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和合”力，“和合”意味着变通，万变不离其宗，以人为价值中心的健康源动力不因时空而变。西方民族体育文化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竞争”力，“竞争”体现着进取，进取的力量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时代力量体现，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才有了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生存问题才得到了解决，人类的享受和发展才能成为新时代的追求。不同文化力的融合产生的体育文化力蕴涵着“竞争”与“和合”，保证着人类体育文化的正确方向和适度的进程。
体育文化力在作用于不同的民族情况会产生一定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其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将作用力进行了分解。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认为文化，就像植物一样，可以分为野蛮状态和文明状态，野蛮状态的文化作为人类生命的一部分，自发地生产着。受到教化的文化是一种花园文化，虽然她从野蛮状态脱生，却在人类文明的熏陶中逐步走向文明。虽然作者有些过于极端，将文化粗劣地划分为这两类，但是其道理是部分相对落后的文化过多地包含着野蛮的成分，也就是人的生物本性的成分过多，这势必会影响到它的文化发展的空间，自然化与人化出现不应有的非均衡态。作者认为：“并非是所有的野蛮文化都可以成为高层次文化”，因此，文化力作用到这样的受者上所产生的作用力必然会被大量分解，难以产生文化共鸣。
好在人类文化不是泾渭分明的这样两种，大多是以混合型的。例如，沿着长江溯江而上，人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现代化都市到达母系社会的原始部落。体育文化是人的生物本性占据重要成分的文化，它的文化力在作用于受者的过程中会具通约性的便捷，这是体育文化力的特殊性。当然，融合了中西民族体育文化的人类体育文化力，在对人类社会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它的受者，更主要是是它自身的文化势能。文化势能是文化力的基础，是文化生存和发展的能源所在。
文化势能由特定文化的生命力、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圈（文化共同体）的大小共同决定。也就是说某种文化的生命力越强，历史积淀越深厚，文化圈越大，文化势能就越大，反之文化势能越小。文化势能越大，改变其状况所需的外力就越大。
首先，我们分析体育文化的生命力。由于体育是人类社会中少有的主客体融一的文化，其终极目标是关乎人性的文化，因此，我们认为体育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自人类诞生以来，体育始终是人类的忠实伙伴，一刻也没有远离人类。
很难确定，处于蒙昧状态低阶段上的人，何时远离这些有实利的娱乐而发明了只为娱乐的游戏。不过在最远的文化阶段上，这样的一些游戏从古时期起就已着名了。有种小游戏，在喜欢娱乐的心坎中牢记住以后，可能会长久存在于世上。古代埃及人，正如他们的绘画所证明的，非常熟悉在我们中间依然保留着的儿童游戏蒙眼睛：一个参加者蒙上眼睛弯着身子，要猜出是谁拍他的背。埃及人也玩猜两个参加者伸出手指数目的游戏。这个游戏棋迄今仍在中国和意大利流传着。这个游戏训练眼睛的注意力和手的灵敏性。如果说我们的游戏中有些已存在了上千年，如玩铁环和转陀螺，那么有些则是较为不久的新事物。例如，放纸鸢的艺术就是英国儿童从中国人或从远东任何一个其它民族那里学来的，这不过是客船侍者出现前后的事。在另一种情况下，新时代的娱乐是后来对旧时娱乐的改进：将锯的腓骨固定在皮靴底上，用来在冰上溜走，这种腓骨供伦敦职工娱乐了若干世纪，直到钢铁制的冰刀代替为止。
如果说这些游戏是人类早期的无意状态下的活动，那么这种无意识的活动逐步被人们附加一定的意义，便成为体育活动的雏形。不过无论如何，这些无意、有意的活动都是肢体活动形式，目的是满足人的娱乐、健身、授艺等需要。娱乐是什么？是人的本能，是人的生物和文化本能的复合表现，是与生俱来的物质文化需求中的情感需要的重要构件。娱乐文化实质是偏重娱乐，将本能的娱乐需求放到文化本能，以及精神文化升华之后的文化表现，其自我需要、本能物质化的走向人人可及，虽然随意、自然可能会导致缺乏深度。娱乐文化的人生可感性迷惑而直接，在不用教化就可以接受的前提下，拥有最大程度的传播可能。因此我们认为体育从萌发之时起就与人类产生了极其密切的关系。从下面例子中会发现现代体育活动的渊源，也可窥见体育的生命力。
