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西班牙足球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 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烙印上了强烈的政治宗教色彩, 却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迎来了西班牙足球的辉煌期。纵观西班牙足球的发展, “卡斯蒂利亚精神”、“加泰罗尼亚之魂”、“大众镇静剂”、“传统保守”、“运动之王”、“体育新宗教”等因子, 成为西班牙足球文化的精神财富, 拯救了年轻人的灵魂, 为西班牙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总体来看, 西班牙足球形成了繁富的文化样态, 以深沉的政治宗教底蕴、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成熟的青训体系为主要特点, 受政治宗教语境、民族主义语境、政策组织制度语境、人才培养语境的影响, 生成了独特的足球文化机制, 对中国足球文化振兴和足球改革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域外借鉴。
关键词： 西班牙足球; 足球振兴; 足球改革; 足球文化; 皇家马德里; 巴塞罗那; 体育产业; 足球职业联赛;
Abstract： The Spanish football culture, which has experienced a long historical evolu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anish society. Although colored by its strong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ontext during the Franco period, it ushered in a glorious period of Spanish football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Spanish football, such factors as“the spirit of Castilianism”, “the soul of Catalonia”, “the calming of the mass”, “the conservative and traditional features”, “the king of sport”, “the new religion of sport”, among many others, have enriched Spanish football culture and saved the soul of young people, forming a rich cultural heritage for Spain. In general, Spanish football has formed a rich cultural physiognomy, characterized by a deep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heritage, a distinctive nationalism and a mature system of training young players. A specific football mechanism thus forms due to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ontext, the nationalist and organizational policies, and the young player training system, providing an important framework for the revitalizing of Chinese football culture and for the promoting of it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Keyword： Spanish football; football revitalization; football reform; football culture; Royal Madrid; Barcelona; sports industry; football professional league;
