潜在投标总数从未超过9个。虽然诚挚的竞标数没有增加, 但更多的地区表示有兴趣举办奥运会。31个地区表示有兴趣主办2002年冬季奥运会, 有24个潜在城市申办2010年的比赛。已经有9个竞标2014年赛事。
可能的地区的范围显然比夏季奥运会更受限制。实际上, 主办城市和候选城市几乎都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洲, 有两届冬奥会在日本 (见图3) 。如上所述, 三个地点实际上已经举办了两届冬奥会。几个地点有三次或更多的不成功的竞标:普莱西德湖 (4次) 、夏蒙尼 (3次) , 科蒂纳丹佩佐 (3次) , 拉赫蒂 (3次) 和松德/A′重新 (3次) 。在美国南部、非洲和东南亚的阿尔卑斯山地区, 还没有真正庄重的投标。这种地理分布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 冬季体育长期参与情况和成立已久的奥委会成员构成。在世界其他合适的地方, 要么没有必要的投资, 要么缺乏很容易扩展或增强的旅游业。
图3 1924-2006年冬奥会主办中心
Fig.3Host centres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1924-2006.
由于赛事的性质, 冬季运动会的主办中心小于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 (见图4) 。迄今为止, 较大的冬奥会主办城市有札幌 (1972年:1, 010, 100) , 卡尔加里 (1988年:640, 000) 和萨拉热窝 (1984年:448, 000) 。都灵 (909, 700) 和温哥华 (560, 000) 将分别主办2006年和2010年冬季奥运会。1976年因斯布鲁克奥运会的组织者建议, 人口约100, 000的城镇是理想的主办城市, 因为他们拥有处理与运动员、官员和观众数量相关的住宿和交通问题的能力。大城市不太适合仅仅因为他们很少在山区, 显然这是绝对的先决条件[42]。然而, 确实有一个趋势是向更大的城市中心发展。当然, 典型的早期奥运会时非常小的定居点, 现在已经不常见了。这种趋势既不强, 也不是完全线性, 但对相关城市转型的规模有明显的影响。
图4 1924-2006年冬奥会主办中心的人口规模
Fig.4 Population size of host centres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1924-2006.
数据来源:人口统计[104]。
7、 组织和资助
尽管组织如奥运会这样的赛事, 建议采用更少的官僚制度和更多的企业家精神的城市治理, 但公共部门似乎在发起、组织和资助冬季奥运会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 最初的推动来自当地商业利益和当地社区。当地的组织者使用各种筹款方式, 如商业/自愿捐款和赞助, 准备投标并捐献一些体育设施。对于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 该地区居民同意从其1982年到1984年之间的工资中自愿捐款于一个奥林匹克发展基金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0.2%, 萨拉热窝本地0.3%) 。这样筹得了1, 208, 350第纳尔或本次奥运会6%的总收入[43]。然而, 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通常愿意资助的主要基础设施投资, 往往很慷慨。为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可靠性和进行事件之间的比较, 可得的数据[44]显示冬季奥运会的支出大幅增加 (见图5) 。
奥运会成本在1952、1956、1960年首次大幅上涨。自1960以来, 成本大约每8年翻一番, 但自1992年已稳定在约5亿美元。也有例外, 如1976年因斯布鲁克, 重新使用1964年的体育设施;1984年的萨拉热窝, 其货币可能压低实际成本;1994年的利勒哈默尔, 就显得特别昂贵。相关非奥运城市发展的详细成本是不完整的, 也没有明显的模式, 除了说明这样的投资可以比奥运会本身大得多 (见图5) 。在奥运会中公共支出与私人支出的比例显示三个集群或资助模式 (见图6) 。两届早期的冬奥会 (1924和1936) 似乎有大致平衡的公共和私人资金。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奥运会主要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 而从上世纪80年代起, 奥运会主要是私人融资, 这与国际奥委会在这一时期努力最大化电视和赞助收入相一致。然而, 非奥运城市发展的成本通常是由政府资助的。
图5 1924—2006年冬季奥运会组织和非奥运城市发展的支出, (1982—1984年美元价格)
Fig.5Expenditure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non-Olympic urban development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1924-2006 (values$US 1982-1984) .