球戏就是一种有趣的见证。它证明，有的游戏有时能够在许多世纪中都没有变化，后来忽然变成某种高级的形式。古代人投球和捉球就像现代我们的儿童一样。而希腊和罗马的幼童的出色游戏是这样：分成两边，每一边的人努力捉住球并抛到对方去。直到现在，某些英国农村中还以这种游戏进行娱乐。用足踢大皮球的游戏是它的变种。显然，远古人从未用过球棒或球拍来玩游戏。但到了 1000 年或 500 年前左右，伊朗人已开始骑在马上玩球，的确，这只能借助于长长的球棒、球拍或网拍来玩球。于是就开始有了精巧的游戏。从这时起，这种游戏就一直继续存在于东方，后来又在英国以马上球戏的名称确立了下来。为了在马上玩球而发明了球拍或网拍以后，很容易就用它们来徒步玩球，于是在中世纪就出现了一系列用网拍和球拍打球的游戏（槌球戏、网球、冰球、高尔夫球、板球等等）进入近现代后，人类更加珍重体育，这一点可从体育活动内容和形式上的极大丰富得以证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价值中心地位不断巩固，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中，体育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肢体活动，而被人类赋予了丰富生活，构建余暇文化的内涵。
余暇文化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虽然古代人也具备余暇，但是他们尚未将余暇的时光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生存形态。“leisure”在古代的希腊、中国就已被认识，不过概念有其局限性，后经人们的发展，到现代才具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义。我国既有一些学者将“leisure”一词翻译成“余暇”或“闲暇”，又有一些学者将其译成“休闲”。罗林分析认为从词源分析上说，在《说文解字》和《词源》中“余”指多余、剩余“；暇”指空闲，也指无事之时；“闲”是指安静无事；“休”是一个意会字，意为在大树的庇护下，颐养活动得以进行并得到精神的休整，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余暇”和“闲暇”都是两个基本意思相同的字组合起来的同义复合词组，表示多余、剩余和安静无事的意思；而“休闲”一词是动词“休”与名词“闲”组合起来的动宾词组，它表示的是我们如何渡过表面看起来是多余的和安静无事的空闲时光。我们认为，余暇主要是说时间上的概念，只有在一定的富裕时间的保证下，才能谈得上如何善度余暇的问题，才能将人类的文化活动充实其中，使之构成一种文化，即余暇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包含着除体育之外的许多人类活动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余暇文化。其中休闲体育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和形式，主要在余暇时间内进行，它隶属于余暇文化。对此我们强调余暇文化是一个上位的概念，它是构成生活方式的主要时空结构。休闲体育是余暇文化的组成部分。
余暇文化中的休闲体育是一种轻体育，使人们在日常生活方式中时刻能够随意从事的“轻松”“、快乐”的社会体育。由于它从竞技体育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对严谨、高难体育运动技术进行淡化，对严格、规范的竞赛规则施加弱化；从学校体育中获取了基本的技能，将统一、普及的体育活动内容生活化，使人们能够因地制宜、随心所欲地进行社会化层面的活动，极大地融入生活方式中。因此具有可盈缩的休闲体育运动方式极其丰富，技术和体能要求可高可低，可自由选择活动内容，灵活参与，较好地保证了愉悦的心态，有效地完成了娱乐、健身、充实生活、善度余暇等任务。余暇文化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收集具备文化属性的内容，逐步提炼出具有健康、合理、卫生的内容和形式作为其主要的结构体系，将不断地剔出非人性、不健康的内容和形式，以求保持文化的相对纯洁性。例如，人们对古罗马人的欢娱生活方式记忆犹新，他们生活中过分地追求休闲欢娱，体育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甚至体育活动渗透到了洗浴过程中，像三人球的活动就是在浴池中进行一种体育活动，而且成为举足轻重的生活部分。“据公元前 33 年的统计资料记载，当时的公共浴池多达 170 个，两个世纪后，增加到 950 多个，大浴池增加尤其迅速。”这种盛行的体育难以提供给人们积极的斗志，反而使人们忘记了道德、忘记了义务。在某种程度上，古罗马的辉煌是被过度的欢娱所毁。由于古罗马人的颓废、荒诞不足以成为健康的生活方式，更不能演变为高层次的文化形态，因此最终被余暇文化所摈弃，没有被后人继承。现今流行的体育活动，多为积极、向上的健康、娱乐的“阳光”体育活动内容。