西班牙足球运动于19世纪末期萌芽, 韦尔瓦里奥丁多矿山的英国劳工将这项运动带到了西班牙。1879年在马德里注册的“板球和足球俱乐部”成为西班牙第一家合法注册的足球俱乐部。10年后, 韦尔瓦娱乐足球俱乐部成立, 被视为西班牙职业足球运动的起点。之后,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与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分别于1899年和1902年相继成立。1909年, 西班牙足球协会诞生。1913年, 西班牙加入国际足联。随着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数量逐渐增多, 1928年西班牙足球联赛应运而生, 西班牙足球以群体亮相的方式走向国际足坛, 并成为国际足坛的一支劲旅, 为世界足球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本研究拟从西班牙足球的发轫开始谈起, 探讨西班牙足球生成的文化语境, 旨在为中国足球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1、 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的生成与发展
20世纪前30年是西班牙足球联赛亮相的时期, 正值西班牙政局动荡不安的时候, 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导致1936年西班牙内战中全面爆发。可以说, 刚刚萌芽的西班牙足球就陷入了僵滞不前的状态。学者浦义俊将西班牙足球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即“二战前的发轫时期 (1945年前) 、佛朗哥政治足球时期 (1946年至1975年) 、民主化时代的变革 (1976年至2000年) 、新千年后的崛起 (2001年至今) ”[1]。这个判断代表了西班牙足球研究学界足球运动发展的主流观点, 艾卡因、约必斯等多位学者也做出了相应的论述[2]。笔者认为, 1939年可以看作西班牙足球萌芽期结束的标志。因为这一年西班牙内战结束, 弗朗哥长达36年的威权统治正式开始, 西班牙进入了中世纪之后又一个政教高度合一的历史时期, 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足球也不例外。从研究的资料来看, 弗朗哥统治时期是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形成的第一个关键阶段, 1939年应该作为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研究的起点。
弗朗哥统治时期, 宗教性无疑是西班牙社会文化的最重要属性之一。从历史角度来看, 宗教一直影响着西班牙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文化样态, 弗朗哥独裁时期这种特性则显得尤为突出。加纳尔认为, “从1939年内战结束到1975年弗朗哥去世, 社会全面的宗教性 (确切地说是‘天主教性’) 、个人的宗教性以及世俗责任义务的宗教性是这个时代西班牙的主旋律”[3]。“卡斯蒂利亚精神”是弗朗哥时代这种宗教性的精神旗帜, 它不但成为西班牙社会文化的主旋律, 也构成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的重要基调。
二战后, 弗朗哥政府对外亟须提升国家形象, 希望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与认可;对内则需回应民众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质疑, 应对社会各阶层对西班牙内战的负面评价。此时, 足球被看作西班牙社会的“大众镇静剂”[4], 取得足球赛事的胜利, 则变成了弗朗哥政府用以征服民心的重要手段。当时竞技成绩最好的皇家马德里俱乐部, 成为弗朗哥政府追逐国际荣誉的工具。政府的大力扶持皇家马德里俱乐部, 取得了1956—1960年欧洲冠军联赛五连冠的辉煌。
从1976年开始, 西班牙足球发展进入了沉淀酝酿期。“1975年至1995年是西班牙经济跌宕起伏、经历重大变化的20年。”[5]1975年弗朗哥去世之后, 西班牙皇室坚定地支持西班牙在政治上由独裁向民主过渡, 经济上建立自由开放的经济制度。20世纪90年代, 西班牙迎来了其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1992年, 它不仅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500周年的纪念年, 这一年西班牙政府同时举办了马德里欧洲文化之都展览会、塞维利亚世界博览会和巴塞罗那奥运会, 将西班牙再次推向国际文化舞台的中心位置。
对于西班牙足球运动而言,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无疑也具有新起点的象征意义。为了争取更好的奥运会成绩, 西班牙政府于1988年发起了以4年为周期的“奥运体育协会” (ADO) 资助计划, 由西班牙政府国家体育高级委员会牵头、西班牙国家奥委会和国家电视台协力, 调动企业力量募集社会资金, 专门用于修建体育场馆、完善体育设施、聘请外籍教练以及奖励优秀运动员。该计划不仅使西班牙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取了22枚奖牌, 还促进多个体育项目在奥运会之后30年里蓬勃发展。以足球运动为领跑者, 西班牙在篮球、网球、赛车、自行车等项目中均出现了世界级的领军人物。西班牙男子国家足球队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得冠军, 这是国足向过渡到民主时代的西班牙提交的第一份世界大赛成绩单, 预示着西班牙足球辉煌新时代的到来。