注:黑暗阴影线条代表组织成本, 轻阴影线条是非奥运基建费用。来源:组委会的官方报告 (1924—1998) , 数据为1976—1992, 2002年来自国际奥委会[77]和盐湖城申办委员会, 分别从主办国货币转换成美国美元使用官方[44]和使用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标准[44]。
图6 1924—2006年冬季奥运会融资模式
Fig.6Funding models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1924-2 0 0 6.
*没有1928和1948年圣莫里兹的数据数据来源:1924-1998组委会官方报告;1976-1992和2002IOC[77];盐湖城竞标委员会[106]。
公共部门在冬奥会资助中的作用由来已久。虽然申办1932年普莱西德湖奥运会最初的想法来自1927年美国奥委会, 正是普莱西德湖俱乐部在该地区有体育设施, 对奥运会的可行性进行了调查。普莱西德湖商会建立了50, 000美元的担保基金支持1928年7月的竞标, 但纽约州主要资助体育设施。纽约州的介入减轻了当地居民对该任务规模和责任的担忧[45]。组织是一个有纽约州、埃塞克斯郡公园委员会、北厄尔巴董事会、北厄尔巴公园委员会和普莱西德湖村董事会在内的合作伙伴, 一起形成纽约冬奥会委员会[28]。
同样, 1960年的斯阔谷奥运会是斯阔谷发展公司发起的, 但也依靠州 (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州) 和联邦政府的资金[47]。1968年格勒诺布尔奥运会, 法国政府认为该赛事是“民族生活”[21], 给了80%体育基础装置成本和20万法郎运营费用补贴[49]。对于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 奥运会发展协会和加拿大奥林匹克协会在确保奥运会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0], 但该赛事也由联邦、省和市政府资金的保障。
1992年阿尔贝维尔奥运会申办的想法来自两个人, 运动员基利 (奥运滑雪冠军) 和米歇尔·巴尼耶, 她们想要通过赛事来促进法国的萨伏依地区的现代化[51]。法国政府再次提供了绝大部分的融资。挪威政府支付了1994年利勒哈默尔奥运会巨大的成本和债务, 并提供了额外的支持规划和后期运营成本[22]。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是慷慨的公共部门支持的一个例外, 结果亏损高达650万美元。联邦政府最后拒绝了组织者能部分覆盖债务的350万美元的补贴要求, 但纽约州随后支付了所有的账单[5]。
图7 1956-2006年冬奥会电视转播权收入
Fig.7Cost of television rights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1 9 5 6-2006.
*1976年冬奥会开始授予美国丹佛, 但因环境负面影响的投票而撤销**由国际奥委会评选小组决定的第一届冬奥会主办城市资料来源:MONACO (2001) 。
电视, 无论是作为收入来源还是提高东道主的全球形象的手段, 自1980年以来, 已经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力量 (见图7) 。1956年, 科蒂纳丹佩佐奥运会的组织者必须补贴意大利转播赛事的电视服务。自1960以来, 电视的收入有所增加, 尤其是近年来。因此, 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出售了545万美元, 是赛事的主要资金。相比之下, 1994年利勒哈默尔奥运会的低收入反映了不利的时间差异, 和美国电视网在观看高峰时间对赛事直播的阻止和筛选。
8 、1924-2002年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影响
从不同的角度衡量, 冬季奥运会规模在20世纪稳步增长 (见图8) 。冬奥会发展的四个阶段是显而易见的 (见表3) 。虽然从那些作者早期的剖析夏季奥运会的工作中可以看出冬季奥运会覆盖的时期略有不同, 两者表现出相似性, 并提供了深入了解对主办城市基础设施转型的政策含意。这些阶段表明, 冬季奥运会被用来作为城市和区域更新和现代化的催化剂, 以及突出的危险。
第一阶段, 1924-1932年:很小的基础设施转型
在第一阶段 (1924-1932) 低的冬季体育兴趣和参与, 产生了小规模的冬奥会, 在人口很少的社区就可以轻易举办。在这个阶段, 每届冬奥会只有250到5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冬奥会是发展度假胜地潜力的机会, 前三届东道主居民人口加总只有9400人。因此, 主办1928年冬奥运会 (还有1948年) 有助于加强圣莫里兹作为一种国际旅游胜地[54]。
图8 1924—2006年冬季奥运会的规模和赛事演化阶段
Fig.8Scale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phase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event, 1924-2006.