如一般户外活动的高尔夫、门球、木球、风筝、信鸽、飞盘、街舞；室内活动的壁球、保龄球、台球、飞镖、棋牌、体育舞蹈；极限与强力运动中的蹦极、攀岩、登山、野营、滑板、轮滑、强力运动；机械运动中的滑翔伞、热气球、摩托艇、漂流、卡丁车；冰雪运动中的滑雪、滑冰；民间体育活动中的舞龙、舞狮、龙舟、秋千、斗牛、跆拳道、剑道；休闲化的竞技体育有 3 人篮球、室内 5 人足球、软式排球、软式网球等。这些内容都是历经长期筛选，具备了较强文化属性的内容，更多地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性，并不需要借助广泛的社会其它载体作为“宿体”，也不过份地“侵占”其他文化的“领地”，相对独立地接受着历史对它的考验和梳理，逐步纳入到余暇文化之中。无论是东方体育文化，还是西方体育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体育文化的变化趋势，以人为价值中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以提高人生存质量的体育演变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非常重要的领域。
其次，我们分析体育文化的历史积淀。体育文化的历史积淀始终伴随着人类，自从人猿揖别以来，体育就蕴含于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之后逐渐剥离出来形成独立体系，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体育就像人类的影子一样。人类对体育文化的历史受到两个主要方面的影响，一是来自百姓，二是统治集团，归根到底是百姓促进着体育文化的历史积淀。体育文化由普通百姓发明和创造，流行于民间的体育活动内容极其丰富，但是在人类社会处于严格分层的阶段，这些有百姓发明的体育活动却被少数统治集团所占有，成为他们生活中特权享受，使部分体育活动远离了百姓，如西方的高尔夫、斯诺克，中国的蹴鞠、投壶等等内容，而百姓能够从事的体育活动除去自娱自乐的内容，有很多内容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比如古罗马的角斗，中国的马球。这些活动内容危险系数很高，但是充满着悬念，充斥着竞技。
“竞”之古体字为“竞”，“竞”在中国古人的理解上，正如《说文·誩部》所言：“竞，强语也。一曰逐也。从誩，从二人。“”竞强叠韵，强语谓相争。”而相争者是何许人也呢，绝非贵族、皇亲国戚，而是选择地位卑微的战俘、奴隶、罪人、仆人，由他们来从事这些危险的竞技相争，以供统治集团的享受。
角斗表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64 年。为了纪念作古的父辈们，布鲁图斯·佩拉的后代被派去参加角斗，迎战三对角斗士。随着角斗逐渐成为一种娱乐活动，角斗表演的神秘面纱才被一点点揭去。每逢节日或别的什么活动，罗马广场就搭建起临时的角斗露天舞台。到共和末期，角斗表演才换了地方，由广场转入竞技场。恺撒举办过 300 人参加的大型角斗表演，奥古斯都举办过的角斗表演规模更大，角斗士就达 600 人之众。若逢重大事件，角斗表演规模更大。图拉真征服达契亚后，就曾举行过万人角斗表演。古罗马人认为，平时举办角斗表演没有什么特定的意义，更不是教育人们要争强好胜。个别角斗士为了赚钱，为了出名而自愿参加角斗外，大多数角斗士不是罪犯就是奴隶，或是战俘。
虽然举办角斗表演的统治者没有意识到这种表演的社会效益，仅仅从自我对感性的刺激需求上倡导、举办了这样的活动，但是它的社会影响极其深远，至少能够将某种体育活动推向一个高潮，使他能够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展壮大，发挥着历史的积淀作用。
在宫城和禁苑里，多半筑有马球刷。仅大明宫内就有七八处之多，如麟德殿、中和殿、飞龙院、清思殿、雍和殿及梨园亭子、神策军驻地等都有设置。在唐大明宫出土的一个石碑上刻有“含光殿及球场”“，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这表明，当时已把球场建筑纳入了宫廷的整个建设计划之中，可见马球在唐代宫廷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宫廷球场虽不太大，一般长一百二十米，宽五十米（《麟德殿复原的初步研究》，《考古》1963．7），但质量考究“，平望若砥，下看如镜”（《温汤御球赋》阎宽）。有些达官显贵在自己的住宅也修有球场，如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武崇训等，不仅在自己的家中筑有马球场，而且为使场地平滑光亮，还在场地上洒油（《通鉴》卷二 O 九）。虽然奢侈，也可见他们对马球运动的痴迷。
对于文化的历史积淀，统治集团的重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统治集团是决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因为统治集团掌握着文化的权力，文化又是使世界产生变化的根本。