随着2000年建筑业巨头弗洛伦蒂诺·佩雷斯担任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主席、2003年律师政客乔安·拉波尔塔当选巴塞罗那俱乐部主席, 两家西甲巨擘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双双成为西班牙足球的代言者, 两代皇马“银河战舰”和三代巴萨“梦之队”联手将西班牙足球联赛送入世界一流联赛的行列。西班牙足球文化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日趋扩大, 进入全面繁盛时期。近20年来, 皇家马德里与巴塞罗那共获得10次欧冠联赛冠军和9次欧联杯冠军。在全媒体时代, 2017年皇马和巴萨在Facebook上的追随者双双过亿, 位居全球足球俱乐部前两名[6]。
除了双雄称霸的格局, 西班牙足球的德比文化尤其参差多态。几乎各个大区和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德比之战, 每一种德比都承载着西班牙各地区悠远的民族记忆和分明的政治取向。
从国家队层面来看, 继1964年夺冠之后西班牙国家队于2008年、2012年蝉联欧洲杯冠军殊荣, 2010年获得世界杯冠军, 首次问鼎该项国际足坛的最重要赛事。西班牙国家队因此在国内收获了空前的社会支持, 夺取大力神杯促成了这个国家历史上罕见的全社会的团结。库贝尔认为:“就连巴斯克极端民主主义组织埃塔也在2011年宣布永久停火, 或许跟国家足球队的优异成绩和全社会重燃的爱国主义不无关系。”[7]在全世界范围内, 西班牙“红色军团”也收获了史无前例的关注, 足球成为西班牙最重要的国家标志之一。
2、 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的生成语境
2.1、 政治宗教
在西班牙, 足球运动拥有最坚实和广泛的民众基础, 因此被称为“运动之王”。学者莫里斯认为:“在西班牙这样一个高度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 足球是唯一可以促使所有人达成共识的存在。”[8]在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成型的起始阶段, 政治宗教内涵是其最显着的特性。具体而言, “卡斯蒂利亚精神”是弗朗哥统治时期的重要精神旗帜, 其根本内涵是宣扬思想上的传统保守和天主教正统教义, 强调忠诚敬畏、严谨自律、冷静持重、寡淡谨慎等价值观念。
弗朗哥政府依靠宗教手段塑造了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的雏形。足球运动可以促进大众情感释放与压力宣泄, 进而获得充分的愉悦感, 能用最纯粹的集体对抗方式让球员和球迷得到自我满足, 弗朗哥政府将足球运动打造成为实现政治诉求的便利工具[9,10]。
2.2、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西班牙足球文化全面繁荣的重要生成语境。1975年弗朗哥决定还位于自1931年开始流亡国外的波旁王朝, 阿尔丰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被指定成为国家元首继承人。卡洛斯国王带领西班牙通过三年时间完成了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 1978年新宪法的颁布标志着这一过渡顺利完成。在国家改革的过程中, 西班牙中央政府不断赋予各个自治区越来越多的自治权, 从而导致各个自治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关系。学者张敏认为, “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之争也如同钟摆一样将西班牙拖入了周期性的政治动荡之中。”[11]在后弗朗哥时代政治环境不断自由化的语境下, 各自治区民族主义思想迅猛发展, 成为西班牙当代政治的显着特征之一。西班牙足球在此时找到了自由平衡的生长方式, 民族主义成为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的重要生成语境。
首先, 卡斯蒂利亚中心论从弗朗哥时代就一直笼罩着西班牙。弗朗哥是坚定的国家民族主义者, 他推崇只存在一个统一的西班牙民族 (否认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加利西亚人的民族性) 、一种统一的语言 (卡斯蒂利亚语) 和一个统一的西班牙祖国 (否认“加泰罗尼亚共和国”和“巴斯克共和国”) [12]。皇家马德里俱乐部曾因与弗朗哥政权过从甚密而被称为“弗朗哥的球队”。