表3 1924-1998年冬奥会规模变化
注:括号内为平均数。
前四届冬奥会, 对交通、住宿、体育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既无必要, 经济上也不可行。建设雪橇赛场对于1928年圣莫里茨奥运会是昂贵和不可行的遗产[55]。赛后, 不到30人使用了这一设施。因此, 1932年普拉西德湖冬奥会的组织者质疑是否需要2.5万美元才能在那里建造一座雪橇赛场的合理性[56]。鉴于预期的高成本和低的后期使用, 雪橇项目随后从普拉西德湖的方案中取消, 直到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才重新引入[57]。
然而, 1932年普拉西德湖冬奥会的组织者确实满足了国际奥委会对设施的需求 (一个室内溜冰场) , 纽约州认为那是奢侈和不必要的。组织者回应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建议, 即如果天气恶劣 (1928年圣莫里茨运动会受到天气的严重干扰) , 溜冰场将提供一个替代场地, 并且也将是该赛事的一个有形纪念。然而, 州政府拒绝支持组织者推迟的决定, 因为它提出了375, 000美元的费用。面对已经清理完的场地在市中心仍然被遗弃的前景, 当地政府通过发行债券为溜冰场提供资金[58]。据组织者说, 溜冰场证明它作为受非季节性温暖天气影响的赛事的替代场所的价值, 从而防止了赛程的中断[45]。
在早期阶段, 由于担心过度供给, 奥运村或新酒店的建设显然是不合理的。反倒现有广泛的地域管辖区内的住宿可用作储备。1932年奥运会的主办方敦促在普莱西德湖村附近的酒店和村舍业主, 为预计10, 000游客预留住宿。最后, 从普莱西德湖村三个半小时的蒙特利尔的住宿, 也必须利用, 以满足需求[28]。
尽管规模不大, 但冬奥会提出的一些与奥运有关的发展仍可能引发环境抗议。1930年3月, 当地的一个行动组 (在阿迪朗达克山脉保护协会) 成功提出了一个法律行动, 根据环境因素反对普莱西德湖奥运滑雪橇场地的计划, 因为州土地上的建筑违宪。后来在南部的草地山找了一个不那么敏感的地点建设, 后来改名为范霍文伯格峰[58]。
第二阶段, 1936-1960年:新兴的基础设施需求
参与国和运动员人数大幅增长标志着第二阶段 (1936-1960) 。相应地, 在这个阶段主办城市更大 (如1936年帕坦12, 600人和1952年奥斯陆447, 100人) , 有更大的能力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 因为增加了规模, 这有时是必要的。
例如, 较大的城市中心往往更远离竞赛场地, 因此, 需要交通满足运动员和观众。许多运动员和观众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跋涉相当长的距离, 到位于险要地形的独立的比赛地点, 有时还会伴随恶劣的天气。在1952年奥斯陆和随后的冬奥运会中, 对交通基础设施, 如新的道路、桥梁和滑雪电梯等的投资是必不可少的。奥斯陆也是1960年前唯一一个建立奥运村的主办城市, 尽管它分散在城市周围, 有计划的奥运后用途, 如学生公寓、医院和老人之家[62]。当时奥斯陆奥运会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程度是有争议的。当欧洲仍处于严重的战后紧缩时期, 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奢侈。
然而, 较大的主办城市规模的趋势是不统一的。在第二阶段的两个主办城市有不到5000人口, 限制投资在奥运相关的基础设施, 因为和第一阶段相同的原因。1956年科蒂纳丹佩佐奥运会, 当地旅馆老板们因担心旅馆床位竞争加剧而反对, 初始的奥运村计划被迫放弃[63]。1960年斯阔谷奥运会建设的奥运村相对于当地的小社区规模显得大了些, 但对于运动员、官员和记者使用当地酒店的容量数量却必不可少[64]。然而, 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建筑, 因为城市的人口太少 (4000人) , 意味着没有可行的奥运会后使用。这些发展表明, 基础设施的影响, 跟往常一样, 随着赛事持续增长。