在泰国，被统治集团推崇的佛教深入人心，所有的年轻男子都要用几年的时间出家当和尚，以此修身养性。这种由统治集团推崇的文化决定了泰国人的生活节奏相当的缓慢。如果用现代的价值取向加以衡量，它们的工业化进程是不合格的，但是这是他们的历史，是他们的文化，通过这种方式的生活，可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改变人们对目前普遍认同的经济效率的评价。
经过了不同的历史积淀，使体育活动产生了分野，体育活动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分化，完善了体育文化结构。虽然统治集团在历史积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民众的力量，他们才是文化财富的继承者，是历史积淀的践行者，是体育文化的主体。最终，体育活动还是从宫廷走向了民间，成为人们普遍可以享用的文化活动。当社会发展到现代，人人成为体育文化的享有者，已经很少了社会分层的制约。
据 1992 年英国体育理事会的统计，英国有 45%的公民每周参加 3 次以上体育活动（每次 30 分钟以上），其中男性 49%、女性 41%。1990 年，加拿大有 48%的公民参加了这一类型的体育活动，其中男性 50%、女性 47%。1994 年，芬兰这一指标为男性 31%、女性 33%，总体为 33%。西方国家每周参加 3 次以上体育活动的人口比例明显高于中国。自由地从事体育的权力已经回到了百姓生活之中，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具有这样的趋势，因此可以说体育的生活化具有全球性。
中国的体育人口数量有限，现在被称之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一则说明传统的重文轻武的思想依然制约着人们的体育活动，二则是由于占中国人口 80%的农村人口的体育活动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季节性，并非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体育。且民族地区的人群将体育活动有机地融入到了生产、生活之中，单纯的体育活动很少或没有凸显出来，只有在节日中集中地加以表现。但是谁能否认他们的身体素质不是由体育活动锻造出来的，他们的体育技能不是由反复的习练铸造出来的。比如，裕固族的男子为了在婚礼上能够精彩、准确地完成射向新娘的三支红柳箭，他们平日里不失时机地进行习练，并没有专门的时间去“集训”。因此我们认为就体育人口来说，中国的体育人口数量决不是上述的 18.3%，对于中国人的体育生活，以及体育人口的统计需要符合实际的方式有所区别地加以计量。事实上，就目前的以工业化、信息化为标准的社会中，体育生活是必须在特定时空内进行的，而处于工业化、信息化边缘的民族和国家，体育生活则弥漫于整个生活之中，而且体育生活更为丰富，体育生活习惯更为持久。总之，体育文化是百姓的生活，百姓是体育文化的主体。体育文化在这个阶段才有了更大的发展，有了广泛的生存空间，有了文化的势能。
再次，分析体育文化的文化共同体。对于人类而言，只有体育是全人类的最主要的文化共同体。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形形色色，比如语言、宗教、风俗等等，这些文化具有一定的归属，分属不同的人群。语言的不通约性使人类的自由交流受到阻碍，虽然人人都会使用语言。宗教同样如此，皈依了不同宗教的人群，他们彼此之间不易沟通，宗教也难以兼容，就一个宗教中的不同流派也同样如此。风俗更有如此，百里不同风，一个地方一个风俗，差异非常大，如果对某地的风俗不了解就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这些文化虽然在人类社会中广泛地存在，但是由于它们的差异性，制约着人们彼此之间的融合。而体育文化是动态的肢体符号，即使其中蕴含着族群、民族的特色，可是由于它的直观性、生动性，以及体育文化的阶段、终极目的的一致性，使这一符号具备了良好的通约性，使体育文化构成了人类文化中的最为主要的文化共同体。
人们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种族，但可以改变自己的文化。体育文化是人类文化最容易进行改变的一种，当人类开始了彼此间的交流互动之日起，体育文化就展开了极其广泛的相互的改变过程。通过这种改变，人们如今发现，东方体育、西方体育，以及其他地方体育互相借鉴，共同地完善着自身的体育内容和形式。