弗朗哥去世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反对给皇马贴上这样的政治标签。当时皇马球员中最负盛名的中场组织核心、后来西班牙国家队的功勋教练文森特·德尔·博斯克认为, “皇家马德里是多元的, 它既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也属于社会底层的, 它既是右派的也是左派的, 它既是教徒的也是非教徒的, 它属于所有人。不应该只给它贴一个标签。”[13]虽然和德尔·博斯克一样, 很多人相信西班牙足球在民主时代具有撕破政治标签的力量, 但是同样很多人将皇马看作卡斯蒂利亚足球精神的代表, 就连德尔·博斯克也从不讳言“自己一辈子都是典型的卡斯蒂利亚人”, 认为“卡斯蒂利亚人非常有责任感、庄严感, 冷静平和且从不乖张”, “无论是卡斯蒂利亚的气候条件还是历史文化氛围都会给人的一生打上烙印。”[14,15]
与卡斯蒂利亚中心论相伴而生的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加泰罗尼亚地区曾是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巴塞罗那伯爵国, 中世纪基督教双王时期被阿拉贡王国合并, 沦为失去独立地位的附属之地, 弗朗哥时代更是被强行否认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传统。虽然从经济角度而言该地区在弗朗哥统治时期获得了迅猛发展, 但由于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一直坚持向西班牙中央政府要求更高的财政权和自治权, 它在政治和文化上始终具有挥之不去的民族独立倾向。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自其成立之日起就被喻为“加泰罗尼亚之魂”。正如它的俱乐部标语所宣示的, 巴萨“不只是一家俱乐部”。
加泰罗尼亚民主统一党领导人、加泰罗尼亚第一任民选政府主席卓尔迪·普约尔曾说:“巴萨是加泰罗尼亚民族的民间代言人, 在我们的其他一切资源都已耗尽时, 当其他一切正常化的大门都向我们关闭时, 我们还有巴萨。”[16]时任巴萨俱乐部秘书长罗赛尔接受了普约尔的帮助, 以100万美元签下了荷兰球员约翰·克鲁伊夫, 这一历史性举措促使西班牙足球的文化样态产生重大改变。克鲁伊夫在西班牙政治转型的历史时期来到巴塞罗那, 他凭借过人的才华在球场上赢得“救世主”的称号, 由于他的到来, 巴塞罗那俱乐部时隔13年后首次获得西甲联赛冠军, 俱乐部在全国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终于能与皇马一较高下, 激起了后弗朗哥时代加泰罗尼亚民众对本地区足球的期待和热情。
西班牙足坛另外一个重要的民族主义中心位于巴斯克地区, 它和加泰罗尼亚一样,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曾经获得高度自治权, 弗朗哥时期又被完全剥夺, 后因1978年新宪法成为西班牙最早恢复自治权的两个区域之一。尽管新宪法对自治区的权职和地方自治进程有明确规定, 但巴斯克地区素以独立的语言、历史和文化背景着称, 巴斯克民族主义一直与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攀扯纠结, 是西班牙中央政府长久以来难以治愈的心病。毕尔巴鄂竞技足球俱乐部被看作巴斯克地区体育运动的代表和民族精神大旗的扛旗手。
为了保持巴斯克足球的纯粹性、守护巴斯克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 俱乐部坚持从自己的来萨马青训营中选拔球员, 哪怕降级也要坚持球员纯正的巴斯克血统, 拒绝引进来自西班牙其他地区的球员和外籍球员。西班牙足坛曾评价毕尔巴鄂竞技俱乐部足球具有理想主义浓厚的“堂吉诃德精神”[17]。巴斯克地区的足球代表了西班牙足坛双雄之外的另外一支重要力量, 它和马德里竞技、塞维利亚、瓦伦西亚等优秀俱乐部一样, 也拥有深厚的足球传统, 促使西班牙足球发展出多元化竞争的良好格局, 大大丰富了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
由此可见, 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的生成离不开丰沃的民族主义语境。西班牙足球能够体现民族主义的利益冲突, 可以走到各民族区域构建“共同自我”的中心位置。足球运动在西班牙具有铸就社会凝聚力和加强民族情感联系的能力, 它常激发起不同地区的民众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群体性认同, 同时也通过强大的凝聚力促进其各地区、各民族的情感交织与融合。“我们曾经是谁”、“我们现在是谁”、“我们代表谁”都对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的生成有着重要意义。