第三阶段, 1964-1980年:区域发展的工具
第三阶段 (1964-1980) 随着运动员和体育赛事的规模继续上升, 带来了更大的影响。五个主办城市中的四个在此期间有100, 000人口, 一个人口超过一百万。只有一个人口类似以前的阶段[5]。较大主办城市有更大的能力, 以适应冬奥会不断增长的需求, 而人口较少的主办城市开始面临主要基础设施投资合理性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阶段, 电视收入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 (见图7) 。1964年因斯布鲁克奥运会电视的收入贡献了597, 000美元, 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需要1550万美元。
随着主办城市有更多的当地居民, 有目标建设的奥运村, 后奥运会的再利用更有保障, 特别是在1960年之后。在大多数主办城市, 奥运村后来成为居民区、当地大学或学院的学生活动中心。例如, 格勒诺布尔奥运村建在一个优先的城市化区, 随后作为有800个房间的大学活动中心, 一个300个房间的年轻工人酒店式公寓和52座公寓楼的街区[49]。因斯布鲁克奥运会的组织者被迫建立一个奥运村为1964和1976年冬奥会使用。为1964年冬奥会建造的奥运村到1976年无法用了, 因为它已成为临时郊区住宅。于是, 在邻近的地方建了一个新奥运村。1976年冬奥会的组织者后来报告说, 必须建造一个奥运村, 也许相当奢侈, 因为不是所有的运动员都希望住在那里, 有些人更喜欢靠近赛事地点。回想起来, 组织者认为, 运动员住在酒店, 从成本、安全和交通的角度, 可能更好[67]。
从上世纪60年代起, 部分因为规模的增加, 冬季奥运会被认为是区域发展的工具。据主办方介绍, 1960年斯阔谷冬奥会将偏远的山谷变成了一个“跃动之城”[47]。1964年因斯布鲁克奥运会是一个奥地利企业展示的窗口, 尤其是那些滑雪设备[69], 而1968年格勒诺布尔奥运会被用来加速伊泽尔省[21]的现代化和重塑快速增长的规划系统 (1946-1968) [49]。日本政府将1972年札幌奥运会视为振兴北海道的独特经济机遇[21]。不到5%的资本用于改善这些赛事的体育设施, 大部分支出用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1]。
与奥运相关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往往成为区域发展目标的重要贡献。与1968年格勒诺布尔奥运会相关的道路建设投资占赛事总投资的五分之一[49]。路网在区域分散规划促进经济的增长, 包括从格勒诺布尔到日内瓦的高速公路, 这是一个区域经济催化剂, 使格勒诺布尔变成一个主要的会议和大学中心[75]。城市关闭了格勒诺布尔埃邦旧机场, 为奥运村让路, 用圣地亚哥圣艾蒂安和弗洛德的两个新机场取而代之[49]。1972年札幌奥运会, 扩建了两个机场, 改善了主要火车站, 41个新的或改进的道路 (213公里) 和一个新的快速轨道交通系统 (45公里) 。这最后一个项目已经由札幌市开始着手, 但现在可以由政府资助完成。
随着规模远超当地的金融和组织能力, 与主办冬奥会相关的问题也在增长。因此, 冬奥会的焦点和影响变得分散, 因为他们是在更大的城市和更广泛的地区举办。1968年格勒诺布尔冬奥会, 体育场馆横跨整个地区, 选手们宁愿住得离场馆更近, 也不愿住在奥运村。批评者声称地理上的分散已经偏离了赛事的友情功能, 增加了运输的问题[77]。鉴于格勒诺布尔冬奥会组织者累积的债务以及某些场馆被废弃或拆除, 有关该赛事作为区域发展工具的长期局限性的警告开始增加。
