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对外援助机制综述(3)

　　1996年5月6-7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体育援助国际研讨会，有选择地邀请了向发展中国家做出贡献的国家政府、体育部、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出席，旨在达成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体育援助的共识与决议。中国代表屠铭德在发言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了中国政府一如既往的重视体育对外援助，并通过体育交流与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和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及了解，为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他的发言给参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受到了热烈欢迎和一致赞扬。萨马兰奇说：“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做得很多很多，但说得很少，需要多宣传”.金云龙说：“中国实实在在做了，并一一摆了出来，不像有些国家说得好听，没有实际东西。”[20]在目前的国际援助体系中有160余个多边援助组织，最主要的有联合国系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奥委会等，在整个援助体系中多边援助占援助总额的30:左右。多边援助机构十分欢迎中国的加入和参与，并积极邀请和推动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多边渠道的拓展。
　　
　　3. 3非政府渠道加入 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发展，通过各种非政府渠道，对其他国家实施的自愿援助行为，成为政府援助的重要补充。非政府援助是相对于政府援助而言的，主要是指各种企业、非政府组织、高校、民间团体、个人等，不通过政府间协议，采用募捐、捐赠等方式向受援国提供资金和物品。非政府援助具有灵活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尤其在后冷战时代，政府以外的多方力量越来越多的加入其中，促进非政府援助的参与次数、种类和投入的资金量，较之冷战期间都有了很大提升，在对外援助上发挥了政府援助无法替代的作用。非政府援助往往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多用于慈善事业，比较着名的国际非政府援助组织有国际奥委会、国际红十字协会、乐施会、救助儿童会等。在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非政府渠道中，“海外兵团”是不容忽视且应重点关注的领域。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向发达国家援建过体育场馆，只是外派了少数优势项目的体育援助教练，但比例仍然很低。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综合实力，在体育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上也会有较大的差距，吸引了很多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走出国门，导致了“海外兵团”数量的持续增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出国热潮的有增无减，国际人才流动速度的加快，以“海外兵团”为标志的非政府援助渠道也加入到体育对外援助的行列中来。在北京奥运会上，有近20名来自中国的教练在其它代表团执教。中国培养的优秀体育人才受聘担任外国国家队的教练，已经成为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是因为这些“海外兵团”的存在，才使中国体育在分享世界经验的同时，也让全世界分享了中华民族的和谐与包容。非政府援助渠道的扩展，对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完全符合国际援助体系中非政府援助迅速发展的趋势。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情怀，逐渐扩大人道主义救援的投入和参与，积极开发非政府渠道的援助，致力于区域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推动及解决，坚定秉持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得到了各国政府与广大人民的赞誉及好评，塑造了负责任和勇于担当的国家形象。
　　
　　4体育对外援助的运行形式
　　
　　援助国为了达到不同的目标，常常采用不同形式的援助，或将几种援助形式交叉运用。为了便于从多种角度把握体育对外援助，本研究依据属性进行划归，将体育对外援助统分为硬件体育资源和软件体育资源两种类型。硬件体育资源主要指看得见的实物，是为了解决受援方体育基础设施和开展体育竞赛活动能力的某些保障，包括援建体育场馆设施、援送体育资金、援赠体育器材装备等形式。软件体育资源涉及的是无形的技术，是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技术的培养，包括体育援外教练派遣、体育技术专家外派、体育人力资源培训、体育志愿者服务等形式（ 图2）。
　　
　　4. 1体育援外场馆设施 历史上曾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深刻理解贫困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艰难和需要，因而克服了重重压力，在体育场馆设施建设方面，力所能及地给予发展中国家以最大的支持。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想受援国之所难、给受援国之所需”,根据各个国家的民族特点精心设计，援建出新颖美观、质量过硬、各具特色的体育设施。很多成为受援国文化的标志性建筑，还有完全达到奥林匹克标准的场馆，深受国际社会的欢迎，得到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致好评。非洲总统曾评价我国援建体育场馆设施的质量是“非洲第一流水平”,还有非洲朋友形象的比喻“中国给非洲戴上了一条金色的项链，为非洲增添了新的光彩”.萨马兰奇赞扬道：“中国在世界体育里起着重要作用，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我去过非洲，参观了许多非洲国家。在那里，看到了许多中国援建的体育设施。国际奥委会一直认为，应当感谢中国政府、表彰中国的高尚行为。”[21]1986年4月，萨马兰奇专程来华把“奥林匹克杯”这一最高荣誉奖授予了中国奥委会。