2.3、 政策组织制度
西班牙足球丰富的文化样态还倚赖于成熟的组织制度和政策语境。西班牙足球运动在完成职业化与商业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管办分离, 建立起权责明晰的管理体系。其管理机构由体育高级委员会 (CSD) 、西班牙皇家足球协会 (RFEF) 和西班牙职业足球联盟 (LFP) 组成。三者相互合作又各自独立运作, 既保证国内各级各类足球赛事的顺利开展, 也提高西班牙国家队在重大国际赛事中的参赛水平。
高级体育委员隶属于西班牙政府文化体育部, 是具有法人资格的自治管理机构, 体现国家在体育领域的管理意志。该委员会对包括足球在内的各项体育联盟组织进行宏观管理, 根据1990年西班牙体育特别法的规定[18], 高级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包括:批准运动联盟的章程和法规, 制定发展目标;向运动联盟提供财政补贴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督;批准国家队和职业俱乐部的高水平官方赛事;对各级赛事中的行为失范进行预防、控制和制裁, 保证比赛的公平性;与各自治区协调, 组织大中小学的全国性或国际性比赛;批准西班牙运动联盟加入相关国际体育组织。
西班牙皇家足球协会的前身是1909年10月4在马德里成立的“西班牙足球俱乐部协会”, 1913年被授予皇家称号。从成立之初至1984年, 西班牙足协不仅负责组织开展职业联赛, 也统管西班牙国王杯、超级杯、足协杯以及女子足球赛事。足协通过全体大会策划足协主席大选、制定年度财政预算、修改国王杯整体赛程或规则、确定西班牙国家队主帅薪酬等重大事宜。
西班牙足球联盟从西班牙足协独立的初衷是为了深度挖掘职业赛事的商业潜力, 将西甲打造成为全世界领先的职业联赛。但是, 足球联盟主席在1985年至2013年都由联盟的各俱乐部主席轮流兼任, 该机制很难保证某个俱乐部主席能在权益分配时保持公允理性的立场, 也很容易出现精力和时间分身乏术的困境。2013年联盟主席大选中, 曾在西甲低级别联赛11家俱乐部有过任职经历的哈维尔·特瓦斯成为足球联盟第一任专职主席。凭着在拯救濒危俱乐部方面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 特瓦斯开始大展拳脚。第一, 足球联盟首先完善了内部组织机构, 增设了数字化战略管理部、大数据管理部、全球商业发展部、媒体管理部、法律事务部, 并在全球范围聘用了近百名专职工作人员;第二, 足球联盟还改革了被诟病已久的电视转播权销售政策, 该项改革使豪门俱乐部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局面得到了改善, 有利于弱势的西甲俱乐部能够在电视转播市场获得相对平等的机会, 促进西班牙足球文化生成良好的生态[15];第三, 特瓦斯领导下的足球联盟还大力引进国际商业赞助, 吸引到的赞助商数量和赞助金额在欧洲仅次于英超联赛, 从而大大改善了西班牙职业足球的整体生存环境[15]。
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的多样性还得益于足球政策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的政策执行机制[21,23]。西班牙政府对足球的支持政策力度领跑欧洲, 主要包括:制定理性长远的足球发展战略;主导俱乐部公司制改革;给予职业足球发展充分的自由度;加大对足球基础设施的投入;实行足球补贴计划;划拨国家足球博彩税收, 等等。
2.4、 人才培养
西班牙足球以青训为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西班牙各个俱乐部都有自己的青训“采石场”。根据欧足联 (UFA) 的规定, 凡是在15～21岁之间在同一俱乐部踢球满3年及以上的球员即是该俱乐部“采石场”球员。除了蜚声世界的巴塞罗那拉玛西亚和皇家马德里拉法布里卡, 毕尔巴鄂竞技的来萨马、皇家社会的苏比耶塔、西班牙人青训营、马德里竞技青训营、比利亚雷亚尔青训营也都为西甲乃至整个欧洲五大联赛做出了重要贡献[26]。此外, 有的西甲青训营主要以输出球员为主, 占居前三位的则分别是皇马、巴萨和西班牙人。
西班牙足球青训体系具有稳定强大的制度保障。青训营球员从小开始必须接受完整的文化教育和正规的足球训练, 通常从最低龄的U10到有机会进入俱乐部一队踢球需要经历4～5个梯队异常艰难的层层锤炼。但是, 一旦成为真正的职业足球远动员, 不仅能够解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还很可能实现个人职业理想和人生价值。这对西班牙的青少年以及家长们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因此, 西班牙无论是社会整体环境, 还是学校和家庭对足球的关注度都很高, 对足球政策的认知度也很广, 全社会的足球信息对称性很强, 这是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繁茂的生成沃土。