第三个阶段, 唯一一次发生了1976年冬季奥运会从丹佛易主[78]。它反映了当地对赛事成本上升的忧虑, 以及在商业利益主导下的组织者如何忽视环境的考虑。一个叫“科罗拉多未来的公民”的行动小组成功地将这个问题摆上了1972年11月州和城市的公投, 由公民投票决定该赛事是否应该由州政府资助举办。出席率很高 (93.8%) , 有60%的人反对主办奥运会, 因此, 州和联邦政府都不会资助奥运会。因此, 丹佛被迫撤回其1976年运动会的候选资格。于是, 因斯布鲁克仓促主办。
其他地方也以不同的方式越来越多地考虑环境因素。1972年札幌奥运会, 只有托田四郎国家公园的惠庭峰靠近主办城市和适合速降滑雪赛事。国家公园理事会批准的条件是, 赛后所有相关设施要被挪走, 并将受影响地区的地形恢复到原来的状态[79]。是否这个条件是可实现的, 或者仅仅是一个妥协, 以利于奥运会的发展, 是有争议的。一个类似的例子, 有关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城镇本身位于阿迪朗达克公园, 1971年命名, 由阿迪朗达克公园局监管。公园的公共土地被国家环境保护部直接管理, 也经营雪橇和雪橇跑, 冬季两项和越野滑雪道和“白脸山”滑雪区[5]。原来建于1932年冬奥会的滑雪跳跃项目扩展工程不得不按照阿迪朗达克公园局和联邦环境局的标准[81]。
第四阶段, 1984-2002年:大规模的转型
第四阶段 (1984-今天) 已经看到了运动员和支持人员参与的最大增幅。到1994年, 支援人员与运动员的比率是1956年的6.5倍 (见表4) 。运动员数量也在增长,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有2400名运动员。1988年后,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奥运村已成为必要, 以容纳运动员接近赛事场地。媒体人员的住宿也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挑战, 因此, 独立的媒体村也有必要。当然, 电视收入在1960年之后成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尽管最可观的增幅是在1980年以后。电视的收入从1984年91.5百万美元上升至2002年的545百万美元 (见图7) , 更高的收入部分资助了更大规模的城市转型。
表4 冬奥会运动员对参与支持人员的比率
资料来源:Various[105]。
这些不同的需求开始更明显地青睐人口较多的城市。自1984年以来, 奥运会已在平均人口约370, 000的城市举行, 虽然7个中的2个主办城市已经大得多, 2个较小。冬季奥运会的角色是作为主要城市基础设施转型和加强现代化的一种手段。因此, 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成为城市现代化的契机, 而1988年卡尔加里奥运会和1994年利勒哈默尔奥运会则寻求刺激振兴当地经济[50]。在卡尔加里, 组委会删除了一些卡尔加里奥林匹克发展协会原先选中, 使他们赛后利用更可行的场馆[28]。卡尔加里奥运会也造成了一些设施早早提供。例如, 为一家1980年成立的专业冰球队建设了奥运马鞍形体育馆 (20, 000个座位, 700万加元) , 更早显示城市的竞标承诺[1]。然而, 举办1992年阿尔贝维尔运动会所需的巨额投资似乎给法国北部其他阿尔卑斯山度假村寻求重组融资带来了更多困难[85]。这表明, 奥运投资具有“机会成本”, 可能会推迟或消除其他形式的投资。
鉴于这些变化的情况, 较小的主办城市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证明投资于永久性的、专用的奥运村的合理性。阿尔贝维尔 (1992年) 当时只有20, 000人口, 在布里德莱班翻修了一个温泉疗养院作为奥运村, 而不是建造一个专用的设施。然而, 事实证明, 距离体育设施太远, 于是, 在接近赛场, 用现有的酒店住宿, 建立了七个较小的奥运村。经过这次经验, 国际奥委会表示, 它倾向在未来奥运会建单一奥运村, 以促进运动员之间的国际交流[86]。利勒哈默尔 (1994年) 有23, 000人口, 建设了200个小木屋的临时奥运村。这些例子与大规模基建投资的趋势有明显的偏离。