　　
　　4. 2体育援外资金1963年2月，被称为印尼“独立之父”的苏加诺总统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提议组织没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分子参加的“新兴力量运动会”来与国际奥委会抗争。中国政府积极声援，并从实际行动上给予最大帮助，不但援建了一些体育场馆设施，还无偿赠送了价值十几万元的体育器材。但印尼政府仍有困难，希望中国承担非洲参赛国家的往返路费。为了支持本次赛会的成功举办，中国选派了一只阵容庞大的体育代表团，初步预算已超过200万元，却还要负担非洲国家的往返路费，困难的确很大。为此，体委和文委进行讨论和磋商，文委的一些同志希望让非洲国家自己承担，体委的一种提议是至多承担一两个国家的单程路费。因为，即便最少的参赛代表团人数也有50 ~ 60人，需要花费7万~ 8万美元，而且这些费用还要从重庆杂技团访问坦桑尼亚和索马里的费用中补出，由此可见当时经费之困难。中央领导得知情况后，果断批复：“同意办，非洲国家经费上如有困难，我国可以承担。”[22]在新兴力量运动会成功举办的3年后，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在柬埔寨举行，中国政府仍然向主办国无偿赠送了一部分大会经费。
　　
　　4. 3体育援外器材装备 在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确立后，援外主管部门在全国会议中反复强调要坚持量力而行，但在实际工作上并未落到实处，援助规模与金额没得到有效控制。即便在国内经济建设所需物资十分短缺时，中央仍然将“援外物资优先”摆在首位，坚持“优先安排援外设备生产，优先保证援外产品所需，优先安排援外运输力量”[23].1965年5月，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出访柬埔寨期间，西哈努克亲王提出：“柬埔寨将举办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请求中国在体育器材等方面给予援助。”经国务院批准，2国体育代表团在金边的会谈上达成一致并签署了协议，中国表示将如期赠送柬埔寨一大批体育器材。这些援助为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如期举行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新兴力量国家的团结，增进了人民之间的友谊[24].2006年，应东帝汶总统夏纳纳先生的要求，中国足球协会向其无偿赠送1 000双足球鞋及200个足球，支援推动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东帝汶足协主席黎发芳收到体育援赠礼物后十分开心，认为这批体育资源和此前捐赠的足球设备，会有效促进东帝汶青少年足球的进步。向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无偿援赠体育器材装备，是中国传统文化“急他人之所想、解他人之所需”的具体表现。
　　
　　4. 4体育援外教练 派遣体育援外教练是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重要形式，作为中国首位援外教练的史万春老先生，于1957年10月赴越南民主共和国执教该国足球队。史老曾在艰苦条件下克服困难、辛勤工作，全心全意为提高北越足球水平无私奉献，书写了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史老在越南执教时间不长，但他为中国体育援外史写下了辉煌的第一页，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每年都会外派人数众多的体育教练，这些教练远离祖国、告别亲人，远涉千山万水、奔赴世界各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与汗水。有些教练经常在食物匮乏、传染病蔓延、政治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生活，有些年长的老专家，由于工作需要长期生活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而过早去世，甚至还有个别教练员病逝在援外的工作岗位上，长眠于异国他乡，因此，体育援外教练被美誉为“民间大使”.1987年以前，援外教练的国外工资均由国家补助，财政每年都有专项用于援外教练工作的拨款，由此可见其重要程度。援外教练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永不放弃的工作作风，善良友好的精神面貌，优异的比赛成绩，赢得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为我国的外交工作发挥了独特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5体育援外专家1964年10月24日，以李达为团长、钟师统为副团长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行7人访问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两周后，按事先与越方商量的程序，留下了钟师统副团长率领的北京体育学院代表团，具体与越方商谈向其外派专家事宜。当年12月，专家组长王幼良和王义润、吴中量、郑嘉诰、王家礼、袁永和、黄美林等人，应邀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作。这时，正值越南抗击美国入侵的困难时期，这一行动也 是 对 越 南 抗 击 美 军 入 侵 的 一 种 国 际 主 义 援 助。1966年10月，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代表中国政府，办理了援建新兴力量运动会竣工设施的移交手续，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出席了剪彩仪式，并对建设体育馆和国际村无私奉献的中国专家表彰受勋。国际间的体育交流，增进了人民之间的友谊，密切了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随着对外开放窗口的扩大，人才流动速度的加快，科研知识传播时间的缩短，体育对外援助合作理念的提升，在短期援助项目的创新上有所丰富，增加了体育教练外派讲学。这样，长期科学指导与技术训练和短期科研交流与沟通协作相互配合，成为体育援外项目在时间周期上的补充和完善，也为高层次体育人才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平台。