以拉玛西亚青训营为例, 从青训营毕业的球员可以有稳定的进入巴萨一队的机会, 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可以留在西甲联赛或欧洲五大联赛开始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 也有人远赴匈牙利、格鲁吉亚、巴西、阿根廷、喀麦隆和塞内加尔等地成为当地俱乐部的绝对主力[27]。作为全世界最成功的足球青训营之一, 拉玛西亚不仅在传承巴萨足球哲学思想和技战术方面成绩卓着, 还以打造巴萨各年龄段队员的价值观、塑造“优秀的人”闻名于世。拉玛西亚对于年轻球员们而言既是教育者又如同父母, 它传递给年轻人的核心价值观是“尊重、谦逊、努力”[28]。正如拉玛西亚青训主管、“拉玛西亚360”项目负责人卡洛斯·福尔格拉所说:“我们的目标不仅是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足球青训营, 还希望能成为世界上教育水平最高的俱乐部。”[29]
除了稳定成熟的年轻球员培养机制, 在培养和评价球员标准上西班牙青训体系也具有自身的显着特点:注重扎实的技战术功底, 重视球员心理素质和精神品质的历练。根据“西班牙足球青训教练员眼中培养成功球员的重要因素”这项研究[30]:从技术层面而言, 青训教练们最看重的是球员控球、传球、头球、盘带和射门的能力;从战术感知层面看, 更加重视球员在比赛中的领悟力、执行力、进攻性以及对换位、封位、拦截和摆脱对手的理解;此外, 球员的心理素质也是评价的重要标准, 它甚至比球员领悟战术安排的感知能力更加重要。
对球员心理素质的考量因子主要包括:情感平衡力、意志力、自信、求胜欲、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现代足球四要素中, 技术、战术、身体素质都可以通过后天训练相对容易地获得提升, 唯独心理素质最难习得。但它恰恰会以隐性或显性的方式左右球员身体潜力的调度, 对技战术落地的实效性产生明显影响。西班牙国家队技术分析师、拉科努尼亚足球分析研究生课程导师安赫尔·巴勒斯认为:“西班牙近年来的足球强盛主要依赖于三个因素:俱乐部强大的经济实力、球员杰出的抗压心理能力、以及技术团队稳定的执教水平。其中, 关键因素是球员的心理素质。”[31]事实上, 这也是西班牙青训体系培养和评价球员的重要指南针。
3、 西班牙足球文化建设的启示
纵观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 在弗朗哥统治时代以高度政教合一为特点, 深受传统保守的卡斯蒂利亚精神的影响, 浸淫在浓重的政治宗教语境之中。后弗朗哥时代, 在逐步恢复区域自治权的背景下, 各个自治区的足球俱乐部代表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西班牙足坛也因此呈现出丰富多态的德比文化, 民族主义语境成为其无法忽视的生成原因。此外, 西班牙的青训体系底蕴深厚, 人才培养语境保证了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长久的繁盛之势。显而易见, 21世纪以来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的生成与发展并非无根之木, 它是西班牙当代社会宗教、政治、经济语境内化的综合产物。透过这些语境我们可以看到, 西班牙足球既是独具宗教特色的国家精神图腾, 与西班牙当代政治局势发展一脉同搏, 又是各民族成员之间心领神会的通用语, 是民族主义剑拔弩张的引火索, 它还是国家软实力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助推器。用批判思维看待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与生成语境, 笔者认为, 可以对中国足球文化的培育提供以下启示:
第一, 足球文化的养成需要肥沃的思想土壤, 尤其需要用“传教士”般的精神去培育民众对足球的热爱与信仰。从业者和关注者的对足球运动的信仰是其生长的必要条件。它包括:政府制定理性长远的足球发展战略, 加大对足球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 给予职业足球发展充分的自由度。让民众相信足球运动能够愉悦身心、传播快乐, 相信足球事业大有发展希望, 相信从事足球运动可以实现自我价值。舆论传媒环境友好、宽容和耐心, 更多地进行正面引导和理性思考;第二, 在职业联赛发展过程中, 应不断促使足球成为地区或城市的文化标签和精神旗手, 地区或城市足球俱乐部除了具有吸引资本和独立运营的市场生存能力, 还需要成为该城市和地区精神风貌的代言者;第三, 政府除了制定宏观战略, 还要真正实现“管办分离”, 为推动俱乐部经济与文化独立健康发展搭台助力。第四, 重视球迷文化建设, 规范球迷组织, 通过足球运动塑造积极公民身份, 培养坚实的足球文化大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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