奥运会的规模日益扩大, 也需要对环境问题进行更正式的认知[87]。在冬季奥运会的筹备过程中, 建造的建筑物侵入脆弱的环境和化学品的使用已经成为主要问题。
1994年利勒哈默尔奥运会的筹备工作首次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为了保护鸟类避难所, 计划的室内主要场地位置被移动, 并且其热循环利用来自其制冷装置的过量热量。与供应商和承包商的合同还包括环境条款。这种做法影响了国际奥委会将环境承诺写入了宪章, 并启发2000年悉尼夏季奥运会,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其筹备的核心主题。2002年冬季奥运会的候选城市第一次被要求在申办文件中描述他们的环境计划[88]。然而, 这些将环境可持续性纳入奥运规划的尝试被批评为“基本上是肤浅的公关活动”[17]。
9、 未来的冬季奥运会
下一届冬季奥运会将在都灵举行, 这是冬奥运会第二次在一百万人左右的城市举行。以熟悉的方式, 基于1990年代为应对传统经济结构衰退而制定的总体发展计划, 基于1980年关闭的菲亚特汽车公司, 奥运会成为城市长期现代化战略的一部分。该市希望从工业城市形象转型到后工业城市, 以品质旅游、会议、文化和美食, 联系皮德蒙特地区。都灵的目标是到2011年改变它的城市气质和声誉, 这正是都灵成为州首府 (1861-4) 和意大利统一150年的时点。
冬季奥运会的设施目前建在城市里的山区周围的社区[90]。冰上运动场馆正在都灵市建造, 而滑雪和雪橇比赛/雪橇场地遍布城市100公里的8座山里。将建两个奥运村。山村作为旅游度假的现代化的一部分被规划在塞斯特雷, 建成一个有国际声誉的区域。“城中村”现在规划为4个或5个小子村分布在都灵的主要大学里。这个决定是为了确保赛后利用, 作为大学生宿舍的可行性。国际广播中心将在林格托大厦 (老菲亚特工厂) , 改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 成为博览会和会议中心。虽然与奥运会筹备工作没有直接关系, 但主要的工作是为交通基础设施规划, 包括两个地方机场和市中心之间的铁路连接和改善城市联系的新道路。尽管将周边山区社区纳入奥运会的投资效益中仍然是一个挑战, 但这次赛事正被当作城市重新发现其山脉价值的机会。
1 0、 结论
本文是第一个进行所有以前的冬季奥运会基础设施影响的比较分析。冬奥会不同于夏季奥运会, 其潜在的主办者是低层级城市, 且受地理和地形的约束。
投资几乎总是需要体育和配套基础设施, 小的主办社区造成新建的设施长期利用往往会产生问题。由于这个原因, 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必须给予补贴, 常常是针对与当地人口不成比例的水平。尽管如此, 居民仍然热衷于获得这一赛事, 这表现在竞标和选择过程的日益激烈, 以及相关的不公平竞争和腐败。
冬奥会规模的扩大, 反映在主办中心所需的基础设施上。在整个奥运会的历史上, 新建或翻新体育设施已被要求。从一些最早的赛事看, 环境问题在建设赛事场馆时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丹佛, 本来要做东道主, 后来放弃冬奥会, 部分因为环保的原因。1994年利勒哈默尔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中可持续发展的先锋, 这一主题似乎将持续下去。规模的增加也有其他影响。因此, 兴建奥运村或新酒店只发生在1960年后, 因为担心过度供给, 但1992和1994年奥运会 (在小型主办中心) 的住宿分别是被翻新和临时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变得十分重要, 而早期的奥运会被用来发展特殊的冬季度假胜地的潜力, 后来的冬奥会 (特别是从1964年) 成为了更广泛的区域发展的工具。