比如，西方体育中的一项运动叫“壁球”，它是从网球项目中演化而来的，目前已经拥有了广泛的爱好者，其握拍的方法就有东方式、大陆式和西方式三种。这种变化是在传播过程中习练者们不断吸纳各种握法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更不用说世界上的三大运动之一的足球，在足球运动的全球化传播浪潮中，其技术、战术风格演变出欧式、美式及东方式若干种。体育文化的改变并不能影响到某一民族、国家的本土文化的实质，因此人们对于这种文化的改变并没有高度的戒备，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放任自流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肢体活动是人类的生物本能，本来就没有民族、国家、文化的疆域，不存在体育内容和形式改变而影响民族文化的后果。对此文化本能自然不会对其产生种种限制，在体育文化中出现的易帜、易位问题因此也就没有引发国体之间的冲突。比如发端于英国的乒乓球现在成为中国的国球，英国人并没有因为乒乓球的主权问题向中国提出抗议。曾为草原居民游戏内容的高尔夫被贵族垄断后，他们也没有提出“专利”索赔。同时，文化又是不能改变的，自己的文化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巨大的惯性，对他的改造可谓是人间最为巨大的工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在广泛地接纳西方的体育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土民族体育文化，两者并行不悖。就犹太人来说，他们可以在长达近 2000 年的时间内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但是它的民族文化却始终没有因流浪、杂居而消亡。
体育文化中奥林匹克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文化圈，几乎没有与之能够相提并论的文化。顾拜旦曾经多次说过，奥林匹克运动是“一个伟大的象征”，它标示着人类社会团结、进步、友谊。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有一系列独特而鲜明的象征性标志，如奥林匹克标志、格言、奥运会会旗、会歌、会标、奖牌、吉祥物等等，它们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含义，形象化地体现着奥林匹克思想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在世人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从事着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主导的西方体育，在电视里人们观看着各类的体育运动，在媒体中人们广泛地传诵着体育运动的佼佼者。在全球文化中引发全球性反响的当属奥运会。请看：
洛杉矶奥运会由 110 名号手、20 名鼓手演奏的“洛杉矶奥运会会歌”拉开序幕，背景是近 10 万名观众反动的背景牌，组成了参加国的国旗。在奥林匹克会歌的伴奏中，五环旗冉冉升上20 米高的旗杆，霎时间 4000 只鸽子飞出，运动员宣誓，裁判员宣誓，国际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高唱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继而 2000 多名民族舞蹈演员与场内的运动员一起鼓掌起舞。歌声“伸出你们的双手，相互拉在一起，把世界改造成更美丽的天地”，反复出现，越来越有力，从女声独唱，到千名青年歌手的齐唱，最后终于变成有观众和运动员参加的万人大合唱。五彩缤纷的焰火在暮色浓重的天空中绽放，场地上一片欢腾，人们的激情达到顶点。所有不同国籍的人都在相互握手、拥抱。
“伸出你们的双手，相互拉在一起，把世界改造成更美丽的天地”不仅是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一首荡气回肠的歌曲，它更是向世人昭示人们借助体育文化改造世界的宣言。此情、此景，这种影响，这种作用是体育文化共同体独有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世界范围内的地方性民族体育文化风起云涌，它不仅是奥林匹克丰厚的文化资源，更是各自文化的推广者，比如印度的瑜伽、中国的武术、日本的柔道、新西兰的蹦极、瑞典的滑冰、泰国的藤球等等，众多的民族体育项目在全球范围快速地普及，在不同民族体育相互的交融中，又不断地诞生着新兴的体育项目内容，它们与奥林匹克一同组成了一个更为宽泛的体育文化圈，不断地增强着体育文化的文化势能。
参考文献：
[1][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翻译出版社，2002：67.
[2]韩 源．中国文化力评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2）：451.
[3][英] 爱德华·B·泰勒．人类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88.
[4][英] 爱德华·B·泰勒．人类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