随着奥运会规模的扩大, 场馆分布在更广的范围内, 也扩大了影响的区域。当然, 从长远来看, 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如果没有奥运会也可能发生, 但通常因此赛事发展得更早。夏季奥运会类似的趋势也很明显[2]。因此, 夏季和冬季奥运会都成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工具, 这是未来主办城市规划政策的重要方面。然而, 这种类型的规划政策也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奥运相关的投资是否实现了组织者的意图, 留下可行的和有价值的长期遗产。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的经济影响溢出的工作所描述的效果为“插曲”, 一个简短的戏剧性插曲, 但只能产生一个可怜的投资回报[22]。获得奥运会的主办权后新的商业初创企业立即大量涌现, 但许多没有幸存下来。这些有形的经济影响可能是短暂的, 但无形的影响, 如创建新的网络、技能和形象, 能有长期的重要性。1988年奥运会对卡尔加里在美国和欧洲22个中心的形象影响的研究表明, 在比赛前后不久, 人们对卡尔加里形象的认识有所提高[93]。这样的结果被称为“识别因素”, 显示了这些无形利益对地方营销的重要性。
然而, 奥运会逐渐“巨人症”化, 意味着“奥运遗产” (任何一种) 只可能是由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中心体验。这些地方既有举办冬奥会的金融能力, 也可以提升成熟的旅游业。冬季奥运会的东道主, 实际和潜在的, 也几乎集中在欧洲和北美。事实上, 奥运会逐渐“巨人症”化和不断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越发疑问欠发达世界能主办所需规模的冬奥会。这意味着, 与这些冬奥会相关的国际资本的积累, 越来越多地来自电视收入和赞助, 进一步集中改善已经繁荣的西方国家的城镇、城市与地区。从一个城市政策的角度来看, 奥运资源的好处, 更侧重于值得大规模投资和环境改善的贫困城市[3]。此外, 在发达国家, 只有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才能真正负担得起所需的投资, 并有使设施赛后利用可行的人口门槛。因此, 冬季奥运会开始被更大的城市或更广阔的地区举办, 而不是20世纪20、30年代的那种小旅游胜地。
尽管冬奥会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在奥运会期间, 奥运会规模一直是一个经常关注的话题。在筹备1952年奥斯陆奥运会期间, 一个特别委员会提议减少单项赛事的数量, 因为每个冬季奥运会规模的增加会损害他们的个性, 使任何城镇都无法进行必要的安排[95]。但在实践中, 这项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 冬奥会的规模继续增长。从1952到1972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达奇反对与一些冬季运动相关的商业代言, 以及通常发生在旅游胜地的房地产繁荣[75]。因此, 他希望整个冬季奥运会能在丹佛举行“体面的葬礼”, 丹佛是1976年奥运会的原定东道主[69]。布伦戴奇还批评了1968年格勒诺布尔奥运会巨大的支出, 他说:……法国人为格勒诺布尔运动会花费了2.4亿美元, 当你考虑这是十天的业余运动时, 这似乎有点不合比例。有了这笔钱, 必然会有某种商业化[28]。2001年被任命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雅克·罗格宣布了改革议程。2003年7月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5次会议上, 国际奥委会研究委员会提出了减少规模、成本和复杂性的100多项建议。该委员会的主要建议是开发一个奥运会模板, 规定主办要求, 能轻松识别铺张浪费。委员会报告的主要原则是鼓励共享场地和设施;最大化临时设施和只有可以证明是积极的遗产才允许建设永久性设施;减少贵宾预留座位的数量;促进举办城市间知识转移;并优化政府和主办城市参与整个规划过程[99]。国际奥委会, 特别是评估委员会, 有责任将这些准则应用于选择和监控未来的主办城市。这些变化可能会增加欠发达国家获得举办奥运会的机会, 但仍然需要为运动员提供高质量的设施和严格的安全保障。
当与举办赛事所需的高额公共部门补贴相对立时, 预期和实际利益可能存在争议和竞争。在呼吁举办一个在经济和形象上都成功的活动时, 组织者往往不太重视当地社区和环境的影响。的确, 将责任下放到单独的机构可能会在原始目标和最终结果, 以及遗产之间造成不连续性、矛盾和冲突。申办委员会必须确保主办中心的活动, 经常反映最初愿景的热情和动力。组委会认为, 它必须在严格的限制内交付“有史以来最好的赛事”, 并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共识和理解。留给主办城市当局的遗产和寻找可行的事后使用的任务往往只是松散地纳入实际的准备工作。卡什曼[100]建议, 通过将奥运遗产概念整合到筹备的所有阶段, 尤其是竞标阶段, 可以减轻奥运会的一些不利方面。希勒[101]建议, 奥运会必须更充分地植根于正常的城市决策过程, 特别是包括当地城市规划者, 而不是独立的赛事规划者。然而, 冬奥会东道主有时比夏季奥运会主办者对当地的需求更敏感。1932年普拉西德湖运动会的组织者说服国际奥委会, 在1928年圣莫里茨奥运会之后, 俯式冰撬项目不是一个可行的建议。1956年, 当地对在科尔迪纳新建奥运村酒店容量赛后利用的担忧被采纳。同样, 基于环境和财政方面的原因, 当地反对1976年在丹佛举行的冬奥会, 只能眼睁睁地将冬奥会转给了另外一个主办方。然而, 其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对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这些影响通常出现在官方报告以外的来源。例如, 卡尔加里的维多利亚公园就展示了一个被提议和实际的大型活动用作场地的地区 (包括1988年冬季运动会) , 是如何从一个居住社区变成一个住宅废弃区。关于是否会出现大型赛事的不确定性, 导致了规划的枯竭, 阻碍了私人住房的改善和投资。此外, 一旦体育基础设施已经到位, 以商业为重点的发展已经提高了居住环境的吸引力。结果取消了住宅修复, 取而代之的是旅游和娱乐用地[102]。一些潜在的主办城市出现了反对申办冬奥会的地方行动团体, 这显示了当地对负面影响的一些看法 (例如, 赫尔辛基“2006反奥林匹克委员会, 无奥运会!”, 都灵, 2006;“面包不是马戏团”, 温哥华, 2010) 。因此, 一个关键的结论是, 主办城市需要为与奥林匹克有关的发展的所有方面认真制定综合和现实的战略。关于城市基础设施, 最成功的冬奥会已经制定了长期的投资发展计划, 而这些计划并不仅仅依靠奥运会来实施。值得一提的是, 各自发展, 如体育设施、住宿和交通, 也需要长期生存能力, 并尽可能多地多用途使用。因此, 对奥运会主办城市来说, 一个关键的挑战是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土地利用规划、旅游和环境的细致战略, 确保有益的长期遗产, 同时还提供一个有吸引力和令人兴奋的两